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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上的买卖声连成了网，亮晶晶的，还有弹性。我的耳朵里全是嗡嗡声。突然，声音里凸起一阵杂乱无章，然后又静了。我抬起头，看到拿着编织袋或提篮子的行人正停下脚来莫名张望；路两旁的小贩快速将摊子往里侧边拉拽。我起身窜出包子铺临时搭建的帐篷。一股黑烟升起来，那是时风牌三轮车，我太熟悉了，我家就有一辆。三轮车冒着烟近了。
——大哑巴。我的尖叫破了音。
黄豆芽、小甜瓜和香椿牛慌忙跟出来，嘴里骂：妈了个巴子的，怎么了？
谁还打了个嗝，臭烘烘的，就像那天晚上做的梦。那晚我梦见大哑巴全身腐烂了——不止是那条腿，是他身上的每一块肉里都生了蛆。我吓哭了，慌乱中抓起哥哥的一只脚丫子。哥哥蹬开我，我又死死抱住。迷蒙中的哥哥满是愤怒，“怎么了？”
“臭，”我打着颤音，“臭。”
我那么大声，哥哥却没听见似的，脚一使劲，把我踹回被窝。他还把腿压在我肚子上，我感觉呼吸困难。我的呼吸越来越艰难，臭味变成固体卡在喉咙那儿，硬邦邦的。就在快要窒息的那一刻，我醒了。
时风三轮车上的确是大哑巴。他穿着条形的衣服斜身站在车厢里，脑袋成了个秃瓢。三轮车以前像是拉牲口的，车厢四周边缘焊有高高的铁架子。大哑巴的双手被铐在铁架子上，手铐闪着蓝莹莹的光。司机一路摁着喇叭，震天响。可人们表情呆滞着，车到跟前，才极不情愿地往边上挪脚。车走得越来越慢，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多。喇叭声起先是间断的，钻天猴般啾啾往云上跑，后来就成了串，一声叠着一声，辨不出疏密。然后，喇叭声猛然断了气。
围观的人太多了，车不得不停下来。紧接着，从驾驶室里跳出个大盖帽，他腰间挂着枪。枪套摇晃晃的，晃在我眼前，我的眼球快要蹦出来了。枪。真枪。我还从来没见过真枪。我想上去摸一摸，或者干脆夺过来。可这时我听到熟悉的呵斥声。原来是那个安了狗眼的警察，我认识他的，我们都认识他。
上个暑假快结束时，我们正在大肚子河里踢球，他跟另一个年轻警察一块找过我们。安着狗眼的警察戴着黑里泛黄的眼镜。我并不能透过镜片看见那只狗眼，可我确信他的右眼就是一只狗眼。所有石桥铺的人都这么说。此刻，他正轰赶着人群。
“让开！快他妈让开！”他挥舞着胳膊，还喘着气，“让开道再看。”
平常人们都很怕他的，尤其小孩子。可今天，他的嗓子都快喊哑了，人们却如馋食的麻雀，躲跳开，一转眼又都聚过来。他扶着镜片望了望人群，甩甩手，颓然退到了车头那。
“你快给老子下来。”他冲着驾驶室吼。
司机忙不迭跳下来，腰弓得比车轮子还低。原来是疤瘌头，我说空气中怎么总有一股臭味呢，原来是疤瘌头的车。疤瘌头真是贩牲口的。前段时间他拉着一车猪撞到了人。人没什么大碍，但他猛一刹车，一头猪却借着劲飞出了车厢。猪跑了，他去追。被撞到的人以为他要跑，就追他。后来，疤瘌头没追到猪，却被人拽进了派出所。他的车就被扣下了。
“跑去派出所，让他们驾着警车来开道。妈了个巴子的，就会出馊主意。”
疤瘌头转身挤进了人群。他的头像浮在水面的葫芦，歪过来又歪过去，不一会儿就沉下去了。
“石桥铺的父老乡亲们，”狗眼警察弯着身从副驾驶的位置上取出个扩音喇叭。他嘴对着喇叭朝天乱喊，就像石桥铺集上那个卖老鼠药的。那人也戴副墨镜。人多的时候，也喜欢朝天喊。狗眼警察喂了两声，调了下音量：“大家看热闹可以，我们来集上走一圈，就是来让大家看热闹的，可大家不能把路堵死了。这就不像话了。现在既然走不动了，那就都听我讲两句。我们石桥铺的大哑巴——”他的左手胡乱往后划拉了一下，“他犯了事，把石桥铺小学周老师家的憨妮给糟蹋了。这可是大事。大哑巴就要被枪毙了。我们游他的行，就是给大家个警示，莫做伤天害理的事。”
狗眼警察讲完，环视了半晌，可能以为会有什么热烈的鼓掌或者声讨，可人群没半点声响，大家听天书似地直勾勾看看狗眼警察，又直勾勾看看车上的大哑巴——大哑巴也直勾勾看着人群。狗眼警察显得有些无措，他用手扶镜架，往上推一下，拉下来，又推一下，再拉下来。然后，他又窘着额头说：“本不该枪毙的，可这段时间在严打。巴掌大的石桥铺还摊了个名额，我们正愁完不成任务呢。活该他——”
狗眼警察的话被谁的一句“警车来了！”截断。“警车来了！”又有人附和。警笛声刺破了人们麻醉了似的睡意。人群仿佛恢复了知觉。并在忽然间躲避瘟疫般，为警车让开了道。
警车在前，警笛一直鸣叫着。三轮车在后，突突冒着烟。大哑巴置身烟雾中，像个神仙。人群有了异动，有人跟在重新启动的三轮车后默默走。单一的警笛声烘托出某种岑寂，深深的，不寒而栗。尖叫和口哨声随之而来，先一而再。接着有人朝大哑巴吐口水。安全和盲从在人群之中传递，扩散，如水漫金山。
有人抓起篮子里的鸡蛋投过去；
有人捡起摊位上的萝卜掷过去；
好多人就近抢点什么抛向空中。
人群鼎沸，大哑巴站在漩涡的中心岿然不动。三轮车经过包子铺，我把准备好的唾沫喷出去。可我的力气太小了，唾沫都落进了人群，我感到沮丧。小甜瓜和香椿牛也在呸呸吐着唾沫。我很是生气，转身瞪着他们：“妈了个巴子的，别吐了，走了。”
我其实有点恋恋不舍，但我没有回头。黄豆芽也没有回头。他也没吐唾沫。大哑巴是他大爷。虽然他保证过，我干什么他就会干什么。但刚才他一直低着头吃包子，好像那半口包子永远吃不完似的。小甜瓜和香椿牛却频频回头。看得出，他们对我的决定有些吃惊，也恼怒。他们还用眼神看我，试探性的。我假装不理，还骂了句脏话。我们在散淡的阳光里孤零零走着，沉默巨大。
也许不止我一人回忆起了暑假里我们跟大哑巴的那次偶遇。整个暑假，有两件事，我们为之欣喜若狂。其中之一，便是来石桥铺大集吃小笼包子。我们撞开暴跳如雷的烈阳，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一小片白布遮下的阴凉。我们坐在小木凳上，要一盘咸水花生，要一盘抹了辣椒酱的熏豆腐，再要一笼香喷喷的小笼包子。木桌子脏兮兮的，可我们吃得起劲。我们就是电视上的侠客，江湖又起纷争，我们正赶往少林，途径这石桥铺，正好有点饿。 那时正值大哑巴跟我们争球场的关键时刻。我们一边讨论此事，一边津津有味吃着包子。突然，大哑巴听见了似的，冷不丁提着蛇皮袋子走过来。我们感到危机四伏。大哑巴走到摊子前，呜呜呜比划了几下，转身找了张桌子一屁股坐下来，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凶煞煞的。他也要了咸水花生，要了抹辣椒酱的熏豆腐，要了一笼肉包子。肉包子上来之前，他还支吾着要了一碗白酒。他大口吃菜大碗喝酒。包子上来了，他用涂满污垢的手抓起包子往嘴里塞，他被烫得嘻哩嘻哩叫。我们看得目瞪口呆。饭毕，他剔了剔牙，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毛票。他朝手上吐了几口唾沫星子，就着唾沫星子数起来。他数得认真，一遍又一遍。后来终于数完了，他把剩下的钱揣回口袋，喝了口别人剩下的茶水，提起蛇皮袋子去付钱。自始至终，我们观察着大哑巴的一举一动。当他用黑乎乎的手抓包子时，我蓦地想起他抠鞋的动作，一阵反胃，心中大侠的感觉瞬间消失。
我们忍无可忍，飞快地跑向正付账的大哑巴，呸呸呸，我们的唾沫星子也飞起来了。
2
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叫石桥铺镇。
石桥铺镇前两年还叫石桥铺村。石桥铺村北边修了条公路，公路通车不久，靠公路的地方又建了个农贸市场。农贸市场开张没几个月，石桥铺村就变成了石桥铺镇。石桥铺建镇以后，天天营业的农贸市场每日人烟寥寥。于是熬了几个月后，石桥铺农贸市场改成了石桥铺大集，五天一聚。
我已在石桥铺生活十多年，总体上并没有不满意。可自从我们凑钱买来了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足球，我们顿时发现了石桥铺的不完美。偌大个石桥铺，竟然没有可供我们踢球的地方。我们本来以为空闲下来的石桥铺大集可以充当一块冒牌的绿茵场。但当我们雄赳赳跨进场地时，却被大集的管理人员像驱赶大哑巴那样轰了出来。而我们就读的那所石桥铺小学穷得连操场也没有。那排矮矮的校舍前有个已生锈的篮球架，只是，篮球架旁边的空地，被几个大大的麦秸垛强行霸占。
刚买来足球的那天，是个星期五，那时离放暑假还有十多天。我们本想在被麦秸垛分割成碎片的操场上踢几脚，可这点希望也破灭了。——妈了个巴子的，操场上晒满了谁家的新麦。
还能有谁家的呢？憨妮都来了。憨妮是周老虎的傻闺女。
周老虎这天去县上开会了，给我们布置了一大堆作业。可教室里闹哄哄的，书本正满天飞。我扒着窗户往外看，憨妮拿根木条子坐在墙根的小板凳上。她肥得像头猪，胸脯上的肉一坠一坠的，穿着短袖还不停冒汗。她哦去哦去地轰着想来啄食的鸡。鸡不走，她就扔木条子，还站起来张牙舞爪地划动着手臂。她的粗辫子也抖起来，比猪尾巴还耀眼。我的心里恨恨的：凭什么？凭什么都给晒上了麦子？
去年秋天，周老虎还让我们去帮他收玉米，还说是劳动课，谁不去就开除谁。周老虎真不是个东西，怪不得生个闺女是瓜蛋。我越想越恨。阳光挠着我的头皮，我感觉全身痒，就打了个喷嚏，阿嚏——我耳朵里全是自己颤巍巍的声音。可我的身体突然栽出了窗户。我正纳闷着，香椿牛从窗户上探出了头。
“球。球。”他喊道。
“妈了个巴子的，是你砸的我呀，是不是找死？”我脸冲着香椿牛骂，眼却瞥着去找那只球。它蹦蹦跳跳的，像只饿得发慌的鸡，离地上的麦子越来越近。“我本想扔给你的，”香椿牛辩解着，跳出了窗户。小甜瓜和黄豆芽跟着。其他男生也跳出来了。大家争先恐后去抢那只球。球被谁扔出去，大家再去抢。抢不过瘾，又有人踢了一脚。球一路碾着麦粒射向麦秸垛。憨妮挥舞着木条子杀过来。一场球赛正式开始了。
哥哥把脚伸向前轮刹住车子。哥哥走过来，车子在他身后咣啷一声。我那时正躺在麦粒上哎
浮游·光（布面油画） 90×120cm 杨路良
哟哎哟地叫。刚才我被憨妮逼上了麦秸垛，她拿木条子和石块扔我。我先是得意洋洋，然后身子一滑，摔得满嘴都是麦粒、麦芒、灰尘和血。
我抬起头来看了哥哥一眼。我们同时用眼神问了句，你怎么了？哥哥脸上好几处淤青，眼睛肿成一条线，目光都是紫的。上衣也破了。我还没开口，哥哥飞起一脚踢在了憨妮肚子上。他还要踢第二脚，可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一只大手猛一推，哥哥趔趄着倒向麦秸垛。麦秸如落叶，散落在哥哥的头上。哥哥爬起来，顾不得摘掉头上的秽物，跳起来打出一拳。拳钻进掌心，呼哨声渐熄，掌一挺，哥哥屁股朝地，又被推回来。哥哥再爬起来。他掂量了片刻，吐了口吐沫，唾沫里都是血丝。时间黑沉沉的，冷森森的。哥哥走了，从我身旁走过。我已被扶起，却浑身疼，很想再躺下。
我听见哥哥说：“没出息。”我浑身打摆。我不知道哥哥是不是在说我。我又蹲下了。疼，浑身疼。
“哥哥，你怎么了，怎么这副样子？”我张着嘴，想问问不出。
大哑巴也走了。他背起他的蛇皮袋子。他还看了眼憨妮。憨妮被哥哥的那一脚踢晕了，愣愣的，都忘了哭。憨妮也看了眼大哑巴。确切地说，只看了眼大哑巴手里的鼓囊囊的蛇皮袋子。
那一天，周边的很多人都来石桥铺赶集了。
暑假来了，我们感觉它漫无边际。可我们依然找不到踢球的场地。那么暑假来了有什么意思呢？
午后，阳光剧烈而静寂。我，黄豆芽，小甜瓜，香椿牛，我们几个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石桥铺的大街小巷。天气热极了，太阳就像个蜂窝煤奋不顾身地燃烧着自己。干旱像一把锋利的斧头。远处的庄稼地里，玉米苗全都耷拉着头。听我妈说，我家的花生叶子上晒出了一朵又一朵的黑斑，如果不能设法浇一浇水，几天后就会枯死。可我们并不关心地里的庄稼，只想尽快找个可以踢球的地方。
我们走在街上，太阳高高照着，吸走了我们的影子。我们用球砸了嘀咕咕的母鸡，又把球踢向伸舌头的老狗。蝉在我们头顶没心没肺地叫，蜇疼了我们的耳朵。我脚上的双星鞋还是为了那只球专门买的，可是，妈了个巴子的，去什么地方踢呢？
去什么地方呢？小甜瓜摇了摇头，也开始自言自语了。
走到黄豆芽家门口，我们停下来，一阵面面相觑。球正在香椿牛脚下。他颠了几颠，球偏了，跑到我这里。我起脚来了记抽射。球咣当一声打在一扇铁门上弹了回来。门的叫声，狗的叫声，蝉的叫声，几乎同时钻进了我们的耳朵。过了几秒，一个女人的跑步声和叫骂声也跟着响起来。黄豆芽的妈拿着擀面杖出来了，我们撒腿往河边跑。 河的名字叫大肚子，它的河床很宽。大肚子已在干旱来临前断流，又在干旱到来后喷灌机的轰隆声中干涸。我们站在河岸上，看着大肚子光秃秃的肚皮，又跳过河床，望着对面的河岸。对面有棵大柳树。柳树旁边竖着两间破草屋。草屋后边，是片菜青色的庄稼地。那两间破草屋的主人就是大哑巴。大哑巴是黄豆芽的大爷。黄豆芽的爸黄四哼排行老四。黄家兄弟几个因为分家打得头破血流，本来河对岸的草屋已废弃，大哑巴被他的兄弟们赶出来，没地方住，就一个人搬了进去。听我爸说，这两间草屋，是以前生产队时留下来的，有年头了。这会儿，我们看到大哑巴正蹲靠在歪脖子柳树上。他的目光直直的，空空的。隔着河岸，我们也能看到，他的眼跟香椿牛家那头黄牛的眼非常相像，大，浑浊，并且总是很长时间才会眨一眨。我对大哑巴充满了气愤，还有点害怕。哥哥被他推倒了两次。这是我们兄弟俩都不能忍受的。妈了个巴子的，我在心里骂。
“我知道咱们可以在哪踢球了。”黄豆芽突兀的声音吓跑了身旁一棵半大杨树上的知了。
“哪里？”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黄豆芽回答。
“眼前是大肚子河，河里怎么踢啊？”香椿牛一反问，我们倏地开了窍。
是的，河里可以踢球，干旱帮了我们的忙。河底大部分已成了沙滩，河床又那么宽。黄豆芽适时地指给我们看，那棵歪脖子柳树旁裸露着一片金光闪闪。“足够了。”黄豆芽沾沾自喜地说。我们奔跑起来，奔向我们苦苦寻觅的球场。
大哑巴对我们的造访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兴趣。黄豆芽也没上去喊他大爷。大哑巴歪着头，将眼光搁在远处大肚子河的上游。他抽出屁股底下压着的解放鞋，用手来回抠，不时地将鼻孔凑近鞋洞里闻。
大肚子河的上游，就是石桥铺大集的所在地。那儿是大哑巴维持生存的原料获取地。每逢集会，他都会右手拿着个蛇皮袋子，左手敲着副竹板一个摊位接着一个摊位地要东西。卖菜卖吃食的会给他点菜和吃食；卖鱼卖肉卖鞋卖布的通常给他小票。大哑巴走到一个摊位前，当里个当敲几下竹板，等着。主人不给东西或小票，他就不走。直到摊主耐不住性子，给了该给的，而且，他满意了，才不慌不忙挪向另一个摊位。大哑巴的记性很好，每次集会上，每个摊位，他都只要一次。他不多要，也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摊位。要一次，他生活五天。再要一次，他再生活五天。所以，大哑巴的生活和集市一样，以五天为循环单位。
大哑巴最终能获得这样的跟工商管理局差不多性质的权利，也经历了长期的斗争。起初，只要大集的管理人员看见他，都会把他赶出来。但大哑巴锲而不舍。管理人员一不留神，他又溜进去。管理人员拿他没办法，久而久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哑巴是吃集会饭的。我爸也是吃集会饭的。石桥铺的很多人都是吃集会饭的。但同样是吃集会饭，几年下来，差距却显了出来。有我爸那样的，买了时风三轮车的大贩子。有黄豆芽他爸那样的，开着手扶拖拉机的小贩子。也有大哑巴那样要饭的。
我们划了边界用衣服摆了球门，开始踢球。球场上沙和土混合的地面暖烘烘的。起初，我穿着双星鞋踢。但双星鞋在沙土地里不占优势。后来，我索性也像香椿牛他们那样，光脚丫子了。
阳光照下来，我们的汗金灿灿的。
3
踢了不几天，我们突发奇想，从家里搬来了几根木头。木头碗口粗细，都被剥了皮。我们挖了深深的洞，把木头牢牢栽进去。小甜瓜又偷来了家里已弃用的鸡网。我们将鸡网缠在木头上，真正的球门就此诞生。建造球门时，大哑巴一直靠着歪脖子柳树发呆。除了逢集去要东西，他没事可做，也没地儿可去。他没有土地，也没有老婆。他蹲在那里，如一截木桩。他又开始把手伸进鞋里抠来抠去。抠一会，又用抠鞋的手挖一挖鼻子。
有了球门，我们的热情更加高涨。我们整天泡在大肚子河里。可好景不长，某天下午我们再来到球场，却惊奇地发现，河床里垄起了两条沙丘。我们愣住了。想了很久才顿悟。大哑巴要效仿下游的某户人家，垄沙丘种树。妈了个巴子的，大哑巴想在球场上种树！
再去踢球时，我们推了小推车，小推车里放了铁锨。大哑巴站在柳树下啊啊地吓唬我们，牛眼瞪得大大的。小甜瓜和香椿牛拿着铁锨去与他对峙，我和黄豆芽负责摊平场地。可傍晚我们走后，大哑巴又垄沙丘了。
晚上，电视里播《小小飞虎队》。武松上了景阳冈，我们接过了打虎棒。电视里这样唱时，我们准备大干一场。八月十五云遮天，黑了太阳黑了月。我们顶着夜色，哼着歌，去了大肚子河。我们埋伏了很久，可草屋没有丝毫动静。我们困极了，回家睡觉。可第二天，球场上又长出了沙丘。我们简直气疯了。
大人们也气，还急。天还是不下雨。大人们仰脸看太阳，一抬头，眼里就冒了金花。妈了个巴子的，这天。他们骂起来。
一次集会，石桥铺人举行了敬水神的仪式，地点在大集旁的小桥上。鞭炮噼噼啪啪从一早响起，天都快黑了，还没停下来。
那天下午，我们还在踢球。天擦黑，我们远远看见大哑巴爬着回来了，像条虫子。我们跑过去看。他瞪着我们，嘴里呜呜说着什么。他的左腿鲜红一片。蛇皮袋子和竹板不见了，只一条血迹跟着他。
“你的腿怎么了？”我们好奇地问。
他呜呜咆哮着，明显在骂人。我们相视一笑，他没办法种树了。
“你要答应我们不再来球场捣乱，我们就用小推车送你去镇上的医务室。怎么样？”我跟大哑巴谈条件。
大哑巴说，滚。我听得很清楚，他说，滚。
我有点兴奋。他居然能说得清楚。
“你回家去推小推车，快点。”我命令黄豆芽。大哑巴小腿肚上的血已洇湿一滩，黄豆芽拔腿就跑。没一会儿，黄豆芽空着手回来，还一瘸一拐的。他跟他妈说了句，刚要推着车出来，他妈一擀面杖抡在他腿上。“叫你多管闲事！”
我只好再去推车。
刚一进家门，看见我爸正从三轮车上卸东西。他冲着堂屋里说：“敬水神的人太多了，鞭炮屑把桥洞堵死了。我去桥上观景，钱包落在摊位上，回来时，大哑巴正往蛇皮袋子里装。我拉着大哑巴去找黄四哼。黄四哼也够狠的，二话没说，拿起秤砣就砸过去……” 我没听我妈的反应，推起小推车往外跑。我爸回头，“快吃饭了，还往外跑，想挨揍啊。”
“一会就回来。”我应了声，跑得飞快。
来到大肚子河，大哑巴却不见了。黄豆芽说，他爬进了茅草屋。我去敲那扇木门，门已上了栓。凑近门缝，里面像洒了锅底灰。我转头对黄豆芽说，“这不怪我们吧，是他不肯的。”我又转头，对着茅草屋说：“你牛 ×，不稀罕我们帮忙。可你再垄沙丘，我们还是会平。我们不会认输的。”
我有些丧气。香椿牛帮我推着车，我们走了。
我做了个梦，梦见大哑巴死了。我居然有些内疚。我还想，要是那个傍晚，我们把大哑巴送进医务室，说不定，他就不会死了。可我不该内疚。他跟我们作对，还推倒过哥哥。我应该恨他。梦里，我犹豫着，眼泪都出来了，不知道该不该内疚。我跟着一辆木排车走。车上放着大哑巴的尸体，用凉席裹着。木排车走得缓慢，哥哥拉着。来到乱坟岗，大人们将尸体扔进一个坑里，埋得潦草。他们一边埋，还一边骂，妈了个巴子的，这天。我在大哑巴的坟前站了会儿，转身时，大人们不见了，哥哥也不见了。我喊叫着醒来。
大哑巴没死，他成了个瘸子，走路一颠一颠的。他不垄沙丘了，他又像截木桩杵在柳树下。他翻着眼皮看天，天都让他看穿了。看了几天天空，他踅摸进草屋，翻出个蛇皮袋子。他拎着袋子去了下游。
大哑巴丢了丑。偷钱包，性质恶劣。大集的管理人员再次驱逐他。他也失了民心。摊贩子们都防贼似地防他。他丢了竹板，木在摊前时，像没了魂儿。差不多时间了，摊主没反应，他不再天荒地老地等，挪去下一个摊位。这样，他要到的小票和吃食越来越少。收获的挖苦和嘲讽越来越多。“毛票有的是，黄四哼那里更多，你去他那要。”“大哑巴来了啊，钱包在那，看到了吗，你拿嘛，我忙着呢。”大哑巴置若罔闻。
不逢集的日子，他就成了个拾破烂的。
4
其实我们并没看见憨妮哭着从茅草屋里走出来，更没看见憨妮出来时腿上流着血。我们只是在去踢球的路上遇到了憨妮。她穿了件长袖。天气很热，她的衣服都黏在肉上。她靠着路边走，边走，边用脚踢着稗草。香椿牛故意把球踢到她腿上，她抬头乜了乜我们，又低下了头，眼神寡淡淡的。我们没再惹她。看见憨妮，我身上那里就痛起来。从麦秸垛上摔下来那次，刚开始，球在谁手里憨妮就追谁。可后来，他们总是把球传给我，憨妮就弃了球，奔我来。她不仅追，还咆哮，山崩地裂的。我身体边跑边哆嗦，受不了了，才赶忙爬上麦秸垛的。
后来警察找我们时，我们却说了谎。可谎并不是我们先说的。那之前，石桥铺已弥漫起了风言风语。谣言里说，我们踢球的孩子看见了什么。那时已到了暑假的尾声。我们就要告别美好的时光。我们的怀旧提前蔓延在球场上，沉醉且迷乱。但狗眼警察叫醒了我们。他让我们过去。我们惊恐而好奇。
“你们前些天看见憨妮了是不是？”
“嗯。”
“你们看见憨妮从茅草屋里出来？”
“嗯。”
“她哭着出来的，腿上还流着血？”
“嗯。”
……
我们当时似乎并没在回答狗眼警察的问题。我们只是吓着了。要知道，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与警察打交道。戴着墨镜的狗眼本身就非常吓人，而狗眼后边还站着个年轻警察。年轻警察的头发上染了一撮黄毛。他上身套了件警服，下身穿着喇叭裤。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便是喇叭裤，是后来哥哥告诉我的。那也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
我们的心被惊恐和好奇拴得死死的。我们的话被随便说出来，像另外的人在替我们敷衍。
我们不知所以地说，嗯。
嗯。
整个夏天快过去时，水神爷爷才想起了石桥铺。那当儿，不绝于耳的谩骂声已摞上了天，比乌云还厚。雨下得很大，急，将功补过似的。大肚子河上游的水闸承受不住，洪水一泻而下。大哑巴住的那两间茅草屋转瞬被冲塌。不过，那时的大哑巴已被抓，不然的话，他将提前死于一场水灾。毫无疑问。
水库开闸，河水上涨，大肚子里又有了鱼。妈了个巴子的，大人们边骂边织起了渔网。
大哑巴被枪毙了，可没人去领尸体，这气坏了派出所的警察。时节虽已进了秋，可尸体久置派出所，也不是个事儿。某天，疤瘌头的三轮车开进了石桥铺三村。按照区划，大哑巴的几个兄弟都住在石桥铺三村。狗眼警察指挥着疤瘌头和另外两个大盖帽将尸体卸在了村委会门口。书记不让卸，说晦气，但狗眼警察掏出了枪。书记就不说话了。一会儿，书记在喇叭里骂起了黄家的祖宗十八代。
狗眼警察也骂：“人都死绝了吗？说了让去领尸体，没人去领，害老子还要送过来。这是老子该干的事吗？妈了个巴子的，真想一个个崩了你们。”他又用枪指了指疤瘌头，“你他妈赶快滚吧。开上你的破车。老子现在看见你的车就恶心。”疤瘌头如获大赦，跳上车，一脚油门，噌噌噌，车转眼没了影。
尸体是我们埋的。尸体在村委会门口停了三天，书记跟黄家兄弟争执不下。书记的意思是，要火化，这是上面的规定。黄家兄弟想直接埋了，否则要村委会出火化的钱。可书记不同意，不是拿不出那几个钱，关键是，大哑巴是被枪毙的，丢脸。
我，黄豆芽，小甜瓜，香椿牛，我们四个偷偷把大哑巴埋了。趁着夜色。不像梦里，哥哥一个人用木排车把尸体拉去了坟地。我们用的是小推车，哥哥也没参与。
不知当时哪来的勇气。
而就在那个秋天的某个黄昏，有一次去厕所，我第一次发现，我下面长毛了。关于我们的敌人，大哑巴，有个石桥铺人都知道的传言，我一直没有交代。
是我忘了。
二十多年后，我跟打工回来的黄豆芽在石桥铺的一家酒馆里喝酒。我们都喝高了，吐了一次又一次。我们坐在卫生间里，脚蹬着马桶。外面砸门声响了很多遍，砸得我都尿湿了裤子。可我们并不想出去。黄豆芽耷拉着头，手把嘴边的秽物抹得满脸皆是。
他咕噜着问：“你还记得我大爷吗？就是那个下边不长毛的哑巴。”
我眼前一片模糊。
嗯。我头一磕，哼道。
责任编辑 包倬
集市上的买卖声连成了网，亮晶晶的，还有弹性。我的耳朵里全是嗡嗡声。突然，声音里凸起一阵杂乱无章，然后又静了。我抬起头，看到拿着编织袋或提篮子的行人正停下脚来莫名张望；路两旁的小贩快速将摊子往里侧边拉拽。我起身窜出包子铺临时搭建的帐篷。一股黑烟升起来，那是时风牌三轮车，我太熟悉了，我家就有一辆。三轮车冒着烟近了。
——大哑巴。我的尖叫破了音。
黄豆芽、小甜瓜和香椿牛慌忙跟出来，嘴里骂：妈了个巴子的，怎么了？
谁还打了个嗝，臭烘烘的，就像那天晚上做的梦。那晚我梦见大哑巴全身腐烂了——不止是那条腿，是他身上的每一块肉里都生了蛆。我吓哭了，慌乱中抓起哥哥的一只脚丫子。哥哥蹬开我，我又死死抱住。迷蒙中的哥哥满是愤怒，“怎么了？”
“臭，”我打着颤音，“臭。”
我那么大声，哥哥却没听见似的，脚一使劲，把我踹回被窝。他还把腿压在我肚子上，我感觉呼吸困难。我的呼吸越来越艰难，臭味变成固体卡在喉咙那儿，硬邦邦的。就在快要窒息的那一刻，我醒了。
时风三轮车上的确是大哑巴。他穿着条形的衣服斜身站在车厢里，脑袋成了个秃瓢。三轮车以前像是拉牲口的，车厢四周边缘焊有高高的铁架子。大哑巴的双手被铐在铁架子上，手铐闪着蓝莹莹的光。司机一路摁着喇叭，震天响。可人们表情呆滞着，车到跟前，才极不情愿地往边上挪脚。车走得越来越慢，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多。喇叭声起先是间断的，钻天猴般啾啾往云上跑，后来就成了串，一声叠着一声，辨不出疏密。然后，喇叭声猛然断了气。
围观的人太多了，车不得不停下来。紧接着，从驾驶室里跳出个大盖帽，他腰间挂着枪。枪套摇晃晃的，晃在我眼前，我的眼球快要蹦出来了。枪。真枪。我还从来没见过真枪。我想上去摸一摸，或者干脆夺过来。可这时我听到熟悉的呵斥声。原来是那个安了狗眼的警察，我认识他的，我们都认识他。
上个暑假快结束时，我们正在大肚子河里踢球，他跟另一个年轻警察一块找过我们。安着狗眼的警察戴着黑里泛黄的眼镜。我并不能透过镜片看见那只狗眼，可我确信他的右眼就是一只狗眼。所有石桥铺的人都这么说。此刻，他正轰赶着人群。
“让开！快他妈让开！”他挥舞着胳膊，还喘着气，“让开道再看。”
平常人们都很怕他的，尤其小孩子。可今天，他的嗓子都快喊哑了，人们却如馋食的麻雀，躲跳开，一转眼又都聚过来。他扶着镜片望了望人群，甩甩手，颓然退到了车头那。
“你快给老子下来。”他冲着驾驶室吼。
司机忙不迭跳下来，腰弓得比车轮子还低。原来是疤瘌头，我说空气中怎么总有一股臭味呢，原来是疤瘌头的车。疤瘌头真是贩牲口的。前段时间他拉着一车猪撞到了人。人没什么大碍，但他猛一刹车，一头猪却借着劲飞出了车厢。猪跑了，他去追。被撞到的人以为他要跑，就追他。后来，疤瘌头没追到猪，却被人拽进了派出所。他的车就被扣下了。
“跑去派出所，让他们驾着警车来开道。妈了个巴子的，就会出馊主意。”
疤瘌头转身挤进了人群。他的头像浮在水面的葫芦，歪过来又歪过去，不一会儿就沉下去了。
“石桥铺的父老乡亲们，”狗眼警察弯着身从副驾驶的位置上取出个扩音喇叭。他嘴对着喇叭朝天乱喊，就像石桥铺集上那个卖老鼠药的。那人也戴副墨镜。人多的时候，也喜欢朝天喊。狗眼警察喂了两声，调了下音量：“大家看热闹可以，我们来集上走一圈，就是来让大家看热闹的，可大家不能把路堵死了。这就不像话了。现在既然走不动了，那就都听我讲两句。我们石桥铺的大哑巴——”他的左手胡乱往后划拉了一下，“他犯了事，把石桥铺小学周老师家的憨妮给糟蹋了。这可是大事。大哑巴就要被枪毙了。我们游他的行，就是给大家个警示，莫做伤天害理的事。”
狗眼警察讲完，环视了半晌，可能以为会有什么热烈的鼓掌或者声讨，可人群没半点声响，大家听天书似地直勾勾看看狗眼警察，又直勾勾看看车上的大哑巴——大哑巴也直勾勾看着人群。狗眼警察显得有些无措，他用手扶镜架，往上推一下，拉下来，又推一下，再拉下来。然后，他又窘着额头说：“本不该枪毙的，可这段时间在严打。巴掌大的石桥铺还摊了个名额，我们正愁完不成任务呢。活该他——”
狗眼警察的话被谁的一句“警车来了！”截断。“警车来了！”又有人附和。警笛声刺破了人们麻醉了似的睡意。人群仿佛恢复了知觉。并在忽然间躲避瘟疫般，为警车让开了道。
警车在前，警笛一直鸣叫着。三轮车在后，突突冒着烟。大哑巴置身烟雾中，像个神仙。人群有了异动，有人跟在重新启动的三轮车后默默走。单一的警笛声烘托出某种岑寂，深深的，不寒而栗。尖叫和口哨声随之而来，先一而再。接着有人朝大哑巴吐口水。安全和盲从在人群之中传递，扩散，如水漫金山。
有人抓起篮子里的鸡蛋投过去；
有人捡起摊位上的萝卜掷过去；
好多人就近抢点什么抛向空中。
人群鼎沸，大哑巴站在漩涡的中心岿然不动。三轮车经过包子铺，我把准备好的唾沫喷出去。可我的力气太小了，唾沫都落进了人群，我感到沮丧。小甜瓜和香椿牛也在呸呸吐着唾沫。我很是生气，转身瞪着他们：“妈了个巴子的，别吐了，走了。”
我其实有点恋恋不舍，但我没有回头。黄豆芽也没有回头。他也没吐唾沫。大哑巴是他大爷。虽然他保证过，我干什么他就会干什么。但刚才他一直低着头吃包子，好像那半口包子永远吃不完似的。小甜瓜和香椿牛却频频回头。看得出，他们对我的决定有些吃惊，也恼怒。他们还用眼神看我，试探性的。我假装不理，还骂了句脏话。我们在散淡的阳光里孤零零走着，沉默巨大。
也许不止我一人回忆起了暑假里我们跟大哑巴的那次偶遇。整个暑假，有两件事，我们为之欣喜若狂。其中之一，便是来石桥铺大集吃小笼包子。我们撞开暴跳如雷的烈阳，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一小片白布遮下的阴凉。我们坐在小木凳上，要一盘咸水花生，要一盘抹了辣椒酱的熏豆腐，再要一笼香喷喷的小笼包子。木桌子脏兮兮的，可我们吃得起劲。我们就是电视上的侠客，江湖又起纷争，我们正赶往少林，途径这石桥铺，正好有点饿。 那时正值大哑巴跟我们争球场的关键时刻。我们一边讨论此事，一边津津有味吃着包子。突然，大哑巴听见了似的，冷不丁提着蛇皮袋子走过来。我们感到危机四伏。大哑巴走到摊子前，呜呜呜比划了几下，转身找了张桌子一屁股坐下来，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凶煞煞的。他也要了咸水花生，要了抹辣椒酱的熏豆腐，要了一笼肉包子。肉包子上来之前，他还支吾着要了一碗白酒。他大口吃菜大碗喝酒。包子上来了，他用涂满污垢的手抓起包子往嘴里塞，他被烫得嘻哩嘻哩叫。我们看得目瞪口呆。饭毕，他剔了剔牙，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毛票。他朝手上吐了几口唾沫星子，就着唾沫星子数起来。他数得认真，一遍又一遍。后来终于数完了，他把剩下的钱揣回口袋，喝了口别人剩下的茶水，提起蛇皮袋子去付钱。自始至终，我们观察着大哑巴的一举一动。当他用黑乎乎的手抓包子时，我蓦地想起他抠鞋的动作，一阵反胃，心中大侠的感觉瞬间消失。
我们忍无可忍，飞快地跑向正付账的大哑巴，呸呸呸，我们的唾沫星子也飞起来了。
2
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叫石桥铺镇。
石桥铺镇前两年还叫石桥铺村。石桥铺村北边修了条公路，公路通车不久，靠公路的地方又建了个农贸市场。农贸市场开张没几个月，石桥铺村就变成了石桥铺镇。石桥铺建镇以后，天天营业的农贸市场每日人烟寥寥。于是熬了几个月后，石桥铺农贸市场改成了石桥铺大集，五天一聚。
我已在石桥铺生活十多年，总体上并没有不满意。可自从我们凑钱买来了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足球，我们顿时发现了石桥铺的不完美。偌大个石桥铺，竟然没有可供我们踢球的地方。我们本来以为空闲下来的石桥铺大集可以充当一块冒牌的绿茵场。但当我们雄赳赳跨进场地时，却被大集的管理人员像驱赶大哑巴那样轰了出来。而我们就读的那所石桥铺小学穷得连操场也没有。那排矮矮的校舍前有个已生锈的篮球架，只是，篮球架旁边的空地，被几个大大的麦秸垛强行霸占。
刚买来足球的那天，是个星期五，那时离放暑假还有十多天。我们本想在被麦秸垛分割成碎片的操场上踢几脚，可这点希望也破灭了。——妈了个巴子的，操场上晒满了谁家的新麦。
还能有谁家的呢？憨妮都来了。憨妮是周老虎的傻闺女。
周老虎这天去县上开会了，给我们布置了一大堆作业。可教室里闹哄哄的，书本正满天飞。我扒着窗户往外看，憨妮拿根木条子坐在墙根的小板凳上。她肥得像头猪，胸脯上的肉一坠一坠的，穿着短袖还不停冒汗。她哦去哦去地轰着想来啄食的鸡。鸡不走，她就扔木条子，还站起来张牙舞爪地划动着手臂。她的粗辫子也抖起来，比猪尾巴还耀眼。我的心里恨恨的：凭什么？凭什么都给晒上了麦子？
去年秋天，周老虎还让我们去帮他收玉米，还说是劳动课，谁不去就开除谁。周老虎真不是个东西，怪不得生个闺女是瓜蛋。我越想越恨。阳光挠着我的头皮，我感觉全身痒，就打了个喷嚏，阿嚏——我耳朵里全是自己颤巍巍的声音。可我的身体突然栽出了窗户。我正纳闷着，香椿牛从窗户上探出了头。
“球。球。”他喊道。
“妈了个巴子的，是你砸的我呀，是不是找死？”我脸冲着香椿牛骂，眼却瞥着去找那只球。它蹦蹦跳跳的，像只饿得发慌的鸡，离地上的麦子越来越近。“我本想扔给你的，”香椿牛辩解着，跳出了窗户。小甜瓜和黄豆芽跟着。其他男生也跳出来了。大家争先恐后去抢那只球。球被谁扔出去，大家再去抢。抢不过瘾，又有人踢了一脚。球一路碾着麦粒射向麦秸垛。憨妮挥舞着木条子杀过来。一场球赛正式开始了。
哥哥把脚伸向前轮刹住车子。哥哥走过来，车子在他身后咣啷一声。我那时正躺在麦粒上哎
浮游·光（布面油画） 90×120cm 杨路良
哟哎哟地叫。刚才我被憨妮逼上了麦秸垛，她拿木条子和石块扔我。我先是得意洋洋，然后身子一滑，摔得满嘴都是麦粒、麦芒、灰尘和血。
我抬起头来看了哥哥一眼。我们同时用眼神问了句，你怎么了？哥哥脸上好几处淤青，眼睛肿成一条线，目光都是紫的。上衣也破了。我还没开口，哥哥飞起一脚踢在了憨妮肚子上。他还要踢第二脚，可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一只大手猛一推，哥哥趔趄着倒向麦秸垛。麦秸如落叶，散落在哥哥的头上。哥哥爬起来，顾不得摘掉头上的秽物，跳起来打出一拳。拳钻进掌心，呼哨声渐熄，掌一挺，哥哥屁股朝地，又被推回来。哥哥再爬起来。他掂量了片刻，吐了口吐沫，唾沫里都是血丝。时间黑沉沉的，冷森森的。哥哥走了，从我身旁走过。我已被扶起，却浑身疼，很想再躺下。
我听见哥哥说：“没出息。”我浑身打摆。我不知道哥哥是不是在说我。我又蹲下了。疼，浑身疼。
“哥哥，你怎么了，怎么这副样子？”我张着嘴，想问问不出。
大哑巴也走了。他背起他的蛇皮袋子。他还看了眼憨妮。憨妮被哥哥的那一脚踢晕了，愣愣的，都忘了哭。憨妮也看了眼大哑巴。确切地说，只看了眼大哑巴手里的鼓囊囊的蛇皮袋子。
那一天，周边的很多人都来石桥铺赶集了。
暑假来了，我们感觉它漫无边际。可我们依然找不到踢球的场地。那么暑假来了有什么意思呢？
午后，阳光剧烈而静寂。我，黄豆芽，小甜瓜，香椿牛，我们几个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石桥铺的大街小巷。天气热极了，太阳就像个蜂窝煤奋不顾身地燃烧着自己。干旱像一把锋利的斧头。远处的庄稼地里，玉米苗全都耷拉着头。听我妈说，我家的花生叶子上晒出了一朵又一朵的黑斑，如果不能设法浇一浇水，几天后就会枯死。可我们并不关心地里的庄稼，只想尽快找个可以踢球的地方。
我们走在街上，太阳高高照着，吸走了我们的影子。我们用球砸了嘀咕咕的母鸡，又把球踢向伸舌头的老狗。蝉在我们头顶没心没肺地叫，蜇疼了我们的耳朵。我脚上的双星鞋还是为了那只球专门买的，可是，妈了个巴子的，去什么地方踢呢？
去什么地方呢？小甜瓜摇了摇头，也开始自言自语了。
走到黄豆芽家门口，我们停下来，一阵面面相觑。球正在香椿牛脚下。他颠了几颠，球偏了，跑到我这里。我起脚来了记抽射。球咣当一声打在一扇铁门上弹了回来。门的叫声，狗的叫声，蝉的叫声，几乎同时钻进了我们的耳朵。过了几秒，一个女人的跑步声和叫骂声也跟着响起来。黄豆芽的妈拿着擀面杖出来了，我们撒腿往河边跑。 河的名字叫大肚子，它的河床很宽。大肚子已在干旱来临前断流，又在干旱到来后喷灌机的轰隆声中干涸。我们站在河岸上，看着大肚子光秃秃的肚皮，又跳过河床，望着对面的河岸。对面有棵大柳树。柳树旁边竖着两间破草屋。草屋后边，是片菜青色的庄稼地。那两间破草屋的主人就是大哑巴。大哑巴是黄豆芽的大爷。黄豆芽的爸黄四哼排行老四。黄家兄弟几个因为分家打得头破血流，本来河对岸的草屋已废弃，大哑巴被他的兄弟们赶出来，没地方住，就一个人搬了进去。听我爸说，这两间草屋，是以前生产队时留下来的，有年头了。这会儿，我们看到大哑巴正蹲靠在歪脖子柳树上。他的目光直直的，空空的。隔着河岸，我们也能看到，他的眼跟香椿牛家那头黄牛的眼非常相像，大，浑浊，并且总是很长时间才会眨一眨。我对大哑巴充满了气愤，还有点害怕。哥哥被他推倒了两次。这是我们兄弟俩都不能忍受的。妈了个巴子的，我在心里骂。
“我知道咱们可以在哪踢球了。”黄豆芽突兀的声音吓跑了身旁一棵半大杨树上的知了。
“哪里？”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黄豆芽回答。
“眼前是大肚子河，河里怎么踢啊？”香椿牛一反问，我们倏地开了窍。
是的，河里可以踢球，干旱帮了我们的忙。河底大部分已成了沙滩，河床又那么宽。黄豆芽适时地指给我们看，那棵歪脖子柳树旁裸露着一片金光闪闪。“足够了。”黄豆芽沾沾自喜地说。我们奔跑起来，奔向我们苦苦寻觅的球场。
大哑巴对我们的造访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兴趣。黄豆芽也没上去喊他大爷。大哑巴歪着头，将眼光搁在远处大肚子河的上游。他抽出屁股底下压着的解放鞋，用手来回抠，不时地将鼻孔凑近鞋洞里闻。
大肚子河的上游，就是石桥铺大集的所在地。那儿是大哑巴维持生存的原料获取地。每逢集会，他都会右手拿着个蛇皮袋子，左手敲着副竹板一个摊位接着一个摊位地要东西。卖菜卖吃食的会给他点菜和吃食；卖鱼卖肉卖鞋卖布的通常给他小票。大哑巴走到一个摊位前，当里个当敲几下竹板，等着。主人不给东西或小票，他就不走。直到摊主耐不住性子，给了该给的，而且，他满意了，才不慌不忙挪向另一个摊位。大哑巴的记性很好，每次集会上，每个摊位，他都只要一次。他不多要，也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摊位。要一次，他生活五天。再要一次，他再生活五天。所以，大哑巴的生活和集市一样，以五天为循环单位。
大哑巴最终能获得这样的跟工商管理局差不多性质的权利，也经历了长期的斗争。起初，只要大集的管理人员看见他，都会把他赶出来。但大哑巴锲而不舍。管理人员一不留神，他又溜进去。管理人员拿他没办法，久而久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哑巴是吃集会饭的。我爸也是吃集会饭的。石桥铺的很多人都是吃集会饭的。但同样是吃集会饭，几年下来，差距却显了出来。有我爸那样的，买了时风三轮车的大贩子。有黄豆芽他爸那样的，开着手扶拖拉机的小贩子。也有大哑巴那样要饭的。
我们划了边界用衣服摆了球门，开始踢球。球场上沙和土混合的地面暖烘烘的。起初，我穿着双星鞋踢。但双星鞋在沙土地里不占优势。后来，我索性也像香椿牛他们那样，光脚丫子了。
阳光照下来，我们的汗金灿灿的。
3
踢了不几天，我们突发奇想，从家里搬来了几根木头。木头碗口粗细，都被剥了皮。我们挖了深深的洞，把木头牢牢栽进去。小甜瓜又偷来了家里已弃用的鸡网。我们将鸡网缠在木头上，真正的球门就此诞生。建造球门时，大哑巴一直靠着歪脖子柳树发呆。除了逢集去要东西，他没事可做，也没地儿可去。他没有土地，也没有老婆。他蹲在那里，如一截木桩。他又开始把手伸进鞋里抠来抠去。抠一会，又用抠鞋的手挖一挖鼻子。
有了球门，我们的热情更加高涨。我们整天泡在大肚子河里。可好景不长，某天下午我们再来到球场，却惊奇地发现，河床里垄起了两条沙丘。我们愣住了。想了很久才顿悟。大哑巴要效仿下游的某户人家，垄沙丘种树。妈了个巴子的，大哑巴想在球场上种树！
再去踢球时，我们推了小推车，小推车里放了铁锨。大哑巴站在柳树下啊啊地吓唬我们，牛眼瞪得大大的。小甜瓜和香椿牛拿着铁锨去与他对峙，我和黄豆芽负责摊平场地。可傍晚我们走后，大哑巴又垄沙丘了。
晚上，电视里播《小小飞虎队》。武松上了景阳冈，我们接过了打虎棒。电视里这样唱时，我们准备大干一场。八月十五云遮天，黑了太阳黑了月。我们顶着夜色，哼着歌，去了大肚子河。我们埋伏了很久，可草屋没有丝毫动静。我们困极了，回家睡觉。可第二天，球场上又长出了沙丘。我们简直气疯了。
大人们也气，还急。天还是不下雨。大人们仰脸看太阳，一抬头，眼里就冒了金花。妈了个巴子的，这天。他们骂起来。
一次集会，石桥铺人举行了敬水神的仪式，地点在大集旁的小桥上。鞭炮噼噼啪啪从一早响起，天都快黑了，还没停下来。
那天下午，我们还在踢球。天擦黑，我们远远看见大哑巴爬着回来了，像条虫子。我们跑过去看。他瞪着我们，嘴里呜呜说着什么。他的左腿鲜红一片。蛇皮袋子和竹板不见了，只一条血迹跟着他。
“你的腿怎么了？”我们好奇地问。
他呜呜咆哮着，明显在骂人。我们相视一笑，他没办法种树了。
“你要答应我们不再来球场捣乱，我们就用小推车送你去镇上的医务室。怎么样？”我跟大哑巴谈条件。
大哑巴说，滚。我听得很清楚，他说，滚。
我有点兴奋。他居然能说得清楚。
“你回家去推小推车，快点。”我命令黄豆芽。大哑巴小腿肚上的血已洇湿一滩，黄豆芽拔腿就跑。没一会儿，黄豆芽空着手回来，还一瘸一拐的。他跟他妈说了句，刚要推着车出来，他妈一擀面杖抡在他腿上。“叫你多管闲事！”
我只好再去推车。
刚一进家门，看见我爸正从三轮车上卸东西。他冲着堂屋里说：“敬水神的人太多了，鞭炮屑把桥洞堵死了。我去桥上观景，钱包落在摊位上，回来时，大哑巴正往蛇皮袋子里装。我拉着大哑巴去找黄四哼。黄四哼也够狠的，二话没说，拿起秤砣就砸过去……” 我没听我妈的反应，推起小推车往外跑。我爸回头，“快吃饭了，还往外跑，想挨揍啊。”
“一会就回来。”我应了声，跑得飞快。
来到大肚子河，大哑巴却不见了。黄豆芽说，他爬进了茅草屋。我去敲那扇木门，门已上了栓。凑近门缝，里面像洒了锅底灰。我转头对黄豆芽说，“这不怪我们吧，是他不肯的。”我又转头，对着茅草屋说：“你牛 ×，不稀罕我们帮忙。可你再垄沙丘，我们还是会平。我们不会认输的。”
我有些丧气。香椿牛帮我推着车，我们走了。
我做了个梦，梦见大哑巴死了。我居然有些内疚。我还想，要是那个傍晚，我们把大哑巴送进医务室，说不定，他就不会死了。可我不该内疚。他跟我们作对，还推倒过哥哥。我应该恨他。梦里，我犹豫着，眼泪都出来了，不知道该不该内疚。我跟着一辆木排车走。车上放着大哑巴的尸体，用凉席裹着。木排车走得缓慢，哥哥拉着。来到乱坟岗，大人们将尸体扔进一个坑里，埋得潦草。他们一边埋，还一边骂，妈了个巴子的，这天。我在大哑巴的坟前站了会儿，转身时，大人们不见了，哥哥也不见了。我喊叫着醒来。
大哑巴没死，他成了个瘸子，走路一颠一颠的。他不垄沙丘了，他又像截木桩杵在柳树下。他翻着眼皮看天，天都让他看穿了。看了几天天空，他踅摸进草屋，翻出个蛇皮袋子。他拎着袋子去了下游。
大哑巴丢了丑。偷钱包，性质恶劣。大集的管理人员再次驱逐他。他也失了民心。摊贩子们都防贼似地防他。他丢了竹板，木在摊前时，像没了魂儿。差不多时间了，摊主没反应，他不再天荒地老地等，挪去下一个摊位。这样，他要到的小票和吃食越来越少。收获的挖苦和嘲讽越来越多。“毛票有的是，黄四哼那里更多，你去他那要。”“大哑巴来了啊，钱包在那，看到了吗，你拿嘛，我忙着呢。”大哑巴置若罔闻。
不逢集的日子，他就成了个拾破烂的。
4
其实我们并没看见憨妮哭着从茅草屋里走出来，更没看见憨妮出来时腿上流着血。我们只是在去踢球的路上遇到了憨妮。她穿了件长袖。天气很热，她的衣服都黏在肉上。她靠着路边走，边走，边用脚踢着稗草。香椿牛故意把球踢到她腿上，她抬头乜了乜我们，又低下了头，眼神寡淡淡的。我们没再惹她。看见憨妮，我身上那里就痛起来。从麦秸垛上摔下来那次，刚开始，球在谁手里憨妮就追谁。可后来，他们总是把球传给我，憨妮就弃了球，奔我来。她不仅追，还咆哮，山崩地裂的。我身体边跑边哆嗦，受不了了，才赶忙爬上麦秸垛的。
后来警察找我们时，我们却说了谎。可谎并不是我们先说的。那之前，石桥铺已弥漫起了风言风语。谣言里说，我们踢球的孩子看见了什么。那时已到了暑假的尾声。我们就要告别美好的时光。我们的怀旧提前蔓延在球场上，沉醉且迷乱。但狗眼警察叫醒了我们。他让我们过去。我们惊恐而好奇。
“你们前些天看见憨妮了是不是？”
“嗯。”
“你们看见憨妮从茅草屋里出来？”
“嗯。”
“她哭着出来的，腿上还流着血？”
“嗯。”
……
我们当时似乎并没在回答狗眼警察的问题。我们只是吓着了。要知道，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与警察打交道。戴着墨镜的狗眼本身就非常吓人，而狗眼后边还站着个年轻警察。年轻警察的头发上染了一撮黄毛。他上身套了件警服，下身穿着喇叭裤。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便是喇叭裤，是后来哥哥告诉我的。那也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
我们的心被惊恐和好奇拴得死死的。我们的话被随便说出来，像另外的人在替我们敷衍。
我们不知所以地说，嗯。
嗯。
整个夏天快过去时，水神爷爷才想起了石桥铺。那当儿，不绝于耳的谩骂声已摞上了天，比乌云还厚。雨下得很大，急，将功补过似的。大肚子河上游的水闸承受不住，洪水一泻而下。大哑巴住的那两间茅草屋转瞬被冲塌。不过，那时的大哑巴已被抓，不然的话，他将提前死于一场水灾。毫无疑问。
水库开闸，河水上涨，大肚子里又有了鱼。妈了个巴子的，大人们边骂边织起了渔网。
大哑巴被枪毙了，可没人去领尸体，这气坏了派出所的警察。时节虽已进了秋，可尸体久置派出所，也不是个事儿。某天，疤瘌头的三轮车开进了石桥铺三村。按照区划，大哑巴的几个兄弟都住在石桥铺三村。狗眼警察指挥着疤瘌头和另外两个大盖帽将尸体卸在了村委会门口。书记不让卸，说晦气，但狗眼警察掏出了枪。书记就不说话了。一会儿，书记在喇叭里骂起了黄家的祖宗十八代。
狗眼警察也骂：“人都死绝了吗？说了让去领尸体，没人去领，害老子还要送过来。这是老子该干的事吗？妈了个巴子的，真想一个个崩了你们。”他又用枪指了指疤瘌头，“你他妈赶快滚吧。开上你的破车。老子现在看见你的车就恶心。”疤瘌头如获大赦，跳上车，一脚油门，噌噌噌，车转眼没了影。
尸体是我们埋的。尸体在村委会门口停了三天，书记跟黄家兄弟争执不下。书记的意思是，要火化，这是上面的规定。黄家兄弟想直接埋了，否则要村委会出火化的钱。可书记不同意，不是拿不出那几个钱，关键是，大哑巴是被枪毙的，丢脸。
我，黄豆芽，小甜瓜，香椿牛，我们四个偷偷把大哑巴埋了。趁着夜色。不像梦里，哥哥一个人用木排车把尸体拉去了坟地。我们用的是小推车，哥哥也没参与。
不知当时哪来的勇气。
而就在那个秋天的某个黄昏，有一次去厕所，我第一次发现，我下面长毛了。关于我们的敌人，大哑巴，有个石桥铺人都知道的传言，我一直没有交代。
是我忘了。
二十多年后，我跟打工回来的黄豆芽在石桥铺的一家酒馆里喝酒。我们都喝高了，吐了一次又一次。我们坐在卫生间里，脚蹬着马桶。外面砸门声响了很多遍，砸得我都尿湿了裤子。可我们并不想出去。黄豆芽耷拉着头，手把嘴边的秽物抹得满脸皆是。
他咕噜着问：“你还记得我大爷吗？就是那个下边不长毛的哑巴。”
我眼前一片模糊。
嗯。我头一磕，哼道。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