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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专家深田印象
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参加国际会议向来是只听不说，或以听为主，被逼无奈才做个结结巴巴的发言。在国际会议中这是沉默的一群，但我的印象被ISO 26000工作组中一个日本老头改变了。从第一次会议(巴西会议)开始，他不仅有会必积极发言，而且会下的串联活动也非常活跃，完全是个另类的日本人。后来知道他叫深田，来自日本欧姆龙公司，代表日本经团联参加会议，是日本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推动者。我有一次和他聊天，他居然说了几句中国话，但问他是否到过中国、怎么学的中文，他又闭口不答，看他支支吾吾的样子，估计当时那段经历也不便言说。由于他的活跃，加上比一般日本人流利一些的英语，以至于在工作组的历次会议中，只要他参加必会成为焦点人物，甚至那些十分挑剔的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专家，对他也是另眼相看。
我与深田交往很多。最初能感觉出他带有日本人那种表面热情，骨子里却是不屑和傲慢的神态。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有两次印象比较深。
一次是在巴西会议。巴西会议是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当时大家都对该怎么搞这个标准心中没底，很多人都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塞入标准中。于是会议争论十分激烈、各路神仙大显身手，各种意见层出不穷，形式上就像是乱哄哄叫卖声四起的菜市场，内容上则成了一次原则、概念相争的务虚会。类似的景象，大会如此，分组会更是如此。深田在这样的会议上绝不甘寂寞，发言甚是积极，但有的发言却显得不大合适。
在一次分组会议上，讨论的主题是标准的主要内容应该包含什么。这种议题，本来不该有什么大的波澜，可深田的一个发言，让我觉得会议变味了。他说，我们日本企业一直很守法，更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但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合作伙伴都搞欺骗(cheating)，搞得日本企业在中国很难履行社会责任。一听他这通言语，我立即举手要求发言，但加拿大籍的主持人马上宣布休会，说是下面要开全体大会。我强忍怒气走过去对深田说，待会在大会上我要回应你刚才的发言。在接下来的大会上，我发言直指那些在发展中国家胡作非为的跨国公司，我说许多跨国公司在其本国都能遵守法律、履行社会责任，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干着践踏法律、违背社会责任的事情。比如日本公司，它们在日本肯定不敢违法，但在中国它们却破坏环境、对工人采取不当行为，严重侵害工人权益。像这样的企业，应该通过这个标准进行严格的监督……我发言一结束，就看见深田颠颠地小跑到我座位旁，满脸堆笑地小声说，张先生我刚才的发言没有别的意思，你别误会。接着递给我一份日本关于社会责任标准制订的建议，说是希望就这个问题和我聊聊。看他态度这么谦恭，我也就大度地说我是批评那些无良企业，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不好。从此后，深田见我再也没有原来那种高傲的表情。
第二次是在智利会议(第六次会议)。第六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五个议题，其中关于国际行为规范和附件问题都是会议中讨论较多的焦点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中国专家曾多次阐明观点，但最终修改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对此我们在会议进程中不断与各方专家商讨对策。由于这次会议前，深田曾率日经联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与参加社会责任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交换过意见。在那次会见中，他一再表示虽然日本国内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声音，但日经联和他本人对中国的一些观点是同意的，其中就包括关于国际行为规范、附件等方面的问题，他希望双方在后面的会议上能够加强协调。
我也因此觉得他或许是我们能利用的力量。于是在会议结束前的一天，我利用晚宴的机会专门找深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专家商量：既然大家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结果都不满意，在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大家最好统一立场一起发言，争取更好结果。对此他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出了一些主意。在第二天(周五)的大会上，我率先发言，在赞赏了工作组领导层所做的努力后，又一次阐明了对标准草稿一些关键问题的立场。此后，深田也做了发言，但他的发言中只字未提我们事先商量的问题，没有对我做出任何呼应!更有意思的是，会议一结束，他就约着印度的卡南教授来到我的坐席前，说我的发言非常好，他都同意。并表示工作组会议马上结束了，希望大家一起商量休会期间对标准的修改问题。联想他此前的几次私下表态以及刚刚在大会上的发言，我感觉他再这样说有些滑稽。于是说，我没有感觉我的发言得到了必要的支持。他马上红着脸嘟嚷着，我刚才是支持了……
第七次会议前，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不能参加加拿大会议了，希望会议成功，云云。言语间似乎颇有些无奈和不甘。后来听说，日经联内部对让他继续参加会议有不同意见，逼他退休了。说实话，他不参加会议，对日本代表团真是一大损失。
日本最初似乎对深度参与起草ISO 26000颇有雄心。会前他们就散发了日本对标准起草的框架性文件；会议之初，日本又联合泰国竞选工作组主席；日本专家在工作组的一些专题组占据了主持人或秘书职务；日本代表团是参会各国中派出专家人数最多的，等等。但深田离开后，日本代表团的会风大变，一是回到了传统的参会风格，失去了往日的活跃，参会十分低调。二是，前面几次工作组会日本代表团都举办的亚太国家论坛，从此也停办了(加拿大会议期间只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晚餐，到了第八次会议则连那样的活动也不搞了)。
二、落单的美国政府专家
美国政府参加工作组的专家基本来自贸易办公室。他们参加的好处是对将社会责任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企图格外关注。美国政府代表曾提出，应该明确规定ISO 26000不能作为国际贸易争端的依据，不仅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案文，而且还把这个问题拿到WTO去讨论，倒逼国际标准化组织在ISO 26000与国际贸易关系问题上做出表态。最终ISO 26000文件中反复强调这个标准不作为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和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短期内将社会责任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可能。
此外，美国代表也反对国际行为规范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英文)表述不准确，容易引起歧义。美国代表在与我的私下的交谈中，明确表示根本就没有所谓国际行为规范这回事，而且也不可能用这个东西去规范谁。
美国人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说话直来直去，铺垫不多，直奔主题。只要是自认对美国有利，就不在乎采取什么做法。美国人的这种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倒不招人讨嫌，但在有的时候，这个特点就显得有些过头了。
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美国政府代表，是贸易办公室的法律专家曼苏·葛文娜女士。她见人爽朗热情，跟我开了一次会就熟了。她一再说，以前不了解ISO 26000情况，所以有些背景还想问我，以后在会上不断见面，相互打个招呼，再聊聊会议进展。根据聊天中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最初以为她有可能会在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与我们找到共同点。但会议进程中，在我们关切的几个问题上，她都是反对中国立场的。听到 她所在那个组的中国专家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自然是很恼火，也就对她不抱希望了。没有想到的是，她一边反对我们的立场，一边又找我们支持。一天她过来找我，让我与那个专题组内的中国专家打招呼支持美国立场。她要提的问题是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预防性原则，美国的立场是不赞成这个原则，认为这将增加企业成本。我当即答应把这个意思转告给参加那个专题组讨论的中国专家。参加那个组的是外经贸大学李丽老师。李丽老师对环境问题比较熟悉，她说我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立场。既然如此，我也就觉得没必要再跟曼苏说什么了。随着会议结尾逐渐临近，关于预防性原则的相关条款始终没被拿掉，大概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波澜了。但在最后一天，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在工作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曼苏站起来发言，她说：ISO 26000关于预防性原则是不能接受的。我昨天给我的政府发了电报(这是美国人口语化说法，我想应该是电子邮件)，我的政府对这一条款非常失望。希望大家能支持我，取消这一条款，这样我就能向我的政府汇报了。她一口一个“我的政府”，这种表达方式大概只有美国人能有，我估计她根本不会想到为什么别人要帮她对美国政府负责。发言甫毕，全场就晌起一片嘲笑声。一些专家纷纷发言表示反对，用语虽都不很激烈，但直截了当，反对做任何修改。这个动议就这样就不了了之了。谁知她刚发完言就过来找我，请我到会场外说话。她说她发言后，立即有美国非政府组织过来质问她为什么要删除预防性原则、她是哪个部门的、她头头是谁、联系方式是什么。说是回国后要在媒体批判她这个部门在ISO 26000的作为。她说当时她都哭了，她问我中国代表团能否发言支持她。望着她疲惫沮丧、黯然神伤的样子，我不由生出几分同情。我们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进一步表态，但几句安慰话还是应该的。
她的境遇倒是令我生出一些感触，美国虽是世界头号大国，但在ISO 26000工作组会议上却是专家发言嘲笑的对象，往往专家们争论到高潮时，免不了举一些反面的例子，于是美国就常常被提及。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国的苦恼。即便不是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作为大国，人家都认为你已经占便宜了，所以有点事情就会被拿来做文章。对美国是这样，对别的大国大概也是这样。
(作者为人保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所长)
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参加国际会议向来是只听不说，或以听为主，被逼无奈才做个结结巴巴的发言。在国际会议中这是沉默的一群，但我的印象被ISO 26000工作组中一个日本老头改变了。从第一次会议(巴西会议)开始，他不仅有会必积极发言，而且会下的串联活动也非常活跃，完全是个另类的日本人。后来知道他叫深田，来自日本欧姆龙公司，代表日本经团联参加会议，是日本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推动者。我有一次和他聊天，他居然说了几句中国话，但问他是否到过中国、怎么学的中文，他又闭口不答，看他支支吾吾的样子，估计当时那段经历也不便言说。由于他的活跃，加上比一般日本人流利一些的英语，以至于在工作组的历次会议中，只要他参加必会成为焦点人物，甚至那些十分挑剔的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专家，对他也是另眼相看。
我与深田交往很多。最初能感觉出他带有日本人那种表面热情，骨子里却是不屑和傲慢的神态。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有两次印象比较深。
一次是在巴西会议。巴西会议是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当时大家都对该怎么搞这个标准心中没底，很多人都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塞入标准中。于是会议争论十分激烈、各路神仙大显身手，各种意见层出不穷，形式上就像是乱哄哄叫卖声四起的菜市场，内容上则成了一次原则、概念相争的务虚会。类似的景象，大会如此，分组会更是如此。深田在这样的会议上绝不甘寂寞，发言甚是积极，但有的发言却显得不大合适。
在一次分组会议上，讨论的主题是标准的主要内容应该包含什么。这种议题，本来不该有什么大的波澜，可深田的一个发言，让我觉得会议变味了。他说，我们日本企业一直很守法，更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但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合作伙伴都搞欺骗(cheating)，搞得日本企业在中国很难履行社会责任。一听他这通言语，我立即举手要求发言，但加拿大籍的主持人马上宣布休会，说是下面要开全体大会。我强忍怒气走过去对深田说，待会在大会上我要回应你刚才的发言。在接下来的大会上，我发言直指那些在发展中国家胡作非为的跨国公司，我说许多跨国公司在其本国都能遵守法律、履行社会责任，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干着践踏法律、违背社会责任的事情。比如日本公司，它们在日本肯定不敢违法，但在中国它们却破坏环境、对工人采取不当行为，严重侵害工人权益。像这样的企业，应该通过这个标准进行严格的监督……我发言一结束，就看见深田颠颠地小跑到我座位旁，满脸堆笑地小声说，张先生我刚才的发言没有别的意思，你别误会。接着递给我一份日本关于社会责任标准制订的建议，说是希望就这个问题和我聊聊。看他态度这么谦恭，我也就大度地说我是批评那些无良企业，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不好。从此后，深田见我再也没有原来那种高傲的表情。
第二次是在智利会议(第六次会议)。第六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五个议题，其中关于国际行为规范和附件问题都是会议中讨论较多的焦点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中国专家曾多次阐明观点，但最终修改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对此我们在会议进程中不断与各方专家商讨对策。由于这次会议前，深田曾率日经联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与参加社会责任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交换过意见。在那次会见中，他一再表示虽然日本国内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声音，但日经联和他本人对中国的一些观点是同意的，其中就包括关于国际行为规范、附件等方面的问题，他希望双方在后面的会议上能够加强协调。
我也因此觉得他或许是我们能利用的力量。于是在会议结束前的一天，我利用晚宴的机会专门找深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专家商量：既然大家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结果都不满意，在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大家最好统一立场一起发言，争取更好结果。对此他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出了一些主意。在第二天(周五)的大会上，我率先发言，在赞赏了工作组领导层所做的努力后，又一次阐明了对标准草稿一些关键问题的立场。此后，深田也做了发言，但他的发言中只字未提我们事先商量的问题，没有对我做出任何呼应!更有意思的是，会议一结束，他就约着印度的卡南教授来到我的坐席前，说我的发言非常好，他都同意。并表示工作组会议马上结束了，希望大家一起商量休会期间对标准的修改问题。联想他此前的几次私下表态以及刚刚在大会上的发言，我感觉他再这样说有些滑稽。于是说，我没有感觉我的发言得到了必要的支持。他马上红着脸嘟嚷着，我刚才是支持了……
第七次会议前，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不能参加加拿大会议了，希望会议成功，云云。言语间似乎颇有些无奈和不甘。后来听说，日经联内部对让他继续参加会议有不同意见，逼他退休了。说实话，他不参加会议，对日本代表团真是一大损失。
日本最初似乎对深度参与起草ISO 26000颇有雄心。会前他们就散发了日本对标准起草的框架性文件；会议之初，日本又联合泰国竞选工作组主席；日本专家在工作组的一些专题组占据了主持人或秘书职务；日本代表团是参会各国中派出专家人数最多的，等等。但深田离开后，日本代表团的会风大变，一是回到了传统的参会风格，失去了往日的活跃，参会十分低调。二是，前面几次工作组会日本代表团都举办的亚太国家论坛，从此也停办了(加拿大会议期间只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晚餐，到了第八次会议则连那样的活动也不搞了)。
二、落单的美国政府专家
美国政府参加工作组的专家基本来自贸易办公室。他们参加的好处是对将社会责任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企图格外关注。美国政府代表曾提出，应该明确规定ISO 26000不能作为国际贸易争端的依据，不仅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案文，而且还把这个问题拿到WTO去讨论，倒逼国际标准化组织在ISO 26000与国际贸易关系问题上做出表态。最终ISO 26000文件中反复强调这个标准不作为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和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短期内将社会责任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可能。
此外，美国代表也反对国际行为规范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英文)表述不准确，容易引起歧义。美国代表在与我的私下的交谈中，明确表示根本就没有所谓国际行为规范这回事，而且也不可能用这个东西去规范谁。
美国人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说话直来直去，铺垫不多，直奔主题。只要是自认对美国有利，就不在乎采取什么做法。美国人的这种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倒不招人讨嫌，但在有的时候，这个特点就显得有些过头了。
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美国政府代表，是贸易办公室的法律专家曼苏·葛文娜女士。她见人爽朗热情，跟我开了一次会就熟了。她一再说，以前不了解ISO 26000情况，所以有些背景还想问我，以后在会上不断见面，相互打个招呼，再聊聊会议进展。根据聊天中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最初以为她有可能会在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与我们找到共同点。但会议进程中，在我们关切的几个问题上，她都是反对中国立场的。听到 她所在那个组的中国专家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自然是很恼火，也就对她不抱希望了。没有想到的是，她一边反对我们的立场，一边又找我们支持。一天她过来找我，让我与那个专题组内的中国专家打招呼支持美国立场。她要提的问题是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预防性原则，美国的立场是不赞成这个原则，认为这将增加企业成本。我当即答应把这个意思转告给参加那个专题组讨论的中国专家。参加那个组的是外经贸大学李丽老师。李丽老师对环境问题比较熟悉，她说我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立场。既然如此，我也就觉得没必要再跟曼苏说什么了。随着会议结尾逐渐临近，关于预防性原则的相关条款始终没被拿掉，大概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波澜了。但在最后一天，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在工作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曼苏站起来发言，她说：ISO 26000关于预防性原则是不能接受的。我昨天给我的政府发了电报(这是美国人口语化说法，我想应该是电子邮件)，我的政府对这一条款非常失望。希望大家能支持我，取消这一条款，这样我就能向我的政府汇报了。她一口一个“我的政府”，这种表达方式大概只有美国人能有，我估计她根本不会想到为什么别人要帮她对美国政府负责。发言甫毕，全场就晌起一片嘲笑声。一些专家纷纷发言表示反对，用语虽都不很激烈，但直截了当，反对做任何修改。这个动议就这样就不了了之了。谁知她刚发完言就过来找我，请我到会场外说话。她说她发言后，立即有美国非政府组织过来质问她为什么要删除预防性原则、她是哪个部门的、她头头是谁、联系方式是什么。说是回国后要在媒体批判她这个部门在ISO 26000的作为。她说当时她都哭了，她问我中国代表团能否发言支持她。望着她疲惫沮丧、黯然神伤的样子，我不由生出几分同情。我们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进一步表态，但几句安慰话还是应该的。
她的境遇倒是令我生出一些感触，美国虽是世界头号大国，但在ISO 26000工作组会议上却是专家发言嘲笑的对象，往往专家们争论到高潮时，免不了举一些反面的例子，于是美国就常常被提及。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国的苦恼。即便不是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作为大国，人家都认为你已经占便宜了，所以有点事情就会被拿来做文章。对美国是这样，对别的大国大概也是这样。
(作者为人保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