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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贾平凹而言，2014年有着特别的意义—从事文学创作迎来“不惑之年”；推出第15部长篇小说《老生》。
“我觉得我是一个农夫，收完一料庄稼了，就忙着去种另一料庄稼，或许家里的粮已够吃多年的，但还得起早贪黑地去劳作。”贾平凹这样评断自己的作家职业。
初中毕业那年，15岁的贾平凹领了一本记工分用的劳动手册，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民。
1974年，贾平凹发表了第一篇他自认为是真正意义的作品，从那时起，他四十年间发表的几乎所有作品，主角都是农民，除了《废都》。
贾平凹说，“中国文人就是以天下为责，为时代、为社会立言。”而从贾平凹的作品不难看出，他一直是在为这个剧烈变动着的大时代的中国农民立言。
学堂里转正的“见习生”
“5岁那年，娘牵着我去报名，学校里不收，我就抱住报名室的桌子腿哭，老师都围着我笑；最后就收下了，但不是正式学生，是一年级‘见习生’。”贾平凹在《我的小学》一文中这样写道。
学校是在离村不远的一处寺庙里。寺庙院子里教室少，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在这儿上课，一二年级学生是在一个祠堂里上课。
教室是简陋的，墙上抹出了一块黑板，土坯垒起的柱墩，架上拆下的木桥板，就是课桌，凳子则需要学生自己带。
那时，贾平凹父亲一辈兄弟四个还没分家，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凳子少，伯父规定只有上高小的学生才有凳子带。
贾平凹个子小，坐在凳子上趴不到桌面上，他就一直站着听课。歇腿的办法也有，在前后柱墩上掏出窝，架上从家里拿来的劈柴，骑在上边。这种凳子自然谈不上舒服，但有一个特别功效，“坐上去却从来不打瞌睡”。
头半年，贾平凹几乎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只是觉得老师的声音好听。被叫起来回答问题时，自然是无从答起，常被老师说“你真是个见习生”。于是，同学也常常用“见习生”来小瞧他，说的时候不仅要向他伸出小拇指，还辅以“呸呸”声。为此，他和同学打过几次架，又因打架被娘罚不准吃饭。
在老师的辅导下，一年后贾平凹甩掉了“见习生”的帽子，顺利升级。
贾平凹写作的天赋，在读小学时似乎就已有所显露。他爱造句，句子造的很长，很多字不会写，就用白字或别字代替。这个同学眼里的“错别字大王”，却常被老师表扬，不过，老师会把错别字一一标出，让他连做三遍。
句子造的长，就格外费本子。贾平凹就将坟地上挂的白纸条拿回去订成本子，清明一天能订十多个本子。
1964年，贾平凹小学毕业，以第三名的成绩出现在商镇初中的考榜上。父亲特地买了一只钢笔奖励他。
十五岁回乡当农民
1967年，15岁的贾平凹回乡当了农民。他曾梦想着读完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可“文革”将这个梦想击碎了。
离开学校第二年，贾平凹才冒着暑热，去商镇中学领到了初中毕业证书。班主任临别时从怀里掏出一本三年级的语文课本，对他说：“你带着这本书吧，你还有一本作文，就留在我这儿作个纪念吧。回去了，可不敢自己误了自己，多多地读些书最好。”
“我毕的是什么业？即使推迟了一年，可我的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我算什么初中毕业生？”贾平凹回忆说。
在生产队干满一天活，贾平凹只能记三分工，而当时正常情况下，一个男劳力每天可挣十分工，女的也能挣到七八分工。贾平凹对此虽然有意见，但这是经队长考核之后定下来的。运麦糠时，和他一起运的人两个小时就运完了，他三个小时还运不完，几次从上楼的木梯上掉下来；给地里运粪，人家挑80斤，他只能挑50斤；给牛套犁，他怕牛，牛也怕他，还没走近牛，牛就摆头踢蹄……队长的结论是，“你不是个好农民，给你三分工算照顾你了。”
那时农村很穷，一个工分只值二分五厘钱，贾平凹劳动一天，报酬只有七分五厘钱。有很长一段时间，队长把他与妇女分在一起干活，因为力气小，又不会干，他常被妇女队长训斥。
1970年，贾平凹当教师的父亲突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遣返还乡。这个过去还算殷实的人家，一下子从政治上、经济上垮了下来。贾平凹对“世态炎凉”的深刻体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在农村那几年，贾平凹曾想通过当兵离开农村，但因为有一只脚是平板脚，体检没通过；想当地质工人，第一轮就被淘汰，因为招工的三个人都对他不熟悉；公路上招养路工，他因又瘦又矮，目测又没过关。
1970年，公社修庙沟水库，这是丹凤县三大水库工程之一。因家庭问题，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贾平凹没有当上民兵，也就没能被抽到水库工地上去。多亏在工地干活的堂弟提供的一个信息，才让他在工地谋到一份刷写大字标语的差事。随后，他又开始参与编写《工地战报》，如鱼得水，很快就当上了主编，成为集刻写、油印、发行、广播等于一身的多面手。他也拿到了比村里高得多的工分—每天八分工，每月还有两元的补贴，这是民兵们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为活跃战報版面，贾平凹学会了写各类字体，绘画插图，还学着写诗。有一首诗反应不错，他就被人鼓动着给省报投稿。费了不少口舌，借了娘八分钱买了张邮票，将诗寄给了报社。
他估摸着发表当在十天之后。从第十天起，他总是第一个迎接邮递员，把一份报纸从头到尾地翻。但一月过去了，毫无消息。实在忍不住了，他问一位老大学生，那人大笑着说：“编辑早把你的稿子揩了屁股了！”
失望的贾平凹再也不敢做投稿的事儿，欠娘的钱，娘忘了，他也装着忘了。
西大校园的文学青年
1972年4月底，贾平凹背着一床铺盖离开了商山，走出秦岭，来到了西安，成为西北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贾平凹在水库工地干活时，他的父亲被平反，恢复公职。有一天，父亲特地赶到工地，告诉他一个还没有公开的消息—要招工农兵大学生了，让他赶快报名。
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选拔程序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核。每个候选人要有一份群众推荐书，贾平凹的推荐书是水库指挥部给出的。因庙沟水库的《工地战报》办得最好，评语就写得好得不得了，还建议团支部在短时间内吸纳他入团。 本来全公社有两个名额，不知何故最后缩减成了一个。最终，这个名额幸运地落到排名第二的贾平凹头上。排在第一的田姓女子，因和贾平凹已订婚，就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他。还有一个说法是，田姓女子在公社有工作，所以就没去上大学。
新生入学，系上要求每人写一篇上大学的感想。贾平凹提笔写了一首题目为《相片》的诗，从棣花镇一直写到西大校门。三天后，校刊出版了，他的诗是惟一被刊登的学生作品。
在校刊上连续发表几首诗后，贾平凹就想让自己的作品冲出校门，半年时间写了十几万字的散文、故事、诗歌，但竟没一个变成铅字。
1974年的一天，贾平凹抱着几件需要缝补的旧衣服，路过钟楼邮政大楼，无意中瞥见一家报摊上的报纸上显赫地印着一行大字：《深深的脚印》。他目光立即直了，跳将近前看见了自己的名字，于是从身上掏出两角钱，假装不在乎地说：“买十张！”
卖报的人只卖给他了一份，还告诫说“不要糟蹋了新报”。他不好意思说买十张是因为报上登着自己的文章。
当天夜里，他给父亲写信，报告了这一重大喜讯，并认定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的这篇两千字的散文，才是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其实，贾平凹的处女作应是发表在《群众艺术》（1973年8月号）上的革命故事《一双袜子》。发表这篇作品时，他把名字中的“娃”改成了“凹”。“娘呼‘平娃’，理想于顺通；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贾平凹这样解释他改名的用意。
上大学期间，贾平凹患了一场大病，却得到一个好处—住单间。他可以不上操、晚上十点不熄灯，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便利。
到1976年大学毕业，贾平凹在各类报刊上已发表纯文学作品25篇。
“蹲”出来的获奖作品
大学毕业时，23岁的贾平凹并没有“社来社去”回到家乡丹凤，而是留在了西安，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当上了一名编辑。
位于西安西五路的出版社家属院，有一座红砖家属楼，五层一套单元房里的一间6平方米厨房，成了贾平凹大学毕业后的宿舍。
宿舍虽然小，却是贾平凹死磨硬泡才争取到的。他认真地写下三个字，挂在宿舍门框上：凤凰阁。
编辑部30平方米的办公室，人家在编书稿，贾平凹也在编书稿，但编的多是他自己的作品；开会学文件时，他也用报纸作掩护，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搞创作。
稿子源源不断地寄向四面八方，又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退回。几乎一半退稿信，只是一张铅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可能太忙了，铅印条子上连贾平凹的名字也没填。
贾平凹将收到的127张退稿签贴到墙上。“抬头低眼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他在《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一文中写道：“水泥楼上没有大梁，要不，系一条绳，吊一个苦胆，我要学勾践了。”
出版社安排贾平凹去礼泉县烽火大队蹲点，他怕影响自己的写作，不想去。一位老编辑却说，“这不是把鱼往海里赶嘛！”或许正是这句话，让他改了主意。
事后来看，这次蹲点对贾平凹意义非凡。在蹲点的这段时间，贾平凹写出了《岩花》《果林里》《满月儿》等一批作品，实现了他为自己确定的“打出潼关去”的目标。
发表于1978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让贾平凹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满月儿》是他在礼泉县写社史时积累的素材，两个主人公原型是烽火大队农技站的一对姐妹。他写她们育种、学外文、踏碌碡、抬木头、捉螃蟹。通过这些日常琐事，他竭力探索生活的新变化和人物的美好心灵。
贾平凹去北京领了奖，赴京的路上“激动得睡不着，吃不下”，但一到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老作家和新作家，“嚣张之气顿然消失”。他感叹到：“不到西安，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大小，不到北京，不知道中国的文坛高低。”
领奖期间的一天夜里，贾平凹一个人在长安街头上走着，吹着冷风，自言自语地说了许多话，那是他給自己说的，至今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回家后，他把获奖证书扔给新婚不久的妻子，说：“请把它压在箱子底，永远不要让人看见！”
在商州寻找艺术灵感
生活中不光是春风得意，也有风霜雨雪。1980年代初的贾平凹，恰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1979年，贾平凹的妻子终于从丹凤调到了西安，他们租住在北郊方新村的一间民房里。贾平凹也从出版局调到了西安市文联，担任《长安》杂志的编辑。
1981年，贾平凹既写散文，又写诗歌、写小说，还爱上了书法、绘画、戏曲。用他的话说，“没明没黑地干，有的是洋洋得意地轻狂。”
但是，就在他一批批作品发表，期待赞美之时，迎接他的却是评论界的一片批评声。
1982年早春，陕西一些文学评论家在西北大学召开了“笔耕评论组贾平凹近作讨论会”，并形成了一份纪要，全文发表在当年《延河》第四期上，《人民日报》《文艺报》《陕西日报》等全国多家媒体进行了摘要发表。
对贾平凹小说最严厉的批评，集中为“浸透着消极失望等灰暗情绪”，“导致了对生活本质的歪曲”，“背离了文学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生活、指引生活的神圣职责”。
批评家的主观动机是“治病救人”，但在社会上造成了“平凹挨批判”了的不良影响，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有一种传言说：贾平凹写得多，是他掏钱雇用了三四个人专门提供情节和细节。还有传说他犯了大错误了，被开除了，甚至说他已被下放，赶出城去了。
“我蒙了，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路该如何走。一个人在没人处真想哭。明月夜里，我坐在城北的铁道边，一趟又一趟听着火车的轰隆声。”贾平凹一时看不清了方向。
贾平凹的父亲听说儿子受了批评，专程从丹凤赶到西安。在宽慰儿子时，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兰草是空谷的幽物，得的是天地自然的元气，长的是山野水畔的趣姿，一栽培了，便成了玩赏的盆景。
贾平凹请人画了一张达摩图，决心从头开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潜心读书，寂寞写作。他决定回到商州，从生养自己的这块土地吸取养分。 1983年，贾平凹脱离編辑部，担任第一届创作研究室的主任，成了专职作家。从这时起，除了开一些必须开的会议外，贾平凹大部分时间都在商州。两年时间内，他的足迹遍及家乡的每一个县，有些地方去过三四次，收获丰硕。
他先后发表了《鬼城》《小月前本》等15篇部小说，发表《商州初录》等散文18篇，另有诗和文论若干。
《商州初录》是贾平凹的创作发生新转折的战果之一。这篇既是散文、也是小说的作品，得到贾平凹的老师费秉勋的很高评价：“《商州初录》这种创作方法，既非现实主义，也非浪漫主义，而是改造我国古代就已存在的文人小说体系的一种独创的创作方法。”
《小月前本》是贾平凹的第八部中篇小说。在此之前，他发表的七部中篇小说，除《商州初录》外，其他的要么反应平平，要么遭受批评。《中篇小说选刊》决定选载《小月前本》，是对他的一次肯定。
1984年第5期的《文学家》发表了贾平凹的首部长篇小说《商州》。在构思这部小说时，贾平凹曾和朋友讨论过，有人劝他说，“搞长篇，要慎重”，没想到北京作家李陀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鼓励他就照自己的构思写，并替《文学家》主编郑万隆策划的长篇小说专辑约了稿。
贾平凹对中国小说有一个形象比喻：一派蓝制帽的样子，正经则正经，严肃则严肃，却缺少了个性和奇瑰，久之则乏，久之便腻，这是就形式而言。他的《商州初录》对固有文体进行冲击，他的《商州》对固有结构进行了冲击。
有人将1985年称之为“贾平凹年”。这一年，他发表了整整十部中篇，这在中国近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空前奇观。
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贾平凹当选为全国作家协会理事，归来后被接纳为中共党员。同时，西安市委宣传部决定给他晋升两级工资。
1985年12月20日，贾平凹接到北京著名评论家白烨的来信。信中，白烨就他的商州系列小说作了如下评价：“你正在向生活和艺术的纵深处挺进。你已经有了自己的艺术领地—商州。”
《废都》的被禁与再版
1993年，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京夫、程海分别推出了各自的长篇小说，被评论家称之为“陕军东征”的“五虎将”。
“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贾平凹在《废都》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这部关于城市的小说，通常被这样概略地介绍：“以90年代的西安生活为背景，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情感的纠葛为主线，以阮知非等诸名士穿插叙述为辅线，写出了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俗史。”
《废都》的责任编辑田珍颖对这部书有一个浓缩式评价：“我们认为他写出了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
《废都》出版前，国内有十几家出版社在争夺版权。1993年3月初，批评家白烨带着这部手稿到北京，交给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田珍颖。在出单行本的同时，《十月》杂志同步发表。
“一为友谊，一为信任。”贾平凹如此说。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因为《晚唱》等作品受到批评时，《十月》杂志却顶住压力继续刊发贾平凹的作品，那时正值“反自由化倾向”和“清除精神污染”的特殊时期。
1993年7月24日，贾平凹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很多读者早早就去了，排的队很长，我们出版社的领导分秒不离地陪同，这也是我们北京出版社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田珍颖回忆说。
贾平凹以一小时签400位的速度签了一下午，书店里堵满了记者和读者，当晚央视的《文化生活》播放了贾平凹签名售书的盛况。
《废都》首印50万册，另有6家出版社以“租版型”的方式同时印刷，每家印数均逾10万册以上。当年为了能得到一本《废都》，除书店外，全国报亭的报贩子们都在赶热潮，以能摆上一本《废都》而感到“自豪”。
西安市莲湖路一书摊五天售出200多本《废都》。摊主喜滋滋地说：“卖小说从来没有这么好生意，批发商发大财咱发小财，贾平凹这本书不知养活了多少人！”
《废都》出版时，先是大量的正面评述。评论家雷达说，《废都》写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艺部主任白烨说：“我已读了三遍《废都》，其内容异常丰厚，题旨也颇具多义性，不同的读者完全可能从中读出不同的意味来。”
但半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废都》，却被主管部门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了，并对出版社罚款100万元，田珍颖被迫提前退休。
“《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是文坛最流氓的一个，流言实在可怕……”肝病复发的贾平凹，在医院治病时为避免麻烦，甚至还化名“龙安”。
《废都》被禁，催生了盗版，盗版量远远多过正版。贾平凹自己搜集到的盗版版本，就超过了60个。
1997年11月3日，法国巴黎传来好消息，《废都》荣获“法国女评委外国文学奖”，贾平凹成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作家。
贾平凹的好友孙见喜回忆说，他当年写这篇获奖消息时，《废都》书名用括号括着的，是为了方便不愿出现书名的报社删掉。十天后，在西安北郊的一休闲山庄，有关部门召开了“贾平凹小说创作座谈会”，实则是“贾平凹荣获法国女评委文学奖庆贺酒会”，也是为便于新闻报道。
季羡林曾说，《废都》在二十年后将大放光芒。但是，过了十二年，季老先生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废都》再版了，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没有笑，也没有哭，我把我的一碗饭吃完。书房的西墙上挂着‘天再旦’条幅，是我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晚上写的，现在看着，看了许久。然后我寻我的笔，在纸上写：向中国致敬！向十二年致敬！向对《废都》说过各种各样话的人们致敬，你们的话或许如热夏或许如冷冬，但都说得好，若冬不冷夏不热，连五谷都不结的！”这是2005年贾平凹在《废都》再版序言里写下的一段话。
在文学的马拉松上奔跑
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贾平凹基本以长篇创作为主，先后出版了十几部作品，其中《废都》《秦腔》《古炉》包括《带灯》，分别是他40岁、50岁以及60岁的作品。
2008年，《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北京和上海的评论家的一个观点是，贾平凹的创作完成了对中国文学的一种叙述。
“陕西作家柳青说过‘文学是一个愚人的事业’，创作是马拉松，说大了是以几十年为单元来竞争，我现在60多岁了，感慨人一生做不成几件事，惟一坚持了的可能就是写作。”贾平凹如是说。
“大概每隔十年会有一个转折。”贾平凹对他四十年的文学人生这样评价着。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有二三十个人，现在基本上都不写小说了，只有他还在坚持。
2013年2月20日，贾平凹在母校西北大学接受了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代表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秦腔》出版后，有人认为该作品意味着贾平凹写作的“终结”，但《古炉》的问世，让人们感受到贾平凹的旺盛创造力；《带灯》让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感叹，“贾平凹的功力在剧增”；《老生》出版，再次让读者感受到新的变化。尽管以两三年推出一部长篇的节奏在写作，但贾平凹并不重复自己，且不断带给读者以惊喜。
今年11月27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生》，用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唱师，将历时百年的陕南游击队时期、土改、文革、改革开放这四个节点串在了一起。在这部新作中，贾平凹尽力把每一节点的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人性的善与恶写出来。
“当别人在写繁华城市的红男绿女，写汽车洋房咖啡酒吧里的生活时，我们的写作要告诉人们，世上还有另外的一种人群，这群人在中国还是最多的；还有另外一种生活，这生活是最真实的生活。”贾平凹要用文字给自己的故乡立碑，为农民立言。
“我觉得我是一个农夫，收完一料庄稼了，就忙着去种另一料庄稼，或许家里的粮已够吃多年的，但还得起早贪黑地去劳作。”贾平凹这样评断自己的作家职业。
初中毕业那年，15岁的贾平凹领了一本记工分用的劳动手册，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民。
1974年，贾平凹发表了第一篇他自认为是真正意义的作品，从那时起，他四十年间发表的几乎所有作品，主角都是农民，除了《废都》。
贾平凹说，“中国文人就是以天下为责，为时代、为社会立言。”而从贾平凹的作品不难看出，他一直是在为这个剧烈变动着的大时代的中国农民立言。
学堂里转正的“见习生”
“5岁那年，娘牵着我去报名，学校里不收，我就抱住报名室的桌子腿哭，老师都围着我笑；最后就收下了，但不是正式学生，是一年级‘见习生’。”贾平凹在《我的小学》一文中这样写道。
学校是在离村不远的一处寺庙里。寺庙院子里教室少，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在这儿上课，一二年级学生是在一个祠堂里上课。
教室是简陋的，墙上抹出了一块黑板，土坯垒起的柱墩，架上拆下的木桥板，就是课桌，凳子则需要学生自己带。
那时，贾平凹父亲一辈兄弟四个还没分家，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凳子少，伯父规定只有上高小的学生才有凳子带。
贾平凹个子小，坐在凳子上趴不到桌面上，他就一直站着听课。歇腿的办法也有，在前后柱墩上掏出窝，架上从家里拿来的劈柴，骑在上边。这种凳子自然谈不上舒服，但有一个特别功效，“坐上去却从来不打瞌睡”。
头半年，贾平凹几乎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只是觉得老师的声音好听。被叫起来回答问题时，自然是无从答起，常被老师说“你真是个见习生”。于是，同学也常常用“见习生”来小瞧他，说的时候不仅要向他伸出小拇指，还辅以“呸呸”声。为此，他和同学打过几次架，又因打架被娘罚不准吃饭。
在老师的辅导下，一年后贾平凹甩掉了“见习生”的帽子，顺利升级。
贾平凹写作的天赋，在读小学时似乎就已有所显露。他爱造句，句子造的很长，很多字不会写，就用白字或别字代替。这个同学眼里的“错别字大王”，却常被老师表扬，不过，老师会把错别字一一标出，让他连做三遍。
句子造的长，就格外费本子。贾平凹就将坟地上挂的白纸条拿回去订成本子，清明一天能订十多个本子。
1964年，贾平凹小学毕业，以第三名的成绩出现在商镇初中的考榜上。父亲特地买了一只钢笔奖励他。
十五岁回乡当农民
1967年，15岁的贾平凹回乡当了农民。他曾梦想着读完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可“文革”将这个梦想击碎了。
离开学校第二年，贾平凹才冒着暑热，去商镇中学领到了初中毕业证书。班主任临别时从怀里掏出一本三年级的语文课本，对他说：“你带着这本书吧，你还有一本作文，就留在我这儿作个纪念吧。回去了，可不敢自己误了自己，多多地读些书最好。”
“我毕的是什么业？即使推迟了一年，可我的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我算什么初中毕业生？”贾平凹回忆说。
在生产队干满一天活，贾平凹只能记三分工，而当时正常情况下，一个男劳力每天可挣十分工，女的也能挣到七八分工。贾平凹对此虽然有意见，但这是经队长考核之后定下来的。运麦糠时，和他一起运的人两个小时就运完了，他三个小时还运不完，几次从上楼的木梯上掉下来；给地里运粪，人家挑80斤，他只能挑50斤；给牛套犁，他怕牛，牛也怕他，还没走近牛，牛就摆头踢蹄……队长的结论是，“你不是个好农民，给你三分工算照顾你了。”
那时农村很穷，一个工分只值二分五厘钱，贾平凹劳动一天，报酬只有七分五厘钱。有很长一段时间，队长把他与妇女分在一起干活，因为力气小，又不会干，他常被妇女队长训斥。
1970年，贾平凹当教师的父亲突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遣返还乡。这个过去还算殷实的人家，一下子从政治上、经济上垮了下来。贾平凹对“世态炎凉”的深刻体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在农村那几年，贾平凹曾想通过当兵离开农村，但因为有一只脚是平板脚，体检没通过；想当地质工人，第一轮就被淘汰，因为招工的三个人都对他不熟悉；公路上招养路工，他因又瘦又矮，目测又没过关。
1970年，公社修庙沟水库，这是丹凤县三大水库工程之一。因家庭问题，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贾平凹没有当上民兵，也就没能被抽到水库工地上去。多亏在工地干活的堂弟提供的一个信息，才让他在工地谋到一份刷写大字标语的差事。随后，他又开始参与编写《工地战报》，如鱼得水，很快就当上了主编，成为集刻写、油印、发行、广播等于一身的多面手。他也拿到了比村里高得多的工分—每天八分工，每月还有两元的补贴，这是民兵们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为活跃战報版面，贾平凹学会了写各类字体，绘画插图，还学着写诗。有一首诗反应不错，他就被人鼓动着给省报投稿。费了不少口舌，借了娘八分钱买了张邮票，将诗寄给了报社。
他估摸着发表当在十天之后。从第十天起，他总是第一个迎接邮递员，把一份报纸从头到尾地翻。但一月过去了，毫无消息。实在忍不住了，他问一位老大学生，那人大笑着说：“编辑早把你的稿子揩了屁股了！”
失望的贾平凹再也不敢做投稿的事儿，欠娘的钱，娘忘了，他也装着忘了。
西大校园的文学青年
1972年4月底，贾平凹背着一床铺盖离开了商山，走出秦岭，来到了西安，成为西北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贾平凹在水库工地干活时，他的父亲被平反，恢复公职。有一天，父亲特地赶到工地，告诉他一个还没有公开的消息—要招工农兵大学生了，让他赶快报名。
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选拔程序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核。每个候选人要有一份群众推荐书，贾平凹的推荐书是水库指挥部给出的。因庙沟水库的《工地战报》办得最好，评语就写得好得不得了，还建议团支部在短时间内吸纳他入团。 本来全公社有两个名额，不知何故最后缩减成了一个。最终，这个名额幸运地落到排名第二的贾平凹头上。排在第一的田姓女子，因和贾平凹已订婚，就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他。还有一个说法是，田姓女子在公社有工作，所以就没去上大学。
新生入学，系上要求每人写一篇上大学的感想。贾平凹提笔写了一首题目为《相片》的诗，从棣花镇一直写到西大校门。三天后，校刊出版了，他的诗是惟一被刊登的学生作品。
在校刊上连续发表几首诗后，贾平凹就想让自己的作品冲出校门，半年时间写了十几万字的散文、故事、诗歌，但竟没一个变成铅字。
1974年的一天，贾平凹抱着几件需要缝补的旧衣服，路过钟楼邮政大楼，无意中瞥见一家报摊上的报纸上显赫地印着一行大字：《深深的脚印》。他目光立即直了，跳将近前看见了自己的名字，于是从身上掏出两角钱，假装不在乎地说：“买十张！”
卖报的人只卖给他了一份，还告诫说“不要糟蹋了新报”。他不好意思说买十张是因为报上登着自己的文章。
当天夜里，他给父亲写信，报告了这一重大喜讯，并认定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的这篇两千字的散文，才是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其实，贾平凹的处女作应是发表在《群众艺术》（1973年8月号）上的革命故事《一双袜子》。发表这篇作品时，他把名字中的“娃”改成了“凹”。“娘呼‘平娃’，理想于顺通；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贾平凹这样解释他改名的用意。
上大学期间，贾平凹患了一场大病，却得到一个好处—住单间。他可以不上操、晚上十点不熄灯，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便利。
到1976年大学毕业，贾平凹在各类报刊上已发表纯文学作品25篇。
“蹲”出来的获奖作品
大学毕业时，23岁的贾平凹并没有“社来社去”回到家乡丹凤，而是留在了西安，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当上了一名编辑。
位于西安西五路的出版社家属院，有一座红砖家属楼，五层一套单元房里的一间6平方米厨房，成了贾平凹大学毕业后的宿舍。
宿舍虽然小，却是贾平凹死磨硬泡才争取到的。他认真地写下三个字，挂在宿舍门框上：凤凰阁。
编辑部30平方米的办公室，人家在编书稿，贾平凹也在编书稿，但编的多是他自己的作品；开会学文件时，他也用报纸作掩护，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搞创作。
稿子源源不断地寄向四面八方，又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退回。几乎一半退稿信，只是一张铅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可能太忙了，铅印条子上连贾平凹的名字也没填。
贾平凹将收到的127张退稿签贴到墙上。“抬头低眼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他在《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一文中写道：“水泥楼上没有大梁，要不，系一条绳，吊一个苦胆，我要学勾践了。”
出版社安排贾平凹去礼泉县烽火大队蹲点，他怕影响自己的写作，不想去。一位老编辑却说，“这不是把鱼往海里赶嘛！”或许正是这句话，让他改了主意。
事后来看，这次蹲点对贾平凹意义非凡。在蹲点的这段时间，贾平凹写出了《岩花》《果林里》《满月儿》等一批作品，实现了他为自己确定的“打出潼关去”的目标。
发表于1978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让贾平凹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满月儿》是他在礼泉县写社史时积累的素材，两个主人公原型是烽火大队农技站的一对姐妹。他写她们育种、学外文、踏碌碡、抬木头、捉螃蟹。通过这些日常琐事，他竭力探索生活的新变化和人物的美好心灵。
贾平凹去北京领了奖，赴京的路上“激动得睡不着，吃不下”，但一到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老作家和新作家，“嚣张之气顿然消失”。他感叹到：“不到西安，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大小，不到北京，不知道中国的文坛高低。”
领奖期间的一天夜里，贾平凹一个人在长安街头上走着，吹着冷风，自言自语地说了许多话，那是他給自己说的，至今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回家后，他把获奖证书扔给新婚不久的妻子，说：“请把它压在箱子底，永远不要让人看见！”
在商州寻找艺术灵感
生活中不光是春风得意，也有风霜雨雪。1980年代初的贾平凹，恰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1979年，贾平凹的妻子终于从丹凤调到了西安，他们租住在北郊方新村的一间民房里。贾平凹也从出版局调到了西安市文联，担任《长安》杂志的编辑。
1981年，贾平凹既写散文，又写诗歌、写小说，还爱上了书法、绘画、戏曲。用他的话说，“没明没黑地干，有的是洋洋得意地轻狂。”
但是，就在他一批批作品发表，期待赞美之时，迎接他的却是评论界的一片批评声。
1982年早春，陕西一些文学评论家在西北大学召开了“笔耕评论组贾平凹近作讨论会”，并形成了一份纪要，全文发表在当年《延河》第四期上，《人民日报》《文艺报》《陕西日报》等全国多家媒体进行了摘要发表。
对贾平凹小说最严厉的批评，集中为“浸透着消极失望等灰暗情绪”，“导致了对生活本质的歪曲”，“背离了文学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生活、指引生活的神圣职责”。
批评家的主观动机是“治病救人”，但在社会上造成了“平凹挨批判”了的不良影响，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有一种传言说：贾平凹写得多，是他掏钱雇用了三四个人专门提供情节和细节。还有传说他犯了大错误了，被开除了，甚至说他已被下放，赶出城去了。
“我蒙了，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路该如何走。一个人在没人处真想哭。明月夜里，我坐在城北的铁道边，一趟又一趟听着火车的轰隆声。”贾平凹一时看不清了方向。
贾平凹的父亲听说儿子受了批评，专程从丹凤赶到西安。在宽慰儿子时，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兰草是空谷的幽物，得的是天地自然的元气，长的是山野水畔的趣姿，一栽培了，便成了玩赏的盆景。
贾平凹请人画了一张达摩图，决心从头开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潜心读书，寂寞写作。他决定回到商州，从生养自己的这块土地吸取养分。 1983年，贾平凹脱离編辑部，担任第一届创作研究室的主任，成了专职作家。从这时起，除了开一些必须开的会议外，贾平凹大部分时间都在商州。两年时间内，他的足迹遍及家乡的每一个县，有些地方去过三四次，收获丰硕。
他先后发表了《鬼城》《小月前本》等15篇部小说，发表《商州初录》等散文18篇，另有诗和文论若干。
《商州初录》是贾平凹的创作发生新转折的战果之一。这篇既是散文、也是小说的作品，得到贾平凹的老师费秉勋的很高评价：“《商州初录》这种创作方法，既非现实主义，也非浪漫主义，而是改造我国古代就已存在的文人小说体系的一种独创的创作方法。”
《小月前本》是贾平凹的第八部中篇小说。在此之前，他发表的七部中篇小说，除《商州初录》外，其他的要么反应平平，要么遭受批评。《中篇小说选刊》决定选载《小月前本》，是对他的一次肯定。
1984年第5期的《文学家》发表了贾平凹的首部长篇小说《商州》。在构思这部小说时，贾平凹曾和朋友讨论过，有人劝他说，“搞长篇，要慎重”，没想到北京作家李陀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鼓励他就照自己的构思写，并替《文学家》主编郑万隆策划的长篇小说专辑约了稿。
贾平凹对中国小说有一个形象比喻：一派蓝制帽的样子，正经则正经，严肃则严肃，却缺少了个性和奇瑰，久之则乏，久之便腻，这是就形式而言。他的《商州初录》对固有文体进行冲击，他的《商州》对固有结构进行了冲击。
有人将1985年称之为“贾平凹年”。这一年，他发表了整整十部中篇，这在中国近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空前奇观。
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贾平凹当选为全国作家协会理事，归来后被接纳为中共党员。同时，西安市委宣传部决定给他晋升两级工资。
1985年12月20日，贾平凹接到北京著名评论家白烨的来信。信中，白烨就他的商州系列小说作了如下评价：“你正在向生活和艺术的纵深处挺进。你已经有了自己的艺术领地—商州。”
《废都》的被禁与再版
1993年，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京夫、程海分别推出了各自的长篇小说，被评论家称之为“陕军东征”的“五虎将”。
“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贾平凹在《废都》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这部关于城市的小说，通常被这样概略地介绍：“以90年代的西安生活为背景，以庄之蝶与几位女性情感的纠葛为主线，以阮知非等诸名士穿插叙述为辅线，写出了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俗史。”
《废都》的责任编辑田珍颖对这部书有一个浓缩式评价：“我们认为他写出了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
《废都》出版前，国内有十几家出版社在争夺版权。1993年3月初，批评家白烨带着这部手稿到北京，交给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田珍颖。在出单行本的同时，《十月》杂志同步发表。
“一为友谊，一为信任。”贾平凹如此说。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贾平凹因为《晚唱》等作品受到批评时，《十月》杂志却顶住压力继续刊发贾平凹的作品，那时正值“反自由化倾向”和“清除精神污染”的特殊时期。
1993年7月24日，贾平凹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很多读者早早就去了，排的队很长，我们出版社的领导分秒不离地陪同，这也是我们北京出版社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田珍颖回忆说。
贾平凹以一小时签400位的速度签了一下午，书店里堵满了记者和读者，当晚央视的《文化生活》播放了贾平凹签名售书的盛况。
《废都》首印50万册，另有6家出版社以“租版型”的方式同时印刷，每家印数均逾10万册以上。当年为了能得到一本《废都》，除书店外，全国报亭的报贩子们都在赶热潮，以能摆上一本《废都》而感到“自豪”。
西安市莲湖路一书摊五天售出200多本《废都》。摊主喜滋滋地说：“卖小说从来没有这么好生意，批发商发大财咱发小财，贾平凹这本书不知养活了多少人！”
《废都》出版时，先是大量的正面评述。评论家雷达说，《废都》写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艺部主任白烨说：“我已读了三遍《废都》，其内容异常丰厚，题旨也颇具多义性，不同的读者完全可能从中读出不同的意味来。”
但半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废都》，却被主管部门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了，并对出版社罚款100万元，田珍颖被迫提前退休。
“《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是文坛最流氓的一个，流言实在可怕……”肝病复发的贾平凹，在医院治病时为避免麻烦，甚至还化名“龙安”。
《废都》被禁，催生了盗版，盗版量远远多过正版。贾平凹自己搜集到的盗版版本，就超过了60个。
1997年11月3日，法国巴黎传来好消息，《废都》荣获“法国女评委外国文学奖”，贾平凹成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作家。
贾平凹的好友孙见喜回忆说，他当年写这篇获奖消息时，《废都》书名用括号括着的，是为了方便不愿出现书名的报社删掉。十天后，在西安北郊的一休闲山庄，有关部门召开了“贾平凹小说创作座谈会”，实则是“贾平凹荣获法国女评委文学奖庆贺酒会”，也是为便于新闻报道。
季羡林曾说，《废都》在二十年后将大放光芒。但是，过了十二年，季老先生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废都》再版了，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没有笑，也没有哭，我把我的一碗饭吃完。书房的西墙上挂着‘天再旦’条幅，是我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晚上写的，现在看着，看了许久。然后我寻我的笔，在纸上写：向中国致敬！向十二年致敬！向对《废都》说过各种各样话的人们致敬，你们的话或许如热夏或许如冷冬，但都说得好，若冬不冷夏不热，连五谷都不结的！”这是2005年贾平凹在《废都》再版序言里写下的一段话。
在文学的马拉松上奔跑
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贾平凹基本以长篇创作为主，先后出版了十几部作品，其中《废都》《秦腔》《古炉》包括《带灯》，分别是他40岁、50岁以及60岁的作品。
2008年，《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北京和上海的评论家的一个观点是，贾平凹的创作完成了对中国文学的一种叙述。
“陕西作家柳青说过‘文学是一个愚人的事业’，创作是马拉松，说大了是以几十年为单元来竞争，我现在60多岁了，感慨人一生做不成几件事，惟一坚持了的可能就是写作。”贾平凹如是说。
“大概每隔十年会有一个转折。”贾平凹对他四十年的文学人生这样评价着。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有二三十个人，现在基本上都不写小说了，只有他还在坚持。
2013年2月20日，贾平凹在母校西北大学接受了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代表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秦腔》出版后，有人认为该作品意味着贾平凹写作的“终结”，但《古炉》的问世，让人们感受到贾平凹的旺盛创造力；《带灯》让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感叹，“贾平凹的功力在剧增”；《老生》出版，再次让读者感受到新的变化。尽管以两三年推出一部长篇的节奏在写作，但贾平凹并不重复自己，且不断带给读者以惊喜。
今年11月27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生》，用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唱师，将历时百年的陕南游击队时期、土改、文革、改革开放这四个节点串在了一起。在这部新作中，贾平凹尽力把每一节点的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人性的善与恶写出来。
“当别人在写繁华城市的红男绿女，写汽车洋房咖啡酒吧里的生活时，我们的写作要告诉人们，世上还有另外的一种人群，这群人在中国还是最多的；还有另外一种生活，这生活是最真实的生活。”贾平凹要用文字给自己的故乡立碑，为农民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