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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富爱国情怀的陈独秀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第一次讨袁革命失败后，并未停止前行脚步，一直致力于寻求开辟新的革命途径。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制度统治下，国民受封建思想毒害太深太久，陈独秀因而深知教育唤醒民众，改变、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以早年在合肥办《安徽俗话报》和在日本襄助章士钊先生编辑《甲寅》的经验，打算自主办本杂志，宣传教育民众，开展思想文化革命，从根本上转变国民的思想观念。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的船上，见日本船警打骂一名窃车票的中国穷学生，周围的中国人看热闹，颇与鲁迅先生在仙台医院看到日军残杀中国人时，围观的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情景相似。陈独秀立即上前阻止日军暴行，并劝大家捐钱为穷学生补票。时有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此事深深刺痛陈独秀的心，加深了他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决心要把杂志办起来，并誓言：“让我办10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有改观。”[1]可是，当时陈独秀一贫如洗，创办杂志谈何容易，只能靠他的革命威望，寻求朋友相助。朋友汪孟邹答应帮他，但汪的力量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等事项。汪便介绍他找到经营群益书社的安徽出版家陈子佩、陈子寿两兄弟。二陈乐意承担印刷、发行工作，并约定书社对杂志每期付以编辑费和稿酬200元，月出一期。1915年9月，陈独秀先生亲自主办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创刊号在上海问世。
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导
《新青年》杂志横空问世，在中国大地静谧的湖水中掀起层层波澜。它开篇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从而揭开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发刊词《敬告青年》，以极其鲜明有力的文字，提出了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标准：“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而非锁国的；实利而非虚文的；科学而非想像的。”并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身上，“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词文接着指出“六条标准基本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自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当以科学与民主并重，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
创刊后，陈独秀积极联合志同道合的战友为刊物写稿，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刘淑雅、谢无量、潘正化、高语罕、李大钊、杨昌济、苏曼殊、吴志辉、胡适等。他们撰写的篇篇重要文章，都分别在《新青年》刊出，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尤其对最落后、最保守、最窒息人的“三纲五常”，发起持续猛烈的攻击。如刊登在该刊1卷5号《一九一六》一文，对“三纲”之说予以抨击，尖锐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自主人格，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因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之权亦巩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振兴中华。”又如刊在该刊2卷2号《我之爱国心》一文，抨击独尊儒术时凌厉言道：“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更多。尤与近代文明社会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说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这些檄文确有振聋发聩，惊世醒民之力，让人颇受启迪。
新文化运动的活动阵地
《新青年》出刊一年多后，声名鹊起，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作为主办人及主编的陈独秀先生亦由此著名。1917年1月，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荐聘，北京政府教育部签文：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随之迁来北京续办。
迁来北京的《新青年》杂志，较之在上海时作了较大改进，原由陈独秀先生一人主编，改为多人编撰，实行主编轮流，由陈负总责的同仁刊物。陈独秀先后把著名学者、进步人士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请进编辑部，继后又请进归国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钊、胡适，以及鲁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的新文化活动阵营。这时，刊出的文章从创刊初期以批判儒家“三纲”之说为重点，进而扩展至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请进编辑部的成员，都是各类精英。他们不负众望，骁勇善战，结合自身所长，写出许多批判旧文化、扶持新文化，促进社会变革的战斗檄文。鲁迅先生的处女作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在《新青年》刊出后，很具影响力。鲁迅先生尚未加入编辑部之前，《新青年》就多次向鲁迅约稿。在真情打动之下，鲁迅先生试着写出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向《新青年》投稿。陈独秀先生十分赞赏此稿。它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片断形式，揭露、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字字渗透着血和泪；特别是对封建礼教所谓“仁义道德”的批判，发挥出政论文章所起不到的作用，从而把文化革命与思想革命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狂人日记》很快便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刊出，一时造成轰动，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3]。《新青年》的编辑同仁，如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都同样为《新青年》撰写出不少重要文章，扩大了《新青年》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一代青年的良师益友
从1915年至1918年，以《新青年》及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活动开展四年来，由于《新青年》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销点；同时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为试点辐射全国学校教育，使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巨大影响力。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受到它的启蒙，人生观发生了转变，成为一代“新青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京大中学校学生都直接受到《新青年》的教育，远在湖南的毛泽东、彭述之，湖北的恽代英，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也都受到《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创刊初期，每期发行1000多册，1917年迁到北京大学后，发行量猛增到每期15000多册。当时条件下，一本杂志往往不是一人阅读，而是辗转传阅，许多读者受到启蒙，称赞《新青年》是“金针”“药石”“良师益友”，影响广大深远。有学者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年入读长沙第一师范，该校老师杨昌济（杨开慧同志的父亲，著名学者，后任北大教授），早受到《新青年》影响，他因看重毛泽东同志过人的才智，又尊崇新学，便把《新青年》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批判封建伦理，反对‘三纲五常’和禁欲主义，主张德智体并重，一一告诉毛泽东同志，并让他阅读《新青年》，对毛泽东同志思想影响极大。”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了，听他说，学白话文，写文章加标点符号，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我已经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4]据周恩来的旅日日记，1917年6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有朋友给了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面刊有陈独秀的《时尚杂谈》和吴虞的《儒家所长阶级制度之害》两篇重要文章。陈文对当时北洋军阀黎元洪、段祺瑞之争，正在造成张勋复辟的乌烟瘴气的政局作了严厉深刻的斥责，并提出讨贼救国之道。对此，周恩来在其日记中说：“赴日途中阅读，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三卷全份，心里越发高兴，顿时又去拿来看了几卷，于是把从前的谬见打退了许多。”周恩来在日记中还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排孔、独身（即独立人格），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这几天连着把《新青年》3卷又仔细看了遍，才知道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从今往后要按所定的‘三个主义’（即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常用三个主义一词）去实行。”[5]1918年5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事件。周恩来于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救国运动中。 “五四”运动的号角
新文化运动的拓展，为“五四”革命运动奠下基础。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参战胜利国（大战中曾派出14万劳工到欧洲前线，担负筑路、架桥、挖战壕、救治伤员、帮助掩埋尸体。其中许多人后来还直接上战场同德军作战，共牺牲2万多人），第一次面临从德、日帝国主义手中直接收回所失去权利（即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的机会。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首次提出收回以上权利的要求。但和会却出现了欺侮中国和弱小国家态势，“由五个强国秘密包办”，“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反对中国提出收回权利的要求。日本代表竟公然无理指责中国提出山东问题。这便自然激起中国民众的愤然抗议。首先奋起的是几年来直接受《新青年》启蒙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陶履恭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大战的胜利应是公理战胜强权、民主主义的胜利，劳工神圣；同时揭露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和北洋军阀政府为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所干的系列卖国勾当。演讲极大地调动起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应强烈。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台子，连续举行演讲。北京各校男女3万多人参加大会，气势宏大。为使革命运动健康深入发展，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通过《新青年》和新创刊的《每周评论》及时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纲领、战斗口号和斗争方式。各地群众、工人、工商界人士、青年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并向驻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发去一道道通电，要求拒绝接受巴黎和会公约。在“五四”革命洪流和全国民众抗议下，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取得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权利的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新青年》被誉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是不为过的。
宣传马克思主义，筹组中共的喉舌
1920年1月，陈独秀先生离开北京到上海，不久，《新青年》亦由北京移到上海。除原北京的编辑同仁继续供稿外，编辑部又重新组合，新吸收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沈雁冰等对马列主义热烈拥护的先进人士加入。《新青年》紧跟形势，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而筹建中共的基地。
1920年8月，《新青年》移回上海复刊，第8卷第1号刊出宣告：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启汉、刘伯垂、杨明斋等。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复刊后的《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成为中共发起组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刊物。它连续几期刊发批评改良主义、无政府党人以及所谓不谈政治和各种假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章，树起科学社会主义旗帜。同时，刊物还开辟《俄罗斯研究》等专栏，译载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状况等资料，充实、丰富了刊物内容。
1920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之际，中共发起组创刊了半公开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从此，《共产党》月刊同《新青年》两刊，共同承担起筹建中共的理论宣传的光荣任务。
注释：
[1][2]转引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189页。
[3]《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127页。
[5]《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1918年2月，中央档案馆藏（载《陈独秀全传》第193—194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省公安文协理事
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导
《新青年》杂志横空问世，在中国大地静谧的湖水中掀起层层波澜。它开篇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从而揭开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发刊词《敬告青年》，以极其鲜明有力的文字，提出了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标准：“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而非锁国的；实利而非虚文的；科学而非想像的。”并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身上，“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词文接着指出“六条标准基本精神是科学与民主，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自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当以科学与民主并重，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
创刊后，陈独秀积极联合志同道合的战友为刊物写稿，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刘淑雅、谢无量、潘正化、高语罕、李大钊、杨昌济、苏曼殊、吴志辉、胡适等。他们撰写的篇篇重要文章，都分别在《新青年》刊出，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尤其对最落后、最保守、最窒息人的“三纲五常”，发起持续猛烈的攻击。如刊登在该刊1卷5号《一九一六》一文，对“三纲”之说予以抨击，尖锐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自主人格，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因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之权亦巩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振兴中华。”又如刊在该刊2卷2号《我之爱国心》一文，抨击独尊儒术时凌厉言道：“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更多。尤与近代文明社会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说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这些檄文确有振聋发聩，惊世醒民之力，让人颇受启迪。
新文化运动的活动阵地
《新青年》出刊一年多后，声名鹊起，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作为主办人及主编的陈独秀先生亦由此著名。1917年1月，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荐聘，北京政府教育部签文：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随之迁来北京续办。
迁来北京的《新青年》杂志，较之在上海时作了较大改进，原由陈独秀先生一人主编，改为多人编撰，实行主编轮流，由陈负总责的同仁刊物。陈独秀先后把著名学者、进步人士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请进编辑部，继后又请进归国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钊、胡适，以及鲁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的新文化活动阵营。这时，刊出的文章从创刊初期以批判儒家“三纲”之说为重点，进而扩展至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请进编辑部的成员，都是各类精英。他们不负众望，骁勇善战，结合自身所长，写出许多批判旧文化、扶持新文化，促进社会变革的战斗檄文。鲁迅先生的处女作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在《新青年》刊出后，很具影响力。鲁迅先生尚未加入编辑部之前，《新青年》就多次向鲁迅约稿。在真情打动之下，鲁迅先生试着写出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向《新青年》投稿。陈独秀先生十分赞赏此稿。它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片断形式，揭露、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字字渗透着血和泪；特别是对封建礼教所谓“仁义道德”的批判，发挥出政论文章所起不到的作用，从而把文化革命与思想革命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狂人日记》很快便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刊出，一时造成轰动，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3]。《新青年》的编辑同仁，如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都同样为《新青年》撰写出不少重要文章，扩大了《新青年》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一代青年的良师益友
从1915年至1918年，以《新青年》及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活动开展四年来，由于《新青年》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销点；同时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为试点辐射全国学校教育，使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巨大影响力。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受到它的启蒙，人生观发生了转变，成为一代“新青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京大中学校学生都直接受到《新青年》的教育，远在湖南的毛泽东、彭述之，湖北的恽代英，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也都受到《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创刊初期，每期发行1000多册，1917年迁到北京大学后，发行量猛增到每期15000多册。当时条件下，一本杂志往往不是一人阅读，而是辗转传阅，许多读者受到启蒙，称赞《新青年》是“金针”“药石”“良师益友”，影响广大深远。有学者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年入读长沙第一师范，该校老师杨昌济（杨开慧同志的父亲，著名学者，后任北大教授），早受到《新青年》影响，他因看重毛泽东同志过人的才智，又尊崇新学，便把《新青年》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批判封建伦理，反对‘三纲五常’和禁欲主义，主张德智体并重，一一告诉毛泽东同志，并让他阅读《新青年》，对毛泽东同志思想影响极大。”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了，听他说，学白话文，写文章加标点符号，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我已经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4]据周恩来的旅日日记，1917年6月，周恩来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有朋友给了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面刊有陈独秀的《时尚杂谈》和吴虞的《儒家所长阶级制度之害》两篇重要文章。陈文对当时北洋军阀黎元洪、段祺瑞之争，正在造成张勋复辟的乌烟瘴气的政局作了严厉深刻的斥责，并提出讨贼救国之道。对此，周恩来在其日记中说：“赴日途中阅读，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三卷全份，心里越发高兴，顿时又去拿来看了几卷，于是把从前的谬见打退了许多。”周恩来在日记中还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排孔、独身（即独立人格），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这几天连着把《新青年》3卷又仔细看了遍，才知道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从今往后要按所定的‘三个主义’（即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常用三个主义一词）去实行。”[5]1918年5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事件。周恩来于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救国运动中。 “五四”运动的号角
新文化运动的拓展，为“五四”革命运动奠下基础。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参战胜利国（大战中曾派出14万劳工到欧洲前线，担负筑路、架桥、挖战壕、救治伤员、帮助掩埋尸体。其中许多人后来还直接上战场同德军作战，共牺牲2万多人），第一次面临从德、日帝国主义手中直接收回所失去权利（即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的机会。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首次提出收回以上权利的要求。但和会却出现了欺侮中国和弱小国家态势，“由五个强国秘密包办”，“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反对中国提出收回权利的要求。日本代表竟公然无理指责中国提出山东问题。这便自然激起中国民众的愤然抗议。首先奋起的是几年来直接受《新青年》启蒙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陶履恭等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大战的胜利应是公理战胜强权、民主主义的胜利，劳工神圣；同时揭露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和北洋军阀政府为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所干的系列卖国勾当。演讲极大地调动起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应强烈。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台子，连续举行演讲。北京各校男女3万多人参加大会，气势宏大。为使革命运动健康深入发展，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通过《新青年》和新创刊的《每周评论》及时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纲领、战斗口号和斗争方式。各地群众、工人、工商界人士、青年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并向驻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发去一道道通电，要求拒绝接受巴黎和会公约。在“五四”革命洪流和全国民众抗议下，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取得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权利的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新青年》被誉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是不为过的。
宣传马克思主义，筹组中共的喉舌
1920年1月，陈独秀先生离开北京到上海，不久，《新青年》亦由北京移到上海。除原北京的编辑同仁继续供稿外，编辑部又重新组合，新吸收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沈雁冰等对马列主义热烈拥护的先进人士加入。《新青年》紧跟形势，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而筹建中共的基地。
1920年8月，《新青年》移回上海复刊，第8卷第1号刊出宣告：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启汉、刘伯垂、杨明斋等。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复刊后的《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成为中共发起组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刊物。它连续几期刊发批评改良主义、无政府党人以及所谓不谈政治和各种假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章，树起科学社会主义旗帜。同时，刊物还开辟《俄罗斯研究》等专栏，译载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状况等资料，充实、丰富了刊物内容。
1920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之际，中共发起组创刊了半公开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从此，《共产党》月刊同《新青年》两刊，共同承担起筹建中共的理论宣传的光荣任务。
注释：
[1][2]转引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189页。
[3]《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127页。
[5]《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1918年2月，中央档案馆藏（载《陈独秀全传》第193—194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省公安文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