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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矫正是一种对犯罪人所采取的非监禁处遇，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也是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社区矫正有支持和反对两种态度，但更多的是旁观。近几年来，在学界需要学术创新点，实务界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推动下，社区矫正相关的实务和立法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作者认为，社区矫正是一个相对进步的制度，其实行需要强大的社区力量来支撑，否则无法达到预定效果。
[关键词]社区矫正；非监禁刑；刑事立法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20， China； Post-Doctoral Work Station of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correction and resettlement work are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management and service， and they are involved in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In recent years， with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related work carried out smoothly， and has improved social benefits. But there also exist some difficulties and insufficiency， such as staff cohesion， team building， management of law enforcement， maintainable mechanism and the insufficiency. So further discuss and researches are needed. In current and future， the main work should be team expending and standardization of management and service， the strengthening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furthering of related legislation.
Key words： specific groups； community correction； social management
社区刑虽然已经不为我国大众所陌生，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仍处于探索阶段，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也不可过于迷信这一制度，争着炒“概念股”，生怕别人抢了先、占了地盘。毕竟，一个制度的好坏需要实践来检验，而在制度制定之前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我国的国情，就又可以避免在实践中走弯路。
一、相关概念
社区矫正又称社区处遇，它包括任何非监禁刑罚措施，而实际上主要包括对犯罪嫌疑人（审前、审中）和已决犯的各种监督执行方式，其中缓刑和假释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社区矫正形式，这一制度同时还包括家庭禁闭、电子监控、日额罚金刑、工作释放、休假（离监探亲）、中途之家、赔偿、社区服务劳役、药物/酒精检查、登记制度、宵禁、调解和恢复司法中心，以及其他任何符合信任与安全之间标准的罪犯监控或报告的制度。它是一种把罪犯放在社区之中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属于监禁刑的替代刑，传统上也被认为是恢复性司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严格来说它不属于刑种范畴，如徒刑、死刑等，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徒刑、罚金等刑罚的具体执行方式。结合我国实际，社区矫正应该包涵以下几层意思：第一，社区矫正是一种管理改造罪犯的特殊方法和手段而不是一种或数种刑罚种类；第二、社区矫正无需罪犯与社会隔离；第三、社区矫正必须利用社区资源。
另外，关于社区矫正的种类需要注意的是，社区矫正这一概念源于西方，有着其不同于东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对我国普通大众来说在理解上容易发生偏差也不足为怪，即望文生义，把社区矫正理解为在社区服刑。而国外的社区矫正种类很多，并且从审前到刑罚执行各个阶段都存在，贯穿整个刑事司法过程，需要注意这一区别。
二、国际社区矫正状况概述
社区矫正在世界范围内为许多国家的司法系统所使用，根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的数字，就缓刑和假释两项，2000年，加拿大适用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了45.90%和44.48%。这些数据可以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处于社区矫正中的罪犯人数已经超过了监禁人数，是犯罪矫正的主流方式之一。
然而以上只是一组静态数字，社会治安状况的不断变化会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刑事政策的相应调整。以美国为例：假释制度是社区矫正的主要方式之一，美国2003年有775，000名成年假释人员，是1980年的三倍多，但是由于联邦判决指南限制了法官的假释裁量权以及立法上对一些犯罪如毒品犯罪规定了法定最低刑，导致假释人数增长已经明显变缓。1982年全美约有230，000名成年假释犯，1992年约有666，000人，十年增长约190%，但从1992年至2003年仅增长16.5%。 另外，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至2000年底美国已有十六个州完全废除假释制度，另外还有四个州取消了假释委员会释放某些暴力犯罪犯人的权力。而社区矫正在我国有无必要开展，以及开展的范围和进行的速度应该如何，主要的依据标准为是否符合我国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治安状况的特点及要求。 三、我国社区矫正现状概要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行刑制度改革的需要，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这一文件的下发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近代以来，随着犯罪学的发展，人们对犯罪的原因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认识到犯罪的原因是多样的，犯罪不仅是犯罪人人格的缺陷更是社会环境、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等众多因素综合而造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也促使国人的刑罚观念逐步由“正义模式”转向“效率（效益）模式”，人们对犯罪认识的道德意味不再那么浓厚。也正式由于人们对犯罪认识上的转变，才能在我国设立社区矫正制度。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社区矫正的规定，社区矫正正式成为我国矫正工作的一部分。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行政体系决定社区矫正很难在短期内被广泛采用、推广，至于其原因，国内已经有不少文章做出了制度层面上的分析，本文仅对这些要点做出略述。
首先是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仍在试点探索阶段，缺少专门的法律来进行调整，仅靠上级的文件和相关的行政规章进行指导，基本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发展，加快相关立法进度。其次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门槛很高，相当一部分犯罪既有定性因素又有定量因素，要求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犯罪，这与多数西方国家刑法规定只要行为的性质符合刑法的规定，不管其危害程度大小都是犯罪，都可定罪判刑的做法不同。再次是未决羁押在我国很普遍。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在犯罪嫌疑人未决前可以采取五种强制措施，其中拘留和逮捕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而羁押应当折抵刑期，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未决前被羁押，而且被羁押的时间较长，即使其犯罪情节轻微，也难以获得非监禁刑的判决。而国外如美国未决一般不被逮捕，即使逮捕一般也能被保释，折抵刑期的情形很少见。以上各因素导致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率很低，因此仅仅有社区矫正相关部门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其改观有赖于整个刑事司法和立法改革的深入进行。
四、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一）居民参与度问题
社区矫正需要居民对社区活动有较高的参与度，而这一点在大部分社区难以做到。在农村，受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影响，人们的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十分薄弱，短时期难以根本改观。市场经济的必然会引导人们寻找包括社会共同利益在内的利益最大化，然而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和成熟，人们仍停留在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阶段，未能充分认识到社区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这在城市社区体现的更为明显，是影响参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缺乏一个成熟的社区生活模式意味着社区矫正没有一个可靠的基础，成功矫正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挑选一些社区进行试点是理性的选择，进一步推广需要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二）矫正工作人员问题
由于工作人员数量不足、专业素质不高，现实中的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等各种非监禁刑罚，往往是形同虚设，主管机关既不给予也没有精力监督管理、矫治和保护被矫正人，从而无法实现矫正的目的。另外，社区矫正的开放性特点必然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因此需要社区矫正工作者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因此，社区矫正人员必须职业化、正规化，纳入行政编制。人员培训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各种鼓励、扩招政策，吸引社会上各类专业人才和其他社会志愿者参与到矫正工作中来，如建立实习生制度，鼓励大学生参加社区矫正实践活动等。
（三）社区矫正效果如何评估，谁来评估
社区矫正成功与否是由社区居民、社区管理组织、专门矫正机构和人员、公安机关，还是刑事司法部门来评定？如何量化？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对事物进行定性分析，大而化之，差不多即可——即使将一些指标量化也未必准确，如监狱通过对服刑人员的表现打分来评估改造效果，然而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却很强，与粗略估计效果差别不大。毫无疑问，在社区矫正中也面临这一问题。社区管理组织在我国一般属于半官方性质的，具有专职管理人员的某些特点，且其组成人员一般对社区很熟悉，这些特点决定社区管理组织应该与专门矫正机构共同行使评估职能。所以，吸纳社区相关负责人员参与执行过程的管理和决策变得十分重要。
（四）社区矫正的监督
鉴于当前职务犯罪状况十分严峻，有必要对社区矫正的整个环节进行严格监督。依据《宪法》和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由人民检察院负责。但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检察机关担负着公诉、职务犯罪侦办、对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监督，任务过重，监督力度和效果很难达到法律所预期的。这一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而群众监督难以奏效，因此当前仍需要适当的行政监督介入。
参考文献
[1]Tonry Michael. Community Corrections—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 Be Called The "American System" of Corrections. http：//faculty.ncwc.edu/toconnor/111/111lect11.htm.
[2]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5期。
[3]赖拥连：《如果重刑策略无法奏效，下一步该何去何从？——以美国经验为例》[J]. [台]《矫正月刊》，2006年总第166期。
[4]Probation and Parole Statistic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of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www.ojp.usdoj.gov/bjs/pandp.htm.
[5]Jeffery C. Ray. Criminology：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1990.p35.
[6]Marilyn D. Mcshane， Wes Krause. Community Corrections Advisory Boards and Commissions： Decision-makers or Deco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1995，19（1）：58.
作者简介
孟永恒，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治研究所研究人员。本文是北京市社科院一般课题《首都社会管理创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社区矫正；非监禁刑；刑事立法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20， China； Post-Doctoral Work Station of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correction and resettlement work are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management and service， and they are involved in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In recent years， with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related work carried out smoothly， and has improved social benefits. But there also exist some difficulties and insufficiency， such as staff cohesion， team building， management of law enforcement， maintainable mechanism and the insufficiency. So further discuss and researches are needed. In current and future， the main work should be team expending and standardization of management and service， the strengthening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furthering of related legislation.
Key words： specific groups； community correction； social management
社区刑虽然已经不为我国大众所陌生，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仍处于探索阶段，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也不可过于迷信这一制度，争着炒“概念股”，生怕别人抢了先、占了地盘。毕竟，一个制度的好坏需要实践来检验，而在制度制定之前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我国的国情，就又可以避免在实践中走弯路。
一、相关概念
社区矫正又称社区处遇，它包括任何非监禁刑罚措施，而实际上主要包括对犯罪嫌疑人（审前、审中）和已决犯的各种监督执行方式，其中缓刑和假释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社区矫正形式，这一制度同时还包括家庭禁闭、电子监控、日额罚金刑、工作释放、休假（离监探亲）、中途之家、赔偿、社区服务劳役、药物/酒精检查、登记制度、宵禁、调解和恢复司法中心，以及其他任何符合信任与安全之间标准的罪犯监控或报告的制度。它是一种把罪犯放在社区之中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属于监禁刑的替代刑，传统上也被认为是恢复性司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严格来说它不属于刑种范畴，如徒刑、死刑等，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徒刑、罚金等刑罚的具体执行方式。结合我国实际，社区矫正应该包涵以下几层意思：第一，社区矫正是一种管理改造罪犯的特殊方法和手段而不是一种或数种刑罚种类；第二、社区矫正无需罪犯与社会隔离；第三、社区矫正必须利用社区资源。
另外，关于社区矫正的种类需要注意的是，社区矫正这一概念源于西方，有着其不同于东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对我国普通大众来说在理解上容易发生偏差也不足为怪，即望文生义，把社区矫正理解为在社区服刑。而国外的社区矫正种类很多，并且从审前到刑罚执行各个阶段都存在，贯穿整个刑事司法过程，需要注意这一区别。
二、国际社区矫正状况概述
社区矫正在世界范围内为许多国家的司法系统所使用，根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的数字，就缓刑和假释两项，2000年，加拿大适用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了45.90%和44.48%。这些数据可以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处于社区矫正中的罪犯人数已经超过了监禁人数，是犯罪矫正的主流方式之一。
然而以上只是一组静态数字，社会治安状况的不断变化会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刑事政策的相应调整。以美国为例：假释制度是社区矫正的主要方式之一，美国2003年有775，000名成年假释人员，是1980年的三倍多，但是由于联邦判决指南限制了法官的假释裁量权以及立法上对一些犯罪如毒品犯罪规定了法定最低刑，导致假释人数增长已经明显变缓。1982年全美约有230，000名成年假释犯，1992年约有666，000人，十年增长约190%，但从1992年至2003年仅增长16.5%。 另外，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至2000年底美国已有十六个州完全废除假释制度，另外还有四个州取消了假释委员会释放某些暴力犯罪犯人的权力。而社区矫正在我国有无必要开展，以及开展的范围和进行的速度应该如何，主要的依据标准为是否符合我国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治安状况的特点及要求。 三、我国社区矫正现状概要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行刑制度改革的需要，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这一文件的下发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近代以来，随着犯罪学的发展，人们对犯罪的原因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认识到犯罪的原因是多样的，犯罪不仅是犯罪人人格的缺陷更是社会环境、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等众多因素综合而造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也促使国人的刑罚观念逐步由“正义模式”转向“效率（效益）模式”，人们对犯罪认识的道德意味不再那么浓厚。也正式由于人们对犯罪认识上的转变，才能在我国设立社区矫正制度。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社区矫正的规定，社区矫正正式成为我国矫正工作的一部分。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行政体系决定社区矫正很难在短期内被广泛采用、推广，至于其原因，国内已经有不少文章做出了制度层面上的分析，本文仅对这些要点做出略述。
首先是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仍在试点探索阶段，缺少专门的法律来进行调整，仅靠上级的文件和相关的行政规章进行指导，基本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发展，加快相关立法进度。其次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门槛很高，相当一部分犯罪既有定性因素又有定量因素，要求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犯罪，这与多数西方国家刑法规定只要行为的性质符合刑法的规定，不管其危害程度大小都是犯罪，都可定罪判刑的做法不同。再次是未决羁押在我国很普遍。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在犯罪嫌疑人未决前可以采取五种强制措施，其中拘留和逮捕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而羁押应当折抵刑期，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未决前被羁押，而且被羁押的时间较长，即使其犯罪情节轻微，也难以获得非监禁刑的判决。而国外如美国未决一般不被逮捕，即使逮捕一般也能被保释，折抵刑期的情形很少见。以上各因素导致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率很低，因此仅仅有社区矫正相关部门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其改观有赖于整个刑事司法和立法改革的深入进行。
四、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一）居民参与度问题
社区矫正需要居民对社区活动有较高的参与度，而这一点在大部分社区难以做到。在农村，受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影响，人们的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十分薄弱，短时期难以根本改观。市场经济的必然会引导人们寻找包括社会共同利益在内的利益最大化，然而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善和成熟，人们仍停留在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阶段，未能充分认识到社区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这在城市社区体现的更为明显，是影响参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缺乏一个成熟的社区生活模式意味着社区矫正没有一个可靠的基础，成功矫正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挑选一些社区进行试点是理性的选择，进一步推广需要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二）矫正工作人员问题
由于工作人员数量不足、专业素质不高，现实中的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等各种非监禁刑罚，往往是形同虚设，主管机关既不给予也没有精力监督管理、矫治和保护被矫正人，从而无法实现矫正的目的。另外，社区矫正的开放性特点必然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因此需要社区矫正工作者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因此，社区矫正人员必须职业化、正规化，纳入行政编制。人员培训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各种鼓励、扩招政策，吸引社会上各类专业人才和其他社会志愿者参与到矫正工作中来，如建立实习生制度，鼓励大学生参加社区矫正实践活动等。
（三）社区矫正效果如何评估，谁来评估
社区矫正成功与否是由社区居民、社区管理组织、专门矫正机构和人员、公安机关，还是刑事司法部门来评定？如何量化？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对事物进行定性分析，大而化之，差不多即可——即使将一些指标量化也未必准确，如监狱通过对服刑人员的表现打分来评估改造效果，然而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却很强，与粗略估计效果差别不大。毫无疑问，在社区矫正中也面临这一问题。社区管理组织在我国一般属于半官方性质的，具有专职管理人员的某些特点，且其组成人员一般对社区很熟悉，这些特点决定社区管理组织应该与专门矫正机构共同行使评估职能。所以，吸纳社区相关负责人员参与执行过程的管理和决策变得十分重要。
（四）社区矫正的监督
鉴于当前职务犯罪状况十分严峻，有必要对社区矫正的整个环节进行严格监督。依据《宪法》和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由人民检察院负责。但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检察机关担负着公诉、职务犯罪侦办、对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监督，任务过重，监督力度和效果很难达到法律所预期的。这一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而群众监督难以奏效，因此当前仍需要适当的行政监督介入。
参考文献
[1]Tonry Michael. Community Corrections—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 Be Called The "American System" of Corrections. http：//faculty.ncwc.edu/toconnor/111/111lect11.htm.
[2]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5期。
[3]赖拥连：《如果重刑策略无法奏效，下一步该何去何从？——以美国经验为例》[J]. [台]《矫正月刊》，2006年总第166期。
[4]Probation and Parole Statistic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of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www.ojp.usdoj.gov/bjs/pandp.htm.
[5]Jeffery C. Ray. Criminology：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1990.p35.
[6]Marilyn D. Mcshane， Wes Krause. Community Corrections Advisory Boards and Commissions： Decision-makers or Deco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1995，19（1）：58.
作者简介
孟永恒，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治研究所研究人员。本文是北京市社科院一般课题《首都社会管理创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