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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真实记录了我国抗疫艰辛历程，同時向全球分享我国的经验做法及理念等。基于此，本文从翻译伦理的角度对其英译本进行研究，旨在探讨译者的主体性如何在翻译中得到体现、发挥及其效果，希望能为本翻译研究提供合理译介模式。
关键词：翻译伦理 译者主体性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需要通过翻译来对外构建我国政治形象、塑造国家形象，这同时还将有利于维护我国国际形象，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以及建设文化强国都有着重要意义。但针对政治外宣类文本，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外宣文本英译的难度。如何更好地将这类文本所要传递的信息内容准确且完整的翻译出来，对译者来说将是一大挑战。
翻译伦理的回归使得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认同，同时关于译者主体性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不断地发展。翻译伦理将翻译关注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了译者身上，这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常常会涉及到伦理问题，因此运用翻译伦理来指导外宣类文本便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选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译者主体性的特点，探讨翻译伦理三种主要模式下该文本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发挥的。此白皮书真实记录了我国抗疫艰辛历程，同时还分享了我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有效做法，介绍了中国人民历经疫情磨难的感受和体会，传递团结合作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其不仅向世界传播了中国声音，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本文将以翻译伦理为理论依据，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英译本进行研究，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效果，寻求我国对外宣传的合理译介模式。
一.理论阐释
（一）翻译伦理主要内容
迄今为止对于翻译伦理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是安德鲁·切斯特曼于2001年发表的《圣哲罗姆誓言倡议》（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切斯特曼根据之前已有的研究，他完善并提出了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分别是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论理。根据这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他还强调“译者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方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1]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其理论基础对其中三种进行阐释。
1、再现伦理
切斯特曼强调再现伦理的要务是准确地表达原文或原文作者的意图，而不随意添加、省略或更改其他任何内容。再现伦理模式源于传统翻译理论中“忠实”的核心理念。它强调译者是否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重视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一伦理模式突出了“忠实”和“真实”的价值观，正如异化所倡导的那样。因此，在再现伦理的原则下，译文“应完整地记录原作的思想内容”，“具有原作的一切便利性”，以及译文的风格“应与原作具有相同的特点”。
2、服务伦理
服务伦理其实是将翻译作为一种商业服务的概念，是为客户服务的，主要强调的是译者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如果译文符合委托人的要求，并达到译者与委托人协商达成的翻译目标，则视为译者行为合乎道德。翻译的功能理论和目的论是服务伦理的思想基础，内容相似。
同时，服务伦理强调译者要尊重客户，并按照客户要求完成翻译任务。然而，翻译服务不同于商业服务，译者作为受委托的主体，必须考虑到原作者、译文读者和其他主体的利益和需求。因此，在沟通过程中，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与客户达成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3、交际伦理
交际伦理在20世纪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比于前两种伦理模式，交际伦理体现了译者、原文作者和译文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突出强调了译者在翻译中的桥梁作用。交际伦理强调的重点不是要代表他人，而是与他人的交流。切斯特曼引用皮姆的观点，即对人际间交流伦理的重视是大势所趋。交际伦理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目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更加注重译者与外界的关系。
（二）翻译伦理与译者主体性
自“主体”和“主体性”这类概念引入中国翻译领域之后，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便开始了对翻译中主体性的积极探究。[2]随着翻译地位的逐渐提高，译者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罗新璋在《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一文中提出了译者主体性问题。他说：“翻译理论中，抹杀译者主体性的论调应少唱，倒不妨多多研究如何拓展译者的创造天地，于局限中掌握自由……泯灭译者的创造生机，只能导致译作艺术生命的枯竭。”[3]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4]译者，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而译者的主体性，也就是翻译理论所要探讨的出发点及归宿。翻译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交际活动，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译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其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及翻译风格这几方面。译者在翻译时，都是有目的性的，例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译本，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我国疫情期间所做的一切，让世界感受中国行动。而翻译策略方面针对不同内容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风格方面，译者会有自己的翻译风格，那么不同的译者翻译的译本也会有所不同。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翻译的伦理，打破了传统的翻译伦理学有关“忠诚”的局限性，从而拓宽和深化了对于翻译伦理的理解，这对译者主体性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
二.翻译伦理模式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本文主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英译本为例来进行分析。首先，该文本作为中国政府发布的白皮书，主要是为了记录我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历程，同时将同全球阐述我国的理念主张等，分享我国的经验以及做法，一般这类文本是不可以随意改写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应遵循再现伦理的原则，展现出一个能忠实反映原文意义、意图和风格的镜像翻译。 分析：例12的“六稳”和“六保”是针对我国民生就业所提出的，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是中国独有的，对于那些对国家大事不够了解的中国人可能都无法完全了解，更不用说是那些国外堵着了。针对这些数字缩略语，如果译者仅仅是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可能会引起误解，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按照交际伦理，发挥译者主体性，增加了这些数字缩略语的具体内容，这样译文就更加合理了，有助于读者去理解，体现了信息交流的交际伦理。
本文以切斯特曼翻译伦理下的三种主要模式为指导，探讨译者主体性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体现。实践证明，译者发挥自身主体性，运用合适的翻译伦理观，让译作更贴合译语国家的文化环境，这样读者也更容易理解，更好沟通，从而实现跨文化政治交流，促进对外交流，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19-24.
[2]葛厚伟，郑娜，赵宁霞.《翻译伦理学概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3]来程颖.从翻译伦理角度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国特色表达英译[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4]罗新璋.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418-427.
[5]訾晓红.翻译伦理视域下《生死疲劳》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125-128 134.
[6]Chesterman Andrew.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Oath[J].The Translator，2001（02）：129-138.
注 释
[1]Chesterman 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Oath[J].The Translator，2001（02）：129-138.
[2]葛厚伟，郑娜，赵宁霞.《翻译伦理学概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36.
[3]罗新璋.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418-427.
[4]查明建，田雨.論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22.
[5]訾晓红.翻译伦理视域下《生死疲劳》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127.
[6]来程颖.从翻译伦理角度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国特色表达英译[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翻译伦理 译者主体性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需要通过翻译来对外构建我国政治形象、塑造国家形象，这同时还将有利于维护我国国际形象，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以及建设文化强国都有着重要意义。但针对政治外宣类文本，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外宣文本英译的难度。如何更好地将这类文本所要传递的信息内容准确且完整的翻译出来，对译者来说将是一大挑战。
翻译伦理的回归使得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认同，同时关于译者主体性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不断地发展。翻译伦理将翻译关注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了译者身上，这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常常会涉及到伦理问题，因此运用翻译伦理来指导外宣类文本便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选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译者主体性的特点，探讨翻译伦理三种主要模式下该文本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发挥的。此白皮书真实记录了我国抗疫艰辛历程，同时还分享了我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有效做法，介绍了中国人民历经疫情磨难的感受和体会，传递团结合作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其不仅向世界传播了中国声音，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本文将以翻译伦理为理论依据，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英译本进行研究，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效果，寻求我国对外宣传的合理译介模式。
一.理论阐释
（一）翻译伦理主要内容
迄今为止对于翻译伦理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是安德鲁·切斯特曼于2001年发表的《圣哲罗姆誓言倡议》（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切斯特曼根据之前已有的研究，他完善并提出了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分别是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论理。根据这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他还强调“译者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方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1]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其理论基础对其中三种进行阐释。
1、再现伦理
切斯特曼强调再现伦理的要务是准确地表达原文或原文作者的意图，而不随意添加、省略或更改其他任何内容。再现伦理模式源于传统翻译理论中“忠实”的核心理念。它强调译者是否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重视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一伦理模式突出了“忠实”和“真实”的价值观，正如异化所倡导的那样。因此，在再现伦理的原则下，译文“应完整地记录原作的思想内容”，“具有原作的一切便利性”，以及译文的风格“应与原作具有相同的特点”。
2、服务伦理
服务伦理其实是将翻译作为一种商业服务的概念，是为客户服务的，主要强调的是译者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如果译文符合委托人的要求，并达到译者与委托人协商达成的翻译目标，则视为译者行为合乎道德。翻译的功能理论和目的论是服务伦理的思想基础，内容相似。
同时，服务伦理强调译者要尊重客户，并按照客户要求完成翻译任务。然而，翻译服务不同于商业服务，译者作为受委托的主体，必须考虑到原作者、译文读者和其他主体的利益和需求。因此，在沟通过程中，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与客户达成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3、交际伦理
交际伦理在20世纪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比于前两种伦理模式，交际伦理体现了译者、原文作者和译文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突出强调了译者在翻译中的桥梁作用。交际伦理强调的重点不是要代表他人，而是与他人的交流。切斯特曼引用皮姆的观点，即对人际间交流伦理的重视是大势所趋。交际伦理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目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更加注重译者与外界的关系。
（二）翻译伦理与译者主体性
自“主体”和“主体性”这类概念引入中国翻译领域之后，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便开始了对翻译中主体性的积极探究。[2]随着翻译地位的逐渐提高，译者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罗新璋在《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一文中提出了译者主体性问题。他说：“翻译理论中，抹杀译者主体性的论调应少唱，倒不妨多多研究如何拓展译者的创造天地，于局限中掌握自由……泯灭译者的创造生机，只能导致译作艺术生命的枯竭。”[3]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4]译者，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而译者的主体性，也就是翻译理论所要探讨的出发点及归宿。翻译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交际活动，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译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其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及翻译风格这几方面。译者在翻译时，都是有目的性的，例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译本，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我国疫情期间所做的一切，让世界感受中国行动。而翻译策略方面针对不同内容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风格方面，译者会有自己的翻译风格，那么不同的译者翻译的译本也会有所不同。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翻译的伦理，打破了传统的翻译伦理学有关“忠诚”的局限性，从而拓宽和深化了对于翻译伦理的理解，这对译者主体性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
二.翻译伦理模式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本文主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英译本为例来进行分析。首先，该文本作为中国政府发布的白皮书，主要是为了记录我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历程，同时将同全球阐述我国的理念主张等，分享我国的经验以及做法，一般这类文本是不可以随意改写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应遵循再现伦理的原则，展现出一个能忠实反映原文意义、意图和风格的镜像翻译。 分析：例12的“六稳”和“六保”是针对我国民生就业所提出的，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是中国独有的，对于那些对国家大事不够了解的中国人可能都无法完全了解，更不用说是那些国外堵着了。针对这些数字缩略语，如果译者仅仅是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可能会引起误解，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按照交际伦理，发挥译者主体性，增加了这些数字缩略语的具体内容，这样译文就更加合理了，有助于读者去理解，体现了信息交流的交际伦理。
本文以切斯特曼翻译伦理下的三种主要模式为指导，探讨译者主体性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体现。实践证明，译者发挥自身主体性，运用合适的翻译伦理观，让译作更贴合译语国家的文化环境，这样读者也更容易理解，更好沟通，从而实现跨文化政治交流，促进对外交流，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19-24.
[2]葛厚伟，郑娜，赵宁霞.《翻译伦理学概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3]来程颖.从翻译伦理角度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国特色表达英译[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4]罗新璋.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418-427.
[5]訾晓红.翻译伦理视域下《生死疲劳》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125-128 134.
[6]Chesterman Andrew.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Oath[J].The Translator，2001（02）：129-138.
注 释
[1]Chesterman 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Oath[J].The Translator，2001（02）：129-138.
[2]葛厚伟，郑娜，赵宁霞.《翻译伦理学概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36.
[3]罗新璋.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418-427.
[4]查明建，田雨.論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22.
[5]訾晓红.翻译伦理视域下《生死疲劳》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127.
[6]来程颖.从翻译伦理角度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国特色表达英译[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