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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正定；古代建筑；文字题记
【摘要】古城正定素以古建筑众多而闻名，近５０年来在对古建筑进行的维修工程中，相继发现了一些文字题记，对鉴定、研究和修缮这些古建筑提供了可靠而有价值的文字资料。本文综合概述了这些文字题记的发现及其内容，并结合志书及碑文等原有资料的记载就相关问题做了考证和论述。
古城正定素以古建筑荟集而享有“古代建筑博物馆”之美誉，从绵延１２公里的古城墙，到佛道儒之寺观庙宇、名人故居、望族宗祠、民居大院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上起李唐，下迄民国，纵贯１０００余年，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定古建筑的维修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近５０年来，共投资４０００余万元，对隆兴寺、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开元寺钟楼、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等重要古建筑进行了科学全面的修缮，使一座座濒危的古建筑得到了妥善保护。
在对古建筑进行维修的过程中，相继发现了一些僧官和匠师们在肇建和维修时及游人观览时留下的文字题记。这些题记有的写在木构件上，有的书写或刻划在墙壁上，有的模印、书写或刻划在砖瓦上，有的墨书在一块木板上置放于建筑的某一部位，还有的镌刻在古塔地宫的石函上。这些发现大大补充了原有资料，为后人对该建筑的鉴定、研究、修缮提供了可靠而有价值的文字资料。
一、隆兴寺转轮藏阁、摩尼殿、大悲阁题记
隆兴寺位于正定县城东隅，是一座驰名中外的佛教名刹。自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四年（９７１年）在龙兴寺基址上敕造一尊高达七丈三尺的铜质千手观音立像并盖大悲宝阁后，便以此为主体进行扩建，基本奠定了现有的格局。此后元、明、清各代均曾对隆兴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清代中叶这里还是佛阁巍焕，钟鼎灿然，烟火缭绕，游僧云集，直到清后期至民国年间，隆兴寺才因失修而渐渐颓败。新中国成立后，自１９５４～１９９９年，相继对寺内的转轮藏阁、慈氏阁、摩尼殿、戒坛、祖师殿、龙泉井亭、大悲阁进行了落架复原性修缮，并在转轮藏阁、摩尼殿和大悲阁发现了相关的题记。
１、转轮藏阁题记
转轮藏阁是隆兴寺建筑群中的一个配殿，于主体建筑大悲阁月台前西侧面东而立，是一座平面近方形的歇山顶二层楼阁。此阁之梁架结构、柱网布局、斗拱配置被梁思成先生誉为“木构建筑之杰作”［１］和“建筑中罕有的珍品”［２］。阁内底层正中置放一直径６．９米、具有藏经与传教双重功能的木制转轮藏，其时代之早、体量之大为国内所罕见。１９５４年９月至１９５５年８月，国家投资１６万元，并派专家主持，对转轮藏阁进行了落架复原性重修，之后又对阁内的转轮藏做了整修。关于修缮过程中发现的题记，据余鸣谦先生在工程资料《正定县隆兴寺转轮藏殿建筑的初步分析》中所记，在殿内转轮藏大小悬柱和悬梁上有墨书多处，其中可看出年代者有元至正二十五年游人题记和清工匠题记两处。另外在拆落转轮藏阁时，于上檐南山山花板内侧发现有白漆书写的“清康熙重修”字样，上檐斗拱拴木有“顺治十五年”题记。
在隆兴寺现存碑刻中，与该建筑相关的碑文有蒙古宪宗九年（１２５９年）《重修大龙兴功德记》、元延元年（１３２１年）《舍财施永业地转大藏经功德记》和清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重修转轮藏记》。《重修大龙兴功德记》记述了时任寺院住持的国师南无大士“出囊金金饰其像（即大悲菩萨像），随令补修经藏……”。《舍财施永业地转大藏经功德记》碑文剥泐殊甚，内容难以辨知。《重修转轮藏记》则记述了真定府郡守佟彭年与地方官吏于清顺治十五年重修转轮藏阁与转轮藏之事宜。另外，清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１７０３～１７０９年）曾奉皇帝之命阖寺大修，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立《御制隆兴寺碑》以记，此主要殿阁当在重修之列。
上述资料虽未载明此建筑的始建年代，但至少说明蒙古宪宗九年以前此阁已经存在，且阁内的转轮藏已有残坏之处。参照隆兴寺内大悲阁、摩尼殿这些有确切纪年的建筑，并结合此阁之结构特征，许多专家学者均将其年代定为北宋。祁英涛先生具体指出：“从结构上分析，两座建筑（轮轮藏阁与慈氏阁）应同时建于北宋时期，时代上应晚于山门，但比摩尼殿略早，即公元１０世纪末至公元１１世纪初。”［３］对于阁内之转轮藏，梁思成先生确认是“宋初原物无疑”［４］祁英涛先生也将其视为“宋代小木作的稀有遗存物”［５］。而日本学者关野贞在上世纪２０年代考察时认为转轮藏是清代所造，对此，梁思成先生在１９３３年实地调查后认为，转轮藏之结构“无一不与《营造法式》符合”［６］，并发出“不知关野先生何所根据而说它是清代所造”［７］的质疑。由此，转轮藏上发现的元至正年间的游人题记应是否定关野贞观点的可靠文字依据。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转轮藏阁与转轮藏维修过程中发现的题记与碑文所记基本吻合，是研究该建筑沿革可参考的文字资料。
２、摩尼殿题记
摩尼殿是隆兴寺现存宋代建筑中面积最大的一座，面阔、进深皆七间，重檐歇山顶，四面均出山花向前的抱厦，立体布局重叠雄伟，是宋画中此种式样建筑的唯一实物展现。殿内正中佛坛上供泥塑释迦牟尼，迦叶、阿难二弟子和文殊、普贤二菩萨，内槽背壁通壁塑五彩悬山和山中观音，内墙满绘佛教题材壁画。如此恢宏的一座艺术殿堂，历经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时整体梁架向东南倾斜，局部墙体坍塌，柱根糟朽，乳断折，屋顶漏雨。１９７３年国家文物局批准落架大修，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开工，历时３年，投资６４万余元，于１９８０年竣工。在落架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以认真负责、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数以万计的构件逐一进行详细的检查，共发现带有文字题记的构件２４６件，均进行了编号整理。其中木构件８件，檐墙砖、望砖１８６件，筒瓦５件，铁钉１件，有年代者７４件，为摩尼殿始建、重修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而可靠的文字依据。对此，祁英涛先生曾作过较全面的研究［８］，李哲元先生也曾对宋代题记作过介绍［９］。本文在此基础上对题记中个别字重新进行了辨识，并将题记与碑文和志书上的记载对照，予以阐述。
（１）宋代题记。这次发现的宋代墨书题记共有四处。第一处写在上檐后明间西檐柱柱头铺作二昂底皮上，题记两行为“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立，小都料张德故记”（图一）。第二处写在内槽西山面补间铺作栌斗底皮上，题记为“小都料（成？）从（勿？）二十八立，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立柱□”（图二）。第三处写在上檐内槽后明间东补间斗拱的斜散斗底皮上，内容为“真定府都料王”。第四处于内槽西次间西缝大阑额上发现，共２１字，每字约１２厘米见方，总长２．８米，内容为“大宋皇四年二月廿六日立柱记当寺僧守文故题”（图三）。此题记中“当”曾被识为“常”，“文”曾被识为“义”。
以上四处题记中，第一、二、四题记均是确定摩尼殿创建年代的绝好证据。在未发现这些题记之前，学术界对摩尼殿的创建年代一直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隆兴寺是北宋初皇帝敕建大悲阁后扩建而成的，摩尼殿不仅坐落在中轴线上显要位置，而且规模宏大，平面布局和立体造型也都具有宋代风格，故而将其定为宋代建筑。另一种则认为摩尼殿补间斗拱为４５°斜拱，而在古建筑中大量使用斜拱是辽金地区的建筑特征之一，正定历史上不属辽的统治范围，同时金代对佛教也很推崇，故将其建筑时代定为金。这些题记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解决了这一长时期的争议。此外，第四处题记除纪年外，尚有当寺僧守文的名号。清乾隆十三年编纂的《隆兴寺志》中记载的本寺院宋代高僧仅有一文、惠演和琼法，此题记为隆兴寺的历史又增添了一位重要僧人。
前三处题记中，两处既有时间，又有小都料姓名，一处只有都料姓名。都料，即都料匠之简称。据《汉语大词典》，古代称营造师、总工匠为都料匠。唐宋时期的都料匠类似现在的建筑师。“真定府都料王”的题记明确告诉我们，当年修建摩尼殿的总建筑师为真定府人王。作为如此雄伟绝妙建筑的总建筑师，王一定是一位设计施工方面的大师，这也就为中国古建筑史和正定历史增添了一位杰出名人。另两处题记中的小都料张德、成从勿，当是王的下属。在我国现存的早期建筑中能留下建筑师姓名的极为少见，故这些题记既重要又难得。
（２）明代题记。明代题记在施工中发现最多，除木构件上的墨书题记外，还有刻划在板瓦、望砖、檐墙砖和角梁钉上的。其中，二处墨书题记“大明成化二十二年二月□□日”写在北抱厦脊枋底皮上，一处“成化二十二年七月□□日”写在南抱厦罗汉枋上；一块长４６厘米、宽２３．２～３０厘米的板瓦底面上刻有“真定卫中千所百户余丁王庆造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造”；在六块长４３厘米、宽２７厘米、厚４．５～５厘米的刻有年号的望砖中，题字最多的两块分别为“束鹿县郭西社善人王奉肆月初三日磨砖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大明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蒿城井堂”；一块檐墙砖上的题记为“闰盘砖二个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东抱厦的角梁钉三面均有刻划题记，分别为“真定卫右所王下”，“余丁贵成丁二个”，“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上述题记中，有“真定卫中千所”、“真定卫右所”。明朝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开始在全国实行军屯卫所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１０］，规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百二十人为千户所……”［１１］。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于真定城内设真定卫，作为真定、保定两府内驻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前所在卫治东，左右所在卫治南，中所在倒马关”［１２］。“中千所”、“右所”当是“中千户所”、“右千户所”之略称。再从这些题记的位置和内容分析，明成化二十二年题记分布在该殿之屋顶、檐墙及四抱厦，说明当时对大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缮，且由真定卫军民捐资修成。
檐墙砖刻划题记为殿内壁画的绘制年代提供了佐证。由于此前摩尼殿壁画的绘制时间无文字可考，人们只是从其风格上断定为明代，而此题记的发现证明檐墙是明成化二十二年砌筑的，壁画附着在墙上，且没有揭取重装的痕迹，说明它与墙身的年代应是基本一致的。另外，据明弘治八年《重修摩尼殿碑记》载，僧官梦堂主持重修摩尼殿及佛像，经始于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年）八月，落成于二十一年（１４８５年）十二月。碑记的落成时间与题记的时间稍有出入，当以题记为准。
（３）清代题记。在清代的题记中，有两处是写在板瓦上的，一为康熙十年，一为康熙十三年；写在上檐东次间撩檐上的题记为“康熙四十七年四月九日重修李吉题”；最多的则是道光二十四年的题记，除“大清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卯时上梁重修”写在脊枋下外，在琉璃筒瓦底面书写“道光甲辰重修”的有５０多块，还有两块望砖上刻划有“重修摩尼殿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吉”、“大清道光二十四年三月重修”字样。
在《隆兴寺志》和碑文中，并没有康熙十年和康熙十三年重修摩尼殿的记载，因其系写在板瓦上，估计是仅对屋顶进行了局部维修。清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圣祖玄烨自山西五台山回銮路经真定，入隆兴寺礼佛并宿住寺内，见寺内殿阁倾圮，残破颓败，即应众僧之请，令殿宇全部重修，并亲派官员看工估料，主持督修，需金数万悉出内帑。此次工程历时六年，于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告竣。对这次大规模的修缮，除《御制隆兴寺碑记》铭记外，地方官吏、寺院住持也纷纷立石，但在所有碑石中，对修缮过程均记得很笼统。东次间撩檐上发现的“康熙四十七年四月九日重修李吉题”题记，则明确指出了摩尼殿这次重修的具体时间和建筑师的姓名。能在这样大规模的修缮中负责施工，李吉显然也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匠师。
从发现最多的道光二十四年题记可知，当年对摩尼殿上檐局部和屋顶进行了维修。但随着清末政治经济的衰败，隆兴寺也每况愈下，未能对这次重修勒石铭记，故这些题记为研究摩尼殿的历史补充了新的资料。
（４）无年号的题记。在发现的２４６个有题记的构件中，没有年号的以望砖为最多，刻划的内容多为造砖人、施舍砖人和磨砖人姓名，如“马氏造”、“饶阳孙杰砖”、“赵妙磨砖二个”等。另有一种尺寸较大的望砖，长４０厘米，宽３２厘米，厚４．５厘米，砖面模印“大悲菩萨”四字，应原为大悲阁的构件。
从１９７７年摩尼殿落架过程发现的大量题记分析可知，此殿自北宋皇四年肇建后，明成化二十二年、清康熙四十七年进行过较大规模的维修，清道光二十四年进行了上檐脊步的局部落架和瓦顶的翻修。而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年投资６０多万元对摩尼殿的落架大修，则是迄今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修缮工程。
３、大悲阁题记
大悲阁是隆兴寺的主体建筑，北宋初年奉皇帝之命而建，因阁内２２米高的铜铸千手观音位居全国之最，故倍受历代封建皇室的重视，金、元、明、清曾多次奉敕重修。清朝末期至民国初年，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无力进行整修，致使大悲阁顶部坍塌，铜像饱受风雨侵蚀。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纯三和尚来隆兴寺作住持后，目睹此残状，遂誓愿复兴，但因工程浩大力所不及，便于１９３３年采取权宜之计，在铜像下石须弥座上砌筑了一个３0多米高的佛龛以保护佛像。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在当时的河北省长吴赞周、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的发起下，决定拆去佛龛，重修大悲阁。经过三年募集筹资，北京刘世铭居士代为设计绘图，北京阜民公司施工，工程始于１９４３年正月，落成于１９４４年３月。此次重修因财力不足，故拆去了两侧耳阁以利用旧料，结果不仅大悲阁的面积缩小，两耳阁也被夷为平地。关于这次重修，除大悲阁月台西侧有民国三十三年立的《重修隆兴寺碑》外，尚有住持纯三和尚写的《重建大悲阁因缘纪略》折页。由于１９４４年的重修缺乏科学性而未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１９９２年国家文物局派专家现场查勘后，决定重修大悲阁并恢复两耳阁。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４日举行落架仪式，１９９９年９月工程告竣。在１９９７年８月９日先期拆落大悲阁抱厦时，原本显露的带铭文望砖更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其数量达近百块，大多为长方形灰砖。砖长３５．５～４１厘米，宽２２～２６厘米，厚３．８～５厘米。铭文分阳文和阴文两种，分别为“一文和尚”（图四）、“孤舟重修”、“梦堂重修”、“大悲菩萨”等字样。另外还有尺寸为３８×２３×４厘米、阴刻“民国壬戌重修，纯三和尚”字样的水泥砖。“一文”乃隆兴寺宋代高僧，“孤舟”、“梦堂”为该寺明代高僧。
９月１８日，在抱厦明间脊檩与随梁枋之间发现了一块长１５３厘米、宽７．７５厘米、厚０．５厘米的墨书题记木板。木板正背两面均有文字。正面为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初一大悲阁抱厦上梁时寺院住持纯三写的《重修大悲阁始末》（图五），计４行，全文如下：“正定大佛寺古名龙藏寺，创于隋开皇六年，今已一千三百五十七年。大佛铜像及阁建于宋开宝四年，迄今亦九百七十二年。大佛原为观音菩萨化像，旧为四十二臂，传为清高宗截去，故仅存二臂。纯三于民国二十年住持是寺，目睹大佛暴露，阁殿倒塌，实觉心伤，奈修复无力，徒唤奈何。虽经数度奔走，只以因缘未熟，故而终止。后于民国廿二年经程守初县长发起，募建小龛，暂避风雨。复于民国卅年蒙吴赞周省长代为提倡，复蒙王揖唐委员长亲为发起，首捐巨款以资倡导，以致各省、市、县长官踊跃输将，并代广为劝募。乃于三十一年先修复天王殿，□大悲阁因欲保存古建筑，且因工程浩大，颇费计划。幸遇刘世铭工程师代为绘图、设计、监工等，纯为义务，志在完成佛事，至为可感。乃于民国三十二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开工，至五月初一日辰抱厦上梁吉日。因特记其始末，以待后之有志者良以成住坏空，乃循环之定□。因缘虽熟，亦待有志者之努力。既因往昔引生，今后犹期，今后远胜于前。敬愿以此功德回向世界，早现和平，一切众生，同归安养。民国三十二年国历六月三日、夏历五月初一日，河北省正定县住持纯三谨识。”背面为上梁时间，寺院僧官名号及建筑师、承造者、工师的姓名：“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三日岁次癸未年夏历五月初一日大悲阁上梁吉日。隆兴寺副司笑然、监院昙瑞、住持纯三、知客净春、悦众清林共同募修，建筑师承造者刘世铭、程子容、刘礼华，工师种志化、杨凤起、吴桂麟、孙玉盛、种永增。”
１９4４年刻立的《重修隆兴寺碑》记述较空泛，涉及此次重修大悲阁内容的只谈到了发起人、设计监工人和起止时间。而《重建大悲阁因缘纪略》及此《重修大悲阁始末》题记，均记述了隆兴寺大悲阁此次重修的缘起、发起人、募捐情况、设计施工人员及起止时间等。唯此题记中民国三十一年先修天王殿之举，背面所记具体的上梁时间及隆兴寺监院、知客、副司、悦众等僧官和承造者刘礼华及五位工师的姓名是原来资料中所没有的。
二、临济寺澄灵塔题记
临济寺是中国佛教史上一座颇具影响的寺院，创建于东魏兴和二年（５４０年），位于正定城东滹沱河畔的临济村。唐大中八年（８５４年），僧义玄在江西黄蘖山得希运禅师真传后抵临济寺作住持，并于此创立了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据元《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记，正当临济禅院门庭隆盛的时候，适丁兵革，太尉墨君和于城中舍宅为寺，亦以临济为额迎师前往。未几，又拂衣南迈。唐咸通八年（８６７年），义玄禅师于大名兴化寺圆寂，其舍利分而为二，建塔藏之，一塔建于魏府（今河北大名），一塔建于镇阳（今河北正定）。建于正定临济寺的瘗藏义玄禅师舍利之塔，由久慕义玄禅师的唐懿宗赐名为“澄灵塔”。该塔自唐咸通年间建立后，历经２００余年完好无损，金国兵兴，寺为焦土，塔被粪土瓦砾埋壅。大定二十三年（１１８３年），金世宗敕命于塔故址进二十步重树九级砖浮图，命官吏率高行师德董其役，大定二十五年（１１８５年）工竣。今存之塔即为此时所建，元、明、清各代均进行过修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塔已是伤痕累累，１９６６年邢台地震时塔刹坠毁。为保护这一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塔，１９８５年宗教部门投资８万元，修补了１～７层塔身，拆除重修了８～９层，并重新制作安装了塔刹。在维修过程中，从塔身八、九层取下铜镜３件，其中从九层南面取下的一件刻有铭文。此镜圆形，直径２２厘米，钮左侧刻文字两行：“善人孙铎、室人杨氏、长男孙涌、室人张氏、顺城关金火匠杜宽、赵亨。”铜镜通常被认为是照面饰容之具，将其高置于塔上当为避邪厌胜之用，也说明了铜镜的另一个用途。从此镜的形制看，似为明代之物。据现存寺内的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年）《重修临济塔记》碑文记述，明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年）锦衣卫都指挥、真定守备颜泓相继捐资重修，这些铜镜当为此次重修后安于塔上的。带铭铜镜除告诉我们该镜为孙铎家人所捐外，尚可知顺城关这个与城毗邻的小村庄明代时有制作铜镜的作坊，杜宽、赵亨应是当时手艺高超且有一定名气的金火匠人。
另外，在恢复塔刹时，参考了１９６６年坠下的塔刹残片。这些残片上铸有铭文。较厚的残片残存铭文为“大定二十五年平山县铸相轮”（图六）；较薄的残片残存铭文断断续续为“大明国弘治十八年六月吉日钦差守备真定……指挥同……室人……重建”（图七）。这些残片显然分属两个时代，其铭文所记的时间、官职与碑文所记基本吻合。金代塔刹残片铭文明确告知，金大定二十五年重建的临济寺澄灵塔塔刹相轮为平山县所铸。
三、天宁寺凌霄塔地宫石函铭记
天宁寺凌霄塔是一座以木构为主的砖木混合结构的楼阁式塔，当地俗称“木塔”，高４１米，位居正定四塔之首，为古郡之巨观。塔身四层以上中心保留着对稳定塔身极为有利的塔心柱结构形式，是研究我国早期木塔结构的罕见实例。
为保护这一古塔，１９８１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修缮，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正式动工，重砌了台基，剔补了１～３层塔体，４～９层拆除重修，重装塔刹，恢复了楼板梯栏等，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工程告竣。１９８２年９月在对塔基进行勘测时，于底层塔心室正中地面下９８厘米处发现地宫，并进行了清理。在出土的５７件文物中，两件带铭石函尤为重要。
凌霄塔地宫的平面为圆形，砖砌直壁穹隆顶，通高２０１厘米，外径７６厘米，正中置放金正隆六年（１１６１年）仰莲式石函。此函系青石雕制，形体较大，通高达９２厘米。函盖为内凹式圆盖，直径７９厘米，盖面阴刻楷书铭文：“自唐代宗朝起寺建塔，至宋庆历五年重修，又至大金皇统元年再建宝塔一座。时正隆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藏佛牙、舍利塔铭。起塔功德主张化主，起塔功德主窦化主，劝缘住持传法沙门惠领，劝缘西堂和尚道彦，劝缘河北西路管内都僧录住持传法、特授赐紫通悟大师道昌。”（图八）
关于天宁寺的始建及重修，《正定府志》、《正定县志》均记始建于唐咸通初，明、清重修，而此石函铭文则明确记为“自唐代宗朝起寺建塔”，不仅确定了寺及塔的创建年代，也将志书所记天宁寺始建时间提前了约一个世纪。铭文“至宋庆历五年重修，又至大金皇统元年再建宝塔一座”，则补充了志书的记载。石函铭所记起塔功德主为张化主、窦化主。“化主”为“劝化信徒布施以供三宝也”［１３］，可见张氏、窦氏为劝化信徒布施修塔之佛弟子。此外，石函铭还告知了三位劝缘高僧的名号，分别是劝缘住持传法沙门惠领、劝缘西堂和尚道彦和劝缘河北西路管内都僧录住持传法特授赐紫通悟大师道昌。“劝缘”即“劝有缘之人而使寄附净财也”［１４］。“西堂”，《佛学大辞典》记：“禅林称当寺前住之人为东堂，他山隐退之长老住本寺，名为西堂，以西是宾位故也，……长老称上人，次称西堂。”“河北西路”为地方建置，北宋雍熙四年（９８７年）将河北路分为河北东、西两路，真定府为河北西路首府。金沿宋旧名，又称真定府路。另据金代制定的僧官制度，僧官位最高的号称国师，住首都，其余四京各设僧录、僧正（郡设都纲），各县设维那，对佛教圣地别置僧官。僧侣考选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法师优异者由朝廷加名德称号，如某某大师。“赐紫”即赐紫衣，唐朝对一些僧官封以赐紫衣赏号，始于武后之赐怀义等紫袈裟、银龟袋，后僧人以赐紫为荣。可见道昌是一位学识超众、职位较高的僧官。
另一方为宋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方形石函，置放于金正隆六年石函盖顶中间。出土时函内盛水，水内浸泡鎏金楼阁式银片、水晶珠和璞玉。函盖青石质，作顶式，盖顶阴刻铭文７行：“睢阳刘曾奉为资荐先考大夫、先妣仁和县君宋氏、先妣焦氏生界舍所藏舍利置慧光塔下，永充供养。崇宁二年九月丙戌曾谨记。”（图九）铭中“睢阳”为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刘曾之父官为“大夫”，唐宋以来高级文职阶官号大夫，北宋后期高级武官及医官亦号大夫。刘曾藏舍利置正定慧光塔下，推测刘曾之父或刘曾本人曾在正定一带为官。更重要的是，此铭告诉了我们天宁寺塔早期的名字为慧光塔，这是以前所有相关资料中所没有的。另外，函身两侧口沿均阴刻楷书一行，右侧为“内殿承制真定府路走马承受”，左侧为“江洙施十方永泰堂头供使”（图一○）。“内殿承制”，官名，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置，为武臣阶官七品。神宗元丰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年） 改制，为正八品。“真定府路”，宋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年）置，金代沿袭。“走马承受”，官名，为走马承受公事之简称，宋太宗时置于诸转运司及沿边各路，以三班使臣或内侍充任，员各一至三人，掌监察部内官吏，亲军政，察边事。无事则每年回京入奏一次，沿边有警则随时驰驿上闻，例许风闻言事。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年）定制，凡差拨军马、士卒私有陪费及将官措置乖失，皆须密具其事及时奏闻。据此，函身的雕制应不早于庆历八年，不晚于崇宁二年。由此盖铭可推知，凌霄塔或其地宫在崇宁二年时应做过重修。函口右侧铭有“永泰堂头”字样。“永泰”乃天宁寺早期名称。关于此，近年征集的一通宋大观二年十方洪济禅院的“敕文札子”碑文中载：“本府天宁寺原名永泰寺，近蒙敕改为天宁禅寺……。”此函铭文可与此相印证。“堂头”即住持。
另外，金正隆六年石函内所置的长方形石函一侧面有墨书“塔下石匣”四字，疑此小石函为早期塔下之物，此四字乃金正隆六年建地宫移动此函时所做的标记。此批文物中带文字的器物还有地宫顶部封口砖间夹悬的“福寿满堂”文字铜镜和１８枚“大观通宝”铜钱，对研究凌霄塔的历史均有一定的价值。
四、开元寺钟楼题记
开元寺是正定古城八大寺院之一，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５４０年），兴盛时期寺内的建筑多达９座，现仅存砖塔和钟楼。二者于主殿前东西而立，是研究唐代寺院平面布局的重要实例，尤其是建于晚唐的平面方形的二层楼阁式钟楼，不仅是河北省最早的古建筑，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此钟楼虽经明、清、民国时期的多次维修，但至１９８８年重修前已是残破不堪，墙体酥裂坍塌，柱根糟朽，梁架、枋、斗拱、椽飞朽折严重。１９８８年１月钟楼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６月便批准落架大修。在１９８９年２月拆落过程中，于下层南山面第二根柱上端发现明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清康熙七年三月十一日墨书题记木板各一块。明嘉靖二十七年题记木板长９０．３厘米，宽１８．５厘米，厚５．３厘米，正面及右侧均有题记。正面文字６行，内容为：“重修开元寺钟楼佛殿塔记。孙真空、真来、真经、真礼、真纪、真成、真奉、真栾，慕（募）缘比丘僧圆海，徒弟明保、明见、明辉、明彻、明堂、明住、明玉、明朗、明真、元亮，住持僧义远、退印（隐），住持义端，都管祖深，库头净通，点（典）座大彻、惠兰，后缺都纲义在、本山、印惺、永宁、永安、印堂、印受、真奉、祖山、祖敬、净太、祖官，泥水匠董志刚，男董经、董莫、董深，孙董□、董□堂、董净余、祖林、义亮、普成、义隆。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同记。木匠赵保、赵玺、赵隆，琉璃匠王计先、王经，泥匠高大、高廷锐。”（图一一）右侧字为：“□工刘住等五十名。”清康熙七年题记木板长４７．３厘米，宽２２．２厘米，厚２．３厘米，题记为：“开元寺重修钟楼记。募缘比丘僧自成，号开化，寂学号秀峰，自成师叔来堂，徒性定、性玉、性才、性和，点（典）座巩，本寺住持僧玄恭，徒妙钦，孙思洪、思满、思法、思治，重孙修文，总理修建真定县儒学生何性治，号理初，木匠雨逢现、云真，徒弟蔡名印，泥水匠张真、陈喜龙，小工头杨有才，上工人贾道。大清康熙七年三月十一日之吉记。”（图一二）
《正定府志》、《正定县志》、《河朔访古记》中仅对开元寺作了简单介绍，均未谈及钟楼的创建和重修。已失的明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重修真定开元寺记》和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年）《重修开元寺碑记》碑文分别记：“真定郡城中央有寺，创自后魏，其名解慧，宋元间更今名，……毗卢阁左右伽蓝，给孤堂，前有门楼，后有雁塔，则齐之遗迹，上凌青霄实众大筏殿，左侧有古钟楼……。”“正郡开元寺之建也，历世久远，递坏递修，迄于国朝相沿不坠，左钟楼，右浮图，前天王殿、伽蓝殿，后法船正殿，栋宇参差，互相辉煌……。嘉庆十年九月钟楼忽颓，邑人触目怆心， 图之堕也，爰倡议捐修。因钟楼之修而兼及其余，缺者补之，敝者新之，又创增毗卢、韦陀殿三楹，愿制较前为备。工始于嘉庆十年九月，成于十四年四月……。”现存石碑尚有清康熙七年《真定开元寺重修浮图记》，清光绪七年《重修开元寺碑记》和民国十一年《重修开元寺碑记》。以上所有资料中均没有明嘉靖二十七年重修的记载。这次发现的明嘉靖二十七年题记为研究该寺院的重修、建置、僧官名号、匠师姓名等情况增添了重要资料。
据清康熙七年《真定开元寺重修浮图记》碑文的记述，开元寺塔重修后，以其余材既饰前后殿宇，复修钟楼；碑阴也记有修塔募缘比丘、住持僧、总理工事、泥匠头之名号。发现的木板题记可与碑文相互补充，从题记中可知募缘比丘僧自成、寂学的号分别为开化、秀峰。
五、广惠寺华塔题记
花塔是我国古塔艺术造型中的一种，其主要特征是塔身上半部以佛教题材的雕塑作为装饰，犹如巨型花束光彩夺目，不仅使原本朴质庄严的佛塔变得富丽多姿，更具观赏性，同时也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气氛。此种类型的佛塔国内仅存有几座，在这屈指可数的花塔中，正定广惠寺华塔不仅装饰最为华美，在高耸的主塔四隅附以六角形单层小塔更是其奇特之处，为海内所仅见。
关于广惠寺华塔的结构与形制，曾有多人发表文章介绍，此不赘述。而对塔的始建和重修却说法不一，综合碑文和志书的记载，其始建年代说法有五：一塔创于赵；二建于隋；三兴于魏隋之间；四始于唐之神尧高祖；五唐贞元中建。早期重修的记载有三：一修于唐；二修于唐宋之际；三既毁于金之皇统，复修于金之大定。根据记载和塔之结构，以及雕刻于唐开元十六年、贞元十一年移于塔内的多宝、释迦二如来石造像铭文，近几十年，古建筑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该塔始建于唐贞元年间，现存之塔系金代遗物。
由于广惠寺华塔多年饱经风雨侵蚀，主塔残破倾斜，裂痕累累，岌岌可危，四隅小塔仅存残址，１９９０年国家文物局批准重修，并要求将此工程当作研究项目进行。１９９４年正式动工，在尽量保存原构件的情况下，对主塔进行了修补加固，恢复了失存的塔檐平座和四隅小塔，耗资２２０万元，于１９９９年８月工竣。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三处宋人题记，均是很重要的文字资料，刘智敏同志曾据此对华塔的建筑年代问题作了新探［１５］。
三处题记中，两处刻于二层回廊内壁西南面佛龛旁侧。题记之处原被一层灰皮所罩，因空鼓将其剔除。位于下层佛龛右侧的题记为：“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八日龙卫佑第二军第一指挥第都节□□□□到此记□□。”位于上层佛龛右侧的题记为：“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十日侍卫步军司□圻官□□曹案王钛同到此拾记之。”在不可全辨的题记中，第一则题记“龙卫佑第二军”和第二则中的“侍卫步军司”清晰可识。据《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宋初，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简称侍卫马军司或马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与殿前都指挥使司合称三衙，分掌全国禁军之统领，兼总厢兵，侍卫马军司统兵官为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各一员，掌禁军马军诸指挥之名籍，总其政令，侍卫扈从及大礼宿卫；所领马军自龙卫而下有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龙卫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侯，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侯、承勾、押官。第二则题记中的“侍卫步军司”为官署名，即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圻官”当为掌管兵马之官。《宋史》卷4记，太平兴国四年四月辛酉，宋太宗以孟玄、刘廷翰为兵马都钤辖，崔翰为总马步军，率军驻镇州；壬戌赵光义亲临镇州督战，击败御卿克岚军。可见题记的时间、内容均与史书记载的史实相吻合。第三处题记位于二层塔梯门券部，内容为“……宁十年”，推测第一字为“熙”，熙宁十年为１０７７年。另外，１９９１年河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曾将塔体砖标本送请上海博物馆进行热释光测试，测试结果为距当时９８０±３０年和９１０±３０年，此时间上下限均在宋朝的范围内。从三处宋代题记和塔体砖的测试年代两方面分析，华塔二层以下应为宋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年）以前所建。
另外，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曾在华塔底层南正面发现金正隆辛巳年游人墨书题记。１９６３年３月７日，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及王冶秋、王书庄、梁思成几位专家看后，决定将其揭取珍藏。该题记的内容为：“周百父叔暨□□山王仁庋仝登是塔。正隆辛巳四月十二日题记。”金正隆辛巳年与大定元年是同一年，即１１６１年。此题记亦可说明现存塔身一层在金正隆辛巳年以前已经存在，而不是金大定复修的遗物。
上述题记是探究现存华塔时代的重要文字依据。由于题记发现于塔之一、二层，所以可以确定华塔的一、二层为宋代遗物。然而塔身“第三层平座甚大，但塔身则骤小”［１６］，与下部塔身形成一定反差，加之尚无文字确证，故三层塔身以上到底是宋代遗存还是如碑文所记录的金大定年间复修，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和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１］［２］［６］［７］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载《梁思成文集》第一辑，第１８４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３］［５］祁英涛：《正定隆兴寺简介》，载《祁英涛古建论文集》，第１５６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４］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载《梁思成文集》第三辑，第１２５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８］祁英涛：《摩尼殿新发现题记的研究》，载《祁英涛古建论文集》，第１０６～１１３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９］李哲元：《河北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发现宋皇四年题记》，《文物》１９８０年３期。
［１０］《明史·兵志》卷８９。
［１１］《明史·兵志》卷９０。
［１２］清光绪版《正定县志·卫所》卷２６。
［１３］［１４］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１５］刘智敏：《正定广惠寺华塔建筑年代问题新探》，《文物春秋》１９９９年３期。
［１６］同［１］，第２２３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
【摘要】古城正定素以古建筑众多而闻名，近５０年来在对古建筑进行的维修工程中，相继发现了一些文字题记，对鉴定、研究和修缮这些古建筑提供了可靠而有价值的文字资料。本文综合概述了这些文字题记的发现及其内容，并结合志书及碑文等原有资料的记载就相关问题做了考证和论述。
古城正定素以古建筑荟集而享有“古代建筑博物馆”之美誉，从绵延１２公里的古城墙，到佛道儒之寺观庙宇、名人故居、望族宗祠、民居大院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上起李唐，下迄民国，纵贯１０００余年，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定古建筑的维修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近５０年来，共投资４０００余万元，对隆兴寺、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开元寺钟楼、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等重要古建筑进行了科学全面的修缮，使一座座濒危的古建筑得到了妥善保护。
在对古建筑进行维修的过程中，相继发现了一些僧官和匠师们在肇建和维修时及游人观览时留下的文字题记。这些题记有的写在木构件上，有的书写或刻划在墙壁上，有的模印、书写或刻划在砖瓦上，有的墨书在一块木板上置放于建筑的某一部位，还有的镌刻在古塔地宫的石函上。这些发现大大补充了原有资料，为后人对该建筑的鉴定、研究、修缮提供了可靠而有价值的文字资料。
一、隆兴寺转轮藏阁、摩尼殿、大悲阁题记
隆兴寺位于正定县城东隅，是一座驰名中外的佛教名刹。自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四年（９７１年）在龙兴寺基址上敕造一尊高达七丈三尺的铜质千手观音立像并盖大悲宝阁后，便以此为主体进行扩建，基本奠定了现有的格局。此后元、明、清各代均曾对隆兴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清代中叶这里还是佛阁巍焕，钟鼎灿然，烟火缭绕，游僧云集，直到清后期至民国年间，隆兴寺才因失修而渐渐颓败。新中国成立后，自１９５４～１９９９年，相继对寺内的转轮藏阁、慈氏阁、摩尼殿、戒坛、祖师殿、龙泉井亭、大悲阁进行了落架复原性修缮，并在转轮藏阁、摩尼殿和大悲阁发现了相关的题记。
１、转轮藏阁题记
转轮藏阁是隆兴寺建筑群中的一个配殿，于主体建筑大悲阁月台前西侧面东而立，是一座平面近方形的歇山顶二层楼阁。此阁之梁架结构、柱网布局、斗拱配置被梁思成先生誉为“木构建筑之杰作”［１］和“建筑中罕有的珍品”［２］。阁内底层正中置放一直径６．９米、具有藏经与传教双重功能的木制转轮藏，其时代之早、体量之大为国内所罕见。１９５４年９月至１９５５年８月，国家投资１６万元，并派专家主持，对转轮藏阁进行了落架复原性重修，之后又对阁内的转轮藏做了整修。关于修缮过程中发现的题记，据余鸣谦先生在工程资料《正定县隆兴寺转轮藏殿建筑的初步分析》中所记，在殿内转轮藏大小悬柱和悬梁上有墨书多处，其中可看出年代者有元至正二十五年游人题记和清工匠题记两处。另外在拆落转轮藏阁时，于上檐南山山花板内侧发现有白漆书写的“清康熙重修”字样，上檐斗拱拴木有“顺治十五年”题记。
在隆兴寺现存碑刻中，与该建筑相关的碑文有蒙古宪宗九年（１２５９年）《重修大龙兴功德记》、元延元年（１３２１年）《舍财施永业地转大藏经功德记》和清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重修转轮藏记》。《重修大龙兴功德记》记述了时任寺院住持的国师南无大士“出囊金金饰其像（即大悲菩萨像），随令补修经藏……”。《舍财施永业地转大藏经功德记》碑文剥泐殊甚，内容难以辨知。《重修转轮藏记》则记述了真定府郡守佟彭年与地方官吏于清顺治十五年重修转轮藏阁与转轮藏之事宜。另外，清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１７０３～１７０９年）曾奉皇帝之命阖寺大修，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立《御制隆兴寺碑》以记，此主要殿阁当在重修之列。
上述资料虽未载明此建筑的始建年代，但至少说明蒙古宪宗九年以前此阁已经存在，且阁内的转轮藏已有残坏之处。参照隆兴寺内大悲阁、摩尼殿这些有确切纪年的建筑，并结合此阁之结构特征，许多专家学者均将其年代定为北宋。祁英涛先生具体指出：“从结构上分析，两座建筑（轮轮藏阁与慈氏阁）应同时建于北宋时期，时代上应晚于山门，但比摩尼殿略早，即公元１０世纪末至公元１１世纪初。”［３］对于阁内之转轮藏，梁思成先生确认是“宋初原物无疑”［４］祁英涛先生也将其视为“宋代小木作的稀有遗存物”［５］。而日本学者关野贞在上世纪２０年代考察时认为转轮藏是清代所造，对此，梁思成先生在１９３３年实地调查后认为，转轮藏之结构“无一不与《营造法式》符合”［６］，并发出“不知关野先生何所根据而说它是清代所造”［７］的质疑。由此，转轮藏上发现的元至正年间的游人题记应是否定关野贞观点的可靠文字依据。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转轮藏阁与转轮藏维修过程中发现的题记与碑文所记基本吻合，是研究该建筑沿革可参考的文字资料。
２、摩尼殿题记
摩尼殿是隆兴寺现存宋代建筑中面积最大的一座，面阔、进深皆七间，重檐歇山顶，四面均出山花向前的抱厦，立体布局重叠雄伟，是宋画中此种式样建筑的唯一实物展现。殿内正中佛坛上供泥塑释迦牟尼，迦叶、阿难二弟子和文殊、普贤二菩萨，内槽背壁通壁塑五彩悬山和山中观音，内墙满绘佛教题材壁画。如此恢宏的一座艺术殿堂，历经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时整体梁架向东南倾斜，局部墙体坍塌，柱根糟朽，乳断折，屋顶漏雨。１９７３年国家文物局批准落架大修，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开工，历时３年，投资６４万余元，于１９８０年竣工。在落架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以认真负责、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数以万计的构件逐一进行详细的检查，共发现带有文字题记的构件２４６件，均进行了编号整理。其中木构件８件，檐墙砖、望砖１８６件，筒瓦５件，铁钉１件，有年代者７４件，为摩尼殿始建、重修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而可靠的文字依据。对此，祁英涛先生曾作过较全面的研究［８］，李哲元先生也曾对宋代题记作过介绍［９］。本文在此基础上对题记中个别字重新进行了辨识，并将题记与碑文和志书上的记载对照，予以阐述。
（１）宋代题记。这次发现的宋代墨书题记共有四处。第一处写在上檐后明间西檐柱柱头铺作二昂底皮上，题记两行为“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立，小都料张德故记”（图一）。第二处写在内槽西山面补间铺作栌斗底皮上，题记为“小都料（成？）从（勿？）二十八立，皇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立柱□”（图二）。第三处写在上檐内槽后明间东补间斗拱的斜散斗底皮上，内容为“真定府都料王”。第四处于内槽西次间西缝大阑额上发现，共２１字，每字约１２厘米见方，总长２．８米，内容为“大宋皇四年二月廿六日立柱记当寺僧守文故题”（图三）。此题记中“当”曾被识为“常”，“文”曾被识为“义”。
以上四处题记中，第一、二、四题记均是确定摩尼殿创建年代的绝好证据。在未发现这些题记之前，学术界对摩尼殿的创建年代一直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隆兴寺是北宋初皇帝敕建大悲阁后扩建而成的，摩尼殿不仅坐落在中轴线上显要位置，而且规模宏大，平面布局和立体造型也都具有宋代风格，故而将其定为宋代建筑。另一种则认为摩尼殿补间斗拱为４５°斜拱，而在古建筑中大量使用斜拱是辽金地区的建筑特征之一，正定历史上不属辽的统治范围，同时金代对佛教也很推崇，故将其建筑时代定为金。这些题记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解决了这一长时期的争议。此外，第四处题记除纪年外，尚有当寺僧守文的名号。清乾隆十三年编纂的《隆兴寺志》中记载的本寺院宋代高僧仅有一文、惠演和琼法，此题记为隆兴寺的历史又增添了一位重要僧人。
前三处题记中，两处既有时间，又有小都料姓名，一处只有都料姓名。都料，即都料匠之简称。据《汉语大词典》，古代称营造师、总工匠为都料匠。唐宋时期的都料匠类似现在的建筑师。“真定府都料王”的题记明确告诉我们，当年修建摩尼殿的总建筑师为真定府人王。作为如此雄伟绝妙建筑的总建筑师，王一定是一位设计施工方面的大师，这也就为中国古建筑史和正定历史增添了一位杰出名人。另两处题记中的小都料张德、成从勿，当是王的下属。在我国现存的早期建筑中能留下建筑师姓名的极为少见，故这些题记既重要又难得。
（２）明代题记。明代题记在施工中发现最多，除木构件上的墨书题记外，还有刻划在板瓦、望砖、檐墙砖和角梁钉上的。其中，二处墨书题记“大明成化二十二年二月□□日”写在北抱厦脊枋底皮上，一处“成化二十二年七月□□日”写在南抱厦罗汉枋上；一块长４６厘米、宽２３．２～３０厘米的板瓦底面上刻有“真定卫中千所百户余丁王庆造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造”；在六块长４３厘米、宽２７厘米、厚４．５～５厘米的刻有年号的望砖中，题字最多的两块分别为“束鹿县郭西社善人王奉肆月初三日磨砖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大明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初十日蒿城井堂”；一块檐墙砖上的题记为“闰盘砖二个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东抱厦的角梁钉三面均有刻划题记，分别为“真定卫右所王下”，“余丁贵成丁二个”，“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上述题记中，有“真定卫中千所”、“真定卫右所”。明朝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开始在全国实行军屯卫所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１０］，规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百二十人为千户所……”［１１］。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于真定城内设真定卫，作为真定、保定两府内驻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前所在卫治东，左右所在卫治南，中所在倒马关”［１２］。“中千所”、“右所”当是“中千户所”、“右千户所”之略称。再从这些题记的位置和内容分析，明成化二十二年题记分布在该殿之屋顶、檐墙及四抱厦，说明当时对大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缮，且由真定卫军民捐资修成。
檐墙砖刻划题记为殿内壁画的绘制年代提供了佐证。由于此前摩尼殿壁画的绘制时间无文字可考，人们只是从其风格上断定为明代，而此题记的发现证明檐墙是明成化二十二年砌筑的，壁画附着在墙上，且没有揭取重装的痕迹，说明它与墙身的年代应是基本一致的。另外，据明弘治八年《重修摩尼殿碑记》载，僧官梦堂主持重修摩尼殿及佛像，经始于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年）八月，落成于二十一年（１４８５年）十二月。碑记的落成时间与题记的时间稍有出入，当以题记为准。
（３）清代题记。在清代的题记中，有两处是写在板瓦上的，一为康熙十年，一为康熙十三年；写在上檐东次间撩檐上的题记为“康熙四十七年四月九日重修李吉题”；最多的则是道光二十四年的题记，除“大清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卯时上梁重修”写在脊枋下外，在琉璃筒瓦底面书写“道光甲辰重修”的有５０多块，还有两块望砖上刻划有“重修摩尼殿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吉”、“大清道光二十四年三月重修”字样。
在《隆兴寺志》和碑文中，并没有康熙十年和康熙十三年重修摩尼殿的记载，因其系写在板瓦上，估计是仅对屋顶进行了局部维修。清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圣祖玄烨自山西五台山回銮路经真定，入隆兴寺礼佛并宿住寺内，见寺内殿阁倾圮，残破颓败，即应众僧之请，令殿宇全部重修，并亲派官员看工估料，主持督修，需金数万悉出内帑。此次工程历时六年，于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告竣。对这次大规模的修缮，除《御制隆兴寺碑记》铭记外，地方官吏、寺院住持也纷纷立石，但在所有碑石中，对修缮过程均记得很笼统。东次间撩檐上发现的“康熙四十七年四月九日重修李吉题”题记，则明确指出了摩尼殿这次重修的具体时间和建筑师的姓名。能在这样大规模的修缮中负责施工，李吉显然也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匠师。
从发现最多的道光二十四年题记可知，当年对摩尼殿上檐局部和屋顶进行了维修。但随着清末政治经济的衰败，隆兴寺也每况愈下，未能对这次重修勒石铭记，故这些题记为研究摩尼殿的历史补充了新的资料。
（４）无年号的题记。在发现的２４６个有题记的构件中，没有年号的以望砖为最多，刻划的内容多为造砖人、施舍砖人和磨砖人姓名，如“马氏造”、“饶阳孙杰砖”、“赵妙磨砖二个”等。另有一种尺寸较大的望砖，长４０厘米，宽３２厘米，厚４．５厘米，砖面模印“大悲菩萨”四字，应原为大悲阁的构件。
从１９７７年摩尼殿落架过程发现的大量题记分析可知，此殿自北宋皇四年肇建后，明成化二十二年、清康熙四十七年进行过较大规模的维修，清道光二十四年进行了上檐脊步的局部落架和瓦顶的翻修。而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年投资６０多万元对摩尼殿的落架大修，则是迄今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修缮工程。
３、大悲阁题记
大悲阁是隆兴寺的主体建筑，北宋初年奉皇帝之命而建，因阁内２２米高的铜铸千手观音位居全国之最，故倍受历代封建皇室的重视，金、元、明、清曾多次奉敕重修。清朝末期至民国初年，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无力进行整修，致使大悲阁顶部坍塌，铜像饱受风雨侵蚀。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纯三和尚来隆兴寺作住持后，目睹此残状，遂誓愿复兴，但因工程浩大力所不及，便于１９３３年采取权宜之计，在铜像下石须弥座上砌筑了一个３0多米高的佛龛以保护佛像。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在当时的河北省长吴赞周、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的发起下，决定拆去佛龛，重修大悲阁。经过三年募集筹资，北京刘世铭居士代为设计绘图，北京阜民公司施工，工程始于１９４３年正月，落成于１９４４年３月。此次重修因财力不足，故拆去了两侧耳阁以利用旧料，结果不仅大悲阁的面积缩小，两耳阁也被夷为平地。关于这次重修，除大悲阁月台西侧有民国三十三年立的《重修隆兴寺碑》外，尚有住持纯三和尚写的《重建大悲阁因缘纪略》折页。由于１９４４年的重修缺乏科学性而未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１９９２年国家文物局派专家现场查勘后，决定重修大悲阁并恢复两耳阁。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４日举行落架仪式，１９９９年９月工程告竣。在１９９７年８月９日先期拆落大悲阁抱厦时，原本显露的带铭文望砖更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其数量达近百块，大多为长方形灰砖。砖长３５．５～４１厘米，宽２２～２６厘米，厚３．８～５厘米。铭文分阳文和阴文两种，分别为“一文和尚”（图四）、“孤舟重修”、“梦堂重修”、“大悲菩萨”等字样。另外还有尺寸为３８×２３×４厘米、阴刻“民国壬戌重修，纯三和尚”字样的水泥砖。“一文”乃隆兴寺宋代高僧，“孤舟”、“梦堂”为该寺明代高僧。
９月１８日，在抱厦明间脊檩与随梁枋之间发现了一块长１５３厘米、宽７．７５厘米、厚０．５厘米的墨书题记木板。木板正背两面均有文字。正面为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初一大悲阁抱厦上梁时寺院住持纯三写的《重修大悲阁始末》（图五），计４行，全文如下：“正定大佛寺古名龙藏寺，创于隋开皇六年，今已一千三百五十七年。大佛铜像及阁建于宋开宝四年，迄今亦九百七十二年。大佛原为观音菩萨化像，旧为四十二臂，传为清高宗截去，故仅存二臂。纯三于民国二十年住持是寺，目睹大佛暴露，阁殿倒塌，实觉心伤，奈修复无力，徒唤奈何。虽经数度奔走，只以因缘未熟，故而终止。后于民国廿二年经程守初县长发起，募建小龛，暂避风雨。复于民国卅年蒙吴赞周省长代为提倡，复蒙王揖唐委员长亲为发起，首捐巨款以资倡导，以致各省、市、县长官踊跃输将，并代广为劝募。乃于三十一年先修复天王殿，□大悲阁因欲保存古建筑，且因工程浩大，颇费计划。幸遇刘世铭工程师代为绘图、设计、监工等，纯为义务，志在完成佛事，至为可感。乃于民国三十二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开工，至五月初一日辰抱厦上梁吉日。因特记其始末，以待后之有志者良以成住坏空，乃循环之定□。因缘虽熟，亦待有志者之努力。既因往昔引生，今后犹期，今后远胜于前。敬愿以此功德回向世界，早现和平，一切众生，同归安养。民国三十二年国历六月三日、夏历五月初一日，河北省正定县住持纯三谨识。”背面为上梁时间，寺院僧官名号及建筑师、承造者、工师的姓名：“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三日岁次癸未年夏历五月初一日大悲阁上梁吉日。隆兴寺副司笑然、监院昙瑞、住持纯三、知客净春、悦众清林共同募修，建筑师承造者刘世铭、程子容、刘礼华，工师种志化、杨凤起、吴桂麟、孙玉盛、种永增。”
１９4４年刻立的《重修隆兴寺碑》记述较空泛，涉及此次重修大悲阁内容的只谈到了发起人、设计监工人和起止时间。而《重建大悲阁因缘纪略》及此《重修大悲阁始末》题记，均记述了隆兴寺大悲阁此次重修的缘起、发起人、募捐情况、设计施工人员及起止时间等。唯此题记中民国三十一年先修天王殿之举，背面所记具体的上梁时间及隆兴寺监院、知客、副司、悦众等僧官和承造者刘礼华及五位工师的姓名是原来资料中所没有的。
二、临济寺澄灵塔题记
临济寺是中国佛教史上一座颇具影响的寺院，创建于东魏兴和二年（５４０年），位于正定城东滹沱河畔的临济村。唐大中八年（８５４年），僧义玄在江西黄蘖山得希运禅师真传后抵临济寺作住持，并于此创立了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据元《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记，正当临济禅院门庭隆盛的时候，适丁兵革，太尉墨君和于城中舍宅为寺，亦以临济为额迎师前往。未几，又拂衣南迈。唐咸通八年（８６７年），义玄禅师于大名兴化寺圆寂，其舍利分而为二，建塔藏之，一塔建于魏府（今河北大名），一塔建于镇阳（今河北正定）。建于正定临济寺的瘗藏义玄禅师舍利之塔，由久慕义玄禅师的唐懿宗赐名为“澄灵塔”。该塔自唐咸通年间建立后，历经２００余年完好无损，金国兵兴，寺为焦土，塔被粪土瓦砾埋壅。大定二十三年（１１８３年），金世宗敕命于塔故址进二十步重树九级砖浮图，命官吏率高行师德董其役，大定二十五年（１１８５年）工竣。今存之塔即为此时所建，元、明、清各代均进行过修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塔已是伤痕累累，１９６６年邢台地震时塔刹坠毁。为保护这一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塔，１９８５年宗教部门投资８万元，修补了１～７层塔身，拆除重修了８～９层，并重新制作安装了塔刹。在维修过程中，从塔身八、九层取下铜镜３件，其中从九层南面取下的一件刻有铭文。此镜圆形，直径２２厘米，钮左侧刻文字两行：“善人孙铎、室人杨氏、长男孙涌、室人张氏、顺城关金火匠杜宽、赵亨。”铜镜通常被认为是照面饰容之具，将其高置于塔上当为避邪厌胜之用，也说明了铜镜的另一个用途。从此镜的形制看，似为明代之物。据现存寺内的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年）《重修临济塔记》碑文记述，明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年）锦衣卫都指挥、真定守备颜泓相继捐资重修，这些铜镜当为此次重修后安于塔上的。带铭铜镜除告诉我们该镜为孙铎家人所捐外，尚可知顺城关这个与城毗邻的小村庄明代时有制作铜镜的作坊，杜宽、赵亨应是当时手艺高超且有一定名气的金火匠人。
另外，在恢复塔刹时，参考了１９６６年坠下的塔刹残片。这些残片上铸有铭文。较厚的残片残存铭文为“大定二十五年平山县铸相轮”（图六）；较薄的残片残存铭文断断续续为“大明国弘治十八年六月吉日钦差守备真定……指挥同……室人……重建”（图七）。这些残片显然分属两个时代，其铭文所记的时间、官职与碑文所记基本吻合。金代塔刹残片铭文明确告知，金大定二十五年重建的临济寺澄灵塔塔刹相轮为平山县所铸。
三、天宁寺凌霄塔地宫石函铭记
天宁寺凌霄塔是一座以木构为主的砖木混合结构的楼阁式塔，当地俗称“木塔”，高４１米，位居正定四塔之首，为古郡之巨观。塔身四层以上中心保留着对稳定塔身极为有利的塔心柱结构形式，是研究我国早期木塔结构的罕见实例。
为保护这一古塔，１９８１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修缮，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正式动工，重砌了台基，剔补了１～３层塔体，４～９层拆除重修，重装塔刹，恢复了楼板梯栏等，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工程告竣。１９８２年９月在对塔基进行勘测时，于底层塔心室正中地面下９８厘米处发现地宫，并进行了清理。在出土的５７件文物中，两件带铭石函尤为重要。
凌霄塔地宫的平面为圆形，砖砌直壁穹隆顶，通高２０１厘米，外径７６厘米，正中置放金正隆六年（１１６１年）仰莲式石函。此函系青石雕制，形体较大，通高达９２厘米。函盖为内凹式圆盖，直径７９厘米，盖面阴刻楷书铭文：“自唐代宗朝起寺建塔，至宋庆历五年重修，又至大金皇统元年再建宝塔一座。时正隆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藏佛牙、舍利塔铭。起塔功德主张化主，起塔功德主窦化主，劝缘住持传法沙门惠领，劝缘西堂和尚道彦，劝缘河北西路管内都僧录住持传法、特授赐紫通悟大师道昌。”（图八）
关于天宁寺的始建及重修，《正定府志》、《正定县志》均记始建于唐咸通初，明、清重修，而此石函铭文则明确记为“自唐代宗朝起寺建塔”，不仅确定了寺及塔的创建年代，也将志书所记天宁寺始建时间提前了约一个世纪。铭文“至宋庆历五年重修，又至大金皇统元年再建宝塔一座”，则补充了志书的记载。石函铭所记起塔功德主为张化主、窦化主。“化主”为“劝化信徒布施以供三宝也”［１３］，可见张氏、窦氏为劝化信徒布施修塔之佛弟子。此外，石函铭还告知了三位劝缘高僧的名号，分别是劝缘住持传法沙门惠领、劝缘西堂和尚道彦和劝缘河北西路管内都僧录住持传法特授赐紫通悟大师道昌。“劝缘”即“劝有缘之人而使寄附净财也”［１４］。“西堂”，《佛学大辞典》记：“禅林称当寺前住之人为东堂，他山隐退之长老住本寺，名为西堂，以西是宾位故也，……长老称上人，次称西堂。”“河北西路”为地方建置，北宋雍熙四年（９８７年）将河北路分为河北东、西两路，真定府为河北西路首府。金沿宋旧名，又称真定府路。另据金代制定的僧官制度，僧官位最高的号称国师，住首都，其余四京各设僧录、僧正（郡设都纲），各县设维那，对佛教圣地别置僧官。僧侣考选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法师优异者由朝廷加名德称号，如某某大师。“赐紫”即赐紫衣，唐朝对一些僧官封以赐紫衣赏号，始于武后之赐怀义等紫袈裟、银龟袋，后僧人以赐紫为荣。可见道昌是一位学识超众、职位较高的僧官。
另一方为宋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方形石函，置放于金正隆六年石函盖顶中间。出土时函内盛水，水内浸泡鎏金楼阁式银片、水晶珠和璞玉。函盖青石质，作顶式，盖顶阴刻铭文７行：“睢阳刘曾奉为资荐先考大夫、先妣仁和县君宋氏、先妣焦氏生界舍所藏舍利置慧光塔下，永充供养。崇宁二年九月丙戌曾谨记。”（图九）铭中“睢阳”为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刘曾之父官为“大夫”，唐宋以来高级文职阶官号大夫，北宋后期高级武官及医官亦号大夫。刘曾藏舍利置正定慧光塔下，推测刘曾之父或刘曾本人曾在正定一带为官。更重要的是，此铭告诉了我们天宁寺塔早期的名字为慧光塔，这是以前所有相关资料中所没有的。另外，函身两侧口沿均阴刻楷书一行，右侧为“内殿承制真定府路走马承受”，左侧为“江洙施十方永泰堂头供使”（图一○）。“内殿承制”，官名，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置，为武臣阶官七品。神宗元丰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年） 改制，为正八品。“真定府路”，宋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年）置，金代沿袭。“走马承受”，官名，为走马承受公事之简称，宋太宗时置于诸转运司及沿边各路，以三班使臣或内侍充任，员各一至三人，掌监察部内官吏，亲军政，察边事。无事则每年回京入奏一次，沿边有警则随时驰驿上闻，例许风闻言事。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年）定制，凡差拨军马、士卒私有陪费及将官措置乖失，皆须密具其事及时奏闻。据此，函身的雕制应不早于庆历八年，不晚于崇宁二年。由此盖铭可推知，凌霄塔或其地宫在崇宁二年时应做过重修。函口右侧铭有“永泰堂头”字样。“永泰”乃天宁寺早期名称。关于此，近年征集的一通宋大观二年十方洪济禅院的“敕文札子”碑文中载：“本府天宁寺原名永泰寺，近蒙敕改为天宁禅寺……。”此函铭文可与此相印证。“堂头”即住持。
另外，金正隆六年石函内所置的长方形石函一侧面有墨书“塔下石匣”四字，疑此小石函为早期塔下之物，此四字乃金正隆六年建地宫移动此函时所做的标记。此批文物中带文字的器物还有地宫顶部封口砖间夹悬的“福寿满堂”文字铜镜和１８枚“大观通宝”铜钱，对研究凌霄塔的历史均有一定的价值。
四、开元寺钟楼题记
开元寺是正定古城八大寺院之一，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５４０年），兴盛时期寺内的建筑多达９座，现仅存砖塔和钟楼。二者于主殿前东西而立，是研究唐代寺院平面布局的重要实例，尤其是建于晚唐的平面方形的二层楼阁式钟楼，不仅是河北省最早的古建筑，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此钟楼虽经明、清、民国时期的多次维修，但至１９８８年重修前已是残破不堪，墙体酥裂坍塌，柱根糟朽，梁架、枋、斗拱、椽飞朽折严重。１９８８年１月钟楼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６月便批准落架大修。在１９８９年２月拆落过程中，于下层南山面第二根柱上端发现明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清康熙七年三月十一日墨书题记木板各一块。明嘉靖二十七年题记木板长９０．３厘米，宽１８．５厘米，厚５．３厘米，正面及右侧均有题记。正面文字６行，内容为：“重修开元寺钟楼佛殿塔记。孙真空、真来、真经、真礼、真纪、真成、真奉、真栾，慕（募）缘比丘僧圆海，徒弟明保、明见、明辉、明彻、明堂、明住、明玉、明朗、明真、元亮，住持僧义远、退印（隐），住持义端，都管祖深，库头净通，点（典）座大彻、惠兰，后缺都纲义在、本山、印惺、永宁、永安、印堂、印受、真奉、祖山、祖敬、净太、祖官，泥水匠董志刚，男董经、董莫、董深，孙董□、董□堂、董净余、祖林、义亮、普成、义隆。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同记。木匠赵保、赵玺、赵隆，琉璃匠王计先、王经，泥匠高大、高廷锐。”（图一一）右侧字为：“□工刘住等五十名。”清康熙七年题记木板长４７．３厘米，宽２２．２厘米，厚２．３厘米，题记为：“开元寺重修钟楼记。募缘比丘僧自成，号开化，寂学号秀峰，自成师叔来堂，徒性定、性玉、性才、性和，点（典）座巩，本寺住持僧玄恭，徒妙钦，孙思洪、思满、思法、思治，重孙修文，总理修建真定县儒学生何性治，号理初，木匠雨逢现、云真，徒弟蔡名印，泥水匠张真、陈喜龙，小工头杨有才，上工人贾道。大清康熙七年三月十一日之吉记。”（图一二）
《正定府志》、《正定县志》、《河朔访古记》中仅对开元寺作了简单介绍，均未谈及钟楼的创建和重修。已失的明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重修真定开元寺记》和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年）《重修开元寺碑记》碑文分别记：“真定郡城中央有寺，创自后魏，其名解慧，宋元间更今名，……毗卢阁左右伽蓝，给孤堂，前有门楼，后有雁塔，则齐之遗迹，上凌青霄实众大筏殿，左侧有古钟楼……。”“正郡开元寺之建也，历世久远，递坏递修，迄于国朝相沿不坠，左钟楼，右浮图，前天王殿、伽蓝殿，后法船正殿，栋宇参差，互相辉煌……。嘉庆十年九月钟楼忽颓，邑人触目怆心， 图之堕也，爰倡议捐修。因钟楼之修而兼及其余，缺者补之，敝者新之，又创增毗卢、韦陀殿三楹，愿制较前为备。工始于嘉庆十年九月，成于十四年四月……。”现存石碑尚有清康熙七年《真定开元寺重修浮图记》，清光绪七年《重修开元寺碑记》和民国十一年《重修开元寺碑记》。以上所有资料中均没有明嘉靖二十七年重修的记载。这次发现的明嘉靖二十七年题记为研究该寺院的重修、建置、僧官名号、匠师姓名等情况增添了重要资料。
据清康熙七年《真定开元寺重修浮图记》碑文的记述，开元寺塔重修后，以其余材既饰前后殿宇，复修钟楼；碑阴也记有修塔募缘比丘、住持僧、总理工事、泥匠头之名号。发现的木板题记可与碑文相互补充，从题记中可知募缘比丘僧自成、寂学的号分别为开化、秀峰。
五、广惠寺华塔题记
花塔是我国古塔艺术造型中的一种，其主要特征是塔身上半部以佛教题材的雕塑作为装饰，犹如巨型花束光彩夺目，不仅使原本朴质庄严的佛塔变得富丽多姿，更具观赏性，同时也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气氛。此种类型的佛塔国内仅存有几座，在这屈指可数的花塔中，正定广惠寺华塔不仅装饰最为华美，在高耸的主塔四隅附以六角形单层小塔更是其奇特之处，为海内所仅见。
关于广惠寺华塔的结构与形制，曾有多人发表文章介绍，此不赘述。而对塔的始建和重修却说法不一，综合碑文和志书的记载，其始建年代说法有五：一塔创于赵；二建于隋；三兴于魏隋之间；四始于唐之神尧高祖；五唐贞元中建。早期重修的记载有三：一修于唐；二修于唐宋之际；三既毁于金之皇统，复修于金之大定。根据记载和塔之结构，以及雕刻于唐开元十六年、贞元十一年移于塔内的多宝、释迦二如来石造像铭文，近几十年，古建筑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该塔始建于唐贞元年间，现存之塔系金代遗物。
由于广惠寺华塔多年饱经风雨侵蚀，主塔残破倾斜，裂痕累累，岌岌可危，四隅小塔仅存残址，１９９０年国家文物局批准重修，并要求将此工程当作研究项目进行。１９９４年正式动工，在尽量保存原构件的情况下，对主塔进行了修补加固，恢复了失存的塔檐平座和四隅小塔，耗资２２０万元，于１９９９年８月工竣。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三处宋人题记，均是很重要的文字资料，刘智敏同志曾据此对华塔的建筑年代问题作了新探［１５］。
三处题记中，两处刻于二层回廊内壁西南面佛龛旁侧。题记之处原被一层灰皮所罩，因空鼓将其剔除。位于下层佛龛右侧的题记为：“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八日龙卫佑第二军第一指挥第都节□□□□到此记□□。”位于上层佛龛右侧的题记为：“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十日侍卫步军司□圻官□□曹案王钛同到此拾记之。”在不可全辨的题记中，第一则题记“龙卫佑第二军”和第二则中的“侍卫步军司”清晰可识。据《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宋初，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简称侍卫马军司或马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与殿前都指挥使司合称三衙，分掌全国禁军之统领，兼总厢兵，侍卫马军司统兵官为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各一员，掌禁军马军诸指挥之名籍，总其政令，侍卫扈从及大礼宿卫；所领马军自龙卫而下有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龙卫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侯，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侯、承勾、押官。第二则题记中的“侍卫步军司”为官署名，即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圻官”当为掌管兵马之官。《宋史》卷4记，太平兴国四年四月辛酉，宋太宗以孟玄、刘廷翰为兵马都钤辖，崔翰为总马步军，率军驻镇州；壬戌赵光义亲临镇州督战，击败御卿克岚军。可见题记的时间、内容均与史书记载的史实相吻合。第三处题记位于二层塔梯门券部，内容为“……宁十年”，推测第一字为“熙”，熙宁十年为１０７７年。另外，１９９１年河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曾将塔体砖标本送请上海博物馆进行热释光测试，测试结果为距当时９８０±３０年和９１０±３０年，此时间上下限均在宋朝的范围内。从三处宋代题记和塔体砖的测试年代两方面分析，华塔二层以下应为宋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年）以前所建。
另外，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曾在华塔底层南正面发现金正隆辛巳年游人墨书题记。１９６３年３月７日，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及王冶秋、王书庄、梁思成几位专家看后，决定将其揭取珍藏。该题记的内容为：“周百父叔暨□□山王仁庋仝登是塔。正隆辛巳四月十二日题记。”金正隆辛巳年与大定元年是同一年，即１１６１年。此题记亦可说明现存塔身一层在金正隆辛巳年以前已经存在，而不是金大定复修的遗物。
上述题记是探究现存华塔时代的重要文字依据。由于题记发现于塔之一、二层，所以可以确定华塔的一、二层为宋代遗物。然而塔身“第三层平座甚大，但塔身则骤小”［１６］，与下部塔身形成一定反差，加之尚无文字确证，故三层塔身以上到底是宋代遗存还是如碑文所记录的金大定年间复修，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和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１］［２］［６］［７］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载《梁思成文集》第一辑，第１８４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３］［５］祁英涛：《正定隆兴寺简介》，载《祁英涛古建论文集》，第１５６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４］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载《梁思成文集》第三辑，第１２５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８］祁英涛：《摩尼殿新发现题记的研究》，载《祁英涛古建论文集》，第１０６～１１３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９］李哲元：《河北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发现宋皇四年题记》，《文物》１９８０年３期。
［１０］《明史·兵志》卷８９。
［１１］《明史·兵志》卷９０。
［１２］清光绪版《正定县志·卫所》卷２６。
［１３］［１４］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１５］刘智敏：《正定广惠寺华塔建筑年代问题新探》，《文物春秋》１９９９年３期。
［１６］同［１］，第２２３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