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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国宝”并非一个标准的科学名词，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特性的概念或范畴。随着时代发展，“国宝”的内涵总是在不同程度地变动着，“国宝”既可以是宝贵的人才或珍稀的物种，也可以是珍贵的文物或国家的重器。
就文物而言，目前我国似乎缺乏对“国宝”的权威界定。反倒是邻国日本早在1930年就制定了《国宝保存令》，将“具有显著历史特征或美术典范的物品，由文部大臣咨询过国宝保存会后，可指定为国宝”。在中国台湾，也曾“就古物中择其珍贵稀有者指定为重要古物，并就重要古物中依其文化价值特高者指定为国宝”。
根据我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文物藏品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二、三级。其中，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为一级文物。那么，一级文物是否就是我国的“国宝”呢？
我们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国内收藏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现有藏品总量180余万件（套），其中一级藏品8000余件（套）。据梁白泉主编的《国宝大观》统计，全国的博物馆、文物考古所和文保所藏有的一级文物，不下10万件。如此众多的一级文物如果都算是“国宝”的话，似乎又嫌过多。
还有一种统计方法。2002年初，国家文物局制定了《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要求“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自同年起，国家文物局又先后公布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包括青铜器、书画、陶瓷、玉器、杂项等大类195件（组）一级文物。如果将这195件一级文物视作“国宝”，可能更合适些。
在这195件“国宝”中，宋代文物有28件，占比14.4%。如果将这195件“国宝”放入5000年中华历史长河中去观照，我们发现平均每1/4个世纪才诞生1件“国宝”。而在宋代，这个频率是11.4年/件。再考察台北故宫中特别珍贵的26件“国宝”，其中竟有9件诞生于宋代。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宋代是个盛产“国宝”的年代。
从类型上看，诞生于宋代的“国宝”品类比较集中。在195件“国宝”中绘画类有20件，而宋代竟达9件，占比45%；在17件书法类“国宝”中，宋代有8件，占比47%；在32件陶瓷类“国宝”中，宋代也有6件，占比19%。
从上述3组数字，我们或许还会得出关于宋代的第二个印象：那真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年代，尤其是绘画、书法和陶瓷艺术方面，几乎是独步古今！
溪山行旅图
绢本 浅设色
206.3×103.3cm
范宽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初期，“三家山水”代表了山水画的盛况。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画山水惟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如今，通过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轴，正可一窥北宋前期山水绘画的雄浑气象。
这件纵达2米、横逾1米的大幅巨画乍一展开，北方山水气势磅礴、险不可攀的妙景即入眼帘，正面高耸的主峰扑面而来，给人以险绝的感受。苍浑的“雨点皴”，忠实地再现了北方山石的坚硬奇峭以及山峦的险峻雄伟。山涧石缝中用浓墨逼出一线白泉直落千仞，极富动感。徐悲鸿先生曾高度评价此画：“中国所有之宝，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画作近景巨石兀立，古树苍郁，一涧溪水潺潺若响，一队驮运的驴马和行人从右边缓缓走入画面。与图里的大山水相比较，人只是小小的存在，仿佛是在告诉每一位观赏者，人要尊敬自然，不能自大到认为可以征服天地，我们仅仅是光阴中的一代过客。
宋代绘画有着诸多开创，尤其是徽宗时期。赵佶酷爱书画艺术，他不仅自己创作书画作品，还组织编撰《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和《宣和博古图录》等，记录徽宗宣和年间内府收藏的书画等珍品古董。此外，赵佶主持的皇家画院，史称宣和画院。这一时期诞生了两件光耀古今的长卷画作，一为《清明上河图》，一为《千里江山图》。
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曾将《千里江山图》比喻为宋代版的《航拍中国》。那么，《清明上河图》就是宋代版的《超级城市巡礼》。
徽宗时期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口远超百万，是12世纪这个星球上的超级大都会。张择端以纪录片式的横卷构图手法，为我们定格了东京城那多姿多彩的建筑、商业、手工业、交通、民俗、器物等翔实图像。
画面从城郊的柳树、茅舍、田垄、菜地和驮运货物的驴骡开始，逐渐向都城进发，一路上店铺、客舍、货栈鳞次栉比，商贾行旅不绝于道。汴河中繁忙的客、货船只或正在行驶，或刚刚抵岸，或正在卸货。一座结构精巧的“虹桥”腾空而起，桥下的客船正在小心紧张地通过桥洞。前方，房屋建筑更为密集，人烟如织如缕，路旁搭了席棚、支着大伞，各色行业一一排布。从高大的城门楼进入内城，景象更见恢宏热闹。
《清明上河图》是都城汴京繁盛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的写照，堪称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说：“《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時节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景象。”
宋室南渡，画坛又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典丽、秀润的院体绘画和遍及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画成为一时风尚。此外，还出现了介于院体画与文人画的“中间”性质的画家和画作，其代表莫过马和之的《赤壁后游图》。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将马和之列入御前画院十家之首，“高、孝两朝，深重其画”。他极善于将文学题材融入绘画创作，除了表现《诗经》篇章的《毛诗图》系列，马和之还取材苏轼的《后赤壁赋》，创作了《赤壁后游图》卷传世。 《后赤壁赋》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的散文名篇。《赤壁后游图》剪裁了赋中的一段描写，妙造自如。画中长江浩渺，远山起伏，江心一叶轻舟顺流而下，正是“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的景象。舟中苏轼与同游诸友凭舱而坐，正在饮酒。天空明月高悬，一只仙鹤伸展雪羽、横江飞来，恍若仙人飘动的白袍。画面布局简远，景致清旷，将人引入一种难言的氛围中，让人不自觉间生出人生哲思。
从大文豪苏轼身上，可以联想到他同样极为出色的书法成就。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陷于神宗年间新旧党争，因此被贬到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苏轼一家六口到达后生活困难，在给秦少游的信里他说：“初入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为此，苏轼还制订了一个节俭用度的方法：“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在一个“僻陋多雨、气象昏昏”的寒食节，苏轼写下了这篇《黄州寒食诗帖》，发出了苍凉多情的人生之叹。
诗帖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继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诗帖后题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自书诗卷
纸本 28.2×221.2cm
蔡襄 北宋
故宫博物馆藏
《黄州寒食诗帖》（《黄州寒食帖》） 墨迹素笺本 18.9×4.2Cm 苏轼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 高5.7cm 口纵15.1cm 口横22.9cm 底纵13.1cm 底横19.6cm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汝窑又称汝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首，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由于汝窑为jt宋宫廷烧制瓷器的时间很短，汝瓷传世极少，到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之叹。迄今为止，宋代墓葬中没有发现一件汝瓷，这与汝瓷作为宫廷用器，严禁流传民间有关。汝瓷原本深藏禁宫，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珍品，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以后，才开始流出宫外。如今，汝瓷传世者不足百件，仅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等几个著名的博物馆和极少数收藏家手中，弥足珍贵。
这件珍藏于台北故宫的“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是台北故宫十大国宝之一。存世汝瓷表面多有“开片”纹，唯独这件水仙盆釉色匀润，通体无纹，越发显得素雅端庄，为传世仅有。“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器形简约，纯以釉质取胜，色若天青，充分展现了宋代制瓷工艺对于质如美玉的无上追求。整件瓷器不过分追求人工附加装饰，浑然天成，颇能体现宋人提倡的含蓄之美。
从釉色上看，宋代瓷器可分为青瓷和白瓷两大类。如果说汝窑达到了宋代青瓷烧制技艺的巅峰，那么定窑就代表了宋代白瓷烧制的最高水平。这件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以孩童的造型为枕，背部为枕面，婴儿趴在锦垫上，头侧伏在交叠的手上，双脚向后交叠，右手持璎珞绣球，面部充满天真童稚的表情。瓷枕表面釉色莹洁滋润，白如羊脂，质露如玉，实为佳品。
定窑白瓷婴儿枕 高17cm 口径34cm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汝、官、哥、钩等宋代名窑都以釉色取胜，唯有定窑还以刻花、印花见长。瓷枕的婴孩背部刻划有繁密的缠枝花卉纹，锦垫周围又作云螭等纹饰，图案具有浅浮雕效果，是宋代瓷雕塑中的上乘佳作。与“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的素雅相比，这件“定窑白瓷婴儿枕”又是另一种极致之美。
上述僅仅是宋代“国宝”的一小部分。在台北故宫曾经遴选出的“十大国宝”中，宋代竟有4件，可见人们对宋代文物的钟爱之情。
每一件宋代“国宝”展现的都是古代艺术家高超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审美格调，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历史风貌。对于欣赏者而言，每一件宋代“国宝”都具有难以言表的无穷魅力，可以直达人的内心，浸润之、洗礼之。
宋，虽然不是我国古代国势最为强盛的王朝，但它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对于华夏文明具有重要的牵引与凝聚作用，使其无愧为我国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时期。
就文物而言，目前我国似乎缺乏对“国宝”的权威界定。反倒是邻国日本早在1930年就制定了《国宝保存令》，将“具有显著历史特征或美术典范的物品，由文部大臣咨询过国宝保存会后，可指定为国宝”。在中国台湾，也曾“就古物中择其珍贵稀有者指定为重要古物，并就重要古物中依其文化价值特高者指定为国宝”。
根据我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文物藏品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二、三级。其中，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为一级文物。那么，一级文物是否就是我国的“国宝”呢？
我们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国内收藏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现有藏品总量180余万件（套），其中一级藏品8000余件（套）。据梁白泉主编的《国宝大观》统计，全国的博物馆、文物考古所和文保所藏有的一级文物，不下10万件。如此众多的一级文物如果都算是“国宝”的话，似乎又嫌过多。
还有一种统计方法。2002年初，国家文物局制定了《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要求“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自同年起，国家文物局又先后公布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包括青铜器、书画、陶瓷、玉器、杂项等大类195件（组）一级文物。如果将这195件一级文物视作“国宝”，可能更合适些。
在这195件“国宝”中，宋代文物有28件，占比14.4%。如果将这195件“国宝”放入5000年中华历史长河中去观照，我们发现平均每1/4个世纪才诞生1件“国宝”。而在宋代，这个频率是11.4年/件。再考察台北故宫中特别珍贵的26件“国宝”，其中竟有9件诞生于宋代。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宋代是个盛产“国宝”的年代。
从类型上看，诞生于宋代的“国宝”品类比较集中。在195件“国宝”中绘画类有20件，而宋代竟达9件，占比45%；在17件书法类“国宝”中，宋代有8件，占比47%；在32件陶瓷类“国宝”中，宋代也有6件，占比19%。
从上述3组数字，我们或许还会得出关于宋代的第二个印象：那真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年代，尤其是绘画、书法和陶瓷艺术方面，几乎是独步古今！
溪山行旅图
绢本 浅设色
206.3×103.3cm
范宽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绘画
北宋初期，“三家山水”代表了山水画的盛况。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画山水惟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如今，通过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轴，正可一窥北宋前期山水绘画的雄浑气象。
这件纵达2米、横逾1米的大幅巨画乍一展开，北方山水气势磅礴、险不可攀的妙景即入眼帘，正面高耸的主峰扑面而来，给人以险绝的感受。苍浑的“雨点皴”，忠实地再现了北方山石的坚硬奇峭以及山峦的险峻雄伟。山涧石缝中用浓墨逼出一线白泉直落千仞，极富动感。徐悲鸿先生曾高度评价此画：“中国所有之宝，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画作近景巨石兀立，古树苍郁，一涧溪水潺潺若响，一队驮运的驴马和行人从右边缓缓走入画面。与图里的大山水相比较，人只是小小的存在，仿佛是在告诉每一位观赏者，人要尊敬自然，不能自大到认为可以征服天地，我们仅仅是光阴中的一代过客。
宋代绘画有着诸多开创，尤其是徽宗时期。赵佶酷爱书画艺术，他不仅自己创作书画作品，还组织编撰《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和《宣和博古图录》等，记录徽宗宣和年间内府收藏的书画等珍品古董。此外，赵佶主持的皇家画院，史称宣和画院。这一时期诞生了两件光耀古今的长卷画作，一为《清明上河图》，一为《千里江山图》。
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曾将《千里江山图》比喻为宋代版的《航拍中国》。那么，《清明上河图》就是宋代版的《超级城市巡礼》。
徽宗时期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口远超百万，是12世纪这个星球上的超级大都会。张择端以纪录片式的横卷构图手法，为我们定格了东京城那多姿多彩的建筑、商业、手工业、交通、民俗、器物等翔实图像。
画面从城郊的柳树、茅舍、田垄、菜地和驮运货物的驴骡开始，逐渐向都城进发，一路上店铺、客舍、货栈鳞次栉比，商贾行旅不绝于道。汴河中繁忙的客、货船只或正在行驶，或刚刚抵岸，或正在卸货。一座结构精巧的“虹桥”腾空而起，桥下的客船正在小心紧张地通过桥洞。前方，房屋建筑更为密集，人烟如织如缕，路旁搭了席棚、支着大伞，各色行业一一排布。从高大的城门楼进入内城，景象更见恢宏热闹。
《清明上河图》是都城汴京繁盛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的写照，堪称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说：“《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時节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景象。”
宋室南渡，画坛又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典丽、秀润的院体绘画和遍及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画成为一时风尚。此外，还出现了介于院体画与文人画的“中间”性质的画家和画作，其代表莫过马和之的《赤壁后游图》。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将马和之列入御前画院十家之首，“高、孝两朝，深重其画”。他极善于将文学题材融入绘画创作，除了表现《诗经》篇章的《毛诗图》系列，马和之还取材苏轼的《后赤壁赋》，创作了《赤壁后游图》卷传世。 《后赤壁赋》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的散文名篇。《赤壁后游图》剪裁了赋中的一段描写，妙造自如。画中长江浩渺，远山起伏，江心一叶轻舟顺流而下，正是“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的景象。舟中苏轼与同游诸友凭舱而坐，正在饮酒。天空明月高悬，一只仙鹤伸展雪羽、横江飞来，恍若仙人飘动的白袍。画面布局简远，景致清旷，将人引入一种难言的氛围中，让人不自觉间生出人生哲思。
书法
从大文豪苏轼身上，可以联想到他同样极为出色的书法成就。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陷于神宗年间新旧党争，因此被贬到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苏轼一家六口到达后生活困难，在给秦少游的信里他说：“初入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为此，苏轼还制订了一个节俭用度的方法：“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在一个“僻陋多雨、气象昏昏”的寒食节，苏轼写下了这篇《黄州寒食诗帖》，发出了苍凉多情的人生之叹。
诗帖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继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诗帖后题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自书诗卷
纸本 28.2×221.2cm
蔡襄 北宋
故宫博物馆藏
《黄州寒食诗帖》（《黄州寒食帖》） 墨迹素笺本 18.9×4.2Cm 苏轼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 高5.7cm 口纵15.1cm 口横22.9cm 底纵13.1cm 底横19.6cm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汝窑又称汝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首，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由于汝窑为jt宋宫廷烧制瓷器的时间很短，汝瓷传世极少，到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之叹。迄今为止，宋代墓葬中没有发现一件汝瓷，这与汝瓷作为宫廷用器，严禁流传民间有关。汝瓷原本深藏禁宫，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珍品，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以后，才开始流出宫外。如今，汝瓷传世者不足百件，仅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等几个著名的博物馆和极少数收藏家手中，弥足珍贵。
这件珍藏于台北故宫的“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是台北故宫十大国宝之一。存世汝瓷表面多有“开片”纹，唯独这件水仙盆釉色匀润，通体无纹，越发显得素雅端庄，为传世仅有。“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器形简约，纯以釉质取胜，色若天青，充分展现了宋代制瓷工艺对于质如美玉的无上追求。整件瓷器不过分追求人工附加装饰，浑然天成，颇能体现宋人提倡的含蓄之美。
从釉色上看，宋代瓷器可分为青瓷和白瓷两大类。如果说汝窑达到了宋代青瓷烧制技艺的巅峰，那么定窑就代表了宋代白瓷烧制的最高水平。这件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以孩童的造型为枕，背部为枕面，婴儿趴在锦垫上，头侧伏在交叠的手上，双脚向后交叠，右手持璎珞绣球，面部充满天真童稚的表情。瓷枕表面釉色莹洁滋润，白如羊脂，质露如玉，实为佳品。
定窑白瓷婴儿枕 高17cm 口径34cm 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汝、官、哥、钩等宋代名窑都以釉色取胜，唯有定窑还以刻花、印花见长。瓷枕的婴孩背部刻划有繁密的缠枝花卉纹，锦垫周围又作云螭等纹饰，图案具有浅浮雕效果，是宋代瓷雕塑中的上乘佳作。与“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的素雅相比，这件“定窑白瓷婴儿枕”又是另一种极致之美。
上述僅仅是宋代“国宝”的一小部分。在台北故宫曾经遴选出的“十大国宝”中，宋代竟有4件，可见人们对宋代文物的钟爱之情。
每一件宋代“国宝”展现的都是古代艺术家高超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审美格调，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历史风貌。对于欣赏者而言，每一件宋代“国宝”都具有难以言表的无穷魅力，可以直达人的内心，浸润之、洗礼之。
宋，虽然不是我国古代国势最为强盛的王朝，但它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对于华夏文明具有重要的牵引与凝聚作用，使其无愧为我国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