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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6年6月1日早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的报栏前人头攒动，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站在一起，阅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潢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一发，全国立刻就炸开了锅。
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就住在离王府井不远处的红霞公寓。这天上午，他在家里给新华社办公厅打了一个电话，说要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干部传达有关文件精神。但是他没有说明，是否和人民日报社的干部在一起开会。或许，这要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商量着办。吴冷西是个遇事很冷静、会考虑再三的人，他打这个电话本身就是微妙的试探。
对陈伯达带着工作组头晚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吴冷西肯定深为不满，有怨气且极为担忧。这时，他对局势还是没有看透，特别是对领袖仍然抱有希望，觉得这或许是领袖在考验他的忠诚，而且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表示要继续信任他。吴冷西不甘心就此告别人民日报社，他试图反击陈伯达，至少要摸一下上面的意图，弄清楚领袖究竟持什么态度。头一天，陈伯达宣布吴冷西不得插手人民日报社的事务，但又讲了一句，“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并没有宣布罢了吴冷西的官，吴冷西作为新华社社长的职务更是压根儿没有提到。
5月31日晚，吴冷西走出办公室后找到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王泽民，说他打算在第二天召开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17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具体情况第二天再定。王泽民显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吴冷西就走了。
6月1日上午，王泽民接到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询问吴冷西安排的会议在何时举行。王泽民多了一个心眼儿，问吴冷西办公室秘书刘振祥，此事是否已向陈伯达请示?如果没有确认，就赶紧给吴冷西打电话问清楚。刘振祥很快回复说，看来吴冷西还在休息，没有接电话。于是，此事就被拖延下来。
午后，王泽民给中央工作组成员穆欣打了电话。穆欣说，吴冷西刚刚将此事告诉了他。穆欣回答吴冷西说，今天伯达同志要和大家见面。吴冷西对穆欣说，我可以先说，等陈伯达同志来了，我就不说了。穆欣回答，这不行，下午举行的是陈伯达和报社领导干部见面会，你也参加。
这样一来，吴冷西要在6月1日召集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两社干部会议的打算就落空了。
下午，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召开编委会议。
陈伯达作了开场白，对人民日报社编委成员说：“我们来，你们高兴不高兴?”
座中编委纷纷说：“太高兴了!”
吴冷西没有说话。
倒是陈伯达带着点儿自嘲，说：“都高兴?我看大多数人高兴，会有少数人不高兴。不要形而上学，不要躺在工作组身上，要自己站起来。”他甚至还问了一句：“怎么不找几个积极分子，光几个编委来开会?李希凡、王若水这些人怎么不来?”陈伯达不满地说：“这里没有革命气息，想要保自己的宝座。”
由陈伯达主持，编委会商议了新的分工。
二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他还有一桩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从秘书那里得知，毛泽东当天下午4时从杭州给康生打电话，指示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此时的陈伯达满心欢喜。他知道在人民日报社夺权，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已经得到了领袖的支持。
身居高位、深谙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前些日子通过妻子曹轶欧，策动对工作组不满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写大字报，起来揭发北大党委主要负责人陆平、彭珮云和支持他们的北京市委。
结果，由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第一个签名，共七人，于5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名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猛烈地抨击北京市和北京大学的领导“压制革命群众”，认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因为要充分发动起来，“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引起很大争论。由《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联合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全文登载了这份大字报，并将此件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于6月1日读到大字报文稿后，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六月一日。”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是将文件批给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而是批给仅成立三天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显示出对他们的特殊信任。
七人大字报中“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句，与陈伯达前一天晚上改定的社论题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出一辙，他因此十分亢奋。得知领袖指示后，陈伯达立即指示将大字报发排，并告诉王力、关锋，他要亲自到北京大学看看大字报，然后配发一篇评论员文章。王力、关锋更是兴奋得坐不住，自告奋勇代陈伯达前去北大看大字报，说罢即登车而去。
陈伯达不听王力、关锋的劝说，执意要到北大亲眼看看。他带上秘书、警卫，还叫上了朱悦鹏一同前往北京大学。到达北大后，陈伯达让司机将汽车停在北大校门外很远的地方，自己步行进入校门，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字报，大约晚上9时驱车回到人民日报社。朱悦鹏记得，在回来的路上，陈伯达一言不发，也许是在思考怎么写评论的问题，也就不去打扰他。
当陈伯达回到人民日报社的办公室时，先一步去了北大的王力、关锋已经回来，曹轶欧也来了。他们会同《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共同起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陈伯达审定了评论员文章，没有作大的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署名为本报评论员。
6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头条位置是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下半版即是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巩云：“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这是一篇行文霸道的典型“文革”评论员文章，极力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这天的报纸加印了27.5万份，比前一天的加印数增加了一倍。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夺权后，于6月1日推出的社论，6月2日转载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直接导致北京大学等一大批学校领导系统的瘫痪，陆平和彭珮云随即
1966年6月1日早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的报栏前人头攒动，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站在一起，阅读《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潢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一发，全国立刻就炸开了锅。
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就住在离王府井不远处的红霞公寓。这天上午，他在家里给新华社办公厅打了一个电话，说要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干部传达有关文件精神。但是他没有说明，是否和人民日报社的干部在一起开会。或许，这要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商量着办。吴冷西是个遇事很冷静、会考虑再三的人，他打这个电话本身就是微妙的试探。
对陈伯达带着工作组头晚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吴冷西肯定深为不满，有怨气且极为担忧。这时，他对局势还是没有看透，特别是对领袖仍然抱有希望，觉得这或许是领袖在考验他的忠诚，而且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表示要继续信任他。吴冷西不甘心就此告别人民日报社，他试图反击陈伯达，至少要摸一下上面的意图，弄清楚领袖究竟持什么态度。头一天，陈伯达宣布吴冷西不得插手人民日报社的事务，但又讲了一句，“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并没有宣布罢了吴冷西的官，吴冷西作为新华社社长的职务更是压根儿没有提到。
5月31日晚，吴冷西走出办公室后找到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王泽民，说他打算在第二天召开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17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具体情况第二天再定。王泽民显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吴冷西就走了。
6月1日上午，王泽民接到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询问吴冷西安排的会议在何时举行。王泽民多了一个心眼儿，问吴冷西办公室秘书刘振祥，此事是否已向陈伯达请示?如果没有确认，就赶紧给吴冷西打电话问清楚。刘振祥很快回复说，看来吴冷西还在休息，没有接电话。于是，此事就被拖延下来。
午后，王泽民给中央工作组成员穆欣打了电话。穆欣说，吴冷西刚刚将此事告诉了他。穆欣回答吴冷西说，今天伯达同志要和大家见面。吴冷西对穆欣说，我可以先说，等陈伯达同志来了，我就不说了。穆欣回答，这不行，下午举行的是陈伯达和报社领导干部见面会，你也参加。
这样一来，吴冷西要在6月1日召集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两社干部会议的打算就落空了。
下午，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召开编委会议。
陈伯达作了开场白，对人民日报社编委成员说：“我们来，你们高兴不高兴?”
座中编委纷纷说：“太高兴了!”
吴冷西没有说话。
倒是陈伯达带着点儿自嘲，说：“都高兴?我看大多数人高兴，会有少数人不高兴。不要形而上学，不要躺在工作组身上，要自己站起来。”他甚至还问了一句：“怎么不找几个积极分子，光几个编委来开会?李希凡、王若水这些人怎么不来?”陈伯达不满地说：“这里没有革命气息，想要保自己的宝座。”
由陈伯达主持，编委会商议了新的分工。
二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他还有一桩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从秘书那里得知，毛泽东当天下午4时从杭州给康生打电话，指示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此时的陈伯达满心欢喜。他知道在人民日报社夺权，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已经得到了领袖的支持。
身居高位、深谙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前些日子通过妻子曹轶欧，策动对工作组不满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写大字报，起来揭发北大党委主要负责人陆平、彭珮云和支持他们的北京市委。
结果，由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第一个签名，共七人，于5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名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猛烈地抨击北京市和北京大学的领导“压制革命群众”，认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因为要充分发动起来，“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引起很大争论。由《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联合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全文登载了这份大字报，并将此件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于6月1日读到大字报文稿后，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六月一日。”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是将文件批给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而是批给仅成立三天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显示出对他们的特殊信任。
七人大字报中“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句，与陈伯达前一天晚上改定的社论题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出一辙，他因此十分亢奋。得知领袖指示后，陈伯达立即指示将大字报发排，并告诉王力、关锋，他要亲自到北京大学看看大字报，然后配发一篇评论员文章。王力、关锋更是兴奋得坐不住，自告奋勇代陈伯达前去北大看大字报，说罢即登车而去。
陈伯达不听王力、关锋的劝说，执意要到北大亲眼看看。他带上秘书、警卫，还叫上了朱悦鹏一同前往北京大学。到达北大后，陈伯达让司机将汽车停在北大校门外很远的地方，自己步行进入校门，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字报，大约晚上9时驱车回到人民日报社。朱悦鹏记得，在回来的路上，陈伯达一言不发，也许是在思考怎么写评论的问题，也就不去打扰他。
当陈伯达回到人民日报社的办公室时，先一步去了北大的王力、关锋已经回来，曹轶欧也来了。他们会同《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共同起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陈伯达审定了评论员文章，没有作大的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署名为本报评论员。
6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头条位置是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下半版即是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巩云：“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这是一篇行文霸道的典型“文革”评论员文章，极力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这天的报纸加印了27.5万份，比前一天的加印数增加了一倍。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夺权后，于6月1日推出的社论，6月2日转载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直接导致北京大学等一大批学校领导系统的瘫痪，陆平和彭珮云随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