高质量发展目标下“中国制造”对外贸易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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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如何推动“中国制造”对外贸易转型,实现制造业外贸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近年来工作的重中之重。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发展现状,根据我国制造业外贸“大进大出”、依赖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基于2000—2018年的年度数据,利用VAR模型建立进口、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动态关联,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研究我国制造业是外贸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的原因,进而提出提升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改变对外贸易模式等实现“中国制造”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制造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全球价值链;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2-0122-03
  一、提出问题
  自“经济高质量发展”被提出以来,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层出不穷,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毫无疑问,随着开放型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深入融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使得FDI大规模涌入,推动了大量制造业原材料等进入中国,工厂对其加工后出口,中国跃升为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但这种加工贸易模式也同时造成制造业外贸“大而不强”。因此,如何推动制造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命题。
  从已有文献来看,近年来涉及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是否能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1]、制造业外贸发展现状和出口潜力[2]、制造业对外贸易动态优势[3]和国际竞争力分析[4]等,尚未有高质量发展目标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转型的研究。此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观政策和理论层面,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5]、差距与举措[6]、理论机制及评价分析[7]等,而有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较少,将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对外贸易联系起来的研究更是几乎没有。因此,通过研究高质量发展目标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转型,不仅有助于制造业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可以为其他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些许启示。
  综上所述,鉴于中国制造业外贸对FDI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且制造业以加工贸易为主,本研究利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制造业外贸高质量发展,以进口、出口和FDI之间的动态关系为切入点,选取2000—2018年的相关数据,构建VAR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探究它们间的关系,探究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原因,从而探寻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制造业对外贸易的转型路径。
  二、理论机理
  全球价值链是指将商品或服务生产过程分为不同工序,将其分散于全球范围内不同区域或国家,通过物质材料传输与服务的结合,经过设计、研发、制造、运输、营销到售后等一系列环节的价值增值过程。设计开发环节和市场化环节位于价值链高端,这两个环节的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商品生产环节位于价值链低端,这个环节的企业多为生产加工企业,只能赚取较少的加工利润,也就无法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贸易强国多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以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虽然有些国家进出口额名列前茅,但由于其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只能称为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即未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
  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凭借自身拥有的要素禀赋和劳动力优势,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从事商品生产阶段的加工、组装工作,制造业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尽管中国的科研能力在逐渐提升,但由于中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商品外贸仍以加工贸易为主,从國外进口原材料进行加工,再出口到国际市场进一步加工或直接销售,获取附加值很少。因此,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
  那么,致使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原因是什么呢?本研究从进口、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三者间的关系出发,探究其原因,以求找到制造业对外贸易转型路径,实现“中国制造”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取制造业进口额(IM)、出口额(EX)、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作为研究变量。本研究采取的数据时间段为2000—2018年。其中,制造业进口额和出口额是借鉴李小平(2015)的制造业分类方法[8],按照SITC Rev.3将制造业划分为28个部门,把UN comtrade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进行合并处理;制造业FDI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因素对数据的影响,本研究以1992年为基期,用美国CPI调整了IM、EX和FDI,美国CPI是根据美国劳工局计算整理而得。
  由调整后数据可知,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制造业贸易规模实现了快速扩张。制造业进口额从2000年的1 563.77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8 501.62亿美元,制造业出口额从2000年的1 922.09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13 675.44亿美元,制造业进口额和出口额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致使中国制造业外贸遭受了打击,进口额和出口额在2009年有所下降,自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外贸迎来了新一轮增长,2015年开始下降至2017年回暖,由此可见,大国的工业回归战略对中国制造业外贸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有明显下降。制造业FDI 2000—2011年呈波动性上升,随后逐年下降,在2018年重新开始上升。
  (二)研究过程
  为探究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原因,本研究分别对2000—2018年进口、出口、FDI数据采用Eviews8.0进行实证分析。
  1.ADF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制造业IM、EX和FDI取自然对数。由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nFDI不平稳,无法得到同阶单整,因此进一步进行一阶差分,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序列平稳,确定此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即本文建立的是VAR(2)。同时,所有方程根的倒数皆落入单位圆内,说明三元向量自回归模型具有稳定性。   2.构建三元向量自回归模型。本研究以lnIM,lnEX,lnFDI为模型的内生变量,建立如下三元自回归模型:
  通过检验可知,该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3.Granger因果检验。本研究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以确定制造业进口额、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额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由于概率值小于0.1,因此lnEX和lnFDI是lnIM的Granger原因。同理,lnIM,lnFDI均为lnEX的Granger原因,lnIM是lnFDI的Granger原因,而lnEX不是lnFDI的Granger原因。即lnIM和lnEX之间互为因果;lnIM和lnFDI互为因果;lnFDI是lnEX的格兰杰原因,但lnEX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
  进口和出口互为格兰杰原因。即进口是出口的前提,出口是进口的目的。也就是说,在2000—2018年期间,这种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方式,虽然能够为我国制造业创造巨大的进口额和出口额,表面上制造业对外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但实际上我国位于价值链底端,现有的获利模式使得外贸获利微薄,中国并未成为制造业贸易强国,也就没有实现制造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FDI与进口互为格兰杰原因,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但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即制造业FDI是其进出口贸易得以发展的原因,制造业进口贸易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内的条件。依赖于外资企业的进口活动带来的技术溢出,FDI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进而促进对外开放。为了吸引FDI,我国通过降低关税等方式,实现了FDI的大量流入,鉴于我国制造业技术优势不足、人口红利显著的特点,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加工好后再出口。同时由于我国制造业并未实现FDI的高效利用,前期过于追求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导致FDI在制造业低附加值行业的投入逐渐扩大,我国只获取了微薄的加工利润。也就是说,中国未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外资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四、对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2000—2018年间,我国制造业生产领域大量的FDI是形成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原因。同时由于在利用FDI的过程中,过于重视数量而忽略了质量,使得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无法实现制造业外贸高质量发展。因此,在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应注重调节外商直接投资的运用,从而实现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第一,在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注重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吸收国外先进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根据以上分析可知,FDI的过去值能预测进口额、出口额的未来值,FDI是我国制造业进出口外贸规模的重要原因。而针对FDI在我国制造业外贸上的投入的现状,我国应控制FDI在制造业低附加值行业上的扩张,在吸收外资的同时,也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
  第二,积极引导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到“适进优出”转型,以需求带动外贸。这种“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虽然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外贸的快速发展,但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市场现状,并不适合这种贸易模式的长久发展。基于我国制造业外贸“大而不强”的现状,应摒弃这种贸易方式,按需进口,适进优出。同时,进口国外高端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
  第三,加大在高技术行业的研发投入,推动我国制造业外贸从获利微薄的价值链底端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高端转型。我国制造业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现状,使得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核心技术缺乏,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占有绝大多数利润。因此,我国应立足于国内,增加在科研上的投入,扭转我国制造业外贸的被动地位,抢占制造业外贸价值链战略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  杨立卓,杨文举,唐丽淼.新常态下我国对外贸易仍能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吗?——基于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8,(4).
  [2]  朱艳坤.我国机电设备制造业的对外贸易现状及出口潜力研究[J].价格月刊,2015,(9).
  [3]  周荣军.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动态优势的倍差模型统计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15).
  [4]  田笑丰,高风华.低碳经济下河北省制造业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18).
  [5]  余东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內涵、路径与动力机制[J].产业经济评论,2020,(1).
  [6]  叶芳羽,单汨源.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财务与金融,2019,(2).
  [7]  刘国新,王静,江露薇.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及评价分析[J].管理现代化,2020,(3).
  [8]  李小平,周记顺,王树柏.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和制造业增长[J].世界经济,2015,(2).
  Abstract:How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de in China” foreign trade and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foreign trade is the top priority of China’s work in recent years.Based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o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s “big but not strong” foreign trade.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s “large import and large export”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based on the annual data from 2000 to 2018,this paper uses VAR model to establish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between import,expor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uses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o study the reasons why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 major trade nation rather than a strong trade nation,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hanging the mode of foreign trade,etc.
  Key words:foreign trad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high quality development;global value chain;VAR model
  [责任编辑 百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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