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至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访印的第一站不是首都新德里，不是东方名城加尔各答，也不是“南亚第一都市”孟买，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艾哈迈达巴德。艾哈迈达巴德是有“印度的广东”之称的古吉拉特邦的首府。而接待习近平的印度新总理莫迪正想将他打造“印度版广东”的经验推向全国，此次他获得了中方“争取在未来5年将中国对南亚投资提升到300亿美元”的承诺。
　　在中国经济正试图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之际，印度已经开始着手“接盘”。印度政府想通过效仿中国的增长模式拉动经济发展。
　　9月26日，印度总理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超过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莫迪还希望，印度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印度的广东”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位于古吉拉特的这家名为CEAT的轮胎工厂都不像是印度工厂，而像是一个位于中国珠三角的标准工厂。厂里堆满了来自德国和中国的配件。这些海外进口的橡胶板和炭黑即将被加工成轮胎，经过X射线照射检验后，这些轮胎就会有序地分装到印度各地，或者出口海外。
　　桑迪普·巴提亚是CEAT的经理，他表示，从购买土地到投产，整个工厂建成只用了24个月。如今，全厂有持续的电力和煤气供应，水资源丰富。古吉拉特邦邦政府还简化了项目手续，也没有向他们寻租，并且提供了国内最优惠的待遇。
　　古吉拉特邦曾经是印度经济增速最慢的邦之一。而在莫迪2001年就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之后，古吉拉特邦经济在过去13年间以平均每年11%的增幅狂飙突进，增幅列印度各邦之首，成为印度经济的新引擎。
　　如今，只占印度人口总量5%的古吉拉特邦，其工业产值却占到了全国的16%，出口总值的22%，经济发展速度早已超越印度的平均水平。正如麦肯锡咨询公司近期所评价的那样，古吉拉特邦现在扮演印度工业化动力的角色，就如同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对中国的意义一样。确实，古吉拉特邦经济的方式和30年前广东省的做法如出一辙：依靠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来大规模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制造业，修建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效率。
　　古吉拉特邦提供了整个印度商业界所一直渴望而长时间没有能够实现的——不那么繁琐的劳工法、畅通的公路、可靠的电力供应和高效的政府机关。
　　“古吉拉特邦的农村100%通路，这在印度是个奇迹。”古吉拉特中央大学中国文化社会系主任、曾为莫迪担任翻译的普拉巴·库马尔说道。印度的基础设施缺乏，据称，印度每年25%的工业产出在运输途中损失。在库马尔眼中，古吉拉特邦的第二个奇迹是极少停电。他表示，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大作为，就是推动私营企业投资电力设施、建设电厂，虽然电费稍高，“老百姓至少花钱也能买到”。
　　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吸收海外投资，推动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归制造业是“古吉拉特模式”带给印度的一条新的成功之路。2008年，印度塔塔汽车在西孟加拉邦的征地陷入僵局，宣布终止建厂计划，并开始寻找新厂址。消息传出5分钟之后，莫迪就向塔塔汽车伸出橄榄枝。他给塔塔汽车发出一条费用为1卢比的短信：“欢迎！”14个月后，第一辆塔塔汽车就在古吉拉特邦下线交付使用。
　　古吉拉特邦一直是印度最重要的棉纺织业基地，全国近8成的棉纺织品出产于此。今天，古吉拉特不仅不拒绝纺织等轻工产品，更对汽车制造、电力输送等重工业青睐有加。“当时古吉拉特邦主动联系塔塔集团，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政策，这个事情起到一个带头作用，之后标致等公司全都过来了。”库马尔说道。最近，中印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工业园投资是重中之重。其中古吉拉特邦中国产业园以电力生产为主，预计投资额为10亿美元。
　　印度的“人口红利”
　　在最近的一系列演讲中，莫迪明确表示，印度这一亚洲第三大经济体需要建立起一种依赖城市化、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模式。外界相信，莫迪正试图把“古吉拉特邦模式”推向全国。
　　“这表明，印度正在从服务业驱动型经济，向一种东亚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经济模式转变。”德意志银行全球战略师桑杰夫·森亚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数据显示，目前制造业仅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却高达60%。
　　森亚尔评价称：“优秀的软件行业和宝莱坞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是这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服务业这一占到印度60%GDP的行业，仅仅雇佣了印度28%的劳动力。回过头来，仅占GDP14%左右的农业却雇佣了近50%的劳动力。”
　　不断上升的人口数字正迫使印度迅速创造就业机会。从2015年到2020年，印度的适龄工作人口将超过8.56亿，这意味着到下一次大选之前，印度每年需要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来消化不断扩张的人口数量。
　　通过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东亚模式”。日本与中国均依靠这种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印度此前却并没有复制这一“成功范本”，而是直接从农业主导型经济跳跃到了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越过了制造业主导的阶段。
　　随着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以及企业生产成本日益高涨，一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转移到巴西、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这场外资转移大潮中，印度渴望这些撤离中国的外资制造企业流向印度，以提振其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同时促进印度产品出口。印度甚至想成为继中国之后的第二个全球制造业中心。
　　如今，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不断提升，人口红利逐渐变薄，而印度依然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享有廉价劳动力供给。美国外交学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印度12亿人口中约半数在26岁以下，其中2/3人口不到25岁。
　　印度的“人口红利”还体现在高级人才供给的比例上。印度的教育战略主张的是精英教育，所以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只有16%（中国大概为25%），他们也被认为是印度的高级人才。 　　此外，印度劳动力具有明显的语言优势；印度企业的组织结构、市场战略以及竞争方式都比中国的发育得更为成熟……印度完全具备实行“东亚模式”的基础，只要将古吉拉特邦的经验推广至全国，或许印度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随着旧世界工厂——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像印度这样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有成为制造业中心的潜力。届时，担任‘世界工厂’十多年的中国的地位将被取代。”森亚尔说道。
　　莫迪的一厢情愿？
　　然而，印度想要过渡到“东亚模式”也没有想象中容易。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古吉拉特邦模式”或许仅是莫迪的一厢情愿。来自印度社会政治层面的束缚却有可能让莫迪的愿景灰飞烟灭。
　　印度的社会形态迄今为止都表现为一种明显的分散化。这个12亿人口的国家，同时又被三大人种四大宗教15种官方语言所区隔，而在文化区隔之下，印度种姓制度又为印度社会的统一划下鸿沟。正如英国经济研究咨询机构资本经济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印度社会是由无数的、独特的和独立的人、组织和地区政治和经济机构组成。印度社会的分裂化加深了印度决策的困难程度。这一切，并不是更换一个政府就可以改变的。
　　虽然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在印度国会拥有了绝对多数席位，但是印度中央政府的决策在传达至地方的过程中往往会被耗散，而莫迪所在的人民党执政联盟目前只控制了印度30个邦政府中的8个，仅相当于控制了印度经济的五分之一。“印度70%-85%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都超出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摩根大通印度经济学家沙贾义德·奇诺伊说，“这将让印度经济的复苏变得更为困难。”
　　仅以基础建设为例，中央与地方松散的管理模式，让征地在印度几乎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莫迪的前任，印度经济改革的总策划人——辛格早就为印度未来五年打造了一个价值1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然而由于受制于征地难题，该计划一直迟迟未能启动。
　　而一些经济学家们也不太认可印度将成为或应该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说法。
　　森亚尔表示，倘若实行东亚模式，印度需要充分地调动和使用资金，这就需要发展完备的金融和银行体系。而除了资本，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样需要劳动力的部署，但是印度目前的劳动法颇为僵化。国内的城市并没有做好吸收数百万制造业工人的准备。
　　非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姆苏利·恩库贝则认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不在印度，而在非洲。他表示，在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涨之际，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想在全印度复制‘古吉拉特邦模式’，要看能不能顺利推动税制、央行、私有化等方面的改革。但目前来，这非常困难。而非洲正显示自己可以成功地抵御和化解全球经济冲击。”
　　另外，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主导型经济模式就会是印度正确的选择。
　　摩根大通驻印度首席经济学家阿齐兹表示，相较于中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周边国家，印度是否会成为成本更低的制造业基地令人怀疑。
　　“由于劳动法的限制，印度很难自由地雇用和解雇工人，这使其几乎丧失成本效益，” 阿齐兹说，“除此以外，中国还有更优越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印度可以投资基础设施，但这需要时间。我的疑问就是，相比转型，印度是否可以在提高服务业竞争力方面投入更多，因为截至目前，服务业仍然是最能够带动印度消费的。”阿齐兹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