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界，曾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发了一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当时的文化界发生过较大的影响。我父亲周楞伽那时是支持和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人之一，曾与同一阵营的周立波先生在民族资产阶级反帝爱国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一些分歧与磨擦。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34年10月2日，周扬用企的笔名在《大晚报》上发表文章，首先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但当时几乎无人问津。时隔一年之后，由周立波在《时事新报》的副刊《每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一文，才引起了当时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重视。《每周文学》影响很大，鲁迅也在上面发表了两篇文章。当时的总负责人胡乔木也化名撰写文章。而周立波则是受“左联”的委托，为《时事新报·每周文学》审稿人。
　　周立波20岁时，随堂叔周扬来到上海。他1934年10月加入“左联”，并成为该组织的党团成员。1936年2月9日，他化名张尚斌在《大晚报》上发表了《国防文学和民族性》，文中说道：“一·二八战争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对抗敌军尽了不少后援的力，他们的物质接济和精神鼓励虽然没有广大勤劳大众的援助的伟大，却也是不能忽略的史实。这史实，证明了中国的民族资产者，有许多是还有着反帝的强烈要求。”这段话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一位叫徐行的人写了《评“国防文学”》发表在《礼拜六》杂志上。他指责周立波：“‘证明了中国的民族资产者，有许多是还有着反帝的强烈要求的’，是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中国民族资产的辩护士，用诡辩来掩盖事实。”还说：“更不能有‘全中国民族的文学……国防文学’。”最后徐行批评说：“我们决不幻想‘阶层的目前利益和全中国民族目前的利益恰恰是一致的’，也不幻想‘全中国民族的文学’。”“我们只知道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只有他们是前锋，也只有站在这观点上的文学才是挽救中国的文学”。
　　徐行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中，作了全面和深刻的批驳。后来许多回忆文章和史料性的文章谈及此事，这里就不赘言了。
　　此时周楞伽在1936年4月5日出版的《文学青年》创刊号里发表了短论《一个疑问》。他向周立波提出了质疑并认为：“事实所昭示的是，中国的民族资产者不是有许多还有着反帝的强烈要求，而是卑鄙无耻地向敌人投降，出卖民族的权利……”张尚斌^①只看到了浮面的现象，而没有把握住事实的本质。这样的论调出于自己的阵营，有严厉批判的必要。不久，周立波又在《生活知识》二卷4期上，发表了《为“国防文学的民族性”问题答周楞伽先生》。他在文章中，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反驳说“对于作为一个阶层的中国民族资产阶层，周先生的话是对的……但他没有留意阶层关系的变动，也不知道，在中国个别的民族资产者也是可以走上资本主义以外的前途的。”又说“我在《星期文坛》上发表的那篇《国防文学和民族性》，因为某种原故，‘阶层性’的字样删去了，内容是说这两者的关系的。但发挥至不详尽”。
　　周立波在写完此稿后，曾到我父亲居住的上海南京路大沪大楼去找他。父亲见了周立波送来的原稿后，在后面写了一段按语，意思是：我同意张尚斌这篇文章的意见。我的《一个疑问》内容包含相当的错误，完全是由张先生的论调太笼统、含糊引起的。现在张先生既然承认过去的论文“发挥至不详尽”，那我的错误也就可以由他的这篇文章得到改正的机会了。不料，周立波在发表时，又在我父亲的按语之后，追加了一段按语，他否认说：“中国的民族资产者都有着反帝的强烈要求。”不过他承认“有许多”也不妥，应当说“有一小部分”。但父亲觉得这是画蛇添足。两人争执的焦点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否全部都有反帝的强烈要求。周立波偏右，周楞伽偏左。当时，周楞伽的观点与徐行相似，但徐行是托派，成为众矢之的。周楞伽因与周立波同一阵营，所以双方的争议还算是比较客气的。事后，在方东亮办的群众杂志公司里，我父亲又遇见了周立波。周曾问起我父亲对于他的这篇文章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父亲也未和周立波作进一步的深谈，寒暄了几句就匆匆分手了。
　　这次争论发生在两个口号争论的初期，他们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笔战了一场。虽然彼此心里有想法，但并未影响周立波与我父亲的友谊。我父亲出资并主编的《文学青年》杂志，是国防文学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栏目和形式完全是按照周立波《现阶段下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一文的指导下操作的。
　　此事已过去了70年，现在我根据父亲的笔记，整理后写出来，是为文史工作者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料，以便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他们之间已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注①：此处张尚斌为周立波的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