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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9月29日挂牌成立以来，上海自贸区一路承载着期望、质疑，取得了成绩，却也在制度红利地释放上被人评价为“不太给力”，同时出台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以下简称负面清单）实施过程中效力也大打折扣。那么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本意”如何？改革到底碰到了哪些“深水区”？2014年“负面清单”有何新动向？
《经济》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上海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贸系副主任陈波进行了独家专访。
制度创新遇到“深水区”
《经济》：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体现在哪里？
陈波：制度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职能转换。要想提高行政效率，政府必须实现从“教练”到“裁判”的职能转换，具体说来，需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与各项审批程序，让法律法规在执行时保持公正透明高效。自贸区推进这方面改革的同时，全国各地简政放权地改革亦在进行。
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最大的改革成就就是下放了200多项权力。在我看来，国家发改委的相关改革尤其见到了成效。国家发改委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之中的特殊产物。就它的职能来说，几乎所有大规模的投资都必须经过发改委同意，甚至许多商品定价都须有发改委准许，它对经济的干涉能力非常强。政府职能转换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发改委的职能重新界定。
二是“负面清单”管理。许多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都要求外商除了拥有准入权，还需享有与本国企业一视同仁的待遇。而2013年9月30日推出的负面清单，主要用在国民经济关键性行业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以起到保护作用。目前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都按照负面清单来管理外商投资。“法无禁止即可为”，遵循着这个原则，负面清单地出台本应对外商在华投资的自由化、市场化起到促进作用，但目前在上海自贸区起到的作用却很有限。
《经济》：负面清单出现了什么问题？遇到了哪些阻力？应该怎么解决？
陈波：2013版负面清单连自己的家底都没摸清。
去年8月，李克强总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自贸区内实施3部发改委起草的外贸投资法规，而这份负面清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完成。但和许多其他的政策文件一样，关于外商投资的相关规定“政出多门”，除了发改委牵头管理外商投资，商务部也涉及一部分内容，民政部也还有一些特殊规定，比如“殡葬业不许外商进入”等。粗略计算，相关法律法规有17000多条。除此之外，教育部、文化部等还有一些相关规定，地方政府、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都有自己的特殊管理方式。许多外商凭着负面清单办事，却还是遇到重重壁垒，无所适从。
负面清单代表了公平性。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提升透明度和公平度。一旦真正施行，相关部委切实权力下放，必然会出现既得利益方的损失。这些既得利益方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他们长期以来受到政策保护，既是经营者，又是市场游戏的教练和监督者，在游戏里玩不公平竞争。这也造成央企、国企固有的垄断形态，形成腐败的温床。
2013版负面清单内容并不完整。2014年，商务部、上海自贸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新版负面清单，6月份有望出台，希望内容能更加明晰，效力落到实处。
银行竞争必将带来机遇
《经济》：目前上海自贸区跨境融资自由化、便利化等金融领域地开放创新进展如何？是否释放了应有的制度红利？
陈波：去年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关于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30条改革意见，这30条改革意见分成了四大块。第一是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政策文件里都有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内容，比如海外跨境支付允许人民币的支付细则，这在以前都没有出现，还有允许外商企业在自贸区内发行“熊猫债”等；第二是资本上的逐步开放。我们一直在期待资本能够自由兑换、自由流动，期待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这些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做不了，但在改革意见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很明确的提法，在自贸区内我们会先行先试，进行改革，相信制度红利正在释放当中。央行30条意见细则的法律法规在2月已经开始陆续出台。
《经济》：您多次对媒体提到，国有银行亟需加入竞争，有何具体原因？
陈波：金融是国计民生最关键领域，政府担心国外大规模冲击会造成国内金融秩序地紊乱乃至国内金融业务地消失，因此有害怕心理。更重要的是，我国金融行业主要由国有银行垄断，手握巨额垄断利润，旱涝保收，拥有“可以躺在床上数钱”的特权，谁能轻而易举地放弃呢？民营银行、外资银行想要进入竞争体系，目前还很难。
但国有银行现在的问题是，赚钱的途径不在于提高服务效率，而在于依靠政府的行政垄断。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平均利润率是5%，而12个上市银行的平均利润率达38%。政府是用“左手”从“右手”那捞钱，很明显，左手是国有银行，右手就是制造业。
毫不客气地说，国有银行一直在“吸血”，并未给实体经济添砖加瓦。十几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后来我国加入WTO对制造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银行业垄断的负面影响并未明显体现。但到了今天，我们再没有理由不改革了。
一旦加入竞争，迎面而来的不只是挑战，还有机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资本流通更加便利，国有银行将会收获更多的业务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能够在竞争中加速国际化，不断完善服务，拓展海外理财业务，提升效率与投资准确度。
《经济》：那么，国有银行在自贸区的发展形势如何？
陈波：上海自贸区建立之初就已有8家银行进驻，有两家是外资银行，剩下6家全是国有银行，他们很积极地“备战”。
有趣的是，我感觉在北京的国有银行总部都不太乐于接受外资银行、民营银行地挑战，但地方国有银行却很愿意进行竞争。例如最早提出进入自贸区的是上海的中国银行，而据我所知中国银行在北京的总部对加入竞争一直持很谨慎的态度。
改革“深水区”，自贸区先行先试
《经济》：未来，自贸区会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怎样的环境？
陈波：中小企业目前在自贸区外成长所面临的最集中问题是融资成本太高、资金链断裂。银行只愿意把钱借给央企、国企或者大型民营企业，很多有潜力的成长型企业因为投资不足，被极高的融资成本逼得走投无路。因为没有良好的融资途径，很多地方中小企业借助于高利贷来周转，一旦遇到风险，最终只有破产。
有了自贸区这个银行公平竞争的平台，相信银行服务会更加高效，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贷款利率下降可以预期，中小企业在自贸区可以找到更为便利安全的融资途径。
另外，中小企业往往得不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重视，更得不到偏好性的政策。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督促政府简政放权，央企、国企的优势降低，民营企业也借此得到了更为友好的竞争环境，能够获得更健康的成长。
《经济》：您认为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可复制性高吗？对我国经济改革有何意义？
陈波：上海自贸区自规划之时，就被严格要求了可复制性。最典型的例子是自贸区的企业注册制度，以前我国普遍实行实缴制，现在改革为认缴制，只要有大概的投资规划，准备1元钱就可以去工商局注册投资。去年10月份上海自贸区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现在准备推广到全国了。认缴制将大大提高注册效率。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如果失败了，中国深水区改革就会失败。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风向标，有效带动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改革。
《经济》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上海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贸系副主任陈波进行了独家专访。
制度创新遇到“深水区”
《经济》：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体现在哪里？
陈波：制度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职能转换。要想提高行政效率，政府必须实现从“教练”到“裁判”的职能转换，具体说来，需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与各项审批程序，让法律法规在执行时保持公正透明高效。自贸区推进这方面改革的同时，全国各地简政放权地改革亦在进行。
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最大的改革成就就是下放了200多项权力。在我看来，国家发改委的相关改革尤其见到了成效。国家发改委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之中的特殊产物。就它的职能来说，几乎所有大规模的投资都必须经过发改委同意，甚至许多商品定价都须有发改委准许，它对经济的干涉能力非常强。政府职能转换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发改委的职能重新界定。
二是“负面清单”管理。许多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都要求外商除了拥有准入权，还需享有与本国企业一视同仁的待遇。而2013年9月30日推出的负面清单，主要用在国民经济关键性行业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以起到保护作用。目前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都按照负面清单来管理外商投资。“法无禁止即可为”，遵循着这个原则，负面清单地出台本应对外商在华投资的自由化、市场化起到促进作用，但目前在上海自贸区起到的作用却很有限。
《经济》：负面清单出现了什么问题？遇到了哪些阻力？应该怎么解决？
陈波：2013版负面清单连自己的家底都没摸清。
去年8月，李克强总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自贸区内实施3部发改委起草的外贸投资法规，而这份负面清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完成。但和许多其他的政策文件一样，关于外商投资的相关规定“政出多门”，除了发改委牵头管理外商投资，商务部也涉及一部分内容，民政部也还有一些特殊规定，比如“殡葬业不许外商进入”等。粗略计算，相关法律法规有17000多条。除此之外，教育部、文化部等还有一些相关规定，地方政府、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都有自己的特殊管理方式。许多外商凭着负面清单办事，却还是遇到重重壁垒，无所适从。
负面清单代表了公平性。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提升透明度和公平度。一旦真正施行，相关部委切实权力下放，必然会出现既得利益方的损失。这些既得利益方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他们长期以来受到政策保护，既是经营者，又是市场游戏的教练和监督者，在游戏里玩不公平竞争。这也造成央企、国企固有的垄断形态，形成腐败的温床。
2013版负面清单内容并不完整。2014年，商务部、上海自贸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新版负面清单，6月份有望出台，希望内容能更加明晰，效力落到实处。
银行竞争必将带来机遇
《经济》：目前上海自贸区跨境融资自由化、便利化等金融领域地开放创新进展如何？是否释放了应有的制度红利？
陈波：去年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关于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30条改革意见，这30条改革意见分成了四大块。第一是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政策文件里都有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内容，比如海外跨境支付允许人民币的支付细则，这在以前都没有出现，还有允许外商企业在自贸区内发行“熊猫债”等；第二是资本上的逐步开放。我们一直在期待资本能够自由兑换、自由流动，期待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这些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做不了，但在改革意见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很明确的提法，在自贸区内我们会先行先试，进行改革，相信制度红利正在释放当中。央行30条意见细则的法律法规在2月已经开始陆续出台。
《经济》：您多次对媒体提到，国有银行亟需加入竞争，有何具体原因？
陈波：金融是国计民生最关键领域，政府担心国外大规模冲击会造成国内金融秩序地紊乱乃至国内金融业务地消失，因此有害怕心理。更重要的是，我国金融行业主要由国有银行垄断，手握巨额垄断利润，旱涝保收，拥有“可以躺在床上数钱”的特权，谁能轻而易举地放弃呢？民营银行、外资银行想要进入竞争体系，目前还很难。
但国有银行现在的问题是，赚钱的途径不在于提高服务效率，而在于依靠政府的行政垄断。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平均利润率是5%，而12个上市银行的平均利润率达38%。政府是用“左手”从“右手”那捞钱，很明显，左手是国有银行，右手就是制造业。
毫不客气地说，国有银行一直在“吸血”，并未给实体经济添砖加瓦。十几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后来我国加入WTO对制造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银行业垄断的负面影响并未明显体现。但到了今天，我们再没有理由不改革了。
一旦加入竞争，迎面而来的不只是挑战，还有机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资本流通更加便利，国有银行将会收获更多的业务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能够在竞争中加速国际化，不断完善服务，拓展海外理财业务，提升效率与投资准确度。
《经济》：那么，国有银行在自贸区的发展形势如何？
陈波：上海自贸区建立之初就已有8家银行进驻，有两家是外资银行，剩下6家全是国有银行，他们很积极地“备战”。
有趣的是，我感觉在北京的国有银行总部都不太乐于接受外资银行、民营银行地挑战，但地方国有银行却很愿意进行竞争。例如最早提出进入自贸区的是上海的中国银行，而据我所知中国银行在北京的总部对加入竞争一直持很谨慎的态度。
改革“深水区”，自贸区先行先试
《经济》：未来，自贸区会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怎样的环境？
陈波：中小企业目前在自贸区外成长所面临的最集中问题是融资成本太高、资金链断裂。银行只愿意把钱借给央企、国企或者大型民营企业，很多有潜力的成长型企业因为投资不足，被极高的融资成本逼得走投无路。因为没有良好的融资途径，很多地方中小企业借助于高利贷来周转，一旦遇到风险，最终只有破产。
有了自贸区这个银行公平竞争的平台，相信银行服务会更加高效，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贷款利率下降可以预期，中小企业在自贸区可以找到更为便利安全的融资途径。
另外，中小企业往往得不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重视，更得不到偏好性的政策。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督促政府简政放权，央企、国企的优势降低，民营企业也借此得到了更为友好的竞争环境，能够获得更健康的成长。
《经济》：您认为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可复制性高吗？对我国经济改革有何意义？
陈波：上海自贸区自规划之时，就被严格要求了可复制性。最典型的例子是自贸区的企业注册制度，以前我国普遍实行实缴制，现在改革为认缴制，只要有大概的投资规划，准备1元钱就可以去工商局注册投资。去年10月份上海自贸区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现在准备推广到全国了。认缴制将大大提高注册效率。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如果失败了，中国深水区改革就会失败。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风向标，有效带动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