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人抱怨，在社交媒体上，愈发没道理可讲了。这事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如从前的互联网恰好集中了最诚心诚意讲道理的一批人，以至于它的讲道理指数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就像茨威格的昨日世界，美好时光说没就没了。我们当然仍可以往好的方面想，比如即便是今天，互联网仍然要比外面的世界好一些。因为在网上，大家除了认真辩论，能动用的最恶劣的手段无非是举报封号，虚拟身份被杀死总比人身受到伤害要好。既然额外手段有限，道理的权重就自然高些。

　　这么看多少有点灰暗，我从哲学家那里学到另外一个角度——不要对讲道理的效果期待过高，想通过讲道理来达成共识或到达真理本就不是易事。这本《走出唯一的真理观》是陈嘉映教授的新书，其中许多文章都和说理、真理有关。有人说，陈嘉映讲的哲学老妪能解。这一说法按字面理解恐怕言过其实，他的书当然要比康德海德格尔好读得多，但仍须时不时停下来细细思量。这个评价不如说是，他思考的哲学问题，不是在奇怪名词里打转的那种，而是能切中我们真实的困惑。比如，想通过讲道理说服一个人，怎么就这么难。

摆事实讲道理，一定有用吗

　　从小我们就知道说话要摆事实讲道理，长大经常也看到这种修辞，“铁一般的事实”。事实似乎是一个特别确定且有力的东西，可曾国藩到底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哲学家提醒我们，事实从来混杂着人的经验、感受、欲望一同向我们呈现，非得如此它才能被理解，所谓纯粹的事实只会让人迷惑。举个例子，我听说过一个关于“蜗牛”的离奇故事。1970年代初，中国想从美国引进彩电生产技术。于是派了一个考察团去美国调研几个关键部件的生产线，其中提供玻璃面板生产线的是康宁公司，如今我们手机上的屏幕大多也来自这家公司。一切都挺顺利，临走康宁还送了考察团成员每人一只玻璃蜗牛，以示友好，不料这酿成了一场风波。有人给江青写信，称送蜗牛是美国人在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江青抓住此事，坚称这是“丧权辱国”，要求把蜗牛送到美国驻华代办处去，并通过外交渠道正式提出抗议。同时她还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收受外国礼品的清查工作，查出送了乌龟的表面是祝愿长寿，实际是讽刺我们发展慢；送了黄牛雕塑的是骂我们“老牛拉破车”。作为最早批准彩电引进的国务院，只好硬着头皮应对，在请教了驻美使节和华裔学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外交部写了一份《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结论是：蜗牛只是蜗牛，建议不必退回蜗牛或进一步外交交涉。是啊，蜗牛只是蜗牛，说起来是个简单的事实，你却永远不知道可以生出什么理解。我们并非要一路退到“没有事实，只有解释”，但显然，想要靠摆事实解决问题是挺难的。那讲道理呢，某种意义上，大家都在“讲道理”，只不过“理”各不相同。江青找了一些事实，编织了一番解释，批评外交工作不力。外交部呢，找了专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蜗牛就是个普通工艺品，在美国是常见赠礼，并无什么阴谋。那事情最后怎么解决的呢？周恩来把外交部的报告呈给毛泽东，后者圈阅表示同意，事情就平息了。
　　虽然嘉映老师把哲学称为穷理的活动，但他并不因此偏袒说理，他提醒我们，“要改变他人的看法，说理不见得是最有效的手段。训练、实地考察、征引权威或大多数人的看法、恳求、纠缠，这些途径若非更加有效，至少同样有效。此外，还有‘不言而教’，榜样往往比道理更有说服力。最后，还有宣传、欺骗甚至金钱利诱、武力威胁等等。”当然，如果对方并不真的有自己的看法，他是出于别的原因反对，那说理就更用不上了。
　　庙堂之事比较特别，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愿意跟反对意见说一通道理的，一则是指望通过说理和论证说服对方（因此难免对说理的效果期待过高）；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对方之所以持相反看法是因为他错误、愚蠢，甚至邪恶。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某人声称自己在真理面前无比谦卑，但在转身向其他人讲述的时候，常常就变成了宣谕模式，像个口含天宪的传旨太监。
　　我们太容易把真理想成一个现成的东西，“发现真理”“掌握真理”这样的说法加深了误导，好像真理就跟传国玉玺似的，抢到了可傲视天下。对于这种误区，嘉映老师有服很好的对症药，叫真理掌握我们。他认为，“在一场诚恳的交流中，所有参加争论的各方都向着真理敞开心扉，等待着真理展现，让真理来掌握自己”。也许最后有一方是对的，也许都不对，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理赢得了争论的各方，而不是某些人战胜了另外一些。所以，讲道理这种活动如果有什么根本规则，那就是让真理显现而不是坚信自己就握有真理，想要说服对方可以是初始动机，但进入这个活动就得遵循规则。
　　现在的问题是不遵守规则的人越来越多，网上争论经常就变成了谩骂，有些人甚至不再论证对方是多么错误，而是直接攻击对方多么邪恶，至于他自己的立场，那是先定的，绝无商讨的余地。这就像下象棋，对方非说马可以走直线，要把你将死，自己的帅是不死金身，这棋无论如何他都输不了，但也玩不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不好好讲道理的人是无法被说服的。但我觉得，这并不是真理的损失，更不是苛责它的理由，我们应该对不守规则的人感到失望，而不是对说理求真失望。

在无法对话的世界里继续发声

　　如果对话并不能让我们达成共識，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种想法是，那就从最基础的共识开始，一点点往外推，比如人都是求生存的，那把世界搞坏了对谁都没好处。把共存作为起点恐怕并不稳当，且不说有人就愿舍生取义，也还有张麻子这样的人，他会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我们不能通过不断降低标准的方式，来求一个共识，这并不能克服冲突。
　　想要从一个基础出发，推演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理念大厦，这跟把道理当玉玺一样，都把道理想成了一个唯一和整全的体系，只不过达成的路径各不相同（后者常常是寄望于高度抽象，比如“道生一，一生二”）。真理在诚恳的对话中显现，但我们也不能像举行淘汰赛一样，两两辩论，胜者晋级，像得出总冠军一样得到一个总真理。正如书名“走出唯一真理观”所示，没有这样一个终点，当目的地不存在，走哪条路都到不了。那既不保证共识，也没有终极答案，对话还有意义吗？嘉映老师说，它能带来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