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将设立推动“日本式教育出口”的专门机构，准备在2016财年申请预算，推动“教育出口”的系统工程，希望能在教育领域做出“国际贡献”。其中，重视秩序礼仪的日本中小学教育则被作为日本教育“走向世界”的突破口。日本政府将教育的国际合作作为当前拓展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出口“日本式教育”成为日本“战略性外交”棋局中一枚重要的棋子。
　　积极推进“教育出口”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计划，从2016年春开始，文部科学省将联合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相关教育企业、地方自治体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建立“日本式教育海外展开官民协动平台”，统筹推动日本向海外“出口教育”的相关事宜，并为此申请2016年度财政预算1.5亿日元。在政府主导的“协动平台”组建后，将按国别设立分科会，聘请熟悉地区情况的专家对各国展开调查研究，确定针对性合作方案，然后在相关国家建立官民协办的“国际论坛”，推进“试点项目”，逐步开展相关实务。
　　事实上，在日本长年的对外政府开发援助（ODA）中，有相当一部分低息日元贷款用于受援国的基础教育事业，主要投向校舍、设备等“硬件建设”。但在国外系统应用“日本式教育”，即进行“软件出口”的案例并不普遍。在柬埔寨等国，有日本教育企业开办了运用日本教学体制的幼教机构，但也处于“试水”阶段。2011年文部科学省内部的“国际合作推进会议”曾提出，应将日本理科教育、中小学教育体制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而在此次“出口教育”计划中，日本政府的设想与目标显然更为宏大，包括组织专家为对象国制定教育大纲、安排课程设置，对其教师进行全面业务培训等。同时，日本的中小学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均被纳入出口内容。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官员称，政府做出推动“教育出口”决定的依据是，“当前在国际上，日本的教育体制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些国家主动表示了与日本合作的意愿。根据文部科学省的调查，中东、南亚与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对“日本式教育”的需求最强烈，“日本将首先在这些地区的两三个国家开始做出成果”。日本媒体援引一些外国领导人、教育部长的近期言论，以佐证“日本式教育”受到欢迎。如印度总理莫迪在访日时称，日本的教育体制“极有特色”，“希望将日本式的中小学教育尽快引入印度”。埃及总统塞西在安倍访埃时盛赞“日本的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日本经济新闻》称，印度、缅甸与埃及将成为“日本式教育”出口首先获得重大成果的热门国家。
　　日本教育体制的“亮点”与“污点”
　　日本近现代以“教育立国”、“人才立国”闻名。江户时期，幕府与各藩创办学问所、藩校，民间则兴办大量寺子屋、乡学和私塾，普及识字与算学能力。明治政府颁布《教育敕语》及各级学校方针，建立义务教育制度、师范教育体制与职业教育体制，引入西方教育体制与欧美教员，使得日本成为亚洲最早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国家。二战后，日本国民教育在民主改造的基础上进行了多轮改革，成为支撑日本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
　　此次日本“出口教育”的最大“卖点”在于日本的中小学教育体制。日本中小学高度讲究秩序与礼仪规则，学生轮流值日打扫、供餐、饲养小动物，积极参与体育社团活动、进行防灾训练等，这些教育环节在日本以外的国家较为少见，对于提高学生的集体观念与协作意识有很大作用。在日本看来，着重习惯培养、实践能力塑造的中小学教育是“日本式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同时，日本中小学在学力培养方面，特别是数理化教育上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上，日本培养职业技术人员的高等专科学校体制备受好评，而支撑这一体制的基础则是扎实的中小学理科教育。那些教育体系亟待建设的新兴国家尤其希望系统性地引进乃至“全面移植”体系化、规范化的基础教育体制。在此背景下，日本独具特色的中小学教育体制被认为是“稀缺资源”。
　　但是，日本的教育体制绝非没有问题。如中小学教育体制就因教育原则与方式逐渐僵化、校园暴力现象屡禁不止而备受批评。在日本政府对外大赞日本中小学教育“世界领先”的同时，日本国内舆论则指出，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频发，早已成为日本中小学教育难以拭去的“污点”，政府的论断有明显“遮丑”之意。据文部科学省调查，2014年，因体罚学生而被处分的公立学校教师近4000人，创下1977年有该项调查以来的新高。连安倍内阁新任文部科学大臣驰浩也在就任后承认，自己当教师时曾体罚过学生。除教师体罚外，高年级学生肆意欺凌低年级学生导致后者自杀，以及在社团活动中教练殴打、性侵学生的事件也经常被曝出。日本教育专家指出，在社会竞争压力下，日本学校的管理主义与内部的升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师生关系，过度的规则、等级约束也难免造成青少年性格发育的失常。
　　对于日本教育的前途，日本政府与社会时刻抱有危机感。特别是日本近年经济增长缓慢，国家财政债台高筑，导致教育经费相对不足。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制后，政府给大学的运营费补助金在十年里削减了约13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7.2亿元）。根据相关国际组织数据，日本当前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排名榜尾，而家庭教育费所占比率却排名前列。这不仅影响了教育质量与科研水平，甚至影响到大学等教育机构的生存。地方大学、私立大学招生人数连年下滑，而这些学校被认为是日本科学研究活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如何维持并发展一个“可持续而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体制”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表示，将借“出口教育”，促进日本的大学、专科学校及教材和实验器材等教育企业进军海外，提升日本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促使日本教育机构走向世界，开展“国际营销”。
　　“教育出口”为“战略性外交”服务
　　日本政府推动“教育出口”，其目标远不止振兴教育产业，更有长远的战略考虑。一直以来，日本相当重视发展对外人文、教育交流，将其作为强化外交关系纽带、促进日本软实力传播的重要手段。关于这一点，日本知名外交学者金子将史称，人文交流是日本最重要的公共外交资源，也代表着日本的“国家名片”。教育事业的对外援助具有民间性、公益性，而注入了日本特色及国民文化的“教育出口”则同时又兼具了软实力的传播功能。在教育领域积极展开对外合作，可以增进与对象国关系，彰显日本做“国际贡献”的能力以及“在价值与道德立场上的优越性”，在外交战略上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但也将取得不菲收益的选择。
　　根据安倍晋三外交智囊谷内正太郎的说法，安倍的“战略性外交”极其重视“跨越国境的人与人交流”，“教育出口”因而进一步被纳入外交战略的范畴。安倍2012年重新执政后，恢复了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停办的“21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JENESYS），启动了新的、规模更大的JENESYS2.0项目，提出了“文化的WA项目”（WA在日语中有和、环、轮的意思），大力推广海外日语教学。日本政府加强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积极支持亚太邻国的教育交流计划，扩大留学生往来规模。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与东盟大学联盟之间的合作、日本—埃及科技大学、印度工科大学海德拉巴分校项目等成为日本重点推进的“模范工程”。2015年，日本与土耳其宣布将启动建设日本—土耳其科技大学。此举作为两国加强战略合作的重要一环，“以教育交流带动外交”的特征相当明显。
　　在此次筹建“协动平台”过程中，文部科学省将负责“软件内容”的设计，外务省及日本驻外使领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则将负责具体的“程序操作”。在日方看来，“不少国家对日本拥有传统友好感情，日本式教育能够进一步巩固这种感情，由衷地增强对象国国民对日本及日本国民的尊敬与亲近。”“出口教育”对于日本地区外交的重点目标乃至日本整体外交的布局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