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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全长千余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我们驻守在西段，对面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文革”爆发后，其浪潮毫无疑问也波及到了这里，但它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体现的，因为那里的环境十分特殊。当时，我正在中印边界为国戍边，在那里，我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现将我亲历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整理出来，也算是为大家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吧。
王班长说：“我真替刘主席担心”
“文革”前，我连党支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积极分子都必须认真学习刘少奇主席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假如你要求人党，指导员就会问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了没有?”你如果说没有学，指导员会说：“先把这本书认真读一读。”你如果说学了，指导员又会说：“我来考考你。”
1966年3月15日，刘少奇主席出访南亚次大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出访途中，刘主席在昆仑山脚下的重镇和田作了视察。当时，我们连正在和田休整，有幸与和田各族人民一起载歌载舞迎来了敬爱的共和国主席和陪同刘主席出访的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和自治区政府主席赛福鼎的陪同下，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元帅分乘敞蓬汽车缓缓通过欢迎人群，微笑着向人群亲切招手，那场景现在回想起来，仍像刚发生过一样。欢迎结束后，我们许多战士都把见到刘主席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里，让家人和我们同亨欢乐。
休整结束后，我们连又回到了中印边界前线。
这之后，“文革”的邪风愈刮愈紧，矛头指向刘、邓的迹象也愈来愈明显。说实在的，刚开始评海瑞罢官啦、批三家村四家房啦，我们这些当兵的根本没有太在意。但有一件事却使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就是在1966年11月初，我们接到上级电令：收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是奉命上缴了，但我们对刘主席的感情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晚上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感到大惑不解。毛主席讲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家喻户晓；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把党和革命的领导重担委托给刘少奇更是尽人皆知；1956年，赫鲁晓夫来华访问，问毛主席的接班人是谁，毛主席爽快地答说是刘少奇；九评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中，也称毛主席和刘主席都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每年国庆节，人民日报都要在头版并排刊出两位主席的标准像；刘主席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教育了多少共产党人。现在这是怎么了?班长王广生是共产党员，山西运城人，1963年入伍，他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我真替刘主席担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和中央一次次公布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我们还能不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吗?我们也加入到批判“最大的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的行列中，呼口号，念批判稿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拨乱反正，为刘少奇主席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平反，推倒压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还其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目，真乃大得人心。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9·13”前后发生在我们部队的一件事
1971年7月，林立果小联合舰队的两个成员从北京窜到乌鲁木齐空九军军部，给军党委成员放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大肆鼓吹效忠林家父子，说什么“忠于林立果就是忠于毛主席”，说林立果是党的“第三代接班人”，他的讲用报告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空九军的主要负责人经这两个人这么一吹，也完全昏了头脑，他们未向空军党委请示，便以空九军党委员的名义向所属部队发出《告全军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全军指战员无条件忠于林立果。
公开信发到我团，团党委连夜学习，并套着军里的口气，向所属各单位发出了《告全团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恰在这时，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写的《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一书也大批发到了部队。 这年9月13日，林彪携叶群及林立果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形势来了一个急转弯。当“9·13”事件在部队按规定传达的时候，很多人都惊呆了。记得到我团传达的是军里一名姓赵的副军长。他传达时要求只到连级，对排以下绝对保密，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谁要是有意或无意泄露出去，便要以党纪军纪是问。
《告全军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后来受到周总理的批评。周总理说：“一个军，不经上级党委指示，便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公开信，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没有过。”接着，空九军的班子便进行了改组，还给原军里几个主要负责人办了学习班，让他们交代问题，一办就是几年。空九军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李全春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身上曾九次负伤，1955年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他曾不顾年大体弱，长途驱车来到海拨五六千米的喀喇昆仑山上看望边防战士，还为我们作过报告。现在出了这事，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组织上对他的定性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结论作过以后，他便办了离休手续。 上级对我们团的问题却丝毫没有追究，只是正面教育。记得有一次团部开大会，团政委郭振淮在会上讲起此事时笑着说：“过去讲紧跟，老也跟不紧，这次跟紧了，却又跟错了。”
北京来的汪排长
1968年11月初，我们排从北京来了一位排长姓汪，名光林，23岁，祖籍湖北红安。其父为老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曾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汪光林自小随父在贵州长大，1963年高中毕业后，入空军服役，1965年被选送到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学习，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拉起红卫兵扯旗造反，在天安门广场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在“文革”刚开始那两年，干了许多打、砸、抢、拆、抓和批斗老干部的事，用他的话说：空军一高专那个小地球一度完全是由着他在那里拨拉着转的。他给我们讲了不少关于北京“文革”的事，在我们听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其中有这么一件事：当时，空军一高专正在批斗校政委。新调来的校长一放下背包就去校园里看大字报。那时，学校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批判学校政委的，说政委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恰好新来的校长与政委过去是老战友、知根知底，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边看边小声愤愤讲了一句“纯系胡说”。正好被旁边一位红卫兵听到了，他便报告了校红卫兵组织，校长当天就被抓了起来。第二天，批判校长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而来，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他的所谓的十大罪状，他也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学校组织了一次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他被关押、游斗，吃尽了苦头。折腾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计划把他放掉，便派人将其带到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桌上放着纸和笔，他们对他说：“经过红卫兵组织审查，你没有问题，现予释放，你有何意见，这里有纸有笔，你可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这位出身贫苦，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校长，此时如果能说上一些感激红卫兵的话，就可立即获释，但他没有那样做，又气哼哼地说了一句：“我当然要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红卫兵头头一听，勃然大怒，说：“你这是对群众组织的态度问题，再关起来!”这位校长又被关进了牛棚。
这样的事情干多了，汗光林暗自在心里，也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整人能有好结果吗?”这时，也正是红卫兵和他本人都红得发紫的时候，他找到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第一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吴法宪，要求离开北京到基层去。吴说：“在北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走?”他坚持一定要走，吴说：“行啊，在下面锻炼一段时间再回来也好。”征求他的意见后，他到了兰空。兰空负责人又问他去哪里，他说去(7335空九军的番号，驻乌鲁木齐)。一到7335，领导又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和指，即空军和田指挥所，驻昆仑山脚下的重镇和田。和指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去中印边界。于是，他被任命为我们排的排长，于1968年11月初上了昆仑山。他一来便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从此和北京方面中止了一切联系。他虽然出身高干家庭，但丝毫不摆高干子女架子，不歧视我们这些工农家庭出身的兵娃子，和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1971年“9·13”事件后，报纸上公布了一串林彪死党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叫程洪哲。汪排长给我讲，他俩就曾在一个红卫兵组织里干过。
我不由十分佩服起汪排长来，常人追逐名利地位，求之不得，而他不恋权势，适时从显赫的红卫兵组织中拔出腿来，实属难得。事实证明，他是做对了。
“我们都是中国派”
解放新疆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任兵团司令兼政委，一兵团的老底子是南泥湾大生产的模范——三五九旅。新疆解放后成立了新疆军区，军区司令兼政委仍由王震担任。不久，王震调国家农垦部任部长，兵团副政委王恩茂升任军区第一政委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带领边疆各族军民，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到1965年，新疆这块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国土、拥有13个民族，原本十分荒凉落后的偏远之地，已呈现一派军民团结，民族和睦、粮棉充足、社会稳定、百业俱兴、欣欣向荣的景象。1962年，因为中苏中印边防斗争的需要，空军第九军进驻新疆。“文革”开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疆各族人民，各军兵种保王恩茂的占据优势，打王恩茂的新疆红二司力量弱小。后来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要报道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如何如何，其中总有新疆红二司。另外，空军司令吴法宪也多次给空九军打招呼，要空九军转而支持红二司说什么：广播和报纸代表了中央的声音。中央都表态了，你们还不转向，如果还不支持红二司，那就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空九军的广大官兵在内部压力、外部舆论的影响下，经过一段痛苦的感情折磨，终于“旗帜鲜明”地转为支持红二司。
这里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文革”前，新疆从江苏和上海来了不少支边青年，他们不知道应该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于是就写信问远在江苏、上海的父母，父母回信说，哪一派有解放军支持就参加哪一派。我的天哪，两派都有解放军支持，一边是空军，一边是陆军，这可怎么办?
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新疆终于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是辩论，后来是拳头，再后来是棍棒，石块，再再后来就是机枪、小炮。武器越打越好，战况越打越大，死人越来越多，直闹到中央不发专门布告不能制止武斗的地步。
那时“派”很厉害，不管什么人，均以派划线，同一派的，亲如一家；非同一派的，视若寇仇，甚至一家都分成几派。由于派性在起作用，有的一家人竟无法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
部队建设当然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群众组织遇到本派的部队，亲得不得了，他们拉着你的手，激动得能掉泪，口号声更是震天动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英雄的××××部队学习”，“向英雄的××××部队致敬”。要是遇到另 一派的部队，他们就会斜着眼睛看你，往你身上吐口水，骂你是刘少奇的兵，蒋介石的兵，搞得不好还会挨打。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可以给部队实行“五断”，即断水、断电、断粮、断煤、断交通。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本是一个整体，肩负着领土完整、保境安民的重任，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各军兵种支左各支一派，部队间隔阂深重，这都是林彪、“四人帮”作祟的结果。
但在中印边界前线的部队却是一番景象。从昆仑山营区到山下，汽车要走几天，沿途有许多陆军兵站。有一次，我们下山执行任务，明显感到越往山下走，军兵种之间的“派味”就越浓。相反，越往山上去，也就愈接近边防线，军兵种之间那种互相支援、互相爱护，亲密无间，共卫国门的正常气氛也越浓。那年，我们连成立了一个八人演唱小组，排练了十多个节目。节目排出后，除在自己连里演出外，连首长还决定到边防哨卡慰问陆军老大哥。在哨卡，我们受到陆军老大哥极其热情友好的接待，他们给我们介绍对面的敌情，领我们参观哨位。哨位上有一架巨型望远镜安装在三角架上，通过它可以看到敌纵深数十公里外的目标，哨兵站岗的地方筑有钢筋水泥掩体，据介绍那都是他们乘夜色突击抢修的，因为白天搞时，印军老打枪干扰，弄不成。在哨卡，陆军老大哥不畏艰苦，以卡为家的精神深深教育着我们。大家彼此都明确表示：山下怎么搞我们不管它，在边防一线只有一派，那就是中国派，我们决不给敌人以可乘之隙。
战士争看红卫兵
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整个中国成了红卫兵的海洋。然而红卫兵在我们营区确属“珍稀”，这些被称为革命小将的兵，到底是什么模样，我们只能听着广播去想象。 我们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上，好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驻地周围方圆数百公里看不到人，看不到树木、看不到庄稼，很多地方寸草不长，色彩单调，灰黄一片，除了连队这几十号人和用来执行任务的三条狗，再要想看到其他生命，确实不易，就连令人讨厌的老鼠、臭虫、蚊子、苍蝇这些四害，也完全绝迹。有时连里有人下山回来或是团里有人来，就给我们讲红卫兵的模样，说他们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贴大字报、游行、破四旧、立四新、游斗些老干部，把纸帽子糊了几尺高，口号喊得震天响，节目演得如何如何精彩等，我们听了都感到十分有趣和新奇，更增加了我们想看到红卫兵的心情。
一天，两名藏族男青年途经我们驻地，臂上就戴着印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目标首先被我看见，我立即跑回营房给大家说：“我看见红卫兵了!”“在哪里?”大家不约而同地问。我说：“在公路边上。”呼啦一声，大家冲出屋子，争着出去看这两个红卫兵。
“向左看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自然会发生许多特殊的事，说起来真是愚昧可笑，但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1968年，随着“文革”继续轰轰烈烈的开展，左的一套和个人迷信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部队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否则那便成了“态度”问题。譬如早上起床，一起来，全班站在床前成一行，由班长喊口令，首先向墙上张贴的毛主席画像行军礼，然后班长说：“让我们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接着齐声连讲三遍“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每讲一遍，右手都拿着本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小书从胸前向头顶上方举一下。班长接着说：“让我们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大家接着齐声连说三声：“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每讲一句，照样拿着《毛主席语录》从胸前向头上方举一下。班长接着说：“今天我们学习某一段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家跟着齐诵这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听班长口令，向毛主席敬礼，请示算是完毕。连、排、班集合站队，学习、操课、吃饭、睡觉等等，都得照此程序来一遍。吃饭前，全连列队在饭堂门口这么搞，值勤人员往往只有一两个人，被换下来后，也站在饭堂门口照此办理，那样子让人看了想笑又不敢笑。倘若那个值勤的战士忘记了饭前向毛主席请示、饭桌上就有人马上提醒他说：“你还没有向毛主席请示”，他便乖乖的放下碗筷，走到饭堂门口补上请示，才能吃饭。如果别人提醒他忘了请示，他还不去，那便是态度问题。那时沾上“态度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幸而那时几个忘记请示的同志经人提醒后都补上了请示，没有发生问题。夜间站岗，天气很冷，下岗的和上岗的一起站在屋外的毛主席像前请求报告。有时天很黑，根本看不清毛主席像，也不敢有丝毫偏差。
毛主席每次发表最新指示，部队都要庆祝。有一次，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等团指挥所用无线电发到我连时，已是午夜时分。电台值班员立即向连部作了报告，连首长马上向全连发出紧急集合号。部队集合起来后，指导员向大家传达最新指示。接下来是游行。尽管天很黑，而且山上除了我们连队外再无旁人，我们还是打着红旗、喊着口号、敲锣打鼓、围着营区转了一圈。游行回来，解散，接着再睡。这就是当时的传达、贯彻最新指示不过夜。
同年6月初，团里一位姓李的副参谋长在我们连住了几天，推行“新队列”训练，他要求以后喊口令，不能喊向右看齐，要向左看齐。过去搞队列，指挥员口令一下，部队都是立即动作，现在指挥员口令一下，列队的全体人员都必须齐声高喊一声规定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动作。譬如指挥员下达口令“齐步走”，部队必须一齐喊“一往无前”，然后再迈步向前。这时问题就来了，大家因为不习惯，有的站在原地喊“一往无前”，有的边喊边迈步，的有没有喊已经迈步了，队列搞得乱糟糟。这样搞了几天，指挥员和大家都很累，还是很不理想。李副参谋长走后，我们仍用老办法整队。听说那时飞行部队还有用毛主席语录指挥飞行训练的呢，你说玄不玄!愿“文革”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责编 晓舟)
王班长说：“我真替刘主席担心”
“文革”前，我连党支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积极分子都必须认真学习刘少奇主席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假如你要求人党，指导员就会问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了没有?”你如果说没有学，指导员会说：“先把这本书认真读一读。”你如果说学了，指导员又会说：“我来考考你。”
1966年3月15日，刘少奇主席出访南亚次大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出访途中，刘主席在昆仑山脚下的重镇和田作了视察。当时，我们连正在和田休整，有幸与和田各族人民一起载歌载舞迎来了敬爱的共和国主席和陪同刘主席出访的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在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和自治区政府主席赛福鼎的陪同下，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元帅分乘敞蓬汽车缓缓通过欢迎人群，微笑着向人群亲切招手，那场景现在回想起来，仍像刚发生过一样。欢迎结束后，我们许多战士都把见到刘主席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里，让家人和我们同亨欢乐。
休整结束后，我们连又回到了中印边界前线。
这之后，“文革”的邪风愈刮愈紧，矛头指向刘、邓的迹象也愈来愈明显。说实在的，刚开始评海瑞罢官啦、批三家村四家房啦，我们这些当兵的根本没有太在意。但有一件事却使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就是在1966年11月初，我们接到上级电令：收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是奉命上缴了，但我们对刘主席的感情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晚上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感到大惑不解。毛主席讲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家喻户晓；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把党和革命的领导重担委托给刘少奇更是尽人皆知；1956年，赫鲁晓夫来华访问，问毛主席的接班人是谁，毛主席爽快地答说是刘少奇；九评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中，也称毛主席和刘主席都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每年国庆节，人民日报都要在头版并排刊出两位主席的标准像；刘主席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教育了多少共产党人。现在这是怎么了?班长王广生是共产党员，山西运城人，1963年入伍，他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我真替刘主席担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和中央一次次公布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我们还能不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吗?我们也加入到批判“最大的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的行列中，呼口号，念批判稿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拨乱反正，为刘少奇主席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平反，推倒压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还其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目，真乃大得人心。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9·13”前后发生在我们部队的一件事
1971年7月，林立果小联合舰队的两个成员从北京窜到乌鲁木齐空九军军部，给军党委成员放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大肆鼓吹效忠林家父子，说什么“忠于林立果就是忠于毛主席”，说林立果是党的“第三代接班人”，他的讲用报告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空九军的主要负责人经这两个人这么一吹，也完全昏了头脑，他们未向空军党委请示，便以空九军党委员的名义向所属部队发出《告全军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全军指战员无条件忠于林立果。
公开信发到我团，团党委连夜学习，并套着军里的口气，向所属各单位发出了《告全团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恰在这时，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写的《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一书也大批发到了部队。 这年9月13日，林彪携叶群及林立果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形势来了一个急转弯。当“9·13”事件在部队按规定传达的时候，很多人都惊呆了。记得到我团传达的是军里一名姓赵的副军长。他传达时要求只到连级，对排以下绝对保密，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谁要是有意或无意泄露出去，便要以党纪军纪是问。
《告全军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后来受到周总理的批评。周总理说：“一个军，不经上级党委指示，便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公开信，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没有过。”接着，空九军的班子便进行了改组，还给原军里几个主要负责人办了学习班，让他们交代问题，一办就是几年。空九军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李全春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身上曾九次负伤，1955年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他曾不顾年大体弱，长途驱车来到海拨五六千米的喀喇昆仑山上看望边防战士，还为我们作过报告。现在出了这事，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组织上对他的定性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结论作过以后，他便办了离休手续。 上级对我们团的问题却丝毫没有追究，只是正面教育。记得有一次团部开大会，团政委郭振淮在会上讲起此事时笑着说：“过去讲紧跟，老也跟不紧，这次跟紧了，却又跟错了。”
北京来的汪排长
1968年11月初，我们排从北京来了一位排长姓汪，名光林，23岁，祖籍湖北红安。其父为老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曾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汪光林自小随父在贵州长大，1963年高中毕业后，入空军服役，1965年被选送到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学习，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拉起红卫兵扯旗造反，在天安门广场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在“文革”刚开始那两年，干了许多打、砸、抢、拆、抓和批斗老干部的事，用他的话说：空军一高专那个小地球一度完全是由着他在那里拨拉着转的。他给我们讲了不少关于北京“文革”的事，在我们听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其中有这么一件事：当时，空军一高专正在批斗校政委。新调来的校长一放下背包就去校园里看大字报。那时，学校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批判学校政委的，说政委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恰好新来的校长与政委过去是老战友、知根知底，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边看边小声愤愤讲了一句“纯系胡说”。正好被旁边一位红卫兵听到了，他便报告了校红卫兵组织，校长当天就被抓了起来。第二天，批判校长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而来，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他的所谓的十大罪状，他也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学校组织了一次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他被关押、游斗，吃尽了苦头。折腾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计划把他放掉，便派人将其带到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桌上放着纸和笔，他们对他说：“经过红卫兵组织审查，你没有问题，现予释放，你有何意见，这里有纸有笔，你可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这位出身贫苦，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校长，此时如果能说上一些感激红卫兵的话，就可立即获释，但他没有那样做，又气哼哼地说了一句：“我当然要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红卫兵头头一听，勃然大怒，说：“你这是对群众组织的态度问题，再关起来!”这位校长又被关进了牛棚。
这样的事情干多了，汗光林暗自在心里，也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整人能有好结果吗?”这时，也正是红卫兵和他本人都红得发紫的时候，他找到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第一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吴法宪，要求离开北京到基层去。吴说：“在北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走?”他坚持一定要走，吴说：“行啊，在下面锻炼一段时间再回来也好。”征求他的意见后，他到了兰空。兰空负责人又问他去哪里，他说去(7335空九军的番号，驻乌鲁木齐)。一到7335，领导又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和指，即空军和田指挥所，驻昆仑山脚下的重镇和田。和指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去中印边界。于是，他被任命为我们排的排长，于1968年11月初上了昆仑山。他一来便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从此和北京方面中止了一切联系。他虽然出身高干家庭，但丝毫不摆高干子女架子，不歧视我们这些工农家庭出身的兵娃子，和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1971年“9·13”事件后，报纸上公布了一串林彪死党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叫程洪哲。汪排长给我讲，他俩就曾在一个红卫兵组织里干过。
我不由十分佩服起汪排长来，常人追逐名利地位，求之不得，而他不恋权势，适时从显赫的红卫兵组织中拔出腿来，实属难得。事实证明，他是做对了。
“我们都是中国派”
解放新疆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任兵团司令兼政委，一兵团的老底子是南泥湾大生产的模范——三五九旅。新疆解放后成立了新疆军区，军区司令兼政委仍由王震担任。不久，王震调国家农垦部任部长，兵团副政委王恩茂升任军区第一政委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带领边疆各族军民，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到1965年，新疆这块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国土、拥有13个民族，原本十分荒凉落后的偏远之地，已呈现一派军民团结，民族和睦、粮棉充足、社会稳定、百业俱兴、欣欣向荣的景象。1962年，因为中苏中印边防斗争的需要，空军第九军进驻新疆。“文革”开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疆各族人民，各军兵种保王恩茂的占据优势，打王恩茂的新疆红二司力量弱小。后来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要报道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如何如何，其中总有新疆红二司。另外，空军司令吴法宪也多次给空九军打招呼，要空九军转而支持红二司说什么：广播和报纸代表了中央的声音。中央都表态了，你们还不转向，如果还不支持红二司，那就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空九军的广大官兵在内部压力、外部舆论的影响下，经过一段痛苦的感情折磨，终于“旗帜鲜明”地转为支持红二司。
这里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文革”前，新疆从江苏和上海来了不少支边青年，他们不知道应该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于是就写信问远在江苏、上海的父母，父母回信说，哪一派有解放军支持就参加哪一派。我的天哪，两派都有解放军支持，一边是空军，一边是陆军，这可怎么办?
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新疆终于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是辩论，后来是拳头，再后来是棍棒，石块，再再后来就是机枪、小炮。武器越打越好，战况越打越大，死人越来越多，直闹到中央不发专门布告不能制止武斗的地步。
那时“派”很厉害，不管什么人，均以派划线，同一派的，亲如一家；非同一派的，视若寇仇，甚至一家都分成几派。由于派性在起作用，有的一家人竟无法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
部队建设当然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群众组织遇到本派的部队，亲得不得了，他们拉着你的手，激动得能掉泪，口号声更是震天动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英雄的××××部队学习”，“向英雄的××××部队致敬”。要是遇到另 一派的部队，他们就会斜着眼睛看你，往你身上吐口水，骂你是刘少奇的兵，蒋介石的兵，搞得不好还会挨打。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可以给部队实行“五断”，即断水、断电、断粮、断煤、断交通。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本是一个整体，肩负着领土完整、保境安民的重任，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各军兵种支左各支一派，部队间隔阂深重，这都是林彪、“四人帮”作祟的结果。
但在中印边界前线的部队却是一番景象。从昆仑山营区到山下，汽车要走几天，沿途有许多陆军兵站。有一次，我们下山执行任务，明显感到越往山下走，军兵种之间的“派味”就越浓。相反，越往山上去，也就愈接近边防线，军兵种之间那种互相支援、互相爱护，亲密无间，共卫国门的正常气氛也越浓。那年，我们连成立了一个八人演唱小组，排练了十多个节目。节目排出后，除在自己连里演出外，连首长还决定到边防哨卡慰问陆军老大哥。在哨卡，我们受到陆军老大哥极其热情友好的接待，他们给我们介绍对面的敌情，领我们参观哨位。哨位上有一架巨型望远镜安装在三角架上，通过它可以看到敌纵深数十公里外的目标，哨兵站岗的地方筑有钢筋水泥掩体，据介绍那都是他们乘夜色突击抢修的，因为白天搞时，印军老打枪干扰，弄不成。在哨卡，陆军老大哥不畏艰苦，以卡为家的精神深深教育着我们。大家彼此都明确表示：山下怎么搞我们不管它，在边防一线只有一派，那就是中国派，我们决不给敌人以可乘之隙。
战士争看红卫兵
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整个中国成了红卫兵的海洋。然而红卫兵在我们营区确属“珍稀”，这些被称为革命小将的兵，到底是什么模样，我们只能听着广播去想象。 我们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上，好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驻地周围方圆数百公里看不到人，看不到树木、看不到庄稼，很多地方寸草不长，色彩单调，灰黄一片，除了连队这几十号人和用来执行任务的三条狗，再要想看到其他生命，确实不易，就连令人讨厌的老鼠、臭虫、蚊子、苍蝇这些四害，也完全绝迹。有时连里有人下山回来或是团里有人来，就给我们讲红卫兵的模样，说他们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贴大字报、游行、破四旧、立四新、游斗些老干部，把纸帽子糊了几尺高，口号喊得震天响，节目演得如何如何精彩等，我们听了都感到十分有趣和新奇，更增加了我们想看到红卫兵的心情。
一天，两名藏族男青年途经我们驻地，臂上就戴着印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目标首先被我看见，我立即跑回营房给大家说：“我看见红卫兵了!”“在哪里?”大家不约而同地问。我说：“在公路边上。”呼啦一声，大家冲出屋子，争着出去看这两个红卫兵。
“向左看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自然会发生许多特殊的事，说起来真是愚昧可笑，但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1968年，随着“文革”继续轰轰烈烈的开展，左的一套和个人迷信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部队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否则那便成了“态度”问题。譬如早上起床，一起来，全班站在床前成一行，由班长喊口令，首先向墙上张贴的毛主席画像行军礼，然后班长说：“让我们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接着齐声连讲三遍“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每讲一遍，右手都拿着本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小书从胸前向头顶上方举一下。班长接着说：“让我们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大家接着齐声连说三声：“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每讲一句，照样拿着《毛主席语录》从胸前向头上方举一下。班长接着说：“今天我们学习某一段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家跟着齐诵这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听班长口令，向毛主席敬礼，请示算是完毕。连、排、班集合站队，学习、操课、吃饭、睡觉等等，都得照此程序来一遍。吃饭前，全连列队在饭堂门口这么搞，值勤人员往往只有一两个人，被换下来后，也站在饭堂门口照此办理，那样子让人看了想笑又不敢笑。倘若那个值勤的战士忘记了饭前向毛主席请示、饭桌上就有人马上提醒他说：“你还没有向毛主席请示”，他便乖乖的放下碗筷，走到饭堂门口补上请示，才能吃饭。如果别人提醒他忘了请示，他还不去，那便是态度问题。那时沾上“态度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幸而那时几个忘记请示的同志经人提醒后都补上了请示，没有发生问题。夜间站岗，天气很冷，下岗的和上岗的一起站在屋外的毛主席像前请求报告。有时天很黑，根本看不清毛主席像，也不敢有丝毫偏差。
毛主席每次发表最新指示，部队都要庆祝。有一次，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等团指挥所用无线电发到我连时，已是午夜时分。电台值班员立即向连部作了报告，连首长马上向全连发出紧急集合号。部队集合起来后，指导员向大家传达最新指示。接下来是游行。尽管天很黑，而且山上除了我们连队外再无旁人，我们还是打着红旗、喊着口号、敲锣打鼓、围着营区转了一圈。游行回来，解散，接着再睡。这就是当时的传达、贯彻最新指示不过夜。
同年6月初，团里一位姓李的副参谋长在我们连住了几天，推行“新队列”训练，他要求以后喊口令，不能喊向右看齐，要向左看齐。过去搞队列，指挥员口令一下，部队都是立即动作，现在指挥员口令一下，列队的全体人员都必须齐声高喊一声规定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动作。譬如指挥员下达口令“齐步走”，部队必须一齐喊“一往无前”，然后再迈步向前。这时问题就来了，大家因为不习惯，有的站在原地喊“一往无前”，有的边喊边迈步，的有没有喊已经迈步了，队列搞得乱糟糟。这样搞了几天，指挥员和大家都很累，还是很不理想。李副参谋长走后，我们仍用老办法整队。听说那时飞行部队还有用毛主席语录指挥飞行训练的呢，你说玄不玄!愿“文革”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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