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2016年10月30日，我趁南下高雄演讲学思达之便，特地到余老师家中探访。当时余老师和余师母刚从医院返家休养，气色很好，心情亦佳，我们一起在客厅聊了一个半小时。
　　余师母说近几个月，先是她身体微恙，遍查不出原因，住进加护病房，女儿怕余老师担心，瞒着余老师；后来余老师独自外出公园散步，返回大楼门口时忽往后跌了一跤，后脑勺着地，外伤出血，幸好有人发现，紧急送医治疗，也住进加护病房，女儿怕余师母担心，同样瞒着余师母。后来两人病情好转，转入普通病房，同住一室，这才知道彼此状况，夫妻重逢，恍如隔世。
　　我听余师母这样说，脑海先想起余老师的诗《红烛》，余老师曾用红烛譬喻他们夫妻俩，“迄今仍然并排地燃烧着/仍然相互眷恋地照着/照着我们的来路、去路”，只是当时是年轻的洞房，召集却移到年老的病房。忽然间，我心里涌起了很多的心疼和不舍，也感受到余老师和余师母难以言喻的鹣鲽情深。当我还停留在各种情绪时，余老师倒是先对跌倒一事说了他的看法：“年纪大了，连土地公都喜欢来捉弄，扯人后腿。”这是余老师一贯的幽默、乐观与纯真。
　　我自从和李崇建老师学习美国心理学家萨提尔的沟通模式后，当尝试着用平和的姿态和语调与人连接时，我就想表达出内心最深的感受，我对余老师说：“老师您真的很爱师母。”余老师忽改冷面笑匠神情，说：“我们两个是相依为命啊！”这是深情的余老师。
　　余师母问起我儿子最近怎么样？问我最近在忙什么？好像很少在《联合报·副刊》上看到我写新文章了——余师母和余老师都喜欢我儿子张小噜，他们每次遇见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张小噜来了吗？”“张小噜最近好不好？”我一直觉得老人家最大的开心就是看到婴儿，以及和婴儿玩，老少之间最美好的连接就是完全不需要透过言语沟通，单纯透过抚摸和笑容，这两者同样都充满着无比的善意。张小噜曾在六个月大、一岁大时两次到余老师家，第一次乖巧躺在余师母怀里，余老师紧靠着余师母，对张小噜说：“在你后面是一个倒着的人喔！”第二次张小噜在余家客厅里满地爬，钻进钻出余老师的座椅底下，余老师低头对他说：“噜噜正在过山洞喔！”还有一次，余老师在台北又再见到白白胖胖的張小噜，直说：“噜噜现在是：内容超过形式。形式是小令，内容却是长调。”这是心里住着一个小孩，童心未泯的余老师。
　　我向余师母说，这两三年都在忙着推广学思达，尝试看看能否改变台湾填鸭教育，几乎无暇写作。余老师很感兴趣，问我什么是学思达？我仔细地向余老师说明，仿佛平日演讲一般，余老师专注听着，听完后，他表示赞同，最后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管教学方式怎样改变，千万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国家、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我点了点头，旋即想起毓老师以前上课经常说的话：“我告诉你们，数典忘祖，就是忘本。”余老师是这样，毓老师是这样，我的父亲也是这样，那是曾经亲历过战乱、遭遇过国家风雨飘摇危荡之后留存的深切忧患感。
　　聊完天，我还要赶回台北，余老师即使步履缓慢（看得出他大病初愈，身子还很虚弱，跌倒后元气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小心地、坚持送我到电梯口，余老师伸出手和我握别，我很是感动，双手紧紧握着余老师。老师忽然说：“你有没有和周梦蝶握过手？”我说有，在杨昌年老师家中，杨老师宴请周公时。余老师说：“周梦蝶手劲很大，我跟他握手，手好像被钳子夹住一样。”余老师还是一如往常幽默，我很平和地对余老师说：“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提携与爱护，谢谢您。”
　　余老师的《乡愁》和《乡愁四韵》是我小时候的文学启蒙，我对这两首诗有很深的感动，它让我终于可以理解不擅言辞的老兵父亲，深藏在他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悲伤与怀念——他想念他的母亲（而且终生再也见不到了）、他的家人、他的故乡——这首诗几几乎成为当时战乱流离、有家归不得的共同时代心声（当然它的流传与宣扬似乎同时也不经意压抑了没有相同感受的另一群人，例如我的阿母、阿公、外戚亲族，他们已经在台湾住了几百年，他们的乡愁已经是不相同了）。所以当我看到陈芳明老师编选的《余光中六十年诗选》时，我曾不解地问余老师，为什么怀乡题材的诗歌几乎都没选了？余老师说：“芳明是在帮我。”我才恍然大悟，时过境迁，价值观开始转变，抉择诗歌的标准也开始转变了，不同地域、不同的人，各取所需、各择所好。我忽然想起余老师曾对我说的一段话：“别人写作可能是专卖店，我的则是百货公司，应有尽有。”这是余老师的自信，他的作品不怕被挑选，即使像台湾乡土题材，他也有《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台东》、《雾社》、《车过枋寮》、《西螺大桥》等等杰作。
　　知道余老师过世的消息，我心情非常难过。同时也在网络上看到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开始重新翻出余老师少数几篇诗文而大加评议，我自学了萨提尔就比较能够平和面对，甚至开始正向好奇这些评议者写作时的各种不同感受、观点和期待，以前过往的种种成长经验与教养（无论他们可能意识到或者没意识到），也就充满同理之情。倘若如此，我也许也就能够同理余先生在那个时代，他作为一个声望崇隆的作家，他有他自己的价值观、认同、深情与追求，每一个时势的转变，他都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每做一个抉择就必须为做出的抉择，负责与承担。
　　我认为余老师的文学成就必定名留青史，他的文学地位也就不会只是我们这一代人评定就评定了。我博士论文写苏东坡，我喜欢东坡这个人，喜欢他的作品，有一回我跟余老师说：“老师，我常常感觉您就是当代的苏东坡，我能认识您，仿佛跨越时空认识了苏东坡。”余老师一如往常幽默回应：“我的字没有东坡好，但东坡的英文没有我好。”我感觉余老师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他的杰作和东坡相比亦毫不逊色。我讲苏东坡，一般人也许不太知道东坡过世时，他的名字还刻在“元祐党籍碑”，被视为奸党（大诗人李白晚年更惨，不但因政治获罪还被流放夜郎、沉沦漂泊、孤终于江南），但随着时过境迁，历史又开始还给东坡更多客观评价，我相信余老师也是如此，何况余老师目前几乎没有东坡或李白刚过世后不久的极端评断。
　　我很喜欢陈芳明老师讲的两句话：“政治使人对立，文学让人和解。”他曾因政治见解不同和余老师决裂，后来又因为文学之故和余老师和解。毓老师上课经常对学生说：“勘破世情惊破胆，万般不与政治同。我的祖先是努尔哈赤次子，可以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政治！”我每回想起这段话，总是不寒而栗，人世间难道只因为观点不同、价值观不同，就一定要对立，没有和解的机会了吗？芳明老师和余老师的和解，正好为大家做了最好的示范。“宽容比爱更强悍”，这也是陈芳明老师的句子。
　　因为懂得彼此的艰难，懂得了体谅，或许就能够看见彼此之间的渴望，感受到了爱与被爱，感受到价值，感受到接纳，因而慈悲起来。
　　余老师的《红烛》最后写着：“烛啊愈烧愈短/夜啊愈熬愈长/最后的一阵黑风吹过/哪一根会先熄灭，曳着白烟/剩下另一根流着热泪/独自去抵抗四周的夜寒/最好是一口气同时吹熄/让两股轻烟绸缪成一股/同时化入夜色的空无”，这样珍惜、疼惜夫妻间的爱与深情，余老师是那样深深记挂着余师母，余师母又是那样坚强与勇敢，继续挺立，继续燃烧。
　　余老师先行熄灭，但他确实如同一根蜡烛，曾经在人世间散发出温暖的光芒，照亮过许许多多人幽微难言、隐晦难宣的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