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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而后者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同时高度重视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们必须通过环境法治的途径，保障社会公众的环境参与权，正确处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关系，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当代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决策 公众参与 存在问题 解决路径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包含了代际之间的社会公正，同时，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意。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环境紧密相连。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中生态资源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以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为视野探究如何更好地通过公众参与的途径保护生态环境，无疑对改善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简述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本质区别。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空前恶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资源短缺的问题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生态环境的恶化使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人们在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中心主义一时成为生态伦理学当中非常热门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罪恶之源”是人类活动中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倾向，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引发生态困境。当代人类中心主义在承认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高度重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通过人类的具体行动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价值论作为基础，将“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进行诠释，认为人类是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只有人类才可能和自然结成对象性的关系，才是自然价值的主体，人们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和实践的关系有着正确的定位，这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社会公众参与生态决策
现实中产生的许多重大环境污染案件之所以导致生态的极大破坏，和民众的环境参与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密切相关，这严重违反了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比如，2010年河南省发生了严重的铬污染事件；2011年，被众多媒体曝光的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的镉污染导致的“癌症村”事件。这些生态环境污染案件中，之所以最后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后果，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公众的环境决策参与权没有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民众缺乏从信息源获取准确信息的保障，并且在整个和生态环境相关的项目实施中民众并未有效地参与进来。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不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建设对生态环境具有巨大危害的项目，而政府的监测部门、监督部门由于技术限制等因素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污染生态环境的项目的建设，这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人们通过对诸多污染案件进行总结之后发现，要有效防止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就必须通过环境法治的方式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生态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成为环境法治的必然要求。
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存在的问题
发达国家在做出关于生态环境重大决策的过程中，普遍确立了必须保障社会公众广泛的知情权、参与权的原则，我国环境法治中也早已确立了民众对生态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并将此作为一项必须遵循的原则。生态环境法治中的公众参与，也就是社会公众有权通过相应的法定途径和程序，参与和其本人生态环境权益有关的活动，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对政府行使和生态环境有关的权力进行保障和制约，避免政府做出的决策影响公众合法权利。①以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标准，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进行审视，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民众对生态环境决策的知情权保障不力。环境决策知情权，是公民、法人和其他主体有从公共机构、环境保护义务者、生产经营企业和其他主体获得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资料、信息的权利。生态环境决策的知情权是民众生态环境参与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提，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那么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参与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民众要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参与权，就必须首先保障其知情权，如果民众无法获得环境信息的公开资料，社会公众就失去了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基础和条件。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民众的参与历来高度重视，2008年制订出台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是我国政府发布的第一部和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已经通过政府法规的方式予以正式确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政府生态环境信息以及企业生态环境信息的具体公开原则、公开办法、公开程序等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办法”仍具有诸多缺陷，缺陷之一就是只规定了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没有对生态环境相关的企业提出环境信息公开的强制性要求。虽然“办法”规定了企业鼓励公开相关的环境信息，但是并没有要求排污企业强制性公开企业环境信息，更没有规定任何制裁措施。这样的规定显然对企业的制约力度严重不足，民众对生态环境决策的知情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民众对生态环境决策的参与权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比如，按照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专项规划编制的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且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范，应当在该规范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社会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除了国家规定的需要保密的内容以外，建设单位也应该通过相应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上述相关规定还不够具体，容易导致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的“作秀”、“走过场”，缺乏必要的程序制约，难以使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公开落到实处。比如，在建设单位主导下进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工作，在建设单位主导下的所谓听证会、论证会的效果就值得怀疑。现实中，政府做出生态环境相关决策之前的信息公开工作往往不到位，在项目已经实施的过程中遭到新闻媒体曝光之后重新来进行所谓的听证、论证的情形时有发生，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等公众参与的实践大大滞后于法律法规的规定。生态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的目的，是要把即将决策的项目让更多的社会公众所知晓，从而广泛接受社会公众对决策科学性、合理性特别是项目的实施是否会破坏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质疑，社会公众对有疑问的项目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之后向决策机构提供意见建议，从而由决策机构组织讨论、听证、论证，从而使所组织实施的项目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但是，在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中公众参与缺乏必要程序保障的情况下，生态环境参与权成为难以落实到位的“纸面上的愿望”。 公众的参与动力不足和决策者的不当干预。生态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要发挥良好的作用，社会公众就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和生态环境相关的决策活动。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相关的决策机构不够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社会公众和行政决策机构、企业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积极性、主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因为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使生态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失去了实际意义，在极少数地方完全成为一种 “作秀”。即便公众所表达的意见建议是合理的，但极少数决策机构对公众的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甚至不予理睬，严重打击了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热情。积极主动参与生态环境决策过程的社会公众在付出时间和精力后没有收到任何效益，这会导致公众对决策机构和企业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只能选择不参与生态环境的决策。还有部分公众本身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主动性不足，甚至还缺乏这方面的意识，致使这部分民众无法参与到生态环境决策的过程中去。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决策，在通常情况下涉及多个方面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对生态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进行干预，存在封锁信息、省略公众参与程序、不予理会群众合理意见建议等情况。
公众参与生态决策的实现路径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环境法治的重要思想基础，然而，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可操作性、程序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在政府机构、公民、企业等诸多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利于实现生态环境决策公众参与的问题，为此我国生态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完善。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生态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实现路径为：
在宪法中确立公民生态环境决策参与权。生态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推进环境法治中的共同做法和经验，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内的延伸。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在宪法中规定社会公众的环境决策权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迫切要求。环境权是一项人们的重要基本人权，正因如此，把包括生态环境决策参与权在内的环境权在《宪法》中予以确立，是世界上各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已经成为现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得到国际法的认可，同时也是我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必然趋势。环境权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比如关系到公民的采光权、日照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饮食安全权等，这些公民的合法权利和每一名公民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密切相关。如果生态环境决策失误，就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就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在《宪法》中明确生态环境决策公众参与在内的公民环境权，有利于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有利于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稳步推进，是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甚至是人权保障的丰富和发展。
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决策参与意识。在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相同的情况下，民众的意识就是决定性的重要因素，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决策参与意识决定了能否顺利实现民众参与决策的目的。如果民众拥有较高的生态环境意识，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行政机构、企业的生态环境决策过程中，那么，就可以及时发现项目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时制止可能产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的项目实施。在当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还有待提高，社会公众生态环境决策中参与积极性、主动性也有待提高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公民的环境意识，使他们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高度负责的积极主动性参与到生态环境决策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还比较差，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环境意识十分薄弱。为此，要切实加强对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教育、生态环境知识教育，尽快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向广大社会公众特别是农村居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着力培养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友好行为。在具体的宣传普及过程中，注重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黑板报、知识讲座、环境保护具体实践活动提升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形成人人积极主动参与到生态环境决策中的良好氛围。
改革现有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按照我国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而侵害了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组织或者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极大进步。但是，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加以改革完善。比如，对诉讼主体规定为“法律规定的组织或者机关”，这就比较模糊、不够明确、过于宽泛。我国知名的环境公益律师赵京慰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规定不明确，可能导致环境公益诉讼的倒退。②对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为环境污染案件、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公益的行为，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是否可以提起公益诉讼，需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确定。针对目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诉讼主体的资格，明确某些特定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侵权行为也进行具体界定。同时，健全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保障公民环境决策参与权。
确定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组织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自发组成一个团体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非营利性组织。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组织是在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管理的现实要求下而产生的，该类组织力量的良好发挥，有利于使民众的环境诉求得以顺利实现，能够使民众反映的环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治理，使环境行政管理工作接受民众的全面监督制约，实现共同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目的。民间环保组织作为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在司法实践界已经获得了重大突破。被与污染企业“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之友”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状告铬污染并被媒体曝光的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已被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立案调查，这是环境NGO第一次获得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③由于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其目的是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具有公益性质，所以我们应该对其成立的条件进行特殊的规定并明确其法律地位，保障其能够依法参加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等各类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活动。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陈开琦：“公民环境参与权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②郄建荣：“主体不明或致环境公益诉讼退回原点”，《法制日报》，2013年8月8日。
③鲍小东：“环境公益诉讼‘里程碑式’破局”，《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日。
【关键词】当代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决策 公众参与 存在问题 解决路径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包含了代际之间的社会公正，同时，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意。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环境紧密相连。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中生态资源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以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为视野探究如何更好地通过公众参与的途径保护生态环境，无疑对改善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简述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本质区别。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空前恶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资源短缺的问题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生态环境的恶化使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人们在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中心主义一时成为生态伦理学当中非常热门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罪恶之源”是人类活动中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倾向，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引发生态困境。当代人类中心主义在承认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高度重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通过人类的具体行动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价值论作为基础，将“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进行诠释，认为人类是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只有人类才可能和自然结成对象性的关系，才是自然价值的主体，人们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和实践的关系有着正确的定位，这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社会公众参与生态决策
现实中产生的许多重大环境污染案件之所以导致生态的极大破坏，和民众的环境参与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密切相关，这严重违反了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比如，2010年河南省发生了严重的铬污染事件；2011年，被众多媒体曝光的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的镉污染导致的“癌症村”事件。这些生态环境污染案件中，之所以最后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后果，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公众的环境决策参与权没有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民众缺乏从信息源获取准确信息的保障，并且在整个和生态环境相关的项目实施中民众并未有效地参与进来。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不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建设对生态环境具有巨大危害的项目，而政府的监测部门、监督部门由于技术限制等因素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污染生态环境的项目的建设，这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人们通过对诸多污染案件进行总结之后发现，要有效防止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就必须通过环境法治的方式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生态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成为环境法治的必然要求。
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存在的问题
发达国家在做出关于生态环境重大决策的过程中，普遍确立了必须保障社会公众广泛的知情权、参与权的原则，我国环境法治中也早已确立了民众对生态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并将此作为一项必须遵循的原则。生态环境法治中的公众参与，也就是社会公众有权通过相应的法定途径和程序，参与和其本人生态环境权益有关的活动，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对政府行使和生态环境有关的权力进行保障和制约，避免政府做出的决策影响公众合法权利。①以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标准，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进行审视，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民众对生态环境决策的知情权保障不力。环境决策知情权，是公民、法人和其他主体有从公共机构、环境保护义务者、生产经营企业和其他主体获得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资料、信息的权利。生态环境决策的知情权是民众生态环境参与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提，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那么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参与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民众要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参与权，就必须首先保障其知情权，如果民众无法获得环境信息的公开资料，社会公众就失去了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基础和条件。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民众的参与历来高度重视，2008年制订出台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是我国政府发布的第一部和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已经通过政府法规的方式予以正式确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政府生态环境信息以及企业生态环境信息的具体公开原则、公开办法、公开程序等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办法”仍具有诸多缺陷，缺陷之一就是只规定了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没有对生态环境相关的企业提出环境信息公开的强制性要求。虽然“办法”规定了企业鼓励公开相关的环境信息，但是并没有要求排污企业强制性公开企业环境信息，更没有规定任何制裁措施。这样的规定显然对企业的制约力度严重不足，民众对生态环境决策的知情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民众对生态环境决策的参与权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比如，按照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专项规划编制的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且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范，应当在该规范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社会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除了国家规定的需要保密的内容以外，建设单位也应该通过相应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上述相关规定还不够具体，容易导致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的“作秀”、“走过场”，缺乏必要的程序制约，难以使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公开落到实处。比如，在建设单位主导下进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工作，在建设单位主导下的所谓听证会、论证会的效果就值得怀疑。现实中，政府做出生态环境相关决策之前的信息公开工作往往不到位，在项目已经实施的过程中遭到新闻媒体曝光之后重新来进行所谓的听证、论证的情形时有发生，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等公众参与的实践大大滞后于法律法规的规定。生态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的目的，是要把即将决策的项目让更多的社会公众所知晓，从而广泛接受社会公众对决策科学性、合理性特别是项目的实施是否会破坏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质疑，社会公众对有疑问的项目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之后向决策机构提供意见建议，从而由决策机构组织讨论、听证、论证，从而使所组织实施的项目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但是，在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中公众参与缺乏必要程序保障的情况下，生态环境参与权成为难以落实到位的“纸面上的愿望”。 公众的参与动力不足和决策者的不当干预。生态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要发挥良好的作用，社会公众就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和生态环境相关的决策活动。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相关的决策机构不够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社会公众和行政决策机构、企业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积极性、主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因为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使生态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失去了实际意义，在极少数地方完全成为一种 “作秀”。即便公众所表达的意见建议是合理的，但极少数决策机构对公众的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甚至不予理睬，严重打击了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热情。积极主动参与生态环境决策过程的社会公众在付出时间和精力后没有收到任何效益，这会导致公众对决策机构和企业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只能选择不参与生态环境的决策。还有部分公众本身参与生态环境决策的主动性不足，甚至还缺乏这方面的意识，致使这部分民众无法参与到生态环境决策的过程中去。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决策，在通常情况下涉及多个方面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对生态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进行干预，存在封锁信息、省略公众参与程序、不予理会群众合理意见建议等情况。
公众参与生态决策的实现路径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环境法治的重要思想基础，然而，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可操作性、程序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在政府机构、公民、企业等诸多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利于实现生态环境决策公众参与的问题，为此我国生态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完善。
当代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生态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实现路径为：
在宪法中确立公民生态环境决策参与权。生态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推进环境法治中的共同做法和经验，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内的延伸。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在宪法中规定社会公众的环境决策权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迫切要求。环境权是一项人们的重要基本人权，正因如此，把包括生态环境决策参与权在内的环境权在《宪法》中予以确立，是世界上各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已经成为现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得到国际法的认可，同时也是我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必然趋势。环境权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比如关系到公民的采光权、日照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饮食安全权等，这些公民的合法权利和每一名公民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密切相关。如果生态环境决策失误，就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就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在《宪法》中明确生态环境决策公众参与在内的公民环境权，有利于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有利于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稳步推进，是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甚至是人权保障的丰富和发展。
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决策参与意识。在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相同的情况下，民众的意识就是决定性的重要因素，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决策参与意识决定了能否顺利实现民众参与决策的目的。如果民众拥有较高的生态环境意识，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行政机构、企业的生态环境决策过程中，那么，就可以及时发现项目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时制止可能产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的项目实施。在当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还有待提高，社会公众生态环境决策中参与积极性、主动性也有待提高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公民的环境意识，使他们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高度负责的积极主动性参与到生态环境决策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还比较差，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环境意识十分薄弱。为此，要切实加强对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教育、生态环境知识教育，尽快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向广大社会公众特别是农村居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着力培养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友好行为。在具体的宣传普及过程中，注重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黑板报、知识讲座、环境保护具体实践活动提升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形成人人积极主动参与到生态环境决策中的良好氛围。
改革现有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按照我国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而侵害了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组织或者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极大进步。但是，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加以改革完善。比如，对诉讼主体规定为“法律规定的组织或者机关”，这就比较模糊、不够明确、过于宽泛。我国知名的环境公益律师赵京慰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规定不明确，可能导致环境公益诉讼的倒退。②对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为环境污染案件、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公益的行为，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是否可以提起公益诉讼，需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确定。针对目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诉讼主体的资格，明确某些特定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侵权行为也进行具体界定。同时，健全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保障公民环境决策参与权。
确定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组织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自发组成一个团体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非营利性组织。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组织是在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管理的现实要求下而产生的，该类组织力量的良好发挥，有利于使民众的环境诉求得以顺利实现，能够使民众反映的环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治理，使环境行政管理工作接受民众的全面监督制约，实现共同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目的。民间环保组织作为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在司法实践界已经获得了重大突破。被与污染企业“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之友”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状告铬污染并被媒体曝光的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已被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立案调查，这是环境NGO第一次获得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③由于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其目的是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具有公益性质，所以我们应该对其成立的条件进行特殊的规定并明确其法律地位，保障其能够依法参加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等各类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活动。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陈开琦：“公民环境参与权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②郄建荣：“主体不明或致环境公益诉讼退回原点”，《法制日报》，2013年8月8日。
③鲍小东：“环境公益诉讼‘里程碑式’破局”，《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