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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说话和一切人生动作上的礼貌的发展，在晋代末叶（三四世纪）达到最高点。这就是“清谈”最流行的时代。这时女子的服装尤其讲究，男子中则有许多个以美貌出名。这时并盛行留“美髯”和穿着宽大的长袍。这种长袍的裁制很特别，能使一个人缩手到衣里去搔身体上任何部分的痒处。当时一切举动都是出之以潇洒的。拂帚，即拿几绺马鬃扎在一根柄上以供驱除蝇蚋之用，成为谈天时一种重要的道具。这种闲谈在文学中至今尚称之为“帚谈”。这帚的用处，是在随谈随拂，以助谈思。扇子也是谈天时一种优美的道具，可以在谈时忽开忽折，或微微地摇动着，正如一个美国老妇在谈天时，将她的眼镜忽而除下忽而又戴上的神情一般，都是悦目的。在实用上讲起来，拂帚和扇子与英国人的单面眼镜差不多，但它们都是谈天时的道具，如手杖之为闲步时的道具。我所亲见的各种西方礼貌中，最悦目的，当为普鲁士绅士在室内向女客并足行鞠躬礼时和德国少女叉腿向人行礼时的姿势。我觉得这两种姿势都美丽无比，可惜现在都已经被淘汰了。
中国人所行的礼貌，种类很多，一举手一投足中的姿势，都经过研究教导。从前满洲人的“打千”，姿势是极为悦目的：他走进房中时，把一只手垂直在身体的前面，然后用优美的姿势，把一只膝屈一下子，如若房中的人不止一个，他可以在屈膝的当儿，将身体向四周旋转一下，对在座的众人打一个总千。下棋的高手在落子时，姿势也极好看：他用两指拈起一粒棋子，用很优美的姿势，轻轻地推上棋盘。富于礼貌的满洲人，他们发怒时的姿势也极美丽；他穿着装有“马蹄袖”的袍子，这马蹄袖平时都是翻转着里子向外的，他在表示极不高兴时，就将两手一垂，将翻起的袖子往下一甩，走出房去，这就是所谓“拂袖而去”。
文雅的满洲官员，说话时的音调极为悦耳，有着美妙的节奏和有高有低的音韵。他说话时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说话中，并夹着许多诗文中的成语，以表示学问的渊博。做官人的笑和痰嗽，姿势确实是悦人耳目的；他们在痰嗽时，大都出之以三个音节；第一、第二是往里一吸，打扫喉咙，到第三节，方把痰从一声咳嗽之中吐将出来。只要他的姿势做得极美化，我倒并不以他把痰吐在地上为嫌，因为我从小即生长于这种微菌之中，而并没有觉得受到什么影响。他的笑，也是极富有音韵而美化的；起首时略带一些矜持，轻笑两声，然后纵聲一笑。他如已有白须的话，那就更为好看。
笑术更是中国优伶所必须苦练，为演剧中重要动作之一。观众看见剧中人笑得美妙时，大都报以彩声。笑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笑的种类甚多，如快乐时的笑，看见别人中圈套时的笑，蔑视的笑。其中最难于摹拟的，则是一个人受到挫败时的苦笑。中国的剧场观众，最注意伶人的各种小动作，称之为“台步”或“做工”。伶人的举手、投足、扭颈、转身、拂袖、掀髯，都有一定的尺寸，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人将各种戏文分为两类：一类是唱工戏，另一类就是做工戏。所谓做工者，即指一切手足的动作和表情。中国伶人在表示不赞同的摇头、表示疑忌的掀眉和表示满意的掀髯中，都有一定的姿势。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德性和艺术的关系这个问题了。
艺术和德性，只是一件艺术作品的一个特有之点，乃在那个艺术家的个性表现时方发生关系。一个具有伟大个性的艺术家产生伟大的艺术；一个具有卑琐个性的艺术家产生卑琐的艺术 ；一个多情的艺术家产生多情的艺术；一个逸乐的艺术家产生逸乐的艺术；一个温柔的艺术家产生温柔的艺术；一个细巧的艺术家产生细巧的艺术。这就是艺术和德性的关系的总括。所以德性并不是一件可以照着一个独裁者的爱憎，或依照宣传主任所定常加修改的道德条例，而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东西。它只是艺术家的灵魂的自然表现，而必须发于内心。它不是属于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件不可逃避的事实。心肠卑鄙的画家，绝不能产生伟大的画作，而心胸伟大的画家，也绝不会产生卑鄙的画作，就是有性命的出入时，他也是不屈和不肯苟从的。
中国人对于艺术的品，或称人品、品格的见解是极有兴趣的。其中也包含品第高下的意义，如我们次第画家或诗人为第一品或第二品。又我们尝试茶的滋味，每称之为品茶。各种人在他们的各种动作中都表现了所谓的品，例如一个赌徒，如他在赌时的脾气很坏，即谓之赌品不好；一个酒徒如在醉后的行为很坏，即谓之酒品不好。棋手也有棋品高下之别。中国一部最早的评诗著作，书名即为《诗品》。该书的内容即是品第诗人的高下。此外还有评画的著作，书名即是《画品》。
所以，因了这个“品”的思想，一般人都深信一个艺术家的优劣，完全系于其人格的高低。这人格是属于德性的，也是属于艺术的。它意在注重人类了解心、高尚心、出世、不俗、不卑鄙、不琐屑的观念。在这种意义上，它是类似英文中所谓Manner（风格）或Style（派头）。一个任性的或不肯墨守成规的艺术家必显出他的任性或不肯墨守成规的风格。一个风雅的人必自然显出他的风雅风格。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绝不肯俯就成规。在这个意义上，个性或风格实即是艺术的灵魂。中国人都默信一个画家除非他本身的道德和美术的个性是伟大的，他绝不能成为伟大的画家。中国于评骘书画时，最高的标准不在于作者的技巧是否纯熟，而只在于作者是否有高尚的性格。技巧纯熟的作品往往会是风格很低的。在英文中我们即谓之缺乏“特性”。
因此，这一来我们便达到了一切艺术的中心问题。中国大军事家兼政治家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曾说过，书法的两个重要原则为：形和神。并说当时的名书家何绍基很赞同他的说法和钦佩他的卓见。一切艺术既然都属于有形之物，其中当然有一个机械的问题，即技巧问题，凡是艺术家都应精通的。不过因为艺术也是属于精神的，所以在一切形式的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是个人的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即是技巧以外的个性。在文字著作中的，唯一最重要的东西即是作者所特有的笔法和感情，如他所表现于爱憎之中的。这种个性或个人的表现常有被技巧所湮没的危险，而一切初学者不论是书画或演剧，最大的难关即在难于任着己意做去。其中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初学者每每被范型或技巧所束缚，而不敢逾越。但不论哪一种形式，如缺乏这种个人的因素，便不能合式。凡是合式的物事或动作，必有一种飘逸的神态，所以悦目的就在于这个神态。不论它是一个锦标高尔夫球员甩动球棍的神态，或是一个人一帆风顺功成名就时的神态，或是一个美式足球员抱着足球在场中飞奔的神态。这里边必须有一种真性的流露，这个真性必不可被技巧所毁损，而必须在技巧之中自由而愉快地充沛着。一列火车循着弧线转弯时，一只快艇乘着满帆饱风向前飞驶时，都有一种极悦目的神态。一只燕子飞翔时，一只鹰攫身扑取别的动物时，一只赛场中的马“很合式”地冲进底线时，也都有着这种悦目的神态。 我們所定的资格是：一切艺术必须有它的个性，而所谓的个性，无非就是作品中所显露的作者的性灵，中国人称之为心胸。一件作品如若缺少这个个性，便成了死的东西。这个缺点是不论怎样高明的技巧都不能弥补的。如若缺乏个性，美丽的本身也将成为平凡无奇了。有许多希望成为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女子都没有能够了解这一点，而只知拼命地摹仿玛琳·黛德丽或珍·哈露，因此使物色人才的导演觉得非常失望。平庸的美貌女子很多很多，但鲜艳活泼的千中难得其一。她们为什么不去摹仿玛丽·德瑞斯勒的身段和神情？一切的艺术都是相同的，以性灵的流露这一原则为根据，不论是在电影的表现中，或是在书画中，或是在文学著作中。其实从玛丽·德瑞斯勒和莱昂纳尔·巴里摩尔的表演中，即能意会出写作中的秘诀。养成这个个性的可爱乃是一切艺术的重要基础，因为不论一位艺术家做一些什么东西，他的性灵总是能在他的作品中显露出来。
个性的培植是道德的，也是美学的，当中需要学问和雅韵。雅韵近乎风味，或许是一个艺术家生而已有的，但要能欣赏一件作品，则非有学问不可。这个情形在书画之中极为显明。我们从一幅字中，即能看出作者是否曾见过魏拓。倘若他真的见过，这学问就使他的作品具着一种古气。但除此之外，他也须将自己的个性加进去。至于个性的强弱当然是高低不一的。如他是属于一种细致富于情感的心胸，他于作品的风格上必现出细致和富于情感 ；如他是喜爱雄豪的，则他的风格也必是趋于雄豪的。因此，在书画中，尤其是在书中，我们可以从而看到各式各样的美点。在这种完美的作品中，个性已和技巧融合在一起，不能再加以分析。这美点可以是属于古怪或任性之类，可以是属于粗豪之类，可以是属于雄壮之类，可以是属于自由的性灵之类，可以是属于大胆不循俗例之类，可以是属于浪漫的风韵之类，可以是属于拘泥之类，可以是属于柔媚之类，可以是属于庄严之类，可以是属于简单和笨拙之类，可以是属于齐整之类，可以是属于敏捷之类，有时甚至可以是属于故意的鬼怪之类。世上只有一种美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这就是忙劳生活的美点。
魏晋时期在文学和美学上以“风度”二字传世，足见当时有多少极具个性和影响力的人物。大家可参阅余秋雨《遥远的绝响》一文。
用现在的话说，这都是风雅人士们随身必备的潮流单品了。
潮流不只在于物件，更在于举手投足之间。而举止本身，也是为人和修养的一面镜子。
音韵与腔调，古人更为看重，所谓只要一开口，便知有没有。
戏台上也曾上演着以前的潮流，唱念做打的讲究，往往都有很深的象征意味。
艺术创作的本质，其实还是个性表达。这是个有趣的点。其实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潮流，到底大家在追逐的是个性还是共性呢？
中国人对品行的看重，渗透到了生活与艺术审美的各个层面。
高超的作品与高尚的灵魂，孰轻孰重？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美名的那些诗人、艺术家，便很能理解作者的观点。
技巧只是基础，真正要闪光，要出类拔萃，必须有自己的个性。而“个性被技巧湮没”的情况，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学习写作的心路历程。
这种神态中，有着不可撼动的笃定和自由。
从模仿开始并不是羞耻的事，这是学习的必由之路。但一直模仿，没有创造，就没办法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了。
用练习书法来举例，真是太贴切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你无法想象他竟然会这样书写，可是你又由衷赞叹他竟然能这样书写。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可发生在他身上，就觉得是情理之中。这就是艺术家。
林语堂先生十分擅长在生活中谈艺术。读到最后，你很难想象最开始竟然是从袍子、拂帚和扇子谈起的。因为是节选，其实原文在最前面还有几段在谈游戏。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几乎不会考虑作为写作时首选的素材，林语堂先生洋洋洒洒，忽而类比，忽而拓展，忽而沉潜至性灵深处，忽而又飘逸到至臻境界，带我们见山见水见丘壑。可以说，他一边讲艺术技巧与个性表达的关系，一边就用文字做了最好的示范。
真正的潮流，其实就是个性与审美的高度结合。潮流不是流行跟风，不是大家都做什么我也赶紧去做什么。行事之前得三思，为何要这样做，究竟适不适合自己，以免落得个现代版的东施效颦，完全变成了买家秀与卖家秀。创作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但也正因为如此，过程才会变得有趣。如果都是一键化的简易操作，那我们如此珍贵的人生，难道要活成复制粘贴吗？首先，做一个好人；然后，别弄得自己太忙劳，争取去做一个活得精彩的人吧！
文/ 胡石柱
中国人所行的礼貌，种类很多，一举手一投足中的姿势，都经过研究教导。从前满洲人的“打千”，姿势是极为悦目的：他走进房中时，把一只手垂直在身体的前面，然后用优美的姿势，把一只膝屈一下子，如若房中的人不止一个，他可以在屈膝的当儿，将身体向四周旋转一下，对在座的众人打一个总千。下棋的高手在落子时，姿势也极好看：他用两指拈起一粒棋子，用很优美的姿势，轻轻地推上棋盘。富于礼貌的满洲人，他们发怒时的姿势也极美丽；他穿着装有“马蹄袖”的袍子，这马蹄袖平时都是翻转着里子向外的，他在表示极不高兴时，就将两手一垂，将翻起的袖子往下一甩，走出房去，这就是所谓“拂袖而去”。
文雅的满洲官员，说话时的音调极为悦耳，有着美妙的节奏和有高有低的音韵。他说话时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说话中，并夹着许多诗文中的成语，以表示学问的渊博。做官人的笑和痰嗽，姿势确实是悦人耳目的；他们在痰嗽时，大都出之以三个音节；第一、第二是往里一吸，打扫喉咙，到第三节，方把痰从一声咳嗽之中吐将出来。只要他的姿势做得极美化，我倒并不以他把痰吐在地上为嫌，因为我从小即生长于这种微菌之中，而并没有觉得受到什么影响。他的笑，也是极富有音韵而美化的；起首时略带一些矜持，轻笑两声，然后纵聲一笑。他如已有白须的话，那就更为好看。
笑术更是中国优伶所必须苦练，为演剧中重要动作之一。观众看见剧中人笑得美妙时，大都报以彩声。笑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笑的种类甚多，如快乐时的笑，看见别人中圈套时的笑，蔑视的笑。其中最难于摹拟的，则是一个人受到挫败时的苦笑。中国的剧场观众，最注意伶人的各种小动作，称之为“台步”或“做工”。伶人的举手、投足、扭颈、转身、拂袖、掀髯，都有一定的尺寸，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人将各种戏文分为两类：一类是唱工戏，另一类就是做工戏。所谓做工者，即指一切手足的动作和表情。中国伶人在表示不赞同的摇头、表示疑忌的掀眉和表示满意的掀髯中，都有一定的姿势。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德性和艺术的关系这个问题了。
艺术和德性，只是一件艺术作品的一个特有之点，乃在那个艺术家的个性表现时方发生关系。一个具有伟大个性的艺术家产生伟大的艺术；一个具有卑琐个性的艺术家产生卑琐的艺术 ；一个多情的艺术家产生多情的艺术；一个逸乐的艺术家产生逸乐的艺术；一个温柔的艺术家产生温柔的艺术；一个细巧的艺术家产生细巧的艺术。这就是艺术和德性的关系的总括。所以德性并不是一件可以照着一个独裁者的爱憎，或依照宣传主任所定常加修改的道德条例，而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东西。它只是艺术家的灵魂的自然表现，而必须发于内心。它不是属于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件不可逃避的事实。心肠卑鄙的画家，绝不能产生伟大的画作，而心胸伟大的画家，也绝不会产生卑鄙的画作，就是有性命的出入时，他也是不屈和不肯苟从的。
中国人对于艺术的品，或称人品、品格的见解是极有兴趣的。其中也包含品第高下的意义，如我们次第画家或诗人为第一品或第二品。又我们尝试茶的滋味，每称之为品茶。各种人在他们的各种动作中都表现了所谓的品，例如一个赌徒，如他在赌时的脾气很坏，即谓之赌品不好；一个酒徒如在醉后的行为很坏，即谓之酒品不好。棋手也有棋品高下之别。中国一部最早的评诗著作，书名即为《诗品》。该书的内容即是品第诗人的高下。此外还有评画的著作，书名即是《画品》。
所以，因了这个“品”的思想，一般人都深信一个艺术家的优劣，完全系于其人格的高低。这人格是属于德性的，也是属于艺术的。它意在注重人类了解心、高尚心、出世、不俗、不卑鄙、不琐屑的观念。在这种意义上，它是类似英文中所谓Manner（风格）或Style（派头）。一个任性的或不肯墨守成规的艺术家必显出他的任性或不肯墨守成规的风格。一个风雅的人必自然显出他的风雅风格。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绝不肯俯就成规。在这个意义上，个性或风格实即是艺术的灵魂。中国人都默信一个画家除非他本身的道德和美术的个性是伟大的，他绝不能成为伟大的画家。中国于评骘书画时，最高的标准不在于作者的技巧是否纯熟，而只在于作者是否有高尚的性格。技巧纯熟的作品往往会是风格很低的。在英文中我们即谓之缺乏“特性”。
因此，这一来我们便达到了一切艺术的中心问题。中国大军事家兼政治家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曾说过，书法的两个重要原则为：形和神。并说当时的名书家何绍基很赞同他的说法和钦佩他的卓见。一切艺术既然都属于有形之物，其中当然有一个机械的问题，即技巧问题，凡是艺术家都应精通的。不过因为艺术也是属于精神的，所以在一切形式的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是个人的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即是技巧以外的个性。在文字著作中的，唯一最重要的东西即是作者所特有的笔法和感情，如他所表现于爱憎之中的。这种个性或个人的表现常有被技巧所湮没的危险，而一切初学者不论是书画或演剧，最大的难关即在难于任着己意做去。其中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初学者每每被范型或技巧所束缚，而不敢逾越。但不论哪一种形式，如缺乏这种个人的因素，便不能合式。凡是合式的物事或动作，必有一种飘逸的神态，所以悦目的就在于这个神态。不论它是一个锦标高尔夫球员甩动球棍的神态，或是一个人一帆风顺功成名就时的神态，或是一个美式足球员抱着足球在场中飞奔的神态。这里边必须有一种真性的流露，这个真性必不可被技巧所毁损，而必须在技巧之中自由而愉快地充沛着。一列火车循着弧线转弯时，一只快艇乘着满帆饱风向前飞驶时，都有一种极悦目的神态。一只燕子飞翔时，一只鹰攫身扑取别的动物时，一只赛场中的马“很合式”地冲进底线时，也都有着这种悦目的神态。 我們所定的资格是：一切艺术必须有它的个性，而所谓的个性，无非就是作品中所显露的作者的性灵，中国人称之为心胸。一件作品如若缺少这个个性，便成了死的东西。这个缺点是不论怎样高明的技巧都不能弥补的。如若缺乏个性，美丽的本身也将成为平凡无奇了。有许多希望成为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女子都没有能够了解这一点，而只知拼命地摹仿玛琳·黛德丽或珍·哈露，因此使物色人才的导演觉得非常失望。平庸的美貌女子很多很多，但鲜艳活泼的千中难得其一。她们为什么不去摹仿玛丽·德瑞斯勒的身段和神情？一切的艺术都是相同的，以性灵的流露这一原则为根据，不论是在电影的表现中，或是在书画中，或是在文学著作中。其实从玛丽·德瑞斯勒和莱昂纳尔·巴里摩尔的表演中，即能意会出写作中的秘诀。养成这个个性的可爱乃是一切艺术的重要基础，因为不论一位艺术家做一些什么东西，他的性灵总是能在他的作品中显露出来。
个性的培植是道德的，也是美学的，当中需要学问和雅韵。雅韵近乎风味，或许是一个艺术家生而已有的，但要能欣赏一件作品，则非有学问不可。这个情形在书画之中极为显明。我们从一幅字中，即能看出作者是否曾见过魏拓。倘若他真的见过，这学问就使他的作品具着一种古气。但除此之外，他也须将自己的个性加进去。至于个性的强弱当然是高低不一的。如他是属于一种细致富于情感的心胸，他于作品的风格上必现出细致和富于情感 ；如他是喜爱雄豪的，则他的风格也必是趋于雄豪的。因此，在书画中，尤其是在书中，我们可以从而看到各式各样的美点。在这种完美的作品中，个性已和技巧融合在一起，不能再加以分析。这美点可以是属于古怪或任性之类，可以是属于粗豪之类，可以是属于雄壮之类，可以是属于自由的性灵之类，可以是属于大胆不循俗例之类，可以是属于浪漫的风韵之类，可以是属于拘泥之类，可以是属于柔媚之类，可以是属于庄严之类，可以是属于简单和笨拙之类，可以是属于齐整之类，可以是属于敏捷之类，有时甚至可以是属于故意的鬼怪之类。世上只有一种美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这就是忙劳生活的美点。
魏晋时期在文学和美学上以“风度”二字传世，足见当时有多少极具个性和影响力的人物。大家可参阅余秋雨《遥远的绝响》一文。
用现在的话说，这都是风雅人士们随身必备的潮流单品了。
潮流不只在于物件，更在于举手投足之间。而举止本身，也是为人和修养的一面镜子。
音韵与腔调，古人更为看重，所谓只要一开口，便知有没有。
戏台上也曾上演着以前的潮流，唱念做打的讲究，往往都有很深的象征意味。
艺术创作的本质，其实还是个性表达。这是个有趣的点。其实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潮流，到底大家在追逐的是个性还是共性呢？
中国人对品行的看重，渗透到了生活与艺术审美的各个层面。
高超的作品与高尚的灵魂，孰轻孰重？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美名的那些诗人、艺术家，便很能理解作者的观点。
技巧只是基础，真正要闪光，要出类拔萃，必须有自己的个性。而“个性被技巧湮没”的情况，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学习写作的心路历程。
这种神态中，有着不可撼动的笃定和自由。
从模仿开始并不是羞耻的事，这是学习的必由之路。但一直模仿，没有创造，就没办法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了。
用练习书法来举例，真是太贴切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你无法想象他竟然会这样书写，可是你又由衷赞叹他竟然能这样书写。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可发生在他身上，就觉得是情理之中。这就是艺术家。
林语堂先生十分擅长在生活中谈艺术。读到最后，你很难想象最开始竟然是从袍子、拂帚和扇子谈起的。因为是节选，其实原文在最前面还有几段在谈游戏。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几乎不会考虑作为写作时首选的素材，林语堂先生洋洋洒洒，忽而类比，忽而拓展，忽而沉潜至性灵深处，忽而又飘逸到至臻境界，带我们见山见水见丘壑。可以说，他一边讲艺术技巧与个性表达的关系，一边就用文字做了最好的示范。
真正的潮流，其实就是个性与审美的高度结合。潮流不是流行跟风，不是大家都做什么我也赶紧去做什么。行事之前得三思，为何要这样做，究竟适不适合自己，以免落得个现代版的东施效颦，完全变成了买家秀与卖家秀。创作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但也正因为如此，过程才会变得有趣。如果都是一键化的简易操作，那我们如此珍贵的人生，难道要活成复制粘贴吗？首先，做一个好人；然后，别弄得自己太忙劳，争取去做一个活得精彩的人吧！
文/ 胡石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