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群体心理活動也能被统计下来，那么在1992年到1994年，童增可能是那个让最多中国人日思夜想的人。
　　“我没有什么牵挂，但唯一的遗憾是，就想找到一个人，但一直找不到。”这是1992年一位年迈的父亲对女儿说的话。女儿惊奇地说：“童增？他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啊。”
　　“我现在身体好，家庭经济不错，孩子也都有出息，没什么遗憾了，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找到一个人。”这是1992年江苏宜兴一个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上一位老人的发言。
　　“童增？听说在国家老龄委工作。”
　　有人还在打听着，有人已经踏上旅途。背着干粮，或步行，或坐着火车、汽车乃至牛车、拖拉机，走向北京，寻找童增。
　　那时，还有1万多封信件，已经寄出、正在写作，或者即将提笔，飞向北京的同一个人。
　　童增，童增！

寻 找

　　现在的童增并不难找，但对过往，他至今忆起依然会怦然心动的，是那个曾一再闪回的场景：
　　1992年，北京祁家豁子，国家老龄委科研中心办公地点，电话不时响起。
　　“童大人的！”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大喊一声，语气中带着一种“毫无意外”的情绪。正在会议室里开会的童增，有些不好意思地站起来，出去接电话。
　　那时正热播台湾电视剧《京城四少》，剧中有一名清官叫童善，被称为“童大人”，这成了童增的外号。
　　从一名大学教师，到国家老龄委的工作人员，童增这一选择的目的，正在于更多地接触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此时，他们都已经是老人。
　　电话总是为他而响起。
　　有些人则直接找上门来。60多岁的武汉老人陈忠义，来到北京，找了6天才见到童增，晚上，睡在北京站的地上，白天，他就一个一个单位地找，但凡与童增有过蛛丝马迹的联系的地方都一一前往。民政部、报道过童增的各家报社、童增毕业的北大法学院……一天找五六个地方，最后才来到老龄委。
　　中国建设银行的元老徐亦孺先生，默默寻找童增长达半年时间，未果。有一天与年轻人在一起，说出了自己的心事，恰巧座中有现在中信集团的监事长朱小黄，他是童增的同学。
　　“中国船王”第三代的陈春，其父坐在轮椅上，也已经苦寻童增半年，几近绝望。陈春找到最高人民法院一名姓杨的主任，而杨主任正好认识徐亦孺，于是牵线搭桥。
　　江苏无锡一对父子，为寻找童增甚至把关系托到了国务院；天津蓟县的一对老夫妇，步行两天来到北京；天津大学93岁的项姓老教授，拄着拐杖，在寒风凌冽的冬天，颤巍巍地来到眼前。
　　9个来自河北的老人，二战时曾被掳至日本充当劳工，来到老龄委的院子里，席地而坐，饿了，从帆布包里拿出干粮就吃，还近乎耍赖地对工作人员说：“见不到童增我们就不走。”
　　一开始，有人找上门来，老龄委的工作人员还会让座、奉茶，礼貌地让他们稍等。时间一长，人越来越多，实在已经无力接待，也已不胜其烦，就不再允许他们进入，只能在大院里等。
　　那时童增每周一三五上班，二四六不坐班，无论他在不在单位，寻找他的人都络绎不绝，让老龄委的工作人员“几乎崩溃”。
　　有时童增下班了，从单位走到家里那段时间里联系不上，老龄委这边已经有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到家，电话在响，那头是老龄委科研中心办公室主任于践焦躁的声音：“你上哪儿去了，又来了，又来了呀！”
　　最多的时候，童增一天要接待5批人。“早上在单位见一批，中午骑自行车到和平里医院电车站接一批，结束后又到市长之家门外见一批，下午回到单位已经有人在等着，晚上则已约好在对外经贸大学门口会面。”
　　有的人为了见到童增，头天晚上在老龄委附近的餐馆门口一直蹲到天亮。
　　除了少数的知识分子和退休官员，童增接待的，大多是衣衫褴褛、满面风霜的社会底层。有些人话很多，不断诉说，有些人很沉默，相对无言。其中有不少人，历尽艰辛找到他，仅仅是为了见上一面，看看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没有多少要求，把心里的话说完，他们就踏上回程。
　　3年里，童增粗略估计，接待过的人数在800上下。
　　更多的人，则是以信件的形式向他诉说。飞鸿片片，有的信封上只有5个字—“北京童增收”，有些邮局工作人员一看童增的名字，就知道该往哪里送。
　　“也有一些，是反复退了又寄，寄了又退才最后送到的。”时隔20多年，已经年近耳顺的童增回忆说，应该还有相当数量的信件，最终没有收到。

盗火者

　　和人流、信件和思念一起涌向童增的，是一个民族在战争时代的苦难记忆。
　　1990年的某天，34岁的青年国际法学者童增，从报纸上看到一篇短文：《欧洲各国重提战争赔偿》。
　　浑身一震。以往接触过的那些浩繁的历史资料，在童增的脑海结束了它们的布朗运动，从芜杂无序，到逻辑井然，并被清晰的思维推向了理论的高度。
　　这一年，这个斯文、清癯的年轻人，写出了他那篇闻名遐迩的文章—《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为了中日友好，中国在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表示：“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童增的文章，区分了“战争赔偿”与“民间受害赔偿”，从国际法理论的角度，确立了中国受害者民间索赔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而“刻不容缓”，是因为时光，那些见证者、亲历者，垂垂老矣。
　　为了发出声音，童增辗转近百家媒体，甚至来到1990年10月举办的全国报刊年会会场，向与会媒体一一介绍自己的文章，结果都是“不敢发表”。直到1992年3月，全国“两会”，童增历尽艰难找到了贵州团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录生。 　　王录生读过他的万言书之后，再也无法淡定，他说，如果当时选择忽略，此生良心难安。“不要乌纱，也要进言。”
　　许多代表知道了，主动要求联署。当年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列为人大会第七号议案。
　　从境外到境内，媒体开始正视这一问题，童增的名字，在这一年之后常常出现在各种传播渠道上，报刊、电视、广播……
　　曾入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曾说，童增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把索赔的火种播向全国。
　　事实上，那些找到童增的受害者，初衷并不在于索赔，而在于倾诉。在中日友好的大局之下，那些惨痛的民族记忆，都被深深地压抑，无法诉说，成为一种沉积、发酵着的自我折磨。这些无处不在的、卑微的受害者们无法理解，战后两国修好，事实也变得敏感，就连记忆也无法开口，受害者为了照顾施害者的感受，要不断地自我压抑。
　　你必须经历过，才能感受那种在地狱中走过一遭之后，今后的人生中难以避免的精神震荡。
　　已经84岁的赵忠仁老先生，曾被掳至日本花冈做苦力。他说，同胞们病了、伤了，直接被丢到海边等死，为了一口活气，请求在旁边撒尿的工友，把尿撒在自己嘴里。
　　部队里一名姓段的副师长写信给童增说，日本人当着自己的面，在山顶上砍掉父亲的脑袋，脑袋一直滚啊滚，滚下山脚，掉入河里……
　　孤灯只影的时候，这些回忆让多少人泪流满面，却无由倾诉，直到童增站了出来。
　　童增在1998年辞去公职，下海创立了一家公司。孟惠忠是童增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她一直负责代表童增和日本右翼分子对话。电话对面那个日本翻译，听她讲述着那些惨绝人寰的故事，也几乎崩溃，“我无法想象我的先辈怎么能干出这样可怕的事情来”。
　　许多受害者及其后代对孟惠忠说，是童增先生，让我们在黑暗中猛然看到了曙光，让在高堤大坝之内激荡的回忆突然决堤。

独臂教授

　　曾经寻找童增的人当中，有一个是独臂教授。
　　1943年11月4日，福建永安，4岁的高熊飞正与母亲以及两个妹妹一起吃午饭。突然，凄厉的防空警报响起。一家人躲到桌子底下，3岁和1岁的妹妹躺在中间，高熊飞和母亲一人拉着毯子的一个角，盖在妹妹们身上。等16架日本军机飞过，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桌子被冲击波掀翻，高熊飞和母亲拉着毯子的右臂，都被弹片齐根削去。
　　尽管当时年幼，但每一个血淋淋的细节，高熊飞都记在脑海。而这些血债，从未被清算。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此起彼伏，人们完全无暇回忆和整理这些曾经的苦难。
　　有时候，想起来，也不过黯然饮泣。“一直在心里压抑着，原因很简单，整个国家的人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缺乏，对于国际法尤其不清楚；还有一部分人，秉承历史虚无主义，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提它了。”高熊飞说，但是心里痛苦啊。
　　1974年，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写了一本书，《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两年间再版19次，创下惊人的销量。当时在江西冶金学院工作的高熊飞十分震惊，向单位反映此事，得到的答复却是：那是个别日本人的事情。
　　高熊飞感觉到，将来日本必将竭力否认其侵华罪行，从当时开始收集强有力的证据十分必要。1976年，他开始到永安寻访当年大轰炸的见证者，收集、整理各种书面证据。1991年4月开始，已经在浙江教育学院教书的高熊飞找到杭州市信访部门，提出自己对日索赔的愿望。
　　“他们说，你脑子有毛病吧？现在是中日友好，怎么可以向日本去要赔偿？”高熊飞说，每次去，他们都不接待，连在来访登记本上都不写。“但我坚持不懈，一直到1992年五六月份，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
　　1992年4月，童增的文章被广泛报道之后，环境发生了变化。当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高熊飞拿著报纸再次找到信访部门的时候，对方才开始询问他究竟受到了什么伤害。“我说了永安大轰炸的事情，一个女同志说，我们都读过历史书，从来没听说有永安大轰炸，你必须拿出事实证明，否则就是欺骗政府，后果很严重。”
　　高熊飞说，在杭州就有6个还活着的亲历者，他把姓名、住址、电话悉数奉上。
　　一个星期以后，高熊飞又来了。女同志说，确实有这件事，但你是不是真正的受害者，谁知道呢？说不定你的手臂是你小时候调皮捣蛋自己弄断的，现在拿来虚言讹诈。高熊飞用扎实调查获得的证据证实了自己的每一句话，“我连当时医生怎么给我去皮、锯骨、缝合都写得一清二楚”。
　　材料终于收下了，一步步报上去，最后还是泥牛入海。“你说说，干一件在天底下都是正正当当的事情，它为什么就这么难？”
　　后来他看到了关于童增的报道，压抑、无助的独臂教授，又重新看到了一线曙光。
　　高熊飞动身去了北京，寻找童增。

被良知绑架

　　1990年以前的童增，完全没有预想到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是这样一以贯之。
　　“那时我也就是想，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写完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中国继续进行民间索赔是有理有据的，也就算了。”
　　他的人生之路是被良心绑架的。一开始，那些关于日本军人暴行的描述，都是以泛黄的资料的样貌，躺在北京图书馆的内部资料库里，进而进入童增的知识库存。文章发表之后，汹涌澎湃的来信与来访潮，让他接触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历史。
　　他一次次地被找到。“他们说的、写的，不再是资料，是他们的亲身经历，那些惨无人道的暴行，常常让我落泪，那一年开始，我已经无法闭目不视。”
　　刘晨雪是童增公司的一名年轻职员，27岁的女孩，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扫描童增20多年前收到的那些信件。 　　“读了这些信件，我感觉自己知道得太少了。”刘晨雪说，里面都是大白话，讲的都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那种惨无人道，让她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信中有人描述，几个母亲的肚子被剖开，肠子被拉出来，比比谁的更长；活着的人，被切下来一块肉，强迫他自己吃下去；活人被直接剖心挖肝，日本兵现场炒熟了吃；新疆石油管理局阜康基地干休所的李瑞文，父子被逼着一起当劳工，父亲受伤了被扔到万人坑里等死，15岁的他不敢相救，又不忍相离，在万人坑里支起麻袋为父亲遮阳挡雨，一直到父亲死去，他看到，父亲活着的时候，伤口上就爬着蛆虫……
　　未曾经历这场战争的童增，深深地钻进了这个民族的苦难中枢。
　　“可以说，我掌握的情况，许多亲历者都没有那么清楚。每一个通过信件、上门的方式找到我的人们的苦难，我都在心里经历了一遍。”
　　1995年，90高龄的黄宇宙将军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大会上说“童增是民族英雄”，并拉着他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75岁的高熊飞说：“童增了不起，他从理论上解决了我们这些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的合法性问题，同时又不与国家的决定相违背。”
　　84岁的赵忠仁说：“童增这人仗义，对别人的事情特别关心，那些遭遇我一辈子没法向谁去说，见到童增是第一次对别人说出来。”
　　他们的岁数表明，如果童增当时不做这件事，错过了时代，这个民族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很明显的体会是，现在找到童增很容易，但找他的人少了。“受害者，都走得差不多了。”
　　时势造英雄，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需要倾吐，而童增站出来接受倾吐。他作为学者的理论抽象能力，又让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将这些个人苦难整合提炼，表达为一种集体诉求。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坚韧不拔的意志的人，累了，低落了，休息一阵子，又精神抖擞从头来过。
　　然而，某种程度上说，他24年的努力，也跟医者之心一样，只能“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直至今天，童增的感受依然和高熊飞当年一样：在全天下都堂堂正正的事情，为什么却做得这么艰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是一个被重点防范的对象。
　　1995年开始，他帮助受害者对日索赔，在日本有良知的律师团帮助下打了30余场官司，無一胜诉；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一锤定音，中国人无权再向日本索赔。
　　此后，童增决意将打官司的场所搬到中国来，至少有10起索赔案正在国内起诉，今年强制执行的“中威船案”，就是已经胜诉的一例。
　　把战场转移到国内，让久经砥砺的童增倍增希望：胜算更大，同时，更能教育国人勿忘过去。
　　孟惠忠2007年开始跟着童增，某种程度上，她是被童增的人格所感召。“他是一个特别正直的，有信仰的人，其实他挺伟大的，只是总在一起，就把他当成平常人看了。”
　　孟惠忠说，童增开公司，是为了有经济条件继续去帮助受害者，他的慷慨都是不假思索的，然而他自己生活得极为俭朴，毛衣都破了几个洞还不肯换掉，裤子旧得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24年来，童增的许多作为值得被青史铭记，但我对他说，我不想过多去书写你个人的事迹，很多内容比这个更重要。童增说，是的，你看看信件，多写写这些人的苦难。
　　他的身后，秋意正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