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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国际理论家为唯物史观在欧洲各国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反击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对唯物史观的进攻，他们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论述，并把它应用于具体的研究领域。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在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方面捍卫了唯物史观，但同时又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无人的结构运动，陷入了机械决定论。
关键词 第二国际，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2-0019-06
一、时代背景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积聚和生产集中过程加快，在原有股份公司的基础上，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思等壟断组织形式。由于生产关系的这一调整部分地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这看来好像证伪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论断，马克思主义似乎过时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家在增加利润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增加，劳动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劳资矛盾有所缓和。同时由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资本主义普遍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工人党成为了合法的政党，这为工人阶级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可能。在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工人政党也主要采用合法的宣传、教育和团结组织工人等活动方式来活动，对于工人运动的这一特点，列宁说道：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同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①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内部滋生了改良主义情绪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集中表现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潮。从1896年到1898年，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是“空想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反对社会主义具有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伦理目标，宣称“运动就是一切”。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他所提出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伯恩斯坦为了论证修正主义观点，首先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环节——唯物史观。他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一种庸俗经济史观和宿命论的决定史观。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学者也掀起了一个反对唯物史观的高潮，他们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否定一切观念的力量”，歪曲为“经济决定论”，他们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任意的历史结构”“死板的公式”，否定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如何看待革命的形势，成了摆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面前的重大课题，而这些问题最后又归于如何理解唯物史观。总的看来，在唯物史观的阐释中，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反对经济决定论方面捍卫了唯物史观，但同时又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无人的结构运动，陷入了直观的机械决定论。
二、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关系论辩中对唯物史观的捍卫
自从唯物史观诞生以来，资产阶级学者就认为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解释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对此，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进行了批判，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务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①
第二国际后期，由于党内修正主义的泛滥，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一起对唯物史观发起了围攻，指责唯物史观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国际理论家继续批判经济决定论，维护和捍卫唯物史观。
经济决定论在这里具有这样的含义：马克思的历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否认思想观念、道德、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经济”理解为或者是外在于人的物质财富，或者是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人们的物质利益。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推崇经济利益，把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进行指责，给唯物主义一词加上了一层不道德的附加意义：把唯物主义丑化为贪吃、爱财追求物质享受，把唯心主义美化为“对美德真理的追求”、对“美好世界的信仰”。
第二国际理论家针对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歪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梅林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是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为标准的，哲学派别的划分与道德理想没有丝毫关系。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把经济看作是历史的出发点，经济在这里被理解为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利益，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历史观把物质利益看成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人们当然会责备它过于片面。可是我们对这种片面性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我们并不是把经济利益、而是把经济发展看成历史的‘原动力’。”②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要是从经济条件来说明意识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学说。唯物史观，肯定经济的因素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发展中归根到底的决定力量，但并不否定历史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第二国际理论家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发展变化复杂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社会的、心理的等各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并且它们之间也发生交互作用。唯物史观要做的是在对社会中的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考察的基础上，找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因素。为此，第二国际理论家批评“历史因素论”这一折中主义的新变种，“历史因素论……归根到底是某种真理甚少而迷误甚多的东西。因素是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的必然成果”。③他们认为，当时流行的因素论打着全面性和相互作用的幌子，实际上是掩盖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背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认为，唯物史观忽视了精神因素在多种因素中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如饶勒斯就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先天的道德观念，即“博爱和正义的概念”。拉法格批判了这种观念，他写道，思想“不产生历史事件，它们本身是社会现象的结果。社会现象在发展中创造、改变和消灭它们。正因为思想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才成为积极的力量”。①不是思想创造社会，而是社会创造思想。为此他根据大量历史材料证明，野蛮人没有任何正义的概念，它只是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后才产生的。拉法格指出，正义、善、灵魂和神等的观念思想不是人们头脑固有的，它们是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经济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这些观念的发展演变。他通过考察历史，分析和说明了正义观念的阶级性，指出正义只能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反过来它又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不同的阶级对正义内容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过去，正义使奴隶主有权占有人，像占有牲畜一样;现在它使资本家有权剥削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比剥削驮畜还要坏。正义把用来对付奴隶的鞭子交给奴隶主并点燃了他们的心，当他们用雨点般的拳头打在奴隶身上的时候，现在仍然还是它允许资本家强占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使他们在以微薄的工资来酬报那给资本家带来全部财富的劳动的时候竟然问心无愧”。②
第二国际理论家大都像拉法格一样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的思想观念、动机在社会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思想观念的作用，唯物史观只是在承认这些思想观念力量的同时，进一步探究人的观念是怎么来的，由什么决定的。梅林认为唯物史观并不是不承认意识的作用，相反，人类社会是由有意识的人组成的，社会规律者只通过人才能起作用。梅林认为“人只有处身在社会织织中才能够获得意识、有意识地思维和行动;以人为成员的社会组织唤醒了并支配着他的精神力量。但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因此，最终还是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活过程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③拉布里奥拉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的形式决定他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论点无疑是无可争辩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我们的学说是使历史客观化和在一定意义上自然化，它不在一眼就能看清的东西，即在有目的地活动着的人的意志表现和与人的活动有关的观念中去尋找历史的解释，相反，它在意志和行为的原因和动机中去寻找对历史的解释，以便然后在生活资料生产的基本过程中发现这些原因和动机的相互联系”。④
第二国际理论家在阐述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时，避免了像经济决定论的鼓吹者那样，从经济方面去寻找每一种思想的基础，对于每一种社会现象直接作出经济的解释。他们只是说一切社会现象都植根于经济环境，都应当从经济环境里去寻找社会发展的某一进程的基本原因。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只能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例如虽然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们的道德观念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只有白痴才会认为，某个人的道德是同他的物质地位丝毫不差地相称的。这种说法不仅在经验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质上也是荒唐的”，在“宗教领域或艺术创造中，经济条件和创造成果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很复杂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但同时还继续生活在自然界中间，并从中吸取自己求知和想象的材料”。⑤唯物史观承认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时是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的，也就是说经济因素不是直接决定社会意识的形式，这种决定作用是需要经过中间环节。拉布里奥拉评论说：
经济结构作为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并对它们起决定性的作用，不是直接地和似乎自动地产生制度、法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式的简单机体。从这个基础向其余一切过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是微妙的和曲折的，不是总能够被揭示出来。⑥
为了揭示这一机制，他们试图具体阐明各种“中间环节”的特定作用。拉布里奥拉首先注意到，要说明意识形态诸形式的形成以及它们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不能忽视社会心理这个环节。拉布里奥拉第一次把这一概念引进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解决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必须“研究概念和知识的这样一种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可以被称之为（由于缺乏其他术语）社会心理学”。①拉布里奥拉一再申明，对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应作辩证的理解而不能作形而上学的歪曲。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意识的一定的和具体的形式”，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特殊意识，是构成每一具体的历史时代或时期的人们的特定社会心理状态，是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的中间环节。拉布里奥拉试图根据意识形态对经济关系的依赖程度和相对独立性的大小对它进行有层次的划分。拉布里奥拉对社会结构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分为五个基本的层次：第一是生产力——“劳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种种条件”，也就是劳动和劳动工具;第二是生产关系——“生活资料的某种一定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第三是国家、阶级、政治、法律和道德，这是直接由经济基础所规定的上层建筑;第四是社会心理，它部分直接为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所规定，部分间接地为社会经济基础所规定;第五是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等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间接规定，同时很大程度上也为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学所直接规定。拉布里奥拉认为第二层次，也即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主要的，它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他层次在社会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社会层次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使社会结构形成一个复杂的、多变的有机体。② 三、理论阐发中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模糊和机械的直观决定论的倾向
应该指出，第二国际理论家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并没有仔细考量唯物史观基本概念诸如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涵义，留下了很多的模糊之处。他们对社会存在的实质与社会存在所下的定义往往不是十分准确。例如，拉法格在谈到生产方式时，所指的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仅仅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一书中没有对生产关系有实质的明确定义。他们一般笼统的把“经济看成历史的‘原动力’”，通过经济来探讨观念和理想何以在不同的时代大不相同，从人类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去寻找思想的变迁的原因。③在拉法格、梅林、拉布里奥拉等人那里，经济主要被理解为经济关系或经济环境。至于什么是经济关系，他们都没有明晰的论述。他们强调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除了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界定存在模糊外，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对唯物史观理解上最大的缺陷是把历史运动理解为一种无人的结构运动。第二国际理论家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各种关系、结构、体制和意识这些概念时，忽视了人，表现为物决定物，好像物具有独立人格，能自己运动一般。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历史变成了没有现实的人出场的结构运动，似乎就是那些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那里自己运动。
他们论述的哲学出发点是肯定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存在被理解为人们在历史活动中创造的物质的“人为环境”。他们承认环境创造人的机械唯物主义或旧唯物主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观。梅林对此也存在着肤浅和片面的倾向。梅林把唯物史观理解成一种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刻板的公式，并运用它来分析历史，这本身是对的，但只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一种实证科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观上仍同旧唯物主义保持同一水平。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只不过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从而扩大和加深了这一观点：简单明了地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就像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④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是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或存在出发来解释历史的发展、解释人的观念的发展变化。这样，第二国际理论家就把社会存在主要理解为既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环境，把它作为历史解释的既定前提。
梅林等人反复强调，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中，同时也生活于社会中。梅林说：“它（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类并不只生活在自然界里而且也生活在社会里面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①拉法格说：“人生活在双重的环境里：在宇宙的环境或自然的环境里和在经济的或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环境里。这两种环境的共同作用和反作用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进化。”②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在阐述经济同意识形态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种简单化、公式化倾向，从而导致对于革命主观因素的自觉作用的忽视。考茨基就认为经济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带来革命。既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既然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灭亡是科学定律式的“不可避免”，那么革命就会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自然而然发生，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时刻也自然而然会成为自觉的革命力量，人们要做的事情只是静观和等待客观物质条件的自然而然的成熟就行了。这样实际上就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革命活动的作用放到了次要地位。考茨基在《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一文中写道：
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知道，正像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既然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举行革命。所以我们也无从谈起革命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到来以及革命将要采取什么形式。③
他试图从经济必然性的逻辑中推導出革命任务。为此，他反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更加常见的是那些在理论上尽管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实践上却完全不加理睬的人。在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中，这种偏向特别大。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主义是一些特殊经济条件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群众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制造出来的，尽管他们奋不顾身，坚忍不拔，也无济于事。④
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们在劳动中，创造出生产力，生产关系，并由此又创造出了相应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又对现实的人发生着巨大的反作用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发生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力。“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⑤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同时又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既是人们能动地创造历史的过程，又是一个不以他们任意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样，人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现存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产物，第二国际理论家恰恰强调的就是后一个方面的内涵，而忽略了前一个方面的内涵。唯物史观在人与环境问题上，抛弃“二律背反”式的“互相创造”论，强调归根到底“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纺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⑥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客观的物质力量。劳动者在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永不停息的劳动过程中，为了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必然要不断地、哪怕是点点滴滴地积累劳动生产的经验和知识，由此就会渐渐地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劳动产出。由此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现实的人在劳动中“本身的力量”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是自变量，生产关系是因变量，历史最终归于主体通过劳动促进自身力量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像第二国际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历史本身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构成历史环境的诸方面的条件，要随人本身的力量的发展而变化，“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①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有着不容抹杀的作用，他们为唯物史观在欧洲各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国际理论家是唯物史观创立后的第一批阐释者，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素材。通过对其思想的梳理有助于正本清源，更好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在比较中去伪存真、真正坚持唯物史观并进而在坚持中研究新问题、新情况，促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地发展。
【作者简介】王培利，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方历史比较、史学理论。
侯昀晨，天津外国语大学基础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中国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第二国际，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2-0019-06
一、时代背景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积聚和生产集中过程加快，在原有股份公司的基础上，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思等壟断组织形式。由于生产关系的这一调整部分地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这看来好像证伪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论断，马克思主义似乎过时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家在增加利润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增加，劳动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劳资矛盾有所缓和。同时由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资本主义普遍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工人党成为了合法的政党，这为工人阶级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可能。在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工人政党也主要采用合法的宣传、教育和团结组织工人等活动方式来活动，对于工人运动的这一特点，列宁说道：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同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①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内部滋生了改良主义情绪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集中表现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潮。从1896年到1898年，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是“空想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反对社会主义具有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伦理目标，宣称“运动就是一切”。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他所提出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伯恩斯坦为了论证修正主义观点，首先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环节——唯物史观。他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一种庸俗经济史观和宿命论的决定史观。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学者也掀起了一个反对唯物史观的高潮，他们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否定一切观念的力量”，歪曲为“经济决定论”，他们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任意的历史结构”“死板的公式”，否定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如何看待革命的形势，成了摆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面前的重大课题，而这些问题最后又归于如何理解唯物史观。总的看来，在唯物史观的阐释中，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反对经济决定论方面捍卫了唯物史观，但同时又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无人的结构运动，陷入了直观的机械决定论。
二、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关系论辩中对唯物史观的捍卫
自从唯物史观诞生以来，资产阶级学者就认为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解释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对此，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进行了批判，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务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①
第二国际后期，由于党内修正主义的泛滥，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一起对唯物史观发起了围攻，指责唯物史观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国际理论家继续批判经济决定论，维护和捍卫唯物史观。
经济决定论在这里具有这样的含义：马克思的历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否认思想观念、道德、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经济”理解为或者是外在于人的物质财富，或者是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人们的物质利益。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推崇经济利益，把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进行指责，给唯物主义一词加上了一层不道德的附加意义：把唯物主义丑化为贪吃、爱财追求物质享受，把唯心主义美化为“对美德真理的追求”、对“美好世界的信仰”。
第二国际理论家针对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歪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梅林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是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为标准的，哲学派别的划分与道德理想没有丝毫关系。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把经济看作是历史的出发点，经济在这里被理解为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利益，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历史观把物质利益看成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人们当然会责备它过于片面。可是我们对这种片面性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我们并不是把经济利益、而是把经济发展看成历史的‘原动力’。”②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要是从经济条件来说明意识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学说。唯物史观，肯定经济的因素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发展中归根到底的决定力量，但并不否定历史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第二国际理论家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发展变化复杂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社会的、心理的等各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并且它们之间也发生交互作用。唯物史观要做的是在对社会中的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考察的基础上，找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因素。为此，第二国际理论家批评“历史因素论”这一折中主义的新变种，“历史因素论……归根到底是某种真理甚少而迷误甚多的东西。因素是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的必然成果”。③他们认为，当时流行的因素论打着全面性和相互作用的幌子，实际上是掩盖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背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资产阶级学者和修正主义者认为，唯物史观忽视了精神因素在多种因素中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如饶勒斯就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先天的道德观念，即“博爱和正义的概念”。拉法格批判了这种观念，他写道，思想“不产生历史事件，它们本身是社会现象的结果。社会现象在发展中创造、改变和消灭它们。正因为思想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才成为积极的力量”。①不是思想创造社会，而是社会创造思想。为此他根据大量历史材料证明，野蛮人没有任何正义的概念，它只是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后才产生的。拉法格指出，正义、善、灵魂和神等的观念思想不是人们头脑固有的，它们是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经济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这些观念的发展演变。他通过考察历史，分析和说明了正义观念的阶级性，指出正义只能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反过来它又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不同的阶级对正义内容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过去，正义使奴隶主有权占有人，像占有牲畜一样;现在它使资本家有权剥削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比剥削驮畜还要坏。正义把用来对付奴隶的鞭子交给奴隶主并点燃了他们的心，当他们用雨点般的拳头打在奴隶身上的时候，现在仍然还是它允许资本家强占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使他们在以微薄的工资来酬报那给资本家带来全部财富的劳动的时候竟然问心无愧”。②
第二国际理论家大都像拉法格一样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的思想观念、动机在社会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思想观念的作用，唯物史观只是在承认这些思想观念力量的同时，进一步探究人的观念是怎么来的，由什么决定的。梅林认为唯物史观并不是不承认意识的作用，相反，人类社会是由有意识的人组成的，社会规律者只通过人才能起作用。梅林认为“人只有处身在社会织织中才能够获得意识、有意识地思维和行动;以人为成员的社会组织唤醒了并支配着他的精神力量。但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因此，最终还是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活过程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③拉布里奥拉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的形式决定他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论点无疑是无可争辩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我们的学说是使历史客观化和在一定意义上自然化，它不在一眼就能看清的东西，即在有目的地活动着的人的意志表现和与人的活动有关的观念中去尋找历史的解释，相反，它在意志和行为的原因和动机中去寻找对历史的解释，以便然后在生活资料生产的基本过程中发现这些原因和动机的相互联系”。④
第二国际理论家在阐述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时，避免了像经济决定论的鼓吹者那样，从经济方面去寻找每一种思想的基础，对于每一种社会现象直接作出经济的解释。他们只是说一切社会现象都植根于经济环境，都应当从经济环境里去寻找社会发展的某一进程的基本原因。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只能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例如虽然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们的道德观念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只有白痴才会认为，某个人的道德是同他的物质地位丝毫不差地相称的。这种说法不仅在经验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质上也是荒唐的”，在“宗教领域或艺术创造中，经济条件和创造成果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很复杂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但同时还继续生活在自然界中间，并从中吸取自己求知和想象的材料”。⑤唯物史观承认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时是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的，也就是说经济因素不是直接决定社会意识的形式，这种决定作用是需要经过中间环节。拉布里奥拉评论说：
经济结构作为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并对它们起决定性的作用，不是直接地和似乎自动地产生制度、法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式的简单机体。从这个基础向其余一切过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是微妙的和曲折的，不是总能够被揭示出来。⑥
为了揭示这一机制，他们试图具体阐明各种“中间环节”的特定作用。拉布里奥拉首先注意到，要说明意识形态诸形式的形成以及它们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不能忽视社会心理这个环节。拉布里奥拉第一次把这一概念引进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解决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必须“研究概念和知识的这样一种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可以被称之为（由于缺乏其他术语）社会心理学”。①拉布里奥拉一再申明，对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应作辩证的理解而不能作形而上学的歪曲。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意识的一定的和具体的形式”，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特殊意识，是构成每一具体的历史时代或时期的人们的特定社会心理状态，是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的中间环节。拉布里奥拉试图根据意识形态对经济关系的依赖程度和相对独立性的大小对它进行有层次的划分。拉布里奥拉对社会结构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分为五个基本的层次：第一是生产力——“劳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种种条件”，也就是劳动和劳动工具;第二是生产关系——“生活资料的某种一定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第三是国家、阶级、政治、法律和道德，这是直接由经济基础所规定的上层建筑;第四是社会心理，它部分直接为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所规定，部分间接地为社会经济基础所规定;第五是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等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间接规定，同时很大程度上也为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学所直接规定。拉布里奥拉认为第二层次，也即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主要的，它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他层次在社会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社会层次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使社会结构形成一个复杂的、多变的有机体。② 三、理论阐发中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模糊和机械的直观决定论的倾向
应该指出，第二国际理论家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并没有仔细考量唯物史观基本概念诸如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涵义，留下了很多的模糊之处。他们对社会存在的实质与社会存在所下的定义往往不是十分准确。例如，拉法格在谈到生产方式时，所指的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仅仅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一书中没有对生产关系有实质的明确定义。他们一般笼统的把“经济看成历史的‘原动力’”，通过经济来探讨观念和理想何以在不同的时代大不相同，从人类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去寻找思想的变迁的原因。③在拉法格、梅林、拉布里奥拉等人那里，经济主要被理解为经济关系或经济环境。至于什么是经济关系，他们都没有明晰的论述。他们强调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除了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界定存在模糊外，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对唯物史观理解上最大的缺陷是把历史运动理解为一种无人的结构运动。第二国际理论家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各种关系、结构、体制和意识这些概念时，忽视了人，表现为物决定物，好像物具有独立人格，能自己运动一般。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历史变成了没有现实的人出场的结构运动，似乎就是那些关系、结构、体制和制度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那里自己运动。
他们论述的哲学出发点是肯定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存在被理解为人们在历史活动中创造的物质的“人为环境”。他们承认环境创造人的机械唯物主义或旧唯物主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观。梅林对此也存在着肤浅和片面的倾向。梅林把唯物史观理解成一种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刻板的公式，并运用它来分析历史，这本身是对的，但只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一种实证科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观上仍同旧唯物主义保持同一水平。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只不过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从而扩大和加深了这一观点：简单明了地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就像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④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是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或存在出发来解释历史的发展、解释人的观念的发展变化。这样，第二国际理论家就把社会存在主要理解为既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环境，把它作为历史解释的既定前提。
梅林等人反复强调，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中，同时也生活于社会中。梅林说：“它（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类并不只生活在自然界里而且也生活在社会里面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①拉法格说：“人生活在双重的环境里：在宇宙的环境或自然的环境里和在经济的或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环境里。这两种环境的共同作用和反作用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进化。”②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在阐述经济同意识形态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种简单化、公式化倾向，从而导致对于革命主观因素的自觉作用的忽视。考茨基就认为经济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带来革命。既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既然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灭亡是科学定律式的“不可避免”，那么革命就会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自然而然发生，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时刻也自然而然会成为自觉的革命力量，人们要做的事情只是静观和等待客观物质条件的自然而然的成熟就行了。这样实际上就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革命活动的作用放到了次要地位。考茨基在《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一文中写道：
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知道，正像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既然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举行革命。所以我们也无从谈起革命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到来以及革命将要采取什么形式。③
他试图从经济必然性的逻辑中推導出革命任务。为此，他反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更加常见的是那些在理论上尽管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实践上却完全不加理睬的人。在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中，这种偏向特别大。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主义是一些特殊经济条件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群众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制造出来的，尽管他们奋不顾身，坚忍不拔，也无济于事。④
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们在劳动中，创造出生产力，生产关系，并由此又创造出了相应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又对现实的人发生着巨大的反作用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发生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力。“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⑤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同时又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既是人们能动地创造历史的过程，又是一个不以他们任意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样，人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现存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产物，第二国际理论家恰恰强调的就是后一个方面的内涵，而忽略了前一个方面的内涵。唯物史观在人与环境问题上，抛弃“二律背反”式的“互相创造”论，强调归根到底“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纺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⑥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客观的物质力量。劳动者在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永不停息的劳动过程中，为了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必然要不断地、哪怕是点点滴滴地积累劳动生产的经验和知识，由此就会渐渐地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劳动产出。由此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现实的人在劳动中“本身的力量”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是自变量，生产关系是因变量，历史最终归于主体通过劳动促进自身力量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像第二国际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历史本身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构成历史环境的诸方面的条件，要随人本身的力量的发展而变化，“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①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有着不容抹杀的作用，他们为唯物史观在欧洲各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国际理论家是唯物史观创立后的第一批阐释者，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素材。通过对其思想的梳理有助于正本清源，更好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在比较中去伪存真、真正坚持唯物史观并进而在坚持中研究新问题、新情况，促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地发展。
【作者简介】王培利，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方历史比较、史学理论。
侯昀晨，天津外国语大学基础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中国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