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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不仅制约了科学发展，也影响到社会进步。我原以为这是内地教育的一大失误，最近读《吴大猷文录》（《大科学家文丛》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才知道这个问题在台湾和其他地区也出现过。所不同的是，由于吴大猷等人及时发现，才没有酿成大错。吴大猷是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他在海外工作多年，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话也许有较大说服力。
在这本书中，吴大猷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论这个问题。
一是针对人们对科学的错误理解，他说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可见对于一个人来说，假如所受教育太狭窄太专门，那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断个别的知识”，而不会通过了解科学全貌来增长智慧。这种人很可能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书簏，或者是一台只会工作不会思考的机器。
二是针对人们过分看重实用的倾向，他告诉人们，科学家投身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都来源于纯粹的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曾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潮所笼罩，许多人上大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面对这种倾向，吴大猷告诫大家：“教育的目的，不只限于知识的传授”，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思考”。这一观点对于纠正我们过于重视知识传授的偏向非常重要。
三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人们的欲望也越来越高，这就使人类陷入一个贪婪的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其中最明显的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犯罪率不断增高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一个人文与科学合一的文明”来发展人类智慧，控制人类贪欲。他指出，要想让人文与科技“融合起来，成为更高层次的一个文化，着重的是需要改变人类的教育，使习科技的不成为‘机器人’，习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质”。也就是说，当我们通过通才教育，兼备人文与科学的更高智慧时，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说到通才教育，吴大猷和余英时在1983年的对话值得注意。在这次对话中，吴先生介绍了哈佛大学在1946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根本性改革。要使人们对科学有基本了解，最好的办法是借助通才教育。吴大猷说：“通才教育可使學生未来发展时，能有一种宽广的基础，使得念科学的人，也能了解、欣赏人文知识。同样地，念人文的人，如果对科学有清楚的了解，将来如果进入政府机构，在从事政府决定时，就可避免发生偏差。”
我注意到，早在1945年，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就以《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为题，提出一个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他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乃至法西斯战争都由此而产生。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自动的个体，唯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普通教育强调“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自由。因此通才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
在这次对话中，余英时也谈到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出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与如今大陆面临的困境极其相似。他说：“传统教育的毛病是偏重于通才、不重专业。现在的情形恰好相反。由于社会趋于专业化，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职业才有保障。因此，哪些专长易于找到职业，大家便一拥而上。这种情形当然不限于台湾，美国、苏联等地，亦复如此。例如，目前各国都有许多男女，纷纷学医、法律与计算机。这纯粹是一种以职业为主导的教育取向。这种取向，有予以自觉改变的必要。”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正常取向呢？余先生的意见是：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应该对专业以外学科具备必要常识。只有这样，你“才有资格做一个完整的现代人，并具备综合判断的能力”。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到考试与教育制度，要彻底解决虽然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也应该做些努力和尝试，“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流弊，亦即造成一种所谓‘对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对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专家’。这种专家只有很狭隘的专业或纯技术观点，却无法妥善处理专业以外的重要问题，甚至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些话对于那些过分迷信专家的人们，无异于当头棒喝。
1984年，吴大猷还在台湾《民生报》发表文章指出：台湾初中生毕业后就必须作职业教育或考高中的选择，这就不可能让学生养成求知的兴趣和习惯；至于大学的专业设置，也有过于狭窄的毛病。另外，整个社会对教育也有误解，以为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或以为大学应该对学生进行专才训练，“这些皆是偏狭之见”。他说：大学的“学者和学生都有自由从事所选择的学术”研究的权力，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拥有基础知识和科学训练。他认为通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养成广泛的求知兴趣和不断学习的习惯。
不久，吴大猷还以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身份，在台湾“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由于“大学联招”（类似大陆高考）存在的问题，使中学教育出现三大偏差：一是课程设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学业负担太重。这就使大多数中学生在学习中只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识的奥秘和科学的真谛，从而对科学丧失兴趣。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吴大猷成立了“人文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一方面主持高中教材改革，一方面组织相关教师培训，以便进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7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准备成立一个原子能研究所，并提出吴大猷等9人是最佳人选。另外，吴的恩师饶毓泰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在临终前给人们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中国曾经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学统，它依靠通才教育培养出许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倘若不能恢复这个学统，不注重通才教育，我们就很难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
（作者为山西社科院研究员）
在这本书中，吴大猷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论这个问题。
一是针对人们对科学的错误理解，他说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可见对于一个人来说，假如所受教育太狭窄太专门，那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断个别的知识”，而不会通过了解科学全貌来增长智慧。这种人很可能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书簏，或者是一台只会工作不会思考的机器。
二是针对人们过分看重实用的倾向，他告诉人们，科学家投身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都来源于纯粹的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曾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潮所笼罩，许多人上大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面对这种倾向，吴大猷告诫大家：“教育的目的，不只限于知识的传授”，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思考”。这一观点对于纠正我们过于重视知识传授的偏向非常重要。
三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人们的欲望也越来越高，这就使人类陷入一个贪婪的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其中最明显的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犯罪率不断增高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一个人文与科学合一的文明”来发展人类智慧，控制人类贪欲。他指出，要想让人文与科技“融合起来，成为更高层次的一个文化，着重的是需要改变人类的教育，使习科技的不成为‘机器人’，习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质”。也就是说，当我们通过通才教育，兼备人文与科学的更高智慧时，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说到通才教育，吴大猷和余英时在1983年的对话值得注意。在这次对话中，吴先生介绍了哈佛大学在1946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根本性改革。要使人们对科学有基本了解，最好的办法是借助通才教育。吴大猷说：“通才教育可使學生未来发展时，能有一种宽广的基础，使得念科学的人，也能了解、欣赏人文知识。同样地，念人文的人，如果对科学有清楚的了解，将来如果进入政府机构，在从事政府决定时，就可避免发生偏差。”
我注意到，早在1945年，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就以《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为题，提出一个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他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乃至法西斯战争都由此而产生。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自动的个体，唯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普通教育强调“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自由。因此通才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
在这次对话中，余英时也谈到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出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与如今大陆面临的困境极其相似。他说：“传统教育的毛病是偏重于通才、不重专业。现在的情形恰好相反。由于社会趋于专业化，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职业才有保障。因此，哪些专长易于找到职业，大家便一拥而上。这种情形当然不限于台湾，美国、苏联等地，亦复如此。例如，目前各国都有许多男女，纷纷学医、法律与计算机。这纯粹是一种以职业为主导的教育取向。这种取向，有予以自觉改变的必要。”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正常取向呢？余先生的意见是：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应该对专业以外学科具备必要常识。只有这样，你“才有资格做一个完整的现代人，并具备综合判断的能力”。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到考试与教育制度，要彻底解决虽然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也应该做些努力和尝试，“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流弊，亦即造成一种所谓‘对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对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专家’。这种专家只有很狭隘的专业或纯技术观点，却无法妥善处理专业以外的重要问题，甚至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些话对于那些过分迷信专家的人们，无异于当头棒喝。
1984年，吴大猷还在台湾《民生报》发表文章指出：台湾初中生毕业后就必须作职业教育或考高中的选择，这就不可能让学生养成求知的兴趣和习惯；至于大学的专业设置，也有过于狭窄的毛病。另外，整个社会对教育也有误解，以为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或以为大学应该对学生进行专才训练，“这些皆是偏狭之见”。他说：大学的“学者和学生都有自由从事所选择的学术”研究的权力，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拥有基础知识和科学训练。他认为通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养成广泛的求知兴趣和不断学习的习惯。
不久，吴大猷还以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身份，在台湾“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由于“大学联招”（类似大陆高考）存在的问题，使中学教育出现三大偏差：一是课程设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学业负担太重。这就使大多数中学生在学习中只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识的奥秘和科学的真谛，从而对科学丧失兴趣。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吴大猷成立了“人文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一方面主持高中教材改革，一方面组织相关教师培训，以便进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7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准备成立一个原子能研究所，并提出吴大猷等9人是最佳人选。另外，吴的恩师饶毓泰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在临终前给人们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中国曾经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学统，它依靠通才教育培养出许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倘若不能恢复这个学统，不注重通才教育，我们就很难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
（作者为山西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