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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收到王力先生的儿子王缉志先生的电话，他说，《文史春秋》杂志要出一期纪念国学大师王力的专刊，邀请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而我也正有这种意愿，自然就满口应允了。
前不久，见到知名作家、摄影家邹士方于2019年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王力先生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王力教授很喜欢让我为他照相，每次我把放大的照片送给他，他都十分高兴。记得我拍过一张他和他助手张双棣的工作照片，他十分满意：后来我放大了一张十二英寸的送与他，他把它挂在自己的房间中。”邹先生所说的这幅照片，现在正挂在我的书房内。这幅照片，是王力先生去世后，他的妻子亲白从墙上摘下来，送给我留作纪念的。现在再看这幅照片，心情还如同那时一样激动，这不禁让我回想起跟随王力先生学习和工作的情形。
1970年代末，国家教育部为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老专家配备助手，协助他们工作。我有幸于1979年9月担任王力先生的助手，协助他从事科研工作。与其说是协助王力先生工作，不如说是在工作实践中跟着王力先生学习。我跟王力先生在一起工作了7年，直到他去世。我在王力先生家里有一个小的工作间，便于和他一起工作，也可以随时聆听他的教诲。
当时，王力先生正在修订《汉语史稿》的语音史，说是修订，其实是重写。原来《汉语史稿》的语音部分是以《广韵》音系为纲，上考古音，下推今音;而修订版要写的《汉语语音史》则是按照时代分成先秦、汉代……明清、近代9章，每个时代都是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分析。我就负责按照王力先生的要求，帮他找他不便到图书馆去找的资料，这对我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期间，王力先生多次对我讲，作科研材料很重要，有了材料，才好作分析，得出的结论才靠得住。这就是王力先生后来常说的，做科研工作，一是要占有材料，二是要有科学头脑。材料是基础，科学头脑是逻辑思维能力，二者缺一不可。王力先生的这个思想一直指导着我的科研工作。
王力先生在写隋唐语音史部分的时候，他觉得唐代何超的《晋书音义》很有价值，要我对其中的反切（反切是古人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作一些考察分析。王力先生很耐心的告诉我如何分析每一个反切，从反切所体现的声母和用韵去整理它的语音特点。我遵照先生的指导，写了一篇《晋书音义反切考》，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类文章，自然写得有些粗疏。给王力先生看了之后，他觉得还可以，还帮我作了简单的修改，并推荐给《语言学论丛》。《论丛》答应采用。此后不久，我见到《中国语文》发表了邵荣芬先生分析《晋书音义》的文章，比我写得详细深入，且得出的结论有些也近似。我就跟王力先生商量是否将我那篇从《论丛》撤下来，王力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写作过程中，王力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教诲，是我受用终生的。
1980年代初，王力先生提倡汉语史研究要重视专书语言研究。他多次对我讲，汉语史研究要以专书语言研究为基础，要研究专书词汇、专书语法，将同时代的专书词汇、专书语法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特点。王力先生还鼓励我作一本专书研究。我当时提出是否可以作《吕氏春秋》，我提了几个理由，王力先生说可以，于是我选定《吕氏春秋》作专书语言研究。因为考虑工作量太大，在协助王力先生工作的同时，我独自一人完成研究有些吃力，就约了我的3位大学同学一同完成。我们先作校勘、译注的工作。首先要读懂占人的书。王力先生跟我说：“古人的书，尤其是先秦的书，大部分都有汉唐人的注释。因为汉唐离先秦不远，他们的注可以作为我们读先秦著作的钥匙，要重视这些注释。但在作语言研究的时候，也不能迷信这些注，古人往往缺乏历史的观念，不能从历史的角度解释词义。”王力先生的这些话，成为我专书语言研究的指导思想。我们做完《吕氏春秋译注》，将《前言》和部分样稿给王力先生看，请他提提意见。王力先生用铅笔改了几个字，并热情地为我们写了序，在序中给我们很多鼓励，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之后，我们接着作《吕氏春秋词典》。我将词典的基本构想呈请王力先生指点。我们的构想是以上古音为纲，将词义系统与语法结构结合起来，也就是将词义描写与用法描写结合起来进行阐述，这样，可将语音、语法、词义融为一体。我将部分样稿拿给王力先生看，他很赞成我们的做法，特别提醒我们，确定复音词、确定词类是很麻烦的，一定要考虑周全些。王力先生还对样稿做了修改，并欣然应允当这部词典的顾问。但特别遗憾并令人悲痛的是，王力先生没有看到这部词典的出版就离开了我们。此后我又写出了《吕氏春秋词汇研究附吕氏春秋韵谱》。可以说，我們的《吕氏春秋》语言研究是在王力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还是1980年代初，山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王力先生在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我在整理旧稿时，看到上面有梁启超先生的评语，也有赵元任先生的批语。梁先生的评语多是赞扬的话，如在扉页上写的“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赵先生的批语多是指出文章不足或提出建议，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王力先生说，梁先生的嘉许和鼓励，是让研究生树立信心，敢于攀登学术的高峰。赵先生的批评是让研究生更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王力先生特别提到其中赵元任的一句批语：“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他指着这句话对我说：“赵先生这句话讲得很深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作汉语史研究，切不可轻易说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域没有某个语言现象，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些材料都读完。要下一个结论，必须得有充分的证据。赵先生‘言有易，言无难’六个字，一直是我研究工作的座右铭，你也得记牢这句话。”听取王力先生的教诲，受益良多，我便也将这六字作为终身的座右铭。后来我在指导研究生时，也常用赵先生的六字真言告诫他们。
当时，王力先生以80多岁的高龄，每天上午一坐就是4个小时，我觉得这样太累了。所以经常在上午10时左右扶他到客厅里坐坐，陪他聊聊天，让他稍稍休息一会儿。聊天中，王力先生除了讲讲他的故事，也常讲一些学术问题，虽然是只言片语，对于我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有一次聊起清代朴学，王力先生对段玉裁赞赏有加，说他有历史观念，能看出不同时代的词义变化。又说，清代乾嘉学者尊重材料，发议论都能以材料为依据。这就是所谓的朴学精神。这些对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记得有一次说到著作的出版，王力先生说，对某些问题有新的想法，写出书来，不必等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再出版，有百分之七八十就可以出版。出版后，可以得到读者的意见，就可以修订提高;想一下子做到十全十美，很难，甚至不可能：再者，这样也可以占先机，抢占市场。王力先生这个看法，初听十分震撼，仔细一想，真是至理名言，让我茅塞顿开。我后来有的书，就是遵循他的话去做的，在不断的修订中逐步完善起来。
1981年，北大教研室安排我去给学生上古代汉语课，王力先生同意了。他说，去接触接触学生，了解一下他们对古代汉语的想法。王力先生又说，教学一定要和科研结合起来，大学跟中学不一样，中学老师可以按照教育部的教材去教，大学老师则要靠自己的科研成果。中学老师是买书教学生，大学老师则是要写书教学生。王力先生的话，太精辟了，一下子把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说得入木三分。王力先生自身就是教学与科研完美融合的最杰出的典范，他的很多著作都是教学的产物，如《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等，都是先做讲义给学生讲授，在讲授过程中再充实提高，最后出版。
王先生对语言学的执著追求与敬业精神，对我也是一种极大的教育。他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到80岁时还豪迈地说：“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他说到做到，他80岁之后还完成了好几部著作，如《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康熙字典音读订误》，又修订了《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真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都出白他的勤奋工作。王力先生如此高龄，每天仍工作六七个甚至七八个小时，一直到他去世之前。王力先生白1940年代就一直想写一本理想的字典，1984年他以84岁高龄写作《古汉语字典》。每天伏案笔耕，直到1985年10月，他感觉体力不支，才找来在教研室工作的他的学生帮他完成。大家劝王力先生好好休息一段，可他闲不下来，坚持自己完成手头的卯集，并且还要接着写亥集。
1986年3月，王力先生体力越发不好，总感觉疲劳。我对他说：“亥集您就别写了，我来写。”他答应了。后来他给妻子写过这样一段话：“张双棣愿意替我写下去，我的眼睛不行了，又疲劳，干着急，但是今后做什么呢，一天到晚疲劳……”
没过多久，3月27日，王力先生就因病住进了友谊医院。5月3日，王力先生永远离开了，离开了他的家人，他的学生，他鐘爱的语言学事业。王力先生对语言学事业，鞠躬尽瘁，成为我们永远的楷模。王力先生对我的教诲，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中，并传授给我的学生，使先生的思想和学术永久地传承下去。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前不久，见到知名作家、摄影家邹士方于2019年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王力先生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王力教授很喜欢让我为他照相，每次我把放大的照片送给他，他都十分高兴。记得我拍过一张他和他助手张双棣的工作照片，他十分满意：后来我放大了一张十二英寸的送与他，他把它挂在自己的房间中。”邹先生所说的这幅照片，现在正挂在我的书房内。这幅照片，是王力先生去世后，他的妻子亲白从墙上摘下来，送给我留作纪念的。现在再看这幅照片，心情还如同那时一样激动，这不禁让我回想起跟随王力先生学习和工作的情形。
1970年代末，国家教育部为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老专家配备助手，协助他们工作。我有幸于1979年9月担任王力先生的助手，协助他从事科研工作。与其说是协助王力先生工作，不如说是在工作实践中跟着王力先生学习。我跟王力先生在一起工作了7年，直到他去世。我在王力先生家里有一个小的工作间，便于和他一起工作，也可以随时聆听他的教诲。
当时，王力先生正在修订《汉语史稿》的语音史，说是修订，其实是重写。原来《汉语史稿》的语音部分是以《广韵》音系为纲，上考古音，下推今音;而修订版要写的《汉语语音史》则是按照时代分成先秦、汉代……明清、近代9章，每个时代都是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分析。我就负责按照王力先生的要求，帮他找他不便到图书馆去找的资料，这对我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期间，王力先生多次对我讲，作科研材料很重要，有了材料，才好作分析，得出的结论才靠得住。这就是王力先生后来常说的，做科研工作，一是要占有材料，二是要有科学头脑。材料是基础，科学头脑是逻辑思维能力，二者缺一不可。王力先生的这个思想一直指导着我的科研工作。
王力先生在写隋唐语音史部分的时候，他觉得唐代何超的《晋书音义》很有价值，要我对其中的反切（反切是古人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作一些考察分析。王力先生很耐心的告诉我如何分析每一个反切，从反切所体现的声母和用韵去整理它的语音特点。我遵照先生的指导，写了一篇《晋书音义反切考》，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类文章，自然写得有些粗疏。给王力先生看了之后，他觉得还可以，还帮我作了简单的修改，并推荐给《语言学论丛》。《论丛》答应采用。此后不久，我见到《中国语文》发表了邵荣芬先生分析《晋书音义》的文章，比我写得详细深入，且得出的结论有些也近似。我就跟王力先生商量是否将我那篇从《论丛》撤下来，王力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写作过程中，王力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教诲，是我受用终生的。
1980年代初，王力先生提倡汉语史研究要重视专书语言研究。他多次对我讲，汉语史研究要以专书语言研究为基础，要研究专书词汇、专书语法，将同时代的专书词汇、专书语法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特点。王力先生还鼓励我作一本专书研究。我当时提出是否可以作《吕氏春秋》，我提了几个理由，王力先生说可以，于是我选定《吕氏春秋》作专书语言研究。因为考虑工作量太大，在协助王力先生工作的同时，我独自一人完成研究有些吃力，就约了我的3位大学同学一同完成。我们先作校勘、译注的工作。首先要读懂占人的书。王力先生跟我说：“古人的书，尤其是先秦的书，大部分都有汉唐人的注释。因为汉唐离先秦不远，他们的注可以作为我们读先秦著作的钥匙，要重视这些注释。但在作语言研究的时候，也不能迷信这些注，古人往往缺乏历史的观念，不能从历史的角度解释词义。”王力先生的这些话，成为我专书语言研究的指导思想。我们做完《吕氏春秋译注》，将《前言》和部分样稿给王力先生看，请他提提意见。王力先生用铅笔改了几个字，并热情地为我们写了序，在序中给我们很多鼓励，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之后，我们接着作《吕氏春秋词典》。我将词典的基本构想呈请王力先生指点。我们的构想是以上古音为纲，将词义系统与语法结构结合起来，也就是将词义描写与用法描写结合起来进行阐述，这样，可将语音、语法、词义融为一体。我将部分样稿拿给王力先生看，他很赞成我们的做法，特别提醒我们，确定复音词、确定词类是很麻烦的，一定要考虑周全些。王力先生还对样稿做了修改，并欣然应允当这部词典的顾问。但特别遗憾并令人悲痛的是，王力先生没有看到这部词典的出版就离开了我们。此后我又写出了《吕氏春秋词汇研究附吕氏春秋韵谱》。可以说，我們的《吕氏春秋》语言研究是在王力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还是1980年代初，山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王力先生在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我在整理旧稿时，看到上面有梁启超先生的评语，也有赵元任先生的批语。梁先生的评语多是赞扬的话，如在扉页上写的“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赵先生的批语多是指出文章不足或提出建议，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王力先生说，梁先生的嘉许和鼓励，是让研究生树立信心，敢于攀登学术的高峰。赵先生的批评是让研究生更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王力先生特别提到其中赵元任的一句批语：“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他指着这句话对我说：“赵先生这句话讲得很深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作汉语史研究，切不可轻易说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域没有某个语言现象，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些材料都读完。要下一个结论，必须得有充分的证据。赵先生‘言有易，言无难’六个字，一直是我研究工作的座右铭，你也得记牢这句话。”听取王力先生的教诲，受益良多，我便也将这六字作为终身的座右铭。后来我在指导研究生时，也常用赵先生的六字真言告诫他们。
当时，王力先生以80多岁的高龄，每天上午一坐就是4个小时，我觉得这样太累了。所以经常在上午10时左右扶他到客厅里坐坐，陪他聊聊天，让他稍稍休息一会儿。聊天中，王力先生除了讲讲他的故事，也常讲一些学术问题，虽然是只言片语，对于我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有一次聊起清代朴学，王力先生对段玉裁赞赏有加，说他有历史观念，能看出不同时代的词义变化。又说，清代乾嘉学者尊重材料，发议论都能以材料为依据。这就是所谓的朴学精神。这些对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记得有一次说到著作的出版，王力先生说，对某些问题有新的想法，写出书来，不必等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再出版，有百分之七八十就可以出版。出版后，可以得到读者的意见，就可以修订提高;想一下子做到十全十美，很难，甚至不可能：再者，这样也可以占先机，抢占市场。王力先生这个看法，初听十分震撼，仔细一想，真是至理名言，让我茅塞顿开。我后来有的书，就是遵循他的话去做的，在不断的修订中逐步完善起来。
1981年，北大教研室安排我去给学生上古代汉语课，王力先生同意了。他说，去接触接触学生，了解一下他们对古代汉语的想法。王力先生又说，教学一定要和科研结合起来，大学跟中学不一样，中学老师可以按照教育部的教材去教，大学老师则要靠自己的科研成果。中学老师是买书教学生，大学老师则是要写书教学生。王力先生的话，太精辟了，一下子把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说得入木三分。王力先生自身就是教学与科研完美融合的最杰出的典范，他的很多著作都是教学的产物，如《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等，都是先做讲义给学生讲授，在讲授过程中再充实提高，最后出版。
王先生对语言学的执著追求与敬业精神，对我也是一种极大的教育。他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到80岁时还豪迈地说：“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他说到做到，他80岁之后还完成了好几部著作，如《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康熙字典音读订误》，又修订了《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真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都出白他的勤奋工作。王力先生如此高龄，每天仍工作六七个甚至七八个小时，一直到他去世之前。王力先生白1940年代就一直想写一本理想的字典，1984年他以84岁高龄写作《古汉语字典》。每天伏案笔耕，直到1985年10月，他感觉体力不支，才找来在教研室工作的他的学生帮他完成。大家劝王力先生好好休息一段，可他闲不下来，坚持自己完成手头的卯集，并且还要接着写亥集。
1986年3月，王力先生体力越发不好，总感觉疲劳。我对他说：“亥集您就别写了，我来写。”他答应了。后来他给妻子写过这样一段话：“张双棣愿意替我写下去，我的眼睛不行了，又疲劳，干着急，但是今后做什么呢，一天到晚疲劳……”
没过多久，3月27日，王力先生就因病住进了友谊医院。5月3日，王力先生永远离开了，离开了他的家人，他的学生，他鐘爱的语言学事业。王力先生对语言学事业，鞠躬尽瘁，成为我们永远的楷模。王力先生对我的教诲，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中，并传授给我的学生，使先生的思想和学术永久地传承下去。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