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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难得一知己，董增凯可谓是我的知己了。自从l952年第一届考古训练班相识起，我们朝夕相处40余年，可谓是真诚的挚友。
董增凯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考古工作者，也是河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余年来，除了晚年因公致残外，他一直在工作岗位上不辞辛苦地工作，他的一生是勤恳工作、倾注身心为河北文物事业的发展而奋斗的一生，是淡泊名利、公而忘私、勇于自我牺牲的一生，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豁达乐观的一生。
20世纪50年代以来，河北文物事业的发展与他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时，河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面临着任务重而无机构、无人员的局面，董增凯担负起创建班子、培养业务人员的重任。1953年3月，他任省文化局文物科长，组建了由一批考古、古建训练班的人员组成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管会在两三年间就发展到20余人，形成了一支年轻力壮、生气勃勃的考古队伍，逐步完成了一系列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任务。如著名的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邢台曹演庄商代遗址群、石家庄市战国遗址的发掘，易县燕下都的勘查和试掘，邯郸赵王城的保护，定县北庄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和望都一、二号汉墓的发掘，井陉柿庄宋代壁画墓群的发掘，邢台南大汪、东董村战国墓群的发掘，唐山陡河水库汉、唐、金、元墓的发掘，封氏墓群的发掘，曲阳修德寺北朝—唐窖藏大批刻铭石造像的发掘，岳城水库等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都是在 1953～1960年间进行的。与此同时，从建国初年起，对山海关城楼，清东、西陵特别是泰陵大碑楼，正定文庙、隆兴寺慈氏阁转轮藏和摩尼殿，曲阳北岳庙大殿，赵县大石桥，邯郸南、北响堂寺，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等大型建筑群也都进行了重点的修缮。这些工作为河北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此，董增凯功不可没。
对于文博机构的建设，董增凯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上世纪50年代初，省文管会、博物馆只有少数工作人员，到1958年成立省文物工作队，人员不断增加，机构逐步扩大。“文革”期间文物考古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文革”后河北省重新成立了文物管理处。上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成立了省文物局，省文物研究所、省古建筑维修保护研究所、省博物馆、省文物商店等也相继建立。董增凯先后担任文物局文物处处长、文物局顾问等职，领导和主持全省的考古发掘和古建筑维修工作。
河北省文博队伍和骨干人才的培养和壮大也是和董增凯等老一辈专家分不开的。他爱惜人才，亲自主持从外地调来一批专家，如孔哲生、冀克武、杨政填、刘增、张守中、孟繁兴、李方岚、李士莲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河北省文博界的骨干人才或部门领导。他于1957、1959年举办了两届全省文物干部训练班，聘请裴文中、安志敏等全国知名专家讲课，为各市、县培养了200多名文物干部，后来他们都成为各地的业务骨干。另外，他还协助古建筑较多的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充实了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革”过后百废待兴的时代，当时的河北文博界人才荟萃，成果累累，文物工作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河北在文物整理和征集方面做得也比较好。在董增凯的主持下，于各地、市信托公司、废品站设点，派专业人员到各地检选社会上的流散文物。从 1957年起，在不足10年的时间里，仅检选的铜器就达数万件，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如唐县南伏城西周铜器、怀来甘子堡春秋“蔡叔季”、青龙抄道沟的北方铜器、燕下都的战国大型铜铺首衔环和带刻铭的“隋大业二年”铜造像，以及数以万计的汉、唐、宋、辽铜镜等。董增凯亲自下去征集的珍贵文物有原藏于抚宁市图书馆的著名的明隆庆三年许纶的《九边图》和大批线装书籍，畿辅先哲祠的大批名人字画，如明文征明的书法、号称“容城三贤”之一的明杨继盛的奏议手稿、清宫廷画家唐岱的《夏日山居图》，及乾隆玉石山子、乾隆御制诗 “马蹄尊”（传原为圆明园之物）、明太监成基命墓和清李鸿藻墓出土的金翠玉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散于民间的清末民初杨柳青年画版近千方（一部分画版上刻有年款），经过董增凯的多方努力而征集、整理、保存了下来，为以后杨柳青年画馆的筹建打下了基础。
董增凯还主抓了全省文物普查工作，保护了数以千计的古遗址、古墓葬。上世纪50年代初，河北就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和“四有”工作，于1959年燕下都召开的大型遗址“四有”工作座谈会上受到中央的表扬，并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1974年的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董增凯提出以文物普查的结果为基础，要县县建立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并首先在承德地区落实，后推广至全省，为河北省文博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董增凯同志 1951年辅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委工作，是省委当时唯一的大学生，面临着许多升迁的机会，但他说“人各有志”，他离不开文物这一行，因此放弃了许多机会。他是一个公认的“老好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同事和睦相处，并从政治上帮助和关心同志。1957年“反右”时，文管会是全省文化部门中唯一没有右派分子的部门，当时的董增凯和省文物工作队队长李捷民顶着巨大的压力，没有把一些有所谓“右派言论”的年轻人划为右派，后来每每提及此事，人们都由衷地感激，他们也由此得到了同志们的莫大信任。他对党的文物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文革”后，为解决外单位占据文保单位的问题，他克服种种阻力，维护了文物保护的原则和立场。上世纪80年代后，为贯彻执行具体业务部门由专家治所的方针，在他的主持下，一大批中青年专家被推上业务部门的领导岗位，一改过去外行领导内行而造成的瞎指挥局面，使河北的文物考古发掘、古建筑保护工作一跃而居全国的前列。
他非常尊重专家的意见。河北距北京较近，又是文物大省，在他主政期间，一些重点考古项目、古建筑维修项目都要从北京请专家亲临指导。裴文中先生是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每年来数次自不必说，其他如贾兰坡、谢辰生、陈滋德、谢元珞、苏秉琦、安志敏、黄景略、张忠培、徐光冀等先生也都是河北的常客；古建筑方面如陈明达、罗哲文、祁英涛、杜仙洲、朱希元等也多次来河北指导工作，甚至蹲点，使河北与这些专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大大推动了河北省文物工作的开展。
董增凯同志在河北文物战线上工作的40余年，正是河北省文物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40年，他所做的工作也是40年来河北文物工作的缩影。退休后的董增凯同志返聘为省文物局顾问，仍不顾自身年迈而忘我地工作。1995年，71岁高龄的他在下乡工作时不幸因车祸造成腿部数段骨折，终生伤残，但他从未埋怨过。此后，为河北省文物事业奔波了大半辈子的他终于停下了脚步，但仍然牵挂着河北的文物工作，遇到同志们去看他，或打电话时，他总是详细地问这问那。2007年8月31日董增凯同志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河北文博界一片哀叹之声。我们深深地缅怀他，因为他为河北文物事业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我们深深地思念他，因为他和河北的文博工作永远紧密相连。
〔责任编辑：成彩虹〕
董增凯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考古工作者，也是河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余年来，除了晚年因公致残外，他一直在工作岗位上不辞辛苦地工作，他的一生是勤恳工作、倾注身心为河北文物事业的发展而奋斗的一生，是淡泊名利、公而忘私、勇于自我牺牲的一生，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豁达乐观的一生。
20世纪50年代以来，河北文物事业的发展与他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时，河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面临着任务重而无机构、无人员的局面，董增凯担负起创建班子、培养业务人员的重任。1953年3月，他任省文化局文物科长，组建了由一批考古、古建训练班的人员组成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管会在两三年间就发展到20余人，形成了一支年轻力壮、生气勃勃的考古队伍，逐步完成了一系列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任务。如著名的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邢台曹演庄商代遗址群、石家庄市战国遗址的发掘，易县燕下都的勘查和试掘，邯郸赵王城的保护，定县北庄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和望都一、二号汉墓的发掘，井陉柿庄宋代壁画墓群的发掘，邢台南大汪、东董村战国墓群的发掘，唐山陡河水库汉、唐、金、元墓的发掘，封氏墓群的发掘，曲阳修德寺北朝—唐窖藏大批刻铭石造像的发掘，岳城水库等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都是在 1953～1960年间进行的。与此同时，从建国初年起，对山海关城楼，清东、西陵特别是泰陵大碑楼，正定文庙、隆兴寺慈氏阁转轮藏和摩尼殿，曲阳北岳庙大殿，赵县大石桥，邯郸南、北响堂寺，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等大型建筑群也都进行了重点的修缮。这些工作为河北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此，董增凯功不可没。
对于文博机构的建设，董增凯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上世纪50年代初，省文管会、博物馆只有少数工作人员，到1958年成立省文物工作队，人员不断增加，机构逐步扩大。“文革”期间文物考古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文革”后河北省重新成立了文物管理处。上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成立了省文物局，省文物研究所、省古建筑维修保护研究所、省博物馆、省文物商店等也相继建立。董增凯先后担任文物局文物处处长、文物局顾问等职，领导和主持全省的考古发掘和古建筑维修工作。
河北省文博队伍和骨干人才的培养和壮大也是和董增凯等老一辈专家分不开的。他爱惜人才，亲自主持从外地调来一批专家，如孔哲生、冀克武、杨政填、刘增、张守中、孟繁兴、李方岚、李士莲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河北省文博界的骨干人才或部门领导。他于1957、1959年举办了两届全省文物干部训练班，聘请裴文中、安志敏等全国知名专家讲课，为各市、县培养了200多名文物干部，后来他们都成为各地的业务骨干。另外，他还协助古建筑较多的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充实了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革”过后百废待兴的时代，当时的河北文博界人才荟萃，成果累累，文物工作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河北在文物整理和征集方面做得也比较好。在董增凯的主持下，于各地、市信托公司、废品站设点，派专业人员到各地检选社会上的流散文物。从 1957年起，在不足10年的时间里，仅检选的铜器就达数万件，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如唐县南伏城西周铜器、怀来甘子堡春秋“蔡叔季”、青龙抄道沟的北方铜器、燕下都的战国大型铜铺首衔环和带刻铭的“隋大业二年”铜造像，以及数以万计的汉、唐、宋、辽铜镜等。董增凯亲自下去征集的珍贵文物有原藏于抚宁市图书馆的著名的明隆庆三年许纶的《九边图》和大批线装书籍，畿辅先哲祠的大批名人字画，如明文征明的书法、号称“容城三贤”之一的明杨继盛的奏议手稿、清宫廷画家唐岱的《夏日山居图》，及乾隆玉石山子、乾隆御制诗 “马蹄尊”（传原为圆明园之物）、明太监成基命墓和清李鸿藻墓出土的金翠玉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流散于民间的清末民初杨柳青年画版近千方（一部分画版上刻有年款），经过董增凯的多方努力而征集、整理、保存了下来，为以后杨柳青年画馆的筹建打下了基础。
董增凯还主抓了全省文物普查工作，保护了数以千计的古遗址、古墓葬。上世纪50年代初，河北就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和“四有”工作，于1959年燕下都召开的大型遗址“四有”工作座谈会上受到中央的表扬，并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1974年的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董增凯提出以文物普查的结果为基础，要县县建立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并首先在承德地区落实，后推广至全省，为河北省文博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董增凯同志 1951年辅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委工作，是省委当时唯一的大学生，面临着许多升迁的机会，但他说“人各有志”，他离不开文物这一行，因此放弃了许多机会。他是一个公认的“老好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同事和睦相处，并从政治上帮助和关心同志。1957年“反右”时，文管会是全省文化部门中唯一没有右派分子的部门，当时的董增凯和省文物工作队队长李捷民顶着巨大的压力，没有把一些有所谓“右派言论”的年轻人划为右派，后来每每提及此事，人们都由衷地感激，他们也由此得到了同志们的莫大信任。他对党的文物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文革”后，为解决外单位占据文保单位的问题，他克服种种阻力，维护了文物保护的原则和立场。上世纪80年代后，为贯彻执行具体业务部门由专家治所的方针，在他的主持下，一大批中青年专家被推上业务部门的领导岗位，一改过去外行领导内行而造成的瞎指挥局面，使河北的文物考古发掘、古建筑保护工作一跃而居全国的前列。
他非常尊重专家的意见。河北距北京较近，又是文物大省，在他主政期间，一些重点考古项目、古建筑维修项目都要从北京请专家亲临指导。裴文中先生是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每年来数次自不必说，其他如贾兰坡、谢辰生、陈滋德、谢元珞、苏秉琦、安志敏、黄景略、张忠培、徐光冀等先生也都是河北的常客；古建筑方面如陈明达、罗哲文、祁英涛、杜仙洲、朱希元等也多次来河北指导工作，甚至蹲点，使河北与这些专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大大推动了河北省文物工作的开展。
董增凯同志在河北文物战线上工作的40余年，正是河北省文物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40年，他所做的工作也是40年来河北文物工作的缩影。退休后的董增凯同志返聘为省文物局顾问，仍不顾自身年迈而忘我地工作。1995年，71岁高龄的他在下乡工作时不幸因车祸造成腿部数段骨折，终生伤残，但他从未埋怨过。此后，为河北省文物事业奔波了大半辈子的他终于停下了脚步，但仍然牵挂着河北的文物工作，遇到同志们去看他，或打电话时，他总是详细地问这问那。2007年8月31日董增凯同志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河北文博界一片哀叹之声。我们深深地缅怀他，因为他为河北文物事业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我们深深地思念他，因为他和河北的文博工作永远紧密相连。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