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耶鲁人类学博士薇妮斯蒂·马丁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搬到纽约上东区时，她对那里的生存规则还一无所知。从物色公寓、购买学区房、给孩子申请私立学校开始，她打响了一场艰苦卓绝为期六年的“战争”。作者以下的口述告诉我们：全世界妈妈们的焦虑其实都一样。
　　托儿所远比你想象的重要
　　我原本以为，因为我和先生确定以后一定会把儿子送进公立学校，所以不需要为了未来可以进高级的私立学校，先在托儿所卡位，但没想到在上东区，抢托儿所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管是普通的，还是顶级的，通通都一样。
　　我在孩子音乐班上认识的几位妈妈，还有我带大了四个孩子的嫂嫂，都是上东区人，她们帮我恶补上东区教育的知识，教我学校的事该怎么处理。她们说某几家托儿所的所长认识再往上的学校校长（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八年制学校，或是到十二年级的十二年制学校）。那些校长之间关系很好，有办法把学生送进“好大学”——今日的世界进入超级竞争状态，不只是常春藤名校才称得上好学校。此外，很多托儿所和学校都有很方便的“兄弟姐妹条款”——只要你有一个孩子进了某所学校，你其他的孩子以后几乎一定都可以进。
　　依据所有妈妈的说法，我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给托儿所，所以我打了。“不能申请了。”电话那头的女人连再见都没说就挂断了电话。我心想干脆放弃算了，干吗搞得紧张兮兮的？又一想，不行，儿子的未来可能受影响，不能就这样放弃！我就此误入歧途。在恐惧的胁迫下，我从原本的旁观者变成体制的拥护者。我跟上东区的妈妈们一样，跟全世界的妈妈们一样，每天都在焦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够多，生怕对孩子的未来造成不好的影响。
　　一点都不好玩的“试玩”
　　我嫂嫂的四个孩子上的是她家旁边的托儿所，当时相当欢迎大家来就读，但等到我和先生申请的时候，那家托儿所已经变成曼哈顿最炙手可热的学校了。最近还爆出了丑闻：某个华尔街人士为了帮客户把孩子弄进去，捐了100万美元，结果学校还是没收那个孩子。
　　儿子进托儿所之前，得先通过书面申请、双亲面试，以及先在学校“试玩”。嫂嫂打电话请朋友帮忙之后，我拿到了申请表。我向托儿所说明我家宝宝的特殊专长、他的优缺点，以及他是哪一种类型的学习者。我实在很想写：“鬼才知道，他才两岁！”不过当然不能这样写，我只能不断用头敲墙壁，希望想出还算得体的答案。填完申请表后，接下来是“试玩”，但我称之为“海选”，因为那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我永远忘不了某次的“试玩”。那次现场放了一个吸引所有孩子目光的玩具——一个颜色鲜艳，上面有旋钮、灯光和按钮的游戏烤箱，一旁还有几个没那么起眼的玩具。这是托儿所的招生人员设计的游戏，他们想看看，一群累坏了的宝宝在面对他们的年纪还不能处理的考验时，会有什么反应。换句话说，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在特定情境中依旧排队，延迟享乐，压抑住自己受挫的情绪。
　　现场一片混乱。
　　每次我去接受这种折磨时，现场盛装出席的妈妈们，也都紧张兮兮，处于崩溃边缘，生怕孩子出错。我们自己也知道，家长也是托儿所测试的对象。但我能怎样？其他妈妈又能怎样？我们只能任由托儿所宰割。
　　我拖着可怜的儿子，试过一家又一家的托儿所。有一天，我们又要参加“试玩”，现场都是儿子不认识的小朋友。儿子拉着我的手，仰起头告诉我：“妈咪，我办不到。”我听了眼泪都快喷出来了。
　　儿子要到嫂嫂孩子念的那家高级托儿所试玩时，我们决定还是让先生带儿子去比较好，因为他是个非常冷静沉着的人。先生说，那家托儿所的所长，大概是全曼哈顿最有权势的人，也因此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說完，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不过这不完全是玩笑话。那天我手指不断敲着桌面，焦急等待先生和儿子的面试结果。电话响起，我吓了一大跳，差点摔下椅子，先生低声告诉我：“我想从窗户跳下去。”我心一沉，尽量用最不歇斯底里的声音问：“怎么了？”
　　先生说，儿子试玩的时候，托儿所的所长也在。所长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培乐多黏土，一起画画，一起说话。玩到一半的时候，儿子想要引起所长的注意，叫了她好几次，但教室太吵，所长没听到，儿子竟然打所长的手臂（虽然只是轻轻的），大声说：“嘿，我在跟你讲话！”
　　我至今都不明白，儿子最后是怎么进了那家托儿所，我从来没问过原因。我和先生想，大概是嫂嫂的影响力吧。我们家靠着这层关系，出了一个念全纽约“最好的”托儿所的孩子。我享受到沾亲带故的好处，但成功进入这个小圈圈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晓宁）
　　【编辑：陈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