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孔子是伟大的，他奠定了一个时代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思想根基，这个漫长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初才宣告结束，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余波的冲击力。孔子式的教育是与自汉武帝之后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它在维护和稳定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以及维系华夏文化千载绵延等重大方面功不可没，但这是以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缓慢发展、中国国民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严重缺失等等为巨大代价的。在孔手式的教育之下，中国国民习惯于消极顺从，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它终结的标志，就是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内在精神，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教育模式；传统文化；创发性
和谐社会是由创发性的人组成的社会，而人的创发性与“不从”能力息息相关。社会成员普遍习惯于顺从而缺乏不从的能力，同样属于这个社会隐藏的不和谐。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隐藏的不和谐同样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它是我们的社会一只脚尚未完全从封建文化的泥沼中拔出来的重要表现之一。那么，导致这一文化缺陷的主要根源何在?笔者认为，答案恐怕得从孔子那里去寻找。
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年代，毕生的抱负是要复兴“周礼”。在晚年专事教育之前，他一直做着政治上的努力，曾一度周游列国，说服诸侯国的统治者采纳他复兴周礼的政治主张，但处处碰壁，无功而返。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段话似乎透出这样的信息，即孔子认为自己到了三十岁时在知识上已经具备了聚徒讲学的资格，而不至于误人子弟——事实上，他正是在三十岁左右开始私人讲学的；到他六十多岁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时，当然就认为自己更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资格了。孔子广收门徒，因材施教，将自己的思想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门生，指望他们个个能成为自己复兴周礼大业的传承人。由孔子的讲学所演绎的中国传统教育重在传授知识，而不是引导学生探索知识，老师就是权威，就是知识的化身，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水平成为衡量其优劣等级的重要指标。中国传统教育所缺失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失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源于苏格拉底的西方传统教育模式。苏格拉底认为精神助产术是产生真理的途径。在与人讨论知识和伦理道德问题时，他总是以求教者的姿态，向对方询问答案，然后不断地通过诘难，使对方一次又一次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而逐步修正意见，接近真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他就像一位他母亲那样的助产婆，“帮助已经包藏于每一个人的意识中的思想问世”。由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所演绎的西方教育重在探索知识，老师处于辅助和引导的地位，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维，将其导向求智之路。其中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
源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这个差异至今仍未发生根本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到华中理工大学作过一场题为“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的演讲，以切身经历对中西教育模式进行了一次比较。他回顾和反思了自己在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和研究，认为西南联大的学习方法是演绎法，而芝加哥大学的则是与之相反的归纳法。前者注重从已知到未知，就像中国传统教育所要求的“不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后者则习惯于由现象求本质，重在探索知识。为了更形象些，我们不妨援引他举的“氢弹之父”泰勒的一个例子；“归纳法常常要走弯路，因为你是在探索，所以你走的方向往往是错误的。比如说，泰勒教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他早上到学校里来，走到走廊上立刻抓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说昨天晚上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于是就把他的想法講出来。过了一个钟头，他碰到另外一个人，他就讲另外一套理论。所以我说，泰勒教授一天大概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的。可是你想想，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有半个正确的想法，他的成就就会不得了。”
杨振宁还回忆说，泰勒因为非常忙而通常不备课，在课堂上有时会误入歧途，当他设法弥补时，思想就像天线一样向各个方向探索到底是什么地方走错了。杨先生因此而深受启发。他还举了费米(194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尤里(20世纪发现重水的大化学家)、梅尔和梅尔夫人(他们两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等老师的例子。就像泰勒那样，每一位老师都能让人感觉到苏格拉底就活在他们的心灵深处。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中国传统教育称为“孔子式的教育”，而把西方传统教育称为“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关于后者，我们还可以举一个词源上的佐证——“‘教育’一词，其原来的和最基本的意思是‘引出和启迪’人身上具有的东西”。教育在文化的塑造与传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伦理规范的创造不是偶然的，“文化机制的整个基础部分足以系统地循规蹈矩地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态度”。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人。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人。但正如洛克打的那个比方一样，新生婴儿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通过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文化的人。没有教育，文化的薪火就无法代代相传。教育本身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精神特质，而人又是文化的创造、维系和传承者。
苏格拉底是伟大的。“苏格拉底式的教育”锻造了西方人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也就间接地锻造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西方的科学昌明和社会民主因此与“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全球核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等，又都与西方社会过度张扬科学与民主因而实质上是反科学和反民主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在西方似乎也并不彻底。弗洛姆指出，自发感觉及真个性的发展实际上从最早对儿童的训练培养时起就开始受到压抑了。教育的结果往往是扼杀了自发性，外加的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创发性的心理活动。从恐吓、惩罚、哄骗或“耐心解释”等种种压抑方式之下，儿童开始放弃表达自己的感觉，并最终放弃了感觉本身。教育者竭力把儿童塑造为与社会“合拍”的人。教育没有达到的目的则通常在后来的生活中由社会压力来完成。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学生们的时间和精力全都耗费在学习越来越多零乱、互不相干的事实以获得“真实知识”上，根本无暇独立思考。原创性思想与他们的感觉及情感一样遭到了扭曲。紧接着他们成了教育者，他们的悲剧又在下一代身上重演。这样的教育只能使受教育者认识一些“事实”，而无法认识自己，可“认识你自己”是人获得力量和幸福的根本要求之一。 “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已经达到了顶峰。然而，人们受到的教育愈多，就愈缺乏理性，缺乏判断力，缺乏信念。充其量也不过是他们的智力得到了提高。但是，他们的理性——即他们透过事物的表面去了解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本质力量的能力，却越来越枯竭。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感情中分离出来。”
孔子同样是伟大的。他奠定了一个时代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思想根基，这个漫长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初才宣告结束，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余波的冲击力。在这个时代，尽管异族统治者曾几度君临华夏，却无一例外地被根深叶茂的华夏文化所征服。孔子式的教育是与自汉武帝之后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它在维护和稳定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以及维系华夏文化千载绵延等重大方面功不可没，但这是以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缓慢发展、中国国民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严重缺失等等为巨大代价的。在孔子式的教育之下，中国国民怎能不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怎能不习惯于消极顺从呢?
正是有感于国力的衰微和国民的懦弱，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慨叹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反思“孔子式的教育”的人。几十年后，新文化运动把这种反思推向了高潮，振聾发聩地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两大口号。它成了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同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一直提倡民主和科学并为之奋斗。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三大口号中仍然包含了“民主”与“科学”两大要素，中共十七大同样体现了中国执政党对“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诉求。但是，应该看到，旧式教育和旧文化的影子还在徘徊，如果教育未能得到根本改观，国民还是会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是会缺乏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我们的文化也将如此。当然，这种改观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从1915年至今仍然没有终结。它终结的标志，就是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内在精神，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的终结，将使中国人普遍成为创发性的人，而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怎能离开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深彻变革呢?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教育模式；传统文化；创发性
和谐社会是由创发性的人组成的社会，而人的创发性与“不从”能力息息相关。社会成员普遍习惯于顺从而缺乏不从的能力，同样属于这个社会隐藏的不和谐。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隐藏的不和谐同样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它是我们的社会一只脚尚未完全从封建文化的泥沼中拔出来的重要表现之一。那么，导致这一文化缺陷的主要根源何在?笔者认为，答案恐怕得从孔子那里去寻找。
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年代，毕生的抱负是要复兴“周礼”。在晚年专事教育之前，他一直做着政治上的努力，曾一度周游列国，说服诸侯国的统治者采纳他复兴周礼的政治主张，但处处碰壁，无功而返。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段话似乎透出这样的信息，即孔子认为自己到了三十岁时在知识上已经具备了聚徒讲学的资格，而不至于误人子弟——事实上，他正是在三十岁左右开始私人讲学的；到他六十多岁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时，当然就认为自己更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资格了。孔子广收门徒，因材施教，将自己的思想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门生，指望他们个个能成为自己复兴周礼大业的传承人。由孔子的讲学所演绎的中国传统教育重在传授知识，而不是引导学生探索知识，老师就是权威，就是知识的化身，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水平成为衡量其优劣等级的重要指标。中国传统教育所缺失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失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源于苏格拉底的西方传统教育模式。苏格拉底认为精神助产术是产生真理的途径。在与人讨论知识和伦理道德问题时，他总是以求教者的姿态，向对方询问答案，然后不断地通过诘难，使对方一次又一次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而逐步修正意见，接近真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他就像一位他母亲那样的助产婆，“帮助已经包藏于每一个人的意识中的思想问世”。由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所演绎的西方教育重在探索知识，老师处于辅助和引导的地位，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维，将其导向求智之路。其中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
源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这个差异至今仍未发生根本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到华中理工大学作过一场题为“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的演讲，以切身经历对中西教育模式进行了一次比较。他回顾和反思了自己在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和研究，认为西南联大的学习方法是演绎法，而芝加哥大学的则是与之相反的归纳法。前者注重从已知到未知，就像中国传统教育所要求的“不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后者则习惯于由现象求本质，重在探索知识。为了更形象些，我们不妨援引他举的“氢弹之父”泰勒的一个例子；“归纳法常常要走弯路，因为你是在探索，所以你走的方向往往是错误的。比如说，泰勒教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他早上到学校里来，走到走廊上立刻抓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说昨天晚上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于是就把他的想法講出来。过了一个钟头，他碰到另外一个人，他就讲另外一套理论。所以我说，泰勒教授一天大概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的。可是你想想，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有半个正确的想法，他的成就就会不得了。”
杨振宁还回忆说，泰勒因为非常忙而通常不备课，在课堂上有时会误入歧途，当他设法弥补时，思想就像天线一样向各个方向探索到底是什么地方走错了。杨先生因此而深受启发。他还举了费米(194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尤里(20世纪发现重水的大化学家)、梅尔和梅尔夫人(他们两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等老师的例子。就像泰勒那样，每一位老师都能让人感觉到苏格拉底就活在他们的心灵深处。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中国传统教育称为“孔子式的教育”，而把西方传统教育称为“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关于后者，我们还可以举一个词源上的佐证——“‘教育’一词，其原来的和最基本的意思是‘引出和启迪’人身上具有的东西”。教育在文化的塑造与传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伦理规范的创造不是偶然的，“文化机制的整个基础部分足以系统地循规蹈矩地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态度”。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人。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人。但正如洛克打的那个比方一样，新生婴儿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通过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文化的人。没有教育，文化的薪火就无法代代相传。教育本身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精神特质，而人又是文化的创造、维系和传承者。
苏格拉底是伟大的。“苏格拉底式的教育”锻造了西方人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也就间接地锻造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西方的科学昌明和社会民主因此与“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全球核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等，又都与西方社会过度张扬科学与民主因而实质上是反科学和反民主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在西方似乎也并不彻底。弗洛姆指出，自发感觉及真个性的发展实际上从最早对儿童的训练培养时起就开始受到压抑了。教育的结果往往是扼杀了自发性，外加的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创发性的心理活动。从恐吓、惩罚、哄骗或“耐心解释”等种种压抑方式之下，儿童开始放弃表达自己的感觉，并最终放弃了感觉本身。教育者竭力把儿童塑造为与社会“合拍”的人。教育没有达到的目的则通常在后来的生活中由社会压力来完成。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学生们的时间和精力全都耗费在学习越来越多零乱、互不相干的事实以获得“真实知识”上，根本无暇独立思考。原创性思想与他们的感觉及情感一样遭到了扭曲。紧接着他们成了教育者，他们的悲剧又在下一代身上重演。这样的教育只能使受教育者认识一些“事实”，而无法认识自己，可“认识你自己”是人获得力量和幸福的根本要求之一。 “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已经达到了顶峰。然而，人们受到的教育愈多，就愈缺乏理性，缺乏判断力，缺乏信念。充其量也不过是他们的智力得到了提高。但是，他们的理性——即他们透过事物的表面去了解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本质力量的能力，却越来越枯竭。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感情中分离出来。”
孔子同样是伟大的。他奠定了一个时代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思想根基，这个漫长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初才宣告结束，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余波的冲击力。在这个时代，尽管异族统治者曾几度君临华夏，却无一例外地被根深叶茂的华夏文化所征服。孔子式的教育是与自汉武帝之后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它在维护和稳定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以及维系华夏文化千载绵延等重大方面功不可没，但这是以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缓慢发展、中国国民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严重缺失等等为巨大代价的。在孔子式的教育之下，中国国民怎能不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怎能不习惯于消极顺从呢?
正是有感于国力的衰微和国民的懦弱，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慨叹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反思“孔子式的教育”的人。几十年后，新文化运动把这种反思推向了高潮，振聾发聩地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两大口号。它成了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同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一直提倡民主和科学并为之奋斗。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三大口号中仍然包含了“民主”与“科学”两大要素，中共十七大同样体现了中国执政党对“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诉求。但是，应该看到，旧式教育和旧文化的影子还在徘徊，如果教育未能得到根本改观，国民还是会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是会缺乏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我们的文化也将如此。当然，这种改观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从1915年至今仍然没有终结。它终结的标志，就是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内在精神，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的终结，将使中国人普遍成为创发性的人，而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怎能离开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深彻变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