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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4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他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在他的手中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于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朱德死于1976年7月。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周恩来去世
周恩来走在了毛泽东之前，这使毛泽东得以影响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当时仍名义上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于下午6点30分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毛泽东批示。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讣告，对以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和朱德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的人选也没有提出意见。毛甚至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将周恩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是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他让机要秘书张玉凤解释说，他行动不便，无法出席。他给周恩来送了一个花圈，除此之外没有参加其他追悼活动。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的体重已从过去稳定的130多斤减少到仅80斤。邓小平、叶剑英等亲密同事常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即便当他已无法说话时也是如此。1月5日他最后一次做手术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4点，邓小平向毛汇报说，很多外国代表请求前来表达他们的敬意。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时宣布，根据毛的指示，外国驻京大使可以参加吊唁活动，各国领导人可以前往中国驻该国使馆凭吊，但不必派代表团来京。
当电台和广播喇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后，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肯尼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中国人民还记得一年前周恩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虚弱憔悴的样子，故而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但让他们担心的是，再也没有谁能够保护国家免于疯狂了。很多人担心，周恩来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他们，接下来不知会发生什么。
1月11日，北京居民只是从小道消息得知为周恩来送葬的车队将在当天出现，就已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哀思。这天下午，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在100辆黑色轿车的跟随下，经天安门广场驶往西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的遗体将在那里被火化。尽管是数九寒天，但估计有一两百万人伫立于街道两侧。悼念的群众听到让他们担忧的谣言说，政治局不顾周恩来的遗愿，下令将他的遗体火化，他们愤怒地堵住了车队，直到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向他们保证说，遗体火化是周恩来本人的要求。
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覆盖着党旗的周恩来遗体的照片，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得到允许。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庙（译按：时称劳动人民文化宫）瞻仰周恩来的骨灰盒。虽然禁止佩戴黑纱白花，但制作黑纱的黑布和扎小白花的白纸还是在北京脱销。到1月12日，大约已有200万人曾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过花圈和祭文。
在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元帅在1月15日宣读政治局为追悼会准备的悼词。叶帅在一个月前刚宣读过康生的悼词，尽管邓小平当时正受到猛烈批判，他还是想给邓小平一个宣读悼词的机会。其他政治局成员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毛泽东虽然有权阻止，但是否定政治局的决定也会令自己难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邓小平宣读根据政治局指示正式拟定的悼词。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半个世纪以来，邓小平的生活与周恩来难分难解，两人都在毛手下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过罪。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邓小平宣读的悼词颂扬了周恩来。悼词中说，周恩来为党，为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做出了贡献。他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外交事务上他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同志一生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总是顾全大局，遵守党纪，善于团结绝大多数干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其他领导人树立了生活艰苦朴素的榜样。邓小平又总结道，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做了顽强的斗争。
追悼会一过，立即宣布正式的悼念活动结束。尽管报纸上刊登了追悼会的简讯和邓小平致的悼词，但与革命领袖去世时通常的做法相反，版面上几乎没有刊登任何介绍周恩来生平的文章，也没有关于天安门广场上和运送灵柩时参与悼念的群众人数的官方估计。对于这种淡化周恩来去世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愤愤不平，不仅是因为没有为受到他们崇敬的人举行适当的悼念会，还因为这暗示着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对手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他们将实行与周恩来背道而驰的政策。
追悼会过后，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邓小平下台和华国锋当选，1976年1月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仅仅让政治局的批邓会议中止了几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很不满意，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就做出指示说，要把这些检讨印发政治局，做进一步的讨论。在邓小平看来毛的意图不言自明。在1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邓小平第三次做检讨时，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江青问邓小平为何要见主席，邓小平说，他要亲自向主席说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亲自聆听主席的批评和指示，还要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说明。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么，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后不认账。 邓小平知道自己无法单独见到毛泽东后，立刻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宣布自己准备辞职。他把信交给了毛远新，请其转交毛泽东。他写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在收到邓小平的信后，第二天又与侄子见面，听他汇报邓小平在昨天会上的表现。在毛远新看来，邓小平的检讨仍然不充分。毛远新还向毛泽东汇报说，三位副总理——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这三位年轻的省级干部分别在1973和1969年调入政治局，日后成为更高职务的主要候选人）——都请求有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说，可以让华国锋带个头，并随即主持党的日常工作。
华国锋不仅对外国人来说是个新面孔，甚至对中国民众也是如此，但毛泽东认识华国锋已有20年。毛第一次见到华是在1955年，当时华在毛的家乡湖南湘潭任地委书记，大力拥护毛泽东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毛留下了良好印象。在过去的20年里毛泽东一直很了解华国锋，华国锋在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坚决拥护毛泽东，而每一次运动之后也都得到提拔。在毛1959年批判彭德怀和后来林彪坠机后批判林彪时，华国锋都证明了自己是毛的可靠拥护者。其他北京领导人是在1973年华国锋升进政治局后，才有机会对他有所了解。王洪文性情固执、难与他人共事，华国锋则是与观点不同的干部也能做到关系融洽。华在“文革”前就是高干，因此那些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帮”也接受他，因为他们乐观地以为此人性格温顺，易于操纵。
毛泽东告诉毛远新让华国锋牵头的同一天（1月21日），张春桥和江青安排召开了清华、北大的党委会议，会上第一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曾经受到邓小平支持者批评的清华干部迟群，带头组织了更多公开批邓的会议。
毛泽东先公开批邓，再让他退出政坛，他做这样的时间安排自有其考虑。在1975年，群众都把邓小平看作领导人，认同他的工作表现。为使华国锋这个新领导人被人们接受，不因邓小平的存在而受到影响，最好是让邓小平退出公众视野，降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中国民众和外国媒体是从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预感到了华国锋的高升。虽然这则新闻没有用通栏大标题，而是放在第三版一条不起眼的报道中，只说华国锋接待了一个罗马尼亚贸易代表团。1月28日，毛泽东正式让华国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全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为代总理。邓小平这时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他提出辞职后，直到1977年夏天才回来工作。
毛泽东知道，华国锋不像邓小平、周恩来那样出类拔萃，但他实在找不到其他年龄和经验都合适又能符合其要求的干部。至少就当时而言，毛泽东虽然放弃了邓小平，但他并没有放弃抓安定团结，而华国锋（与王洪文不同）既不树敌，也不搞派系。其实，华国锋属于那种邓小平考虑提拔下级干部时也会寻找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被提拔起来、能够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虽然他缺少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外交经验，但毛泽东希望他能逐渐熟悉这些领域。
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
但是，在高层缺少经验的华国锋只是被任命为代总理：毛泽东在最终任命他之前，仍然要观察他。1975年 1月，毛对邓小平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十分放心，才把党政军全部头衔正式交给了他。相反，华国锋在1976年1月既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没有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甚至没担任任何军队要职。但是毛泽东确实把主持政治局会议、领导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责任交给了华国锋。华最初的任务之一是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批判邓小平为许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
批邓运动的失败
即使在撤了邓小平的职，准备对他进行公开批判之后，毛泽东对批邓仍是有节制的。他在2月21日选定华国锋后的讲话中说，与邓小平的分歧还不是那么严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对邓小平的工作以后还要再商量；现在可以减少他的工作，但还是要让他继续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毛泽东没有完全抛弃邓小平，但他决定开展一场公开的批邓运动。他还尽量减少邓小平对军队的控制，使他难以联合军队反对自己。
1月18日，即邓小平把辞职信交给毛泽东的两天以前，大约有七八千名国防科技干部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会。曾与邓小平在国防科技领域密切合作过的张爱萍将军此前已受到严厉批评，江青甚至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张捎话说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到会，并称自己做出的决定由他本人承担责任，与部下无关。
当政治气候迅速转为不利于邓小平及其同事时，张爱萍将军并不是唯一感到不适的人。除了张爱萍以外，另外三个“金刚”及其亲密同事——胡耀邦和他推动科技工作的同事、万里和他主管铁路的同事，以及周荣鑫和他教育界的同事——也都受到了批判。两个月后周荣鑫去世。中央在2月2日宣布，由于叶剑英元帅生病，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陈锡联在辽宁时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过从甚密，因此毛远新可以做陈锡联和毛泽东的联络员，确保军队维护毛的利益。2月16日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的报告，宣布邓小平和叶帅去年夏天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停止传达他们的讲话文件。此报告一公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委的工作也随之结束。毛泽东不想冒任何风险，让受到批判的邓小平和叶帅有可能与军队领导人联手跟他作对。
由毛远新牵头，中共中央组织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批邓会议。这次会从2月底开到3月初，很多地方领导人都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听说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而材料又是毛远新搜集整理的。毛对毛远新说，邓小平把毛的“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一起的做法，既没有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也没有向毛汇报。毛还批评邓小平所讲的“白猫黑猫论”（即“不管是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将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区别开来，反映出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张春桥插嘴说，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这之前在会上批邓是不点名的，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点了邓小平的名，批他搞“修正主义”路线。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运动做了一些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3月3日，毛泽东和华国锋批邓的文件传达到了全党。
江青像通常一样，没有那么节制。她在3月2日召开了一个12省负责人的会议，试图将邓小平错误的严重性升级，把他称为“反革命”和“法西斯”。在毛泽东看来这太过分了。他批评江青不跟自己商量就开会，并禁止发表她的讲话录音。3月21日，《人民日报》号召“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但北京的干部明白，毛泽东仍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这是在给他机会。然而邓小平没有任何软化立场的表示。到4月5日时事情已经很清楚，批邓运动在群众中是不得人心的。
示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4月5日清明节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上海3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10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为避免让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击自己，邓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Imre Na？ 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4月5日下午6点30分，吴德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迹，但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后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
撤掉邓小平和提拔华国锋，1976年4月
4月7日上午，当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最新事态时，毛给了他一份书面批示，对如何进行稍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指示。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更加严重，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然而，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的指示传达后，政治局会议上一片沉寂，随后便批准了毛的建议。只要毛泽东一张口，结果从来不会有意外。
毛泽东把邓小平彻底赶下了台。但是当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一个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地址要向“四人帮”保密。
毛泽东把权力全部交给华国锋，免去了邓小平的一切正式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担任代总理的几个月里没有犯过大错，况且他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能既忠实于他的威望，又能与激进派和老干部搞好关系。华国锋在镇压“四五”示威时也行动有力。
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这一天晚8点，发布了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公告。
全国各大城市党的上层负责人纷纷召开表态大会，向华国锋表示效忠。各个单位和大学也召开了同样的表态大会。代表们在会上声讨邓小平，支持华国锋。不过，有些人注意到，发言者一本正经地念稿子，却几乎没有表现出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那样的热情。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1.25）B①
周恩来去世
周恩来走在了毛泽东之前，这使毛泽东得以影响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当时仍名义上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于下午6点30分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毛泽东批示。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讣告，对以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和朱德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的人选也没有提出意见。毛甚至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将周恩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是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他让机要秘书张玉凤解释说，他行动不便，无法出席。他给周恩来送了一个花圈，除此之外没有参加其他追悼活动。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的体重已从过去稳定的130多斤减少到仅80斤。邓小平、叶剑英等亲密同事常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即便当他已无法说话时也是如此。1月5日他最后一次做手术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4点，邓小平向毛汇报说，很多外国代表请求前来表达他们的敬意。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时宣布，根据毛的指示，外国驻京大使可以参加吊唁活动，各国领导人可以前往中国驻该国使馆凭吊，但不必派代表团来京。
当电台和广播喇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后，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肯尼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中国人民还记得一年前周恩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虚弱憔悴的样子，故而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但让他们担心的是，再也没有谁能够保护国家免于疯狂了。很多人担心，周恩来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他们，接下来不知会发生什么。
1月11日，北京居民只是从小道消息得知为周恩来送葬的车队将在当天出现，就已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哀思。这天下午，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在100辆黑色轿车的跟随下，经天安门广场驶往西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的遗体将在那里被火化。尽管是数九寒天，但估计有一两百万人伫立于街道两侧。悼念的群众听到让他们担忧的谣言说，政治局不顾周恩来的遗愿，下令将他的遗体火化，他们愤怒地堵住了车队，直到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向他们保证说，遗体火化是周恩来本人的要求。
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覆盖着党旗的周恩来遗体的照片，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得到允许。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庙（译按：时称劳动人民文化宫）瞻仰周恩来的骨灰盒。虽然禁止佩戴黑纱白花，但制作黑纱的黑布和扎小白花的白纸还是在北京脱销。到1月12日，大约已有200万人曾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过花圈和祭文。
在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元帅在1月15日宣读政治局为追悼会准备的悼词。叶帅在一个月前刚宣读过康生的悼词，尽管邓小平当时正受到猛烈批判，他还是想给邓小平一个宣读悼词的机会。其他政治局成员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毛泽东虽然有权阻止，但是否定政治局的决定也会令自己难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邓小平宣读根据政治局指示正式拟定的悼词。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半个世纪以来，邓小平的生活与周恩来难分难解，两人都在毛手下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过罪。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邓小平宣读的悼词颂扬了周恩来。悼词中说，周恩来为党，为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做出了贡献。他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外交事务上他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同志一生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总是顾全大局，遵守党纪，善于团结绝大多数干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其他领导人树立了生活艰苦朴素的榜样。邓小平又总结道，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做了顽强的斗争。
追悼会一过，立即宣布正式的悼念活动结束。尽管报纸上刊登了追悼会的简讯和邓小平致的悼词，但与革命领袖去世时通常的做法相反，版面上几乎没有刊登任何介绍周恩来生平的文章，也没有关于天安门广场上和运送灵柩时参与悼念的群众人数的官方估计。对于这种淡化周恩来去世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愤愤不平，不仅是因为没有为受到他们崇敬的人举行适当的悼念会，还因为这暗示着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对手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他们将实行与周恩来背道而驰的政策。
追悼会过后，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邓小平下台和华国锋当选，1976年1月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仅仅让政治局的批邓会议中止了几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很不满意，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就做出指示说，要把这些检讨印发政治局，做进一步的讨论。在邓小平看来毛的意图不言自明。在1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邓小平第三次做检讨时，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江青问邓小平为何要见主席，邓小平说，他要亲自向主席说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亲自聆听主席的批评和指示，还要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说明。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么，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后不认账。 邓小平知道自己无法单独见到毛泽东后，立刻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宣布自己准备辞职。他把信交给了毛远新，请其转交毛泽东。他写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在收到邓小平的信后，第二天又与侄子见面，听他汇报邓小平在昨天会上的表现。在毛远新看来，邓小平的检讨仍然不充分。毛远新还向毛泽东汇报说，三位副总理——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这三位年轻的省级干部分别在1973和1969年调入政治局，日后成为更高职务的主要候选人）——都请求有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说，可以让华国锋带个头，并随即主持党的日常工作。
华国锋不仅对外国人来说是个新面孔，甚至对中国民众也是如此，但毛泽东认识华国锋已有20年。毛第一次见到华是在1955年，当时华在毛的家乡湖南湘潭任地委书记，大力拥护毛泽东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毛留下了良好印象。在过去的20年里毛泽东一直很了解华国锋，华国锋在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坚决拥护毛泽东，而每一次运动之后也都得到提拔。在毛1959年批判彭德怀和后来林彪坠机后批判林彪时，华国锋都证明了自己是毛的可靠拥护者。其他北京领导人是在1973年华国锋升进政治局后，才有机会对他有所了解。王洪文性情固执、难与他人共事，华国锋则是与观点不同的干部也能做到关系融洽。华在“文革”前就是高干，因此那些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帮”也接受他，因为他们乐观地以为此人性格温顺，易于操纵。
毛泽东告诉毛远新让华国锋牵头的同一天（1月21日），张春桥和江青安排召开了清华、北大的党委会议，会上第一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曾经受到邓小平支持者批评的清华干部迟群，带头组织了更多公开批邓的会议。
毛泽东先公开批邓，再让他退出政坛，他做这样的时间安排自有其考虑。在1975年，群众都把邓小平看作领导人，认同他的工作表现。为使华国锋这个新领导人被人们接受，不因邓小平的存在而受到影响，最好是让邓小平退出公众视野，降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中国民众和外国媒体是从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预感到了华国锋的高升。虽然这则新闻没有用通栏大标题，而是放在第三版一条不起眼的报道中，只说华国锋接待了一个罗马尼亚贸易代表团。1月28日，毛泽东正式让华国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全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为代总理。邓小平这时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他提出辞职后，直到1977年夏天才回来工作。
毛泽东知道，华国锋不像邓小平、周恩来那样出类拔萃，但他实在找不到其他年龄和经验都合适又能符合其要求的干部。至少就当时而言，毛泽东虽然放弃了邓小平，但他并没有放弃抓安定团结，而华国锋（与王洪文不同）既不树敌，也不搞派系。其实，华国锋属于那种邓小平考虑提拔下级干部时也会寻找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被提拔起来、能够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虽然他缺少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外交经验，但毛泽东希望他能逐渐熟悉这些领域。
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
但是，在高层缺少经验的华国锋只是被任命为代总理：毛泽东在最终任命他之前，仍然要观察他。1975年 1月，毛对邓小平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十分放心，才把党政军全部头衔正式交给了他。相反，华国锋在1976年1月既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没有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甚至没担任任何军队要职。但是毛泽东确实把主持政治局会议、领导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责任交给了华国锋。华最初的任务之一是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批判邓小平为许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
批邓运动的失败
即使在撤了邓小平的职，准备对他进行公开批判之后，毛泽东对批邓仍是有节制的。他在2月21日选定华国锋后的讲话中说，与邓小平的分歧还不是那么严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对邓小平的工作以后还要再商量；现在可以减少他的工作，但还是要让他继续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毛泽东没有完全抛弃邓小平，但他决定开展一场公开的批邓运动。他还尽量减少邓小平对军队的控制，使他难以联合军队反对自己。
1月18日，即邓小平把辞职信交给毛泽东的两天以前，大约有七八千名国防科技干部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会。曾与邓小平在国防科技领域密切合作过的张爱萍将军此前已受到严厉批评，江青甚至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张捎话说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到会，并称自己做出的决定由他本人承担责任，与部下无关。
当政治气候迅速转为不利于邓小平及其同事时，张爱萍将军并不是唯一感到不适的人。除了张爱萍以外，另外三个“金刚”及其亲密同事——胡耀邦和他推动科技工作的同事、万里和他主管铁路的同事，以及周荣鑫和他教育界的同事——也都受到了批判。两个月后周荣鑫去世。中央在2月2日宣布，由于叶剑英元帅生病，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陈锡联在辽宁时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过从甚密，因此毛远新可以做陈锡联和毛泽东的联络员，确保军队维护毛的利益。2月16日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的报告，宣布邓小平和叶帅去年夏天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停止传达他们的讲话文件。此报告一公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委的工作也随之结束。毛泽东不想冒任何风险，让受到批判的邓小平和叶帅有可能与军队领导人联手跟他作对。
由毛远新牵头，中共中央组织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批邓会议。这次会从2月底开到3月初，很多地方领导人都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听说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而材料又是毛远新搜集整理的。毛对毛远新说，邓小平把毛的“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一起的做法，既没有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也没有向毛汇报。毛还批评邓小平所讲的“白猫黑猫论”（即“不管是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将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区别开来，反映出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张春桥插嘴说，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这之前在会上批邓是不点名的，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点了邓小平的名，批他搞“修正主义”路线。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运动做了一些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3月3日，毛泽东和华国锋批邓的文件传达到了全党。
江青像通常一样，没有那么节制。她在3月2日召开了一个12省负责人的会议，试图将邓小平错误的严重性升级，把他称为“反革命”和“法西斯”。在毛泽东看来这太过分了。他批评江青不跟自己商量就开会，并禁止发表她的讲话录音。3月21日，《人民日报》号召“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但北京的干部明白，毛泽东仍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这是在给他机会。然而邓小平没有任何软化立场的表示。到4月5日时事情已经很清楚，批邓运动在群众中是不得人心的。
示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4月5日清明节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上海3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10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为避免让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击自己，邓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Imre Na？ 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4月5日下午6点30分，吴德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迹，但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后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
撤掉邓小平和提拔华国锋，1976年4月
4月7日上午，当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最新事态时，毛给了他一份书面批示，对如何进行稍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指示。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更加严重，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然而，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的指示传达后，政治局会议上一片沉寂，随后便批准了毛的建议。只要毛泽东一张口，结果从来不会有意外。
毛泽东把邓小平彻底赶下了台。但是当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一个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地址要向“四人帮”保密。
毛泽东把权力全部交给华国锋，免去了邓小平的一切正式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担任代总理的几个月里没有犯过大错，况且他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能既忠实于他的威望，又能与激进派和老干部搞好关系。华国锋在镇压“四五”示威时也行动有力。
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这一天晚8点，发布了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公告。
全国各大城市党的上层负责人纷纷召开表态大会，向华国锋表示效忠。各个单位和大学也召开了同样的表态大会。代表们在会上声讨邓小平，支持华国锋。不过，有些人注意到，发言者一本正经地念稿子，却几乎没有表现出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那样的热情。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1.25）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