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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发展，多已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20世纪初，随着白银需求下降，国际银价严重下跌。1901年开始，国际银价一路暴跌23%。当时，清政府负担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共6.8亿两白银，还有大量到期外债，巨额本金和利息使其不堪重负。同时，庚子赔款以金价为基准，银价下跌致使清政府承担更多金银汇兑成本（镑亏）。如何解决财政危机，是清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
同时，清朝自身的货币体系原本就混乱不堪，亟待改革。清朝官方货币是银两和制钱。银两成色不均、重量不一，制钱价值太小，流通、携带都非常不便。中央政府尚未着手解决，南方各省已经纷纷发行本省银圆、铜圆、官钱票等，还有大量外洋银圆，货币体系混乱不堪。
中国和墨西哥是当时世界两大主要用银国。银价暴跌，墨西哥率先按捺不住，主动向清政府提出，两国联合请求美国协助建立金本位货币体系。美国同意在国会成立国际汇兑委员会负责此事。由于当时清朝对诸多列强都有战争赔款和债务，美国曾征求诸列强意见，将列强利益体现在货币改革方案中。1904年初，精琪作为美国“会议货币专使”来华，即携带美国为清朝拟订的货币改革方案而来。
出于主权财政角度的反对
1904年初，精琪到京提交改革方案。由于精琪方案曾征求各列强意见，各列强担心清朝货币改革会影响偿还赔款，故精琪方案中有“以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而且认为中国落后，不懂货币，应聘请洋人担任“司泉官”，组建管理团队，负责中国货币发行、管理等事宜。此外，还有中国日常财政、货币运营等要接受列强监督，账目允许各国代表审查等内容。
货币改革方案如此丧失主权，引发体制内外精英人士一致反对。不仅赵尔巽、吕海寰、盛宣怀、张之洞等官员，甚至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撰文反驳。精琪征求意见之后，对相关歧视性条款加以修改，以突出方案中的中国主权财政色彩。修改之后，反对阵营大大缩小，部分反对派转而支持精琪方案，认为中国货币制度确实弊端较大，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体系、引入先进的金本位制度能消除镑亏，扭亏为盈，缓解财政危机。
“先进”的金本位制度是否一定适合中国
号称“先进”的金本位制度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争论的另一大焦点。实际上，精琪方案并非完全没有考虑中国情况，其为中国设计的货币改革方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本位，而是“虚金本位”，即以金价确定国内金银兑换比率1∶32，国际汇率由司泉官根据国际银价随时调整，国内实际流通的不是黄金而是白银。当时，户部尚书赵尔巽即表示支持，梁启超也认为金本位是世界潮流，“中国不改革币制则已，苟改革，则其大体势必采用精氏原案”，否则将“逆时以取败亡”。
同时，对金本位制度持否定态度者同样不少，代表人物是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认为，金本位是西方国家长期发展的结果，“外国商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费，故百年以前，多用银，或金银并用。百年以来，欧洲各国专用金者始渐多。三十年来，各国遂专用金”。相比之下，中国则“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四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计”“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并不能值洋银一角，何论于用金”。在大宗贸易方面，沿海沿江商务繁盛地区，尚且银、钱均用，因而“中国虽外人名之为用银之国，实则尚是用铜之国”，盲目实行金本位，有害无益。
对于“虚金本位”制，张之洞同样反对。针对精琪关于国内流通1∶32、偿还赔款1∶40的金银汇率设定，张之洞认为，“外国持银三十二两一入中国，便可得金一两之用，及以中国之银抵付外国之金，则仍须以银四十两准金一两”，则民间将不愿贱价售金给政府，而是高价售与外洋，引发黄金外流。同时，内外汇率不同，势必引发通货膨胀，“强以三十二两之银作值四十两之金，则民间必将以只值银三十二两之货物，涨为值银四十两之价，虚伪相抵，徒劳无益”。张之洞认为，精琪“虚金本位”制所提出的巨大收益，是以危害整体国民经济为前提的虚假收益。
银价下跌带来的赔款镑亏，是争论的又一焦点。例如，梁启超主张“虚金本位”制以免镑亏，“每年摊还本息，几去岁入之半，而以银价日落，其随时所负担之镑亏，尚不可预计，贻害子孙靡有穷极”。张之洞则认为，银价下跌确实加大中国财政负担，但部分损失会带来整体收益。西洋用金，中国用银，金贵银贱，则有利于中国货物出口，不利于外洋货物进口，“夫抑制进口外货，畅销出口土货，实为富国保民之第一要义。环球万国之公理，悬诸日月，萬古不刊。今以金贵银贱之故，赔款每年虽多二三百万，而商民获土货外销之利可多至二三千万，其无形之益已多，且出口货多，则税亦加多”，出口税增加，已经足够弥补镑亏，相应带动的出口、促进工商业发展、提高就业等方面的无形收益，将远远大于银价下跌带来的镑亏。同时，针对部分人士对银价继续暴跌的担忧，张之洞认为，涨跌相应，银价不会只跌不涨。当时，已有大量在华洋商向本国提出抗议，认为金价上涨太快，严重妨碍本国商品对华出口，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控制银价，故银价下跌不会持久。
张之洞的全面反对，使慈禧等意识到盲目引入金本位的风险。张之洞不仅反驳精琪方案，同一天上奏的还有在湖北试点发行一两重银币的奏折。张之洞反对金本位，但主张建立银本位的统一货币制度，并表态，湖北试点效果好，则全国推广；效果不好，由湖北承担损失，“而从此中国货币轻重之所宜，以及改换收发之难易，利病昭然，可有定论”，以积累全国统一银币制度经验教训。然而，清政府朝令夕改，张之洞在湖北试铸的一两银币，刚一发行即被叫停。张之洞的湖北试点尚未经实践检验，户部就又要重新发行七钱二分重银圆。在纷争和吵嚷中，直至清政府垮台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货币体系。
算“经济账”和“政治账”两种发展观
“虚金本位”制作为精琪方案的核心，因并未实行而无法估算利弊。然而，张之洞的部分观点却得到了验证。其预测的银价将上涨的趋势，半年后即被证实，国际银价止跌反弹甚至超出庚子条约之前的价格，清政府不再承受镑亏，反而享受镑盈。同时，张之洞提出的利用银价下跌促进本国出口的思想，已经成为国际通行做法，各国往往在经济萧条时贬值本币促进出口以应对危机。精琪和张之洞之间产生的争论，实则在于所持的不同发展观的冲突。 精琪代表的是以算“经济账”为主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多关注某一领域内的问题，寄望于引入新制度而解决问题，多伴有对新制度的美好憧憬。如精琪、梁启超认为引入“虚金本位制”能带来巨额利润，试图以此带动解决中国经济整体问题。这种发展观客观上有数据精确、逻辑严谨的优点，但往往忽视了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复杂相关性，难免挂一漏万。核心问题在于，社会现实运行的逻辑和理念设计的逻辑并不相同，以“经济账”为基础提出的方案，设计者本人就陷入理念逻辑的支配中，偏离了社会实际运行的逻辑。希望以制度改革推动整体社会发展的朝代或国家，往往是在受反复精算的“经济账”好处诱惑下，推行新制度。为了保证新制度效果，设计者必然要为之配备优势资源。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新制度往往不能和社会众多制约因素相匹配，从而产生少数精英投机获利、大众利益受损的断裂效应。原初设计者发现不合预想的问题，重新以“经济账”算法加以分析，从而陆续对相关领域提出更多的新制度设计，重新陷入脱离实际的循环。如此反复，投机者反复受益而获得更多资源，大众始终受损而生活日趋困窘，社会动荡加剧。投机群体从动荡中发家，为确保自身地位而寄望于引入更多新制度，获得更多利益，固化利益格局，從而影响政治，最终形成对社会的实际控制。西方金融资本获得统治地位，就是如此过程。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新生的资本家、买办群体，亦大致如此。
张之洞代表的是以算“政治账”为主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不以制度创新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倾向从社会整体考虑局部问题，以避免陷入制度设计脱离实际的困境。算“政治账”不是不关注制度，而是注重历史渊源，立足生活实践，总结提炼经验教训，将之固定为制度，以求制度能长久、可持续地融入社会生活中，受益者是更广大群众。算“政治账”强调从全局来认识某一领域的问题，而非单纯在某一领域内设计封闭的方案。例如，张之洞不仅考虑金本位是否适应中国情况，还用发展眼光估计国内外金银兑换比率不一，将会引发国际游资投机、政府信用下降等状况，从而导致金本位破产。古人云，“利不百不兴”，深层意义就在于通过更大范围内的受益群体，确保兴利举动能更全面契合社会生活，从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在特征上，“政治账”不以眼下的投入产出多少为计算依据，更注重社会不同领域、群体健康发展的有利态势。这种有利发展态势属于无形之利，不能单纯用眼下现实利益相关数字估算。因而，以“经济账”标准衡量“政治账”，会得出算“政治账”者不懂经济的表面结论，实则二者在着眼点上有部分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巨大差别。
二战以来，部分西方学者反思西方的制度改革，提出改革举措的“嵌入性”概念，实质上是对自身发展措施过于片面、不能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反思。中国当前同样应高度重视“经济账”和“政治账”的发展观问题，辩证认识二者优缺点。算“经济账”有局限，也有优点。现代社会，诸多行业领域必须精确统计才能掌握情况，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精确统计，算“政治账”就成为空谈。同时，一味强调算“政治账”也有诸多弊端，一是因其考虑的制约因素过多，因循守旧者往往将此作为借口苟且偷安，导致最终积重难返。二是要求主导者有较强的全局意识和长远眼光，还要有透过各种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货币现象而把握本质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生活实践的深入体察，真正能算“政治账”的人才不可多得。
（责编 / 傅建芬）
同时，清朝自身的货币体系原本就混乱不堪，亟待改革。清朝官方货币是银两和制钱。银两成色不均、重量不一，制钱价值太小，流通、携带都非常不便。中央政府尚未着手解决，南方各省已经纷纷发行本省银圆、铜圆、官钱票等，还有大量外洋银圆，货币体系混乱不堪。
中国和墨西哥是当时世界两大主要用银国。银价暴跌，墨西哥率先按捺不住，主动向清政府提出，两国联合请求美国协助建立金本位货币体系。美国同意在国会成立国际汇兑委员会负责此事。由于当时清朝对诸多列强都有战争赔款和债务，美国曾征求诸列强意见，将列强利益体现在货币改革方案中。1904年初，精琪作为美国“会议货币专使”来华，即携带美国为清朝拟订的货币改革方案而来。
出于主权财政角度的反对
1904年初，精琪到京提交改革方案。由于精琪方案曾征求各列强意见，各列强担心清朝货币改革会影响偿还赔款，故精琪方案中有“以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而且认为中国落后，不懂货币，应聘请洋人担任“司泉官”，组建管理团队，负责中国货币发行、管理等事宜。此外，还有中国日常财政、货币运营等要接受列强监督，账目允许各国代表审查等内容。
货币改革方案如此丧失主权，引发体制内外精英人士一致反对。不仅赵尔巽、吕海寰、盛宣怀、张之洞等官员，甚至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撰文反驳。精琪征求意见之后，对相关歧视性条款加以修改，以突出方案中的中国主权财政色彩。修改之后，反对阵营大大缩小，部分反对派转而支持精琪方案，认为中国货币制度确实弊端较大，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体系、引入先进的金本位制度能消除镑亏，扭亏为盈，缓解财政危机。
“先进”的金本位制度是否一定适合中国
号称“先进”的金本位制度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争论的另一大焦点。实际上，精琪方案并非完全没有考虑中国情况，其为中国设计的货币改革方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本位，而是“虚金本位”，即以金价确定国内金银兑换比率1∶32，国际汇率由司泉官根据国际银价随时调整，国内实际流通的不是黄金而是白银。当时，户部尚书赵尔巽即表示支持，梁启超也认为金本位是世界潮流，“中国不改革币制则已，苟改革，则其大体势必采用精氏原案”，否则将“逆时以取败亡”。
同时，对金本位制度持否定态度者同样不少，代表人物是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认为，金本位是西方国家长期发展的结果，“外国商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费，故百年以前，多用银，或金银并用。百年以来，欧洲各国专用金者始渐多。三十年来，各国遂专用金”。相比之下，中国则“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四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计”“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并不能值洋银一角，何论于用金”。在大宗贸易方面，沿海沿江商务繁盛地区，尚且银、钱均用，因而“中国虽外人名之为用银之国，实则尚是用铜之国”，盲目实行金本位，有害无益。
对于“虚金本位”制，张之洞同样反对。针对精琪关于国内流通1∶32、偿还赔款1∶40的金银汇率设定，张之洞认为，“外国持银三十二两一入中国，便可得金一两之用，及以中国之银抵付外国之金，则仍须以银四十两准金一两”，则民间将不愿贱价售金给政府，而是高价售与外洋，引发黄金外流。同时，内外汇率不同，势必引发通货膨胀，“强以三十二两之银作值四十两之金，则民间必将以只值银三十二两之货物，涨为值银四十两之价，虚伪相抵，徒劳无益”。张之洞认为，精琪“虚金本位”制所提出的巨大收益，是以危害整体国民经济为前提的虚假收益。
银价下跌带来的赔款镑亏，是争论的又一焦点。例如，梁启超主张“虚金本位”制以免镑亏，“每年摊还本息，几去岁入之半，而以银价日落，其随时所负担之镑亏，尚不可预计，贻害子孙靡有穷极”。张之洞则认为，银价下跌确实加大中国财政负担，但部分损失会带来整体收益。西洋用金，中国用银，金贵银贱，则有利于中国货物出口，不利于外洋货物进口，“夫抑制进口外货，畅销出口土货，实为富国保民之第一要义。环球万国之公理，悬诸日月，萬古不刊。今以金贵银贱之故，赔款每年虽多二三百万，而商民获土货外销之利可多至二三千万，其无形之益已多，且出口货多，则税亦加多”，出口税增加，已经足够弥补镑亏，相应带动的出口、促进工商业发展、提高就业等方面的无形收益，将远远大于银价下跌带来的镑亏。同时，针对部分人士对银价继续暴跌的担忧，张之洞认为，涨跌相应，银价不会只跌不涨。当时，已有大量在华洋商向本国提出抗议，认为金价上涨太快，严重妨碍本国商品对华出口，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控制银价，故银价下跌不会持久。
张之洞的全面反对，使慈禧等意识到盲目引入金本位的风险。张之洞不仅反驳精琪方案，同一天上奏的还有在湖北试点发行一两重银币的奏折。张之洞反对金本位，但主张建立银本位的统一货币制度，并表态，湖北试点效果好，则全国推广；效果不好，由湖北承担损失，“而从此中国货币轻重之所宜，以及改换收发之难易，利病昭然，可有定论”，以积累全国统一银币制度经验教训。然而，清政府朝令夕改，张之洞在湖北试铸的一两银币，刚一发行即被叫停。张之洞的湖北试点尚未经实践检验，户部就又要重新发行七钱二分重银圆。在纷争和吵嚷中，直至清政府垮台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货币体系。
算“经济账”和“政治账”两种发展观
“虚金本位”制作为精琪方案的核心，因并未实行而无法估算利弊。然而，张之洞的部分观点却得到了验证。其预测的银价将上涨的趋势，半年后即被证实，国际银价止跌反弹甚至超出庚子条约之前的价格，清政府不再承受镑亏，反而享受镑盈。同时，张之洞提出的利用银价下跌促进本国出口的思想，已经成为国际通行做法，各国往往在经济萧条时贬值本币促进出口以应对危机。精琪和张之洞之间产生的争论，实则在于所持的不同发展观的冲突。 精琪代表的是以算“经济账”为主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多关注某一领域内的问题，寄望于引入新制度而解决问题，多伴有对新制度的美好憧憬。如精琪、梁启超认为引入“虚金本位制”能带来巨额利润，试图以此带动解决中国经济整体问题。这种发展观客观上有数据精确、逻辑严谨的优点，但往往忽视了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复杂相关性，难免挂一漏万。核心问题在于，社会现实运行的逻辑和理念设计的逻辑并不相同，以“经济账”为基础提出的方案，设计者本人就陷入理念逻辑的支配中，偏离了社会实际运行的逻辑。希望以制度改革推动整体社会发展的朝代或国家，往往是在受反复精算的“经济账”好处诱惑下，推行新制度。为了保证新制度效果，设计者必然要为之配备优势资源。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新制度往往不能和社会众多制约因素相匹配，从而产生少数精英投机获利、大众利益受损的断裂效应。原初设计者发现不合预想的问题，重新以“经济账”算法加以分析，从而陆续对相关领域提出更多的新制度设计，重新陷入脱离实际的循环。如此反复，投机者反复受益而获得更多资源，大众始终受损而生活日趋困窘，社会动荡加剧。投机群体从动荡中发家，为确保自身地位而寄望于引入更多新制度，获得更多利益，固化利益格局，從而影响政治，最终形成对社会的实际控制。西方金融资本获得统治地位，就是如此过程。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新生的资本家、买办群体，亦大致如此。
张之洞代表的是以算“政治账”为主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不以制度创新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倾向从社会整体考虑局部问题，以避免陷入制度设计脱离实际的困境。算“政治账”不是不关注制度，而是注重历史渊源，立足生活实践，总结提炼经验教训，将之固定为制度，以求制度能长久、可持续地融入社会生活中，受益者是更广大群众。算“政治账”强调从全局来认识某一领域的问题，而非单纯在某一领域内设计封闭的方案。例如，张之洞不仅考虑金本位是否适应中国情况，还用发展眼光估计国内外金银兑换比率不一，将会引发国际游资投机、政府信用下降等状况，从而导致金本位破产。古人云，“利不百不兴”，深层意义就在于通过更大范围内的受益群体，确保兴利举动能更全面契合社会生活，从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在特征上，“政治账”不以眼下的投入产出多少为计算依据，更注重社会不同领域、群体健康发展的有利态势。这种有利发展态势属于无形之利，不能单纯用眼下现实利益相关数字估算。因而，以“经济账”标准衡量“政治账”，会得出算“政治账”者不懂经济的表面结论，实则二者在着眼点上有部分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巨大差别。
二战以来，部分西方学者反思西方的制度改革，提出改革举措的“嵌入性”概念，实质上是对自身发展措施过于片面、不能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反思。中国当前同样应高度重视“经济账”和“政治账”的发展观问题，辩证认识二者优缺点。算“经济账”有局限，也有优点。现代社会，诸多行业领域必须精确统计才能掌握情况，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精确统计，算“政治账”就成为空谈。同时，一味强调算“政治账”也有诸多弊端，一是因其考虑的制约因素过多，因循守旧者往往将此作为借口苟且偷安，导致最终积重难返。二是要求主导者有较强的全局意识和长远眼光，还要有透过各种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货币现象而把握本质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生活实践的深入体察，真正能算“政治账”的人才不可多得。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