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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的中国工笔画，经历了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画家从自身条件出发，做了一些观念、媒材与技法上的尝试，也由此形成了以不同地域特点与个人风格为代表的画风。在这个转化的实践者中，陈仲年先生是巴蜀画坛的先行者，是承前启后的名家。陈仲年先生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工笔花鸟画，继承院体，兼收西洋绘画之长，将新的艺术品味创造性地注入到传统的绘画样式，既得传统工笔画的典雅、明丽，又有文人写意画的雅致、清疏，同时兼具源于巴蜀地域性情的细腻、丰富、秀润的个人风格。
一
陈仲年先生名泽铭，字仲年，又字鹤书，1893年12月23日生，四川省崇宁县（今成都郫县唐昌镇）人。先生自幼生性犀灵，聪颖沉静。幼时跟随崇宁画家梁秋屏、李裕卿学画。以历代名家画轴为典范，兼收并蓄，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他当时所临名人画作几可乱真，20岁即以画技名噪县中。1920年，仲年先生受聘于崇宁县高小学堂任图画教员。那段时间，他对自己喜好的古代及现代名家李公麟、陈老莲、徐渭、任伯年等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画的传统技艺、精神有了更深入的实践和理解。
1925年，为追求艺术的高层次探索，仲年先生只身赴沪，考入以田汉为中心的“上海艺术大学”。同学有吴作人等。1927年，因上海艺大被当局查封，仲年先生即随艺大学生转入田汉与欧阳予倩、徐悲鸿联合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受业于徐悲鸿、潘玉良、沈西岑等。1928年，他以优异成绩于南国艺术学院毕业，随即投入上海“艺苑绘画研究所”继续研究深造。艺苑绘画研究所是一个西洋艺术团体，成员均为沪上画坛名流，包括徐悲鸿、吴湖帆、李秋君、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朱屺瞻、蒋兆和等26人。仲年先生在艺苑四年专攻西画，于水彩静物写生造诣尤深。他的工笔花鸟画也融汇中西，面目一新。这段时间，他与沪上名家时相往还，交往甚密。从现存的徐悲鸿、朱屺瞻、钱瘦铁等人赠送他的书画，可以看出沪上名家们对他的器重与赏识。这种高层次的艺术交往，也开阔了他的视野，提升了他的眼界。
1932年，仲年先生回到四川，任教于四川大学西画系，并与成都名家林君默、刘豫波、叶正苍、罗文谟等发起组织了美术团体“蓉社”，共同创作和举办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在成都举办画展，积极用绘画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后因生活困窘，经朋友介绍到省立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40年，仲年先生迁回老家，任崇宁县民众教育馆馆长；1944年仍回成都居住，一面搞创作，一面在成都民新中学、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省立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其间，他曾参加云、贵、川三省绘画联展。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为唐昌公园设计了“崇宁县抗战胜利纪念碑”。
新中国成立后，仲年先生参加“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为基本会员，同时仍在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他积极参加美术界组织的各种活动，曾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参加全省绘画展览。他先后创作的《旭日东升》《桃李争春》《饲鸭》《跳舞给婆婆看》《小鸡迎春》等作品，题材新颖，形象生动，深受群众喜爱。1958年，他与赵蕴玉、周抡园一道为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创作了《梅花喜鹊》《山茶花》《熊猫》《獐子》等大型国画。他还创作了毛主席视察都江堰的追忆画。
1966年3月30日，仲年先生在成都病逝，终年73岁。
二
仲年先生的绘画，特别是他的工笔花鸟画，精于形象而意味横生。无论是花草禽鸟还是走兽虫鱼，总是以亲切可爱的姿态向观赏者呈现大千世界那生生不息的生命。那是画家感情的流露，精神的物化。在花草禽鸟和走兽虫鱼中，潜流着无穷的意趣与情思。那一笔一墨和色彩的节奏正是画家饱满的情绪理想的追求，既是大自然生命的律动，也是诗情的荡漾。
历史悠久的工笔花鸟画早就奠定了诗化的意境。在花鸟画中追求诗意，宋代已经相当自觉。《宣和画谱》中的《花鸟绪论》指出，花鸟画的高妙不但在“夺造化”，而且在“移精神遐想”，并就此提出了“寓兴”的理念，主张表达“登临览物之有得”，紧紧抓住特殊环境下的诗化感受。所以宋代的工笔花鸟画精品，无论是格法严谨的黄荃父子，还是徐熙的野逸旷达，以及崔白的萧散风骨，虽风格各异，但我们都能感受到画家的审美需求与自然形象融为一体的活色生香的绘画境界。诗情画意，令人难忘。但后来的大多数画家，脱离了花鸟情境和实际感受，把诗意的追求不恰当地类型化了，以为画牡丹都意在富贵，画鸥鹭都意在悠闲，用题材的象征意义代替了有感而发的“寓兴”，以题写诗句代替了绘画性的诗意化，逐渐丢失了宋代花鸟画的优良传统。
进入20世纪以来，在工笔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过程中，大的潮流都是以西画写实观念改造传统的中国画，这大大提高了造型能力，在色彩上也有新的探索。审视与仲年先生同时代的工笔花鸟画，表现生命状态的比比皆是，但讴歌生命诗意者则寥若晨星；尤其鲜有如仲年先生这样，在变革技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创造才能扎根于民族审美思维的土壤上，自觉地接续工笔花鸟画的精神文脉，致力于开掘诗意化之传统者。
仲年先生的工笔花鸟画，题材是习见的，没有陌生的奇花异鸟。他的画法，也是常见的工笔设色。技巧或来自前人，或略参西法，甚至艺术语汇也是融合中西者常用的，并没有特别的标新立异。然而你只要面对他的画，就顾不得审视其艺术语言，思考其艺术技巧，而是被那流光溢彩的意境所打动，所吸引。
仲年先生笔下雅俗共赏的牡丹，不靠题材的象征，而是表达特殊氛围中的情境。有一幅题为“写雨后牡丹春睡浓意”，画面上风姿绰约的牡丹在雨后骄阳下开放，姿态各异的花朵，有的敞开花心，纵情吸收阳光的抚爱，有的低着头，羞怯地在微风中摇动，还有的躲藏在枝叶掩映中，犹如半眠半醒，慵懒娇媚。背着阳光的叶子，泛着宝石般的嫩绿色；迎着阳光的红花绿叶，微泛金红，然而，那金色的阳光，仿佛又不是直接照射，而是弥漫在绮丽的光雾中，散发着浓郁的花香，吸引了翩翩飞来的蝴蝶。
仲年先生喜欢画鸭子，但意境各有不同。有一幅画了一大五小一群鸭子，嬉戏觅食后团聚于菜地。神态各异的小鸭们紧紧依偎在母鸭周围，母鸭一面抚慰小鸭，一面昂着头警惕地望着远处。好一幅浓浓的母爱亲情！还有一幅画的是黄昏暮色中，两只相亲相爱的鸭子在水塘中悠游，旁边摇曳的芦苇，平静的水面，都仿佛在引领我们忘记沉重和焦虑，进入和谐而自由的世界。
其它的作品，无论画山石雄鹰、红叶野雉、微风飞燕、芙蓉白鹭、荔枝小鸟、梅花蓝鹊，还是柳枝鸣蝉、螳螂牵牛，仲年先生都让人仿佛领略到花鸟世界的天籁自鸣。他不仅具体而细微地真实描绘了花枝鸟态的丰富多彩，而且以丽日、和风、月光、雾气为依托，表现了空间光影中花鸟世界的精微感受，或繁艳而自然，或清逸而天真。他的作品，绘画性很强，又极富诗意，但诗意不是靠题诗，而是画出来的。故而他的作品，总是首先在视觉上抓住观者，继而又利用通感，把观者的情绪带入情景交融的意境之中，领略画家注入的精神遐想，获得审美感受和文化熏陶。
仲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年了。他一生以画艺育人，在绘画，尤其工笔花鸟画创作方面成就斐然。这令我们深深怀念。
改革开放以来，工笔花鸟画在接续优良传统并广泛吸收西画过程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不少突破前人的名家和前无古人的佳作。但就总体而言，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重视新的视觉经验者众，而往往精神内涵文化积淀不足；夺目而粗砺者多，精微而润泽者少；或满足于原生态的蓬勃丰富而提炼不够，或胶柱于花鸟本身而缺乏必要氛围。究其缘由，我看不在于生活，而在于传统，不在于吸收西法，而在于能否消化。一句话，关键在于，有没有把创造的才能扎根在民族审美思维的土壤上。因此，今天重新欣赏仲年先生的作品，回顾先生的艺术道路，研究先生的画艺，对促进巴蜀花鸟画创作，对推进巴蜀文化建设都有益处。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
一
陈仲年先生名泽铭，字仲年，又字鹤书，1893年12月23日生，四川省崇宁县（今成都郫县唐昌镇）人。先生自幼生性犀灵，聪颖沉静。幼时跟随崇宁画家梁秋屏、李裕卿学画。以历代名家画轴为典范，兼收并蓄，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他当时所临名人画作几可乱真，20岁即以画技名噪县中。1920年，仲年先生受聘于崇宁县高小学堂任图画教员。那段时间，他对自己喜好的古代及现代名家李公麟、陈老莲、徐渭、任伯年等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画的传统技艺、精神有了更深入的实践和理解。
1925年，为追求艺术的高层次探索，仲年先生只身赴沪，考入以田汉为中心的“上海艺术大学”。同学有吴作人等。1927年，因上海艺大被当局查封，仲年先生即随艺大学生转入田汉与欧阳予倩、徐悲鸿联合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受业于徐悲鸿、潘玉良、沈西岑等。1928年，他以优异成绩于南国艺术学院毕业，随即投入上海“艺苑绘画研究所”继续研究深造。艺苑绘画研究所是一个西洋艺术团体，成员均为沪上画坛名流，包括徐悲鸿、吴湖帆、李秋君、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朱屺瞻、蒋兆和等26人。仲年先生在艺苑四年专攻西画，于水彩静物写生造诣尤深。他的工笔花鸟画也融汇中西，面目一新。这段时间，他与沪上名家时相往还，交往甚密。从现存的徐悲鸿、朱屺瞻、钱瘦铁等人赠送他的书画，可以看出沪上名家们对他的器重与赏识。这种高层次的艺术交往，也开阔了他的视野，提升了他的眼界。
1932年，仲年先生回到四川，任教于四川大学西画系，并与成都名家林君默、刘豫波、叶正苍、罗文谟等发起组织了美术团体“蓉社”，共同创作和举办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在成都举办画展，积极用绘画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后因生活困窘，经朋友介绍到省立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40年，仲年先生迁回老家，任崇宁县民众教育馆馆长；1944年仍回成都居住，一面搞创作，一面在成都民新中学、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省立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其间，他曾参加云、贵、川三省绘画联展。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为唐昌公园设计了“崇宁县抗战胜利纪念碑”。
新中国成立后，仲年先生参加“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为基本会员，同时仍在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他积极参加美术界组织的各种活动，曾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参加全省绘画展览。他先后创作的《旭日东升》《桃李争春》《饲鸭》《跳舞给婆婆看》《小鸡迎春》等作品，题材新颖，形象生动，深受群众喜爱。1958年，他与赵蕴玉、周抡园一道为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创作了《梅花喜鹊》《山茶花》《熊猫》《獐子》等大型国画。他还创作了毛主席视察都江堰的追忆画。
1966年3月30日，仲年先生在成都病逝，终年73岁。
二
仲年先生的绘画，特别是他的工笔花鸟画，精于形象而意味横生。无论是花草禽鸟还是走兽虫鱼，总是以亲切可爱的姿态向观赏者呈现大千世界那生生不息的生命。那是画家感情的流露，精神的物化。在花草禽鸟和走兽虫鱼中，潜流着无穷的意趣与情思。那一笔一墨和色彩的节奏正是画家饱满的情绪理想的追求，既是大自然生命的律动，也是诗情的荡漾。
历史悠久的工笔花鸟画早就奠定了诗化的意境。在花鸟画中追求诗意，宋代已经相当自觉。《宣和画谱》中的《花鸟绪论》指出，花鸟画的高妙不但在“夺造化”，而且在“移精神遐想”，并就此提出了“寓兴”的理念，主张表达“登临览物之有得”，紧紧抓住特殊环境下的诗化感受。所以宋代的工笔花鸟画精品，无论是格法严谨的黄荃父子，还是徐熙的野逸旷达，以及崔白的萧散风骨，虽风格各异，但我们都能感受到画家的审美需求与自然形象融为一体的活色生香的绘画境界。诗情画意，令人难忘。但后来的大多数画家，脱离了花鸟情境和实际感受，把诗意的追求不恰当地类型化了，以为画牡丹都意在富贵，画鸥鹭都意在悠闲，用题材的象征意义代替了有感而发的“寓兴”，以题写诗句代替了绘画性的诗意化，逐渐丢失了宋代花鸟画的优良传统。
进入20世纪以来，在工笔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过程中，大的潮流都是以西画写实观念改造传统的中国画，这大大提高了造型能力，在色彩上也有新的探索。审视与仲年先生同时代的工笔花鸟画，表现生命状态的比比皆是，但讴歌生命诗意者则寥若晨星；尤其鲜有如仲年先生这样，在变革技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创造才能扎根于民族审美思维的土壤上，自觉地接续工笔花鸟画的精神文脉，致力于开掘诗意化之传统者。
仲年先生的工笔花鸟画，题材是习见的，没有陌生的奇花异鸟。他的画法，也是常见的工笔设色。技巧或来自前人，或略参西法，甚至艺术语汇也是融合中西者常用的，并没有特别的标新立异。然而你只要面对他的画，就顾不得审视其艺术语言，思考其艺术技巧，而是被那流光溢彩的意境所打动，所吸引。
仲年先生笔下雅俗共赏的牡丹，不靠题材的象征，而是表达特殊氛围中的情境。有一幅题为“写雨后牡丹春睡浓意”，画面上风姿绰约的牡丹在雨后骄阳下开放，姿态各异的花朵，有的敞开花心，纵情吸收阳光的抚爱，有的低着头，羞怯地在微风中摇动，还有的躲藏在枝叶掩映中，犹如半眠半醒，慵懒娇媚。背着阳光的叶子，泛着宝石般的嫩绿色；迎着阳光的红花绿叶，微泛金红，然而，那金色的阳光，仿佛又不是直接照射，而是弥漫在绮丽的光雾中，散发着浓郁的花香，吸引了翩翩飞来的蝴蝶。
仲年先生喜欢画鸭子，但意境各有不同。有一幅画了一大五小一群鸭子，嬉戏觅食后团聚于菜地。神态各异的小鸭们紧紧依偎在母鸭周围，母鸭一面抚慰小鸭，一面昂着头警惕地望着远处。好一幅浓浓的母爱亲情！还有一幅画的是黄昏暮色中，两只相亲相爱的鸭子在水塘中悠游，旁边摇曳的芦苇，平静的水面，都仿佛在引领我们忘记沉重和焦虑，进入和谐而自由的世界。
其它的作品，无论画山石雄鹰、红叶野雉、微风飞燕、芙蓉白鹭、荔枝小鸟、梅花蓝鹊，还是柳枝鸣蝉、螳螂牵牛，仲年先生都让人仿佛领略到花鸟世界的天籁自鸣。他不仅具体而细微地真实描绘了花枝鸟态的丰富多彩，而且以丽日、和风、月光、雾气为依托，表现了空间光影中花鸟世界的精微感受，或繁艳而自然，或清逸而天真。他的作品，绘画性很强，又极富诗意，但诗意不是靠题诗，而是画出来的。故而他的作品，总是首先在视觉上抓住观者，继而又利用通感，把观者的情绪带入情景交融的意境之中，领略画家注入的精神遐想，获得审美感受和文化熏陶。
仲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年了。他一生以画艺育人，在绘画，尤其工笔花鸟画创作方面成就斐然。这令我们深深怀念。
改革开放以来，工笔花鸟画在接续优良传统并广泛吸收西画过程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不少突破前人的名家和前无古人的佳作。但就总体而言，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重视新的视觉经验者众，而往往精神内涵文化积淀不足；夺目而粗砺者多，精微而润泽者少；或满足于原生态的蓬勃丰富而提炼不够，或胶柱于花鸟本身而缺乏必要氛围。究其缘由，我看不在于生活，而在于传统，不在于吸收西法，而在于能否消化。一句话，关键在于，有没有把创造的才能扎根在民族审美思维的土壤上。因此，今天重新欣赏仲年先生的作品，回顾先生的艺术道路，研究先生的画艺，对促进巴蜀花鸟画创作，对推进巴蜀文化建设都有益处。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