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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试图用逻辑学的理性方式尽可能完整地阐释一位作曲家的创作意图时，最引人入胜的方法莫过于关注他创作的音乐作品。正如德国作曲家C.P.E.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1714-1788）所说：“从音乐所表现的多种感情来看，有造诣的音乐家肯定具有特殊的聪明才智，而且能把他的才智充分发挥出来”①奉献给观众或听众。著名湘籍作曲家孟勇也许就是巴赫所说的那种既能用声音来表现多种感情，又能用声音诠释社会意识和思想认识的艺术家，这一点不仅能从他创作的众多的音乐作品中得到验证，而2015年9月6日20时在湖南大剧院上演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原创作品交响音乐会”②演奏的交响音画《湘江》（孟勇作曲、金沙文学创意）和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孟勇作曲、袁子弹文学创意）两部交响乐作品，均体现出孟勇具有驾驭声音、宣泄情感的艺术创作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才使得他对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价值的认定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蒂，从而影响到社会各界对其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给予的肯定。有人曾经评价孟勇的音乐固有许多创新之处，更突出的是他在不断追捧民族特色的同时还不缺乏呈现强烈的时代气息。但孟勇自己则认为：“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更多地汲取了湘楚文化的灵气，并将我钟爱的潇湘大地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融入到这流淌着的音符当中，正是有了这样热爱大自然情怀，所以大自然给了我最慷慨馈赠，看看我创作的歌曲就知道我心中包含的满腔情怀。”③这就是孟勇用他的音乐作品建构起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三重结构模型”，并用这一模型揭示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两部交响乐作品的思想性
哲学家高建平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第一是看他与他的前人相比，有没有提出新的东西;第二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人的思想有无意义，可起什么作用。”④打开孟勇的交响音画《湘江》和交响组曲《日出东山》播放音频，我们不难体悟到他在上述两个方面的重合。首先，作为大型交响乐作品而言，在孟勇之前，虽然也有作曲家创作过一些具有湖湘风格大型作品，如谭盾创作的多媒体交响乐《女书》，既是以其“三重对位”⑤的表现手法，将《女书》13个乐章贯穿在一起，完整地向世人叙述了“女书”的渊源、“女书”的传承、“女书”的孕育以及古老的女书文化在女人在漫长生活当中留下的思念和情感寄托。可以看出，谭盾的音乐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声像方式的数码科技手段，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宝库中独特的古老珍品——女书文化。与之不同的是，孟勇的两部作品，则以其中国传统的人物素描手法，塑造了马恭志、白芳礼、雷锋、毛泽东等湖湘儿女的革命形象，这一形象不断地浸透于他所创作的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和交响音画《湘江》两部作品的整个声响世界之中，并在“发觉——比照——重组，再发觉——再比照——再重组”的过程中辩证着他的音乐创作思想，以复建起他心目中的中华儿女优秀品质和修养现实境地，显现出孟勇音乐创作思想更接近地方传统文化对美的发觉和美的重建目标。正如梁启超所言：“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⑥
众所周知，一个音乐家的创作思想既来源于他对一个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精神层面理解，也来源于他对社会生活当中的物质层面的理解。正如孟勇在谈及交响组曲《日出东山》的创作时所说：近几年，我们国家对文化发展非常重视，这段时间我也是根据中国的文化发展创作了许多作品，特别是一些大型作品，比如去年写了部交响组曲《日出东山》。起初是为电视剧《东山学堂》创作配乐，电视剧讲述了毛泽东从童年到少年于东山学校求学的经历，结果他的作品反响强烈，而后他在这个主题之上创作了《日出东山》这部交响组曲。东山学校因领袖毛泽东曾就读而闻名，在这所新式学堂里，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跨越。2015年9月10日“东山学堂”成立120周年的庆典音乐会上，一曲《日出东山》让与会的广大师生用了一种新的方式——欣赏交响乐的方式“听”领袖成长的故事。⑦孟勇用“说”与“听”叙述方式描绘一种思想，同样贯彻在他的交响音画《湘江》当中。交响音画《湘江》是孟勇历时四年创作的一部经典之作。2012年9月初，北京保利剧院成功上演了一部讲述人性、表现大爱的大型舞蹈诗剧《温暖》。这部既没有对白、也没有画外音的大型舞蹈诗剧，以其催动心弦的音乐和独特的肢体语言，不仅融化了现场观众心绪，同时激发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一方面是作者通过讲述从屈原到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历史伟人的故事建构起来表现人性、表现人间大爱、表现湖湘精神⑧而获得的独到阐释;另一方面也是由影音视听所构建起来的硕大的情感性浸透而获得的。由此可以说，孟勇创作的这两部交响乐作品是他在思想性与情感性完美结合的基础上共生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他表达情感的出发点。
总之，孟勇独特的音乐思想性表现方式体现了他丰富的内心情感，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创作常常隶属于整个社会思想的正常法则的外化。这种外化一方面产生于孟勇主观上对社会生活经验的理解，发散于自身情感升华的生活感悟，构成其艺术创作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又作用于对社会群体的人品复建。因此，在孟勇的音乐创作思想当中，声音总是一种可以表现情感的符号体系，用来诠释自己对历史、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并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讲述他所理解的故事。由此而言，孟勇的这两部大型音乐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评价，正是前述两个评价在他身上的重合。⑨正如格罗塞（Emst Grosse，1862-1927）在《艺术的起源》中所说：“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所固有的艺术表现功能，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服务于社会趋势的意识形态表现方式的本质。”⑩
二、两部交响乐作品的艺术性
音乐作品的创作过程既是作曲家音乐思想的表达过程，同时也是作曲家抒发内心情感的过程。总览孟勇的交响组曲《日出东山》、交响音画《湘江》、管弦乐曲《浏阳河》、管弦乐曲《马帮舞曲》、民族管弦乐《苗乡月夜》，大筒齐奏《潇湘花鼓》，琵琶协奏曲《枫林抒怀》，二胡协奏曲《斑竹泪》，舞剧《温暖》、佛教音乐《天音梵乐》、戏剧情景剧《花鼓春秋》、交响音画《水浒天风》和《天禅》等大型音乐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他已有的音乐作品当中，始终在寻求着一种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艺术表达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需要自己的音乐走出去融入人类音乐的海洋。让中国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外国人领略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魅力，其本身也是更为国际化的表现。11孟勇的民族音乐情怀一方面建立在他对民族音乐艺术的热爱，使他真正理解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真谛，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体验，了解了自我音乐艺术创作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因而使自己成为在艺术上表现真实、完善价值和承担义务的作曲者，同时又以其独一无二的艺术立场，展示着他对湖湘山川美景、三湘四水人文的热爱，并通过《日出东山》和《湘江》两部大型音乐作品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怀。 地方色彩是民族音乐风格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别不同区域音乐风格的重要标志。构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因素除方言语音所赋予的声音景观基础外，旋律则是最具表现意义的运动方式和运动过程。如孟勇的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就是以韶山山歌《插秧歌》和湘中民歌的基本框架低音la、中音do、mi、sol的跳进进行建构起来的“湘羽”音调，表现出湖湘音乐风格的基本雏形，并在不断的线型运动过程中复建起具有表情意义的符号体系。
众所周知，旋律构成离不开音高和节奏两个最重要构成关系，任何乐曲都是由若干近似或不同的旋律构成的，自然会形成各种旋律线型。作为湖湘音乐风格最重要的两种旋法线型运动“上波形”（即曲调四度以上上行，而后四度以上下行，形成“上波型”曲调）和“波浪形”（即作上下二度或大小三度间小幅度曲折进行的“波浪型”曲调）在孟勇的两部作品中被大量运用，这种有目的的强化，既巩固了乐思，也突出了风格，更重要的是这种音的运动方式进一步巩固了作者所要表达的音乐思想和艺术表现力。例如孟勇在《日出东山》的前三个乐章，均采用了二段式结构，并将各乐章的主题音调织入“波浪形”和“上波形”的多种旋法当中，以突出的地方色彩建构起了一道地域风情，为达到更加完美地表现湖湘大地、三湘四水哺育下的少年毛泽东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12作品的后三乐章，则以其大气磅礴庄重，旋律在不断地扩充、移位、层层递进中强化着管弦乐雄浑庄重的表现优势，结合民族和声手法的非三度叠置，将音乐主题推进庄严雄伟的《东方红》主题。作曲家用声音的“刻刀”雕塑出一个伟大的形象，使听众从中领略到一个伟人成长的艰辛！与人物素描式的交响组曲《日出东山》所不同，具有风景画卷式的交响音画《湘江》，则以其秀美姿色、华彩装饰的旋律级进，句内旋型起伏，句间倒影委婉等呈现出各种峰型、凹型、坡型与滑型旋律形态，并在小峰、小凹（均在三度以内）的华彩装饰中建立起波光粼粼的《湘江》主题。因此我总在想：当孟勇把旋律、和声和节奏变化得十分美妙的时候，他一定是激动得不能自己而用声音建构起一座旋律大厦，并试图用这座大厦装载所有喜欢音乐的人。因为，他带着“遭遇”的乐思，经历了长达“五个十年”工夫的设想与积攒，并将湘剧高腔的音乐素材进行升华，实现了他对三湘四水赞美。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安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所说：“真正有思想的作品与其他的泛泛作品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一种断然和确切的性质与两者由此而来的清晰、明了。这是因为有思想的人总是清晰、明确知道自己要表述的是什么——而表述的方式可以是散文、诗歌或者乐音。”13这也许是所有作曲家所追求的目标，旨在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创作出优美感人的音乐作品。
孟勇选择了用声音这种符号体系创作完成了他最具代表性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和交响音画《湘江》以表现他心系三湘、情动四水的内心精神升华，并将在各种升华转化成声音符号中的顶峰与颓势、上升与降落、高亢与消沉、规整与零散、轻松与和缓、扩大与稀释，以及谐和与冲突中求得调适、对称、谐和，最终实现了他所追求的精神激荡和对三湘四水的赞美。如果我们从音乐文化的角度看，“对在某个区域中长期以来由于其共有的、特殊的民族属性、风俗习惯、语言特征、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生存方式等，所形成的音乐文化现象、音乐审美趣味、音乐品种，以及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传播、传承、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思想等的挖掘与探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14
三、两部交响乐作品的文化性
当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思考文化的问题时，更会观注音乐作品的艺术表现功能及其背后承载的价值和意义。如同人们理解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冼星海的抗战歌曲，赵季平的一系列民族音乐一样，孟勇将《日出东山》和《湘江》两部大型音乐作品置于同一台晚会推出，其是就是他从人文和自然两个纬度来阐释其对湖湘人民和三湘四水的热爱。这种热爱不同于一般人的表达，因为他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有过数十年酸甜苦辣的生活感悟，并将这些人生感悟化作声音来叙述文化所赋予意义和价值，于是，在孟勇的话语体系中，音乐叙事这种人类独有的表情方式便成为他解释文化、宣泄情感的外显手段。孟勇曾在《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孟勇获奖作品及最新作品歌曲选》中的“自述”所说：“我从来不是一个悲情音乐人，我的音乐总是向往快乐，向往美好。我很喜欢孩童，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天真无邪，看到纯净的想法和愿望，这也是我的音乐一直以来想表现的。创作的间歇，我会泡上一壶家乡的安化黑茶，细细的慢慢的品，放松心情，忘记浮躁和喧嚣，仿佛回到那个懵懂的一天到晚拉着二胡的年代。若是一年中有什么空闲，当是最好，我可以去乡野郊游，看看葱葱的草木，闻闻泥土的气息。连续有十年，每年清明前孟勇与金沙在湘西十八洞采风后，我会去湘西凤凰古镇沱江边的吊脚楼住上一个、半个月，湘西这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走出了沈从文、黄永玉、宋祖英等文化名人，也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灵感。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很乐观有时候甚至有些天真，我总觉得与人为善的人，活得最踏实。我总觉得，做音乐要有善良纯洁的心，多感悟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自然会有优美的旋律从心底流淌出来。”15
张汝伦曾经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需要得到保存和发扬光大;也许这些并非狭义的现代化的直接目标，但却是人类文明得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化能否真正给人类文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6]而借助于物质创造建立起来并反映着人类精神生活的音乐文化，不仅是人类社会世代传承、不断完善的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人类心灵净化和宇宙深化所形成的深境。17孟勇的两部交响乐作品是否具有这样的作用，虽然需要时间的检验，但也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作为具有湖湘传统文化气质的两部大型交响乐作品的成果演出，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18 孟勇创作的《日出东山》和《湘江》两部交响乐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以湖湘文化为背景的音乐作品。它以湖湘区域音乐音调为素材，对湖湘地域的人文、历史、地理、情怀等进行的圣像化的诠释，充分体现了孟勇音乐创作三重结构关系（思想性——艺术性——文化性）的把握，并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显现出三者之间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在事物的稳定性上具有了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即整体性、转换规律性（或称转换法则性）和自身调整性的要素。与之相对应的是三个基本特征，即稳定性特征、有序性特征、形式性特征。19也就是在这三要素和三特征的支配下，孟勇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能理解的世界，事实状况是由他头脑中关于真实的信念来框定的。20诚然，这种理解和框定，一方面是由思想性——艺术性——文化性三重结构之间所具有的稳固联系所决定的，并使它们得以完整地反映出来。另一方面，这三重结构内部的诸要素在其有规则的相互作用或相互转换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使每个要素都具有作用与它们的因果律所控制的有序而渐进的运行，才有可能反映出它们的基本特征。总的说来，孟勇正是把握住了上述三种结构上的两个方面，这种有序而渐进的运行才可用逻辑学的方式来表达形式上的关系，进而才能从逻辑学的角度揭示他的音乐创作思想。
注释：
①[美]萨姆·摩根斯坦编，茅于润等译：《作曲家论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②2015年9月6日20点，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教育厅、省文联等单位主办，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区人民政府、湖南交响乐团、湖南大剧院等单位承办，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雨花区文体新局执行演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原创作品交响音乐会”，整个音乐会共演出交响合唱《卢沟桥·七里桥》（孟勇作曲、金沙作词），交响音画《湘江》（孟勇作曲、金沙文学创意），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孟勇作曲、袁子弹文学创意），交响合唱《喜雨飞花》（孟勇作曲、王晓玲、夏劲风作词）四部大型作品。——作者注。
③笔者在采访孟勇时他说的一段话的录音整理——笔者注。
④[美]约翰·杜威著，高建平译：《艺术即经验·翻译前言》，商务印书馆2010版，第17页。
⑤这种表现手法是将三维空间进行艺术化的对位处理，形成视觉与听觉、音乐与影视、女书文化与未来文化进行合理匹配，由此开创了一个美丽、浪漫的多媒体3D音乐交响乐时代——作者注。
⑥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⑦12孟勇：《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创作杂谈》，《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6期。
⑧孟勇：《交响音诗<湘江>》，《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6期。
⑨ [美]约翰·杜威著，高建平译：《艺术即经验·前言》，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版，第17页。
⑩ [美]阿诺德·豪塞尔著，陈超南、刘天华译：《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11新华网，《“高龄北漂”的音乐畅想，专访著名作曲家孟勇》。http：//ent.news.cn/2013-01/14/c_12422
9545.htm
13 [德]叔本华著，韦启昌译：《叔本华美学随笔·论思考》，上海人们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4 杨和平：《浙江音乐史·绪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5 郭祥义：《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孟勇获奖作品暨新作品选·自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6 张汝伦：《原道·第2辑·人文知识分子与现代化》，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25页。
17 宗白华：《艺境·中国艺术艺境之诞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8习近平：《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载于杨和平：《浙江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9 [瑞士]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页。
20[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9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孙 婵
一、两部交响乐作品的思想性
哲学家高建平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第一是看他与他的前人相比，有没有提出新的东西;第二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人的思想有无意义，可起什么作用。”④打开孟勇的交响音画《湘江》和交响组曲《日出东山》播放音频，我们不难体悟到他在上述两个方面的重合。首先，作为大型交响乐作品而言，在孟勇之前，虽然也有作曲家创作过一些具有湖湘风格大型作品，如谭盾创作的多媒体交响乐《女书》，既是以其“三重对位”⑤的表现手法，将《女书》13个乐章贯穿在一起，完整地向世人叙述了“女书”的渊源、“女书”的传承、“女书”的孕育以及古老的女书文化在女人在漫长生活当中留下的思念和情感寄托。可以看出，谭盾的音乐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声像方式的数码科技手段，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宝库中独特的古老珍品——女书文化。与之不同的是，孟勇的两部作品，则以其中国传统的人物素描手法，塑造了马恭志、白芳礼、雷锋、毛泽东等湖湘儿女的革命形象，这一形象不断地浸透于他所创作的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和交响音画《湘江》两部作品的整个声响世界之中，并在“发觉——比照——重组，再发觉——再比照——再重组”的过程中辩证着他的音乐创作思想，以复建起他心目中的中华儿女优秀品质和修养现实境地，显现出孟勇音乐创作思想更接近地方传统文化对美的发觉和美的重建目标。正如梁启超所言：“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⑥
众所周知，一个音乐家的创作思想既来源于他对一个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精神层面理解，也来源于他对社会生活当中的物质层面的理解。正如孟勇在谈及交响组曲《日出东山》的创作时所说：近几年，我们国家对文化发展非常重视，这段时间我也是根据中国的文化发展创作了许多作品，特别是一些大型作品，比如去年写了部交响组曲《日出东山》。起初是为电视剧《东山学堂》创作配乐，电视剧讲述了毛泽东从童年到少年于东山学校求学的经历，结果他的作品反响强烈，而后他在这个主题之上创作了《日出东山》这部交响组曲。东山学校因领袖毛泽东曾就读而闻名，在这所新式学堂里，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跨越。2015年9月10日“东山学堂”成立120周年的庆典音乐会上，一曲《日出东山》让与会的广大师生用了一种新的方式——欣赏交响乐的方式“听”领袖成长的故事。⑦孟勇用“说”与“听”叙述方式描绘一种思想，同样贯彻在他的交响音画《湘江》当中。交响音画《湘江》是孟勇历时四年创作的一部经典之作。2012年9月初，北京保利剧院成功上演了一部讲述人性、表现大爱的大型舞蹈诗剧《温暖》。这部既没有对白、也没有画外音的大型舞蹈诗剧，以其催动心弦的音乐和独特的肢体语言，不仅融化了现场观众心绪，同时激发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一方面是作者通过讲述从屈原到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历史伟人的故事建构起来表现人性、表现人间大爱、表现湖湘精神⑧而获得的独到阐释;另一方面也是由影音视听所构建起来的硕大的情感性浸透而获得的。由此可以说，孟勇创作的这两部交响乐作品是他在思想性与情感性完美结合的基础上共生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他表达情感的出发点。
总之，孟勇独特的音乐思想性表现方式体现了他丰富的内心情感，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创作常常隶属于整个社会思想的正常法则的外化。这种外化一方面产生于孟勇主观上对社会生活经验的理解，发散于自身情感升华的生活感悟，构成其艺术创作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又作用于对社会群体的人品复建。因此，在孟勇的音乐创作思想当中，声音总是一种可以表现情感的符号体系，用来诠释自己对历史、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并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讲述他所理解的故事。由此而言，孟勇的这两部大型音乐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评价，正是前述两个评价在他身上的重合。⑨正如格罗塞（Emst Grosse，1862-1927）在《艺术的起源》中所说：“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所固有的艺术表现功能，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服务于社会趋势的意识形态表现方式的本质。”⑩
二、两部交响乐作品的艺术性
音乐作品的创作过程既是作曲家音乐思想的表达过程，同时也是作曲家抒发内心情感的过程。总览孟勇的交响组曲《日出东山》、交响音画《湘江》、管弦乐曲《浏阳河》、管弦乐曲《马帮舞曲》、民族管弦乐《苗乡月夜》，大筒齐奏《潇湘花鼓》，琵琶协奏曲《枫林抒怀》，二胡协奏曲《斑竹泪》，舞剧《温暖》、佛教音乐《天音梵乐》、戏剧情景剧《花鼓春秋》、交响音画《水浒天风》和《天禅》等大型音乐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他已有的音乐作品当中，始终在寻求着一种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艺术表达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需要自己的音乐走出去融入人类音乐的海洋。让中国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外国人领略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魅力，其本身也是更为国际化的表现。11孟勇的民族音乐情怀一方面建立在他对民族音乐艺术的热爱，使他真正理解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真谛，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体验，了解了自我音乐艺术创作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因而使自己成为在艺术上表现真实、完善价值和承担义务的作曲者，同时又以其独一无二的艺术立场，展示着他对湖湘山川美景、三湘四水人文的热爱，并通过《日出东山》和《湘江》两部大型音乐作品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怀。 地方色彩是民族音乐风格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别不同区域音乐风格的重要标志。构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因素除方言语音所赋予的声音景观基础外，旋律则是最具表现意义的运动方式和运动过程。如孟勇的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就是以韶山山歌《插秧歌》和湘中民歌的基本框架低音la、中音do、mi、sol的跳进进行建构起来的“湘羽”音调，表现出湖湘音乐风格的基本雏形，并在不断的线型运动过程中复建起具有表情意义的符号体系。
众所周知，旋律构成离不开音高和节奏两个最重要构成关系，任何乐曲都是由若干近似或不同的旋律构成的，自然会形成各种旋律线型。作为湖湘音乐风格最重要的两种旋法线型运动“上波形”（即曲调四度以上上行，而后四度以上下行，形成“上波型”曲调）和“波浪形”（即作上下二度或大小三度间小幅度曲折进行的“波浪型”曲调）在孟勇的两部作品中被大量运用，这种有目的的强化，既巩固了乐思，也突出了风格，更重要的是这种音的运动方式进一步巩固了作者所要表达的音乐思想和艺术表现力。例如孟勇在《日出东山》的前三个乐章，均采用了二段式结构，并将各乐章的主题音调织入“波浪形”和“上波形”的多种旋法当中，以突出的地方色彩建构起了一道地域风情，为达到更加完美地表现湖湘大地、三湘四水哺育下的少年毛泽东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12作品的后三乐章，则以其大气磅礴庄重，旋律在不断地扩充、移位、层层递进中强化着管弦乐雄浑庄重的表现优势，结合民族和声手法的非三度叠置，将音乐主题推进庄严雄伟的《东方红》主题。作曲家用声音的“刻刀”雕塑出一个伟大的形象，使听众从中领略到一个伟人成长的艰辛！与人物素描式的交响组曲《日出东山》所不同，具有风景画卷式的交响音画《湘江》，则以其秀美姿色、华彩装饰的旋律级进，句内旋型起伏，句间倒影委婉等呈现出各种峰型、凹型、坡型与滑型旋律形态，并在小峰、小凹（均在三度以内）的华彩装饰中建立起波光粼粼的《湘江》主题。因此我总在想：当孟勇把旋律、和声和节奏变化得十分美妙的时候，他一定是激动得不能自己而用声音建构起一座旋律大厦，并试图用这座大厦装载所有喜欢音乐的人。因为，他带着“遭遇”的乐思，经历了长达“五个十年”工夫的设想与积攒，并将湘剧高腔的音乐素材进行升华，实现了他对三湘四水赞美。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安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所说：“真正有思想的作品与其他的泛泛作品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一种断然和确切的性质与两者由此而来的清晰、明了。这是因为有思想的人总是清晰、明确知道自己要表述的是什么——而表述的方式可以是散文、诗歌或者乐音。”13这也许是所有作曲家所追求的目标，旨在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创作出优美感人的音乐作品。
孟勇选择了用声音这种符号体系创作完成了他最具代表性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和交响音画《湘江》以表现他心系三湘、情动四水的内心精神升华，并将在各种升华转化成声音符号中的顶峰与颓势、上升与降落、高亢与消沉、规整与零散、轻松与和缓、扩大与稀释，以及谐和与冲突中求得调适、对称、谐和，最终实现了他所追求的精神激荡和对三湘四水的赞美。如果我们从音乐文化的角度看，“对在某个区域中长期以来由于其共有的、特殊的民族属性、风俗习惯、语言特征、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生存方式等，所形成的音乐文化现象、音乐审美趣味、音乐品种，以及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传播、传承、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思想等的挖掘与探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14
三、两部交响乐作品的文化性
当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思考文化的问题时，更会观注音乐作品的艺术表现功能及其背后承载的价值和意义。如同人们理解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冼星海的抗战歌曲，赵季平的一系列民族音乐一样，孟勇将《日出东山》和《湘江》两部大型音乐作品置于同一台晚会推出，其是就是他从人文和自然两个纬度来阐释其对湖湘人民和三湘四水的热爱。这种热爱不同于一般人的表达，因为他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有过数十年酸甜苦辣的生活感悟，并将这些人生感悟化作声音来叙述文化所赋予意义和价值，于是，在孟勇的话语体系中，音乐叙事这种人类独有的表情方式便成为他解释文化、宣泄情感的外显手段。孟勇曾在《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孟勇获奖作品及最新作品歌曲选》中的“自述”所说：“我从来不是一个悲情音乐人，我的音乐总是向往快乐，向往美好。我很喜欢孩童，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天真无邪，看到纯净的想法和愿望，这也是我的音乐一直以来想表现的。创作的间歇，我会泡上一壶家乡的安化黑茶，细细的慢慢的品，放松心情，忘记浮躁和喧嚣，仿佛回到那个懵懂的一天到晚拉着二胡的年代。若是一年中有什么空闲，当是最好，我可以去乡野郊游，看看葱葱的草木，闻闻泥土的气息。连续有十年，每年清明前孟勇与金沙在湘西十八洞采风后，我会去湘西凤凰古镇沱江边的吊脚楼住上一个、半个月，湘西这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走出了沈从文、黄永玉、宋祖英等文化名人，也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灵感。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很乐观有时候甚至有些天真，我总觉得与人为善的人，活得最踏实。我总觉得，做音乐要有善良纯洁的心，多感悟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自然会有优美的旋律从心底流淌出来。”15
张汝伦曾经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需要得到保存和发扬光大;也许这些并非狭义的现代化的直接目标，但却是人类文明得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化能否真正给人类文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6]而借助于物质创造建立起来并反映着人类精神生活的音乐文化，不仅是人类社会世代传承、不断完善的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人类心灵净化和宇宙深化所形成的深境。17孟勇的两部交响乐作品是否具有这样的作用，虽然需要时间的检验，但也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作为具有湖湘传统文化气质的两部大型交响乐作品的成果演出，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18 孟勇创作的《日出东山》和《湘江》两部交响乐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以湖湘文化为背景的音乐作品。它以湖湘区域音乐音调为素材，对湖湘地域的人文、历史、地理、情怀等进行的圣像化的诠释，充分体现了孟勇音乐创作三重结构关系（思想性——艺术性——文化性）的把握，并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显现出三者之间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在事物的稳定性上具有了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即整体性、转换规律性（或称转换法则性）和自身调整性的要素。与之相对应的是三个基本特征，即稳定性特征、有序性特征、形式性特征。19也就是在这三要素和三特征的支配下，孟勇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能理解的世界，事实状况是由他头脑中关于真实的信念来框定的。20诚然，这种理解和框定，一方面是由思想性——艺术性——文化性三重结构之间所具有的稳固联系所决定的，并使它们得以完整地反映出来。另一方面，这三重结构内部的诸要素在其有规则的相互作用或相互转换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使每个要素都具有作用与它们的因果律所控制的有序而渐进的运行，才有可能反映出它们的基本特征。总的说来，孟勇正是把握住了上述三种结构上的两个方面，这种有序而渐进的运行才可用逻辑学的方式来表达形式上的关系，进而才能从逻辑学的角度揭示他的音乐创作思想。
注释：
①[美]萨姆·摩根斯坦编，茅于润等译：《作曲家论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②2015年9月6日20点，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教育厅、省文联等单位主办，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区人民政府、湖南交响乐团、湖南大剧院等单位承办，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雨花区文体新局执行演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原创作品交响音乐会”，整个音乐会共演出交响合唱《卢沟桥·七里桥》（孟勇作曲、金沙作词），交响音画《湘江》（孟勇作曲、金沙文学创意），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孟勇作曲、袁子弹文学创意），交响合唱《喜雨飞花》（孟勇作曲、王晓玲、夏劲风作词）四部大型作品。——作者注。
③笔者在采访孟勇时他说的一段话的录音整理——笔者注。
④[美]约翰·杜威著，高建平译：《艺术即经验·翻译前言》，商务印书馆2010版，第17页。
⑤这种表现手法是将三维空间进行艺术化的对位处理，形成视觉与听觉、音乐与影视、女书文化与未来文化进行合理匹配，由此开创了一个美丽、浪漫的多媒体3D音乐交响乐时代——作者注。
⑥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⑦12孟勇：《交响组曲<日出东山>创作杂谈》，《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6期。
⑧孟勇：《交响音诗<湘江>》，《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6期。
⑨ [美]约翰·杜威著，高建平译：《艺术即经验·前言》，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版，第17页。
⑩ [美]阿诺德·豪塞尔著，陈超南、刘天华译：《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11新华网，《“高龄北漂”的音乐畅想，专访著名作曲家孟勇》。http：//ent.news.cn/2013-01/14/c_12422
9545.htm
13 [德]叔本华著，韦启昌译：《叔本华美学随笔·论思考》，上海人们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4 杨和平：《浙江音乐史·绪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5 郭祥义：《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孟勇获奖作品暨新作品选·自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6 张汝伦：《原道·第2辑·人文知识分子与现代化》，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25页。
17 宗白华：《艺境·中国艺术艺境之诞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8习近平：《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载于杨和平：《浙江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9 [瑞士]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页。
20[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9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