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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园诗话》是清代大诗人袁枚的论诗著作，以其鲜明的个性历来引人注目。在该作品中袁枚论诗评诗所持的美学标准多渊源于儒道互补，屈骚传统、禅悟精神等传统精华。
[关键词]温柔敦厚 浪漫不羁 屈骚深情
《随园诗话》创作背景
清代乾隆年间，讲究训诂考据的学风盛行，一些迂儒曲士以钻研经学的方式写诗，认为先要精通考据之学然后才能写出好诗。对此袁枚根据自己的艺术理想和创作经验，提出了几点看法：一是考据与写诗毫无相同之处，不能混为一谈：二是必要的考据知识也应懂得，否则会因为太无知而闹笑话：三是以考据为主题的诗，只要作者确是有见识、有感触、有激情，写法得当，仍然可以写好。由此看出，袁枚并非一味反对考据之学，他是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体会出发，去权衡利弊决定取舍的。袁枚深深憎恶宋明理学对当时诗坛的消极影响，他批评那些只知一味迎合理学要求写出的篇章都只是押韵的语录而不是诗。袁枚之前先后有明七子、沈德潜等人，从儒家传统诗教的立场上竭力修补调整理学的诗文观念，试图延续迂腐顽固的道统：而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金圣叹、李渔等，则从自然人性论及个性自我的角度对伦常法规进行反向的消解，以求保持文艺领域的创造活力。
与这些人有所不同，袁枚论诗在内容上针对宋儒的伦理道德纲常直接提出异议，不仅宣扬男女之情、香奁之诗，而且从儒家经典中找来理论根据，并指出如果按照宋儒的苛刻要求，就连《易经》、《诗经》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也应当视作不恰当和应予以否定的。他还大讲狎妓好色，以此作为冲出理学道德观念的突破口。在创作上，针对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特别推重“天才清妙”的艺术追求，“汪大绅道余诗似杨诚斋。余惊曰：诚斋，一代作手，谈何容易!其天才清妙，绝类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处。”
儒道互补传统的复归
“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原则性、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消解文饰、消解规则、消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儒家思想会带来干预或美化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和注重结构、规则的形式主义倾向，崇尚纷繁华丽的美：道家思想则带来渴望或美化自然的非功利主义倾向，尊重个体价值，强调自由蔑视法则向往清新淡泊的美。袁枚以“天才清妙”的道家美学标准去消解宋明理学所导致的异化现象，正说明了儒道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
袁枚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异化，给予了相当有力的反拨，他的出发点却很单纯。一方面他以道家的感性个体去消解宋明理学极端化的理性：另一方面又以儒家的理性精神去制约感性的本能欲求，以积极精神追求去超越感性个体。《随园诗话》选录狎妓诗、香奁诗，虽有不忍割舍一些细腻风光的佳句的因素，但还是坚持了情理并重的原则，并没有降低艺术标准。
袁枚以道家情怀去消解儒家的极端性发展所导致的异化，又以儒家的重新建构去防止道家无节制的解构所造成的虚无化，这正说明了“儒家与道家的互补，也使得古代的中国人在理性和感性的分裂上不致太深。”“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才使中国艺术很少陷入一种纯粹感性的欲望宣泄，也很少进入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误区。”这也就为深入理解《随园诗话》的一些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见解理清了头绪。针对宋明理学的极端性所导致的僵滞沉闷，袁枚突出了“天才清妙”：针对当时一些空虚无聊的文人表现出的狂妄庸俗，他又强调“气局见解”。“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流，然后气局见解，自然阔大”，而这个“气局见解”，其实就是宋代理学“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审美人生境界投射在袁枚诗论上的一片霞光。如果说宋代理学是在吸收了道、屈、禅之后，从“天地境界”的更高层次上向原始儒学的“吾与点也”复归，那么袁枚则是在转向了道家美学的“天才清妙”之后，从“气局见解”的更高层次上向宋代理学的“天地境界”复归。这也正说明，儒道美学的这两种境界在中国审美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构成了一种彼此消长相互批判又相互补充的互动形态。
屈骚传统性情的继承
不难看出袁枚在哲学思想上和诗歌创作上都是“感情至上”的。按照袁枚自己的说法：“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这个情当然含有道家由精神的超脱而得到的审美快乐，也含有儒家的伦理道德性的群体情感，而这“芬芳悱恻”之怀又分明是以屈原式的深情美麗作为深层意蕴的。从屈原的纵情伤感传统，到以情为核心的魏晋美学，再到袁枚的“芬芳悱恻”之怀，这里面是有着一定的承续关系的。李泽厚说：“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和创作的原动力量。”这当然只是就大的发展脉络而言，若具体分析袁枚之情不仅流露出重情的屈骚传统，同时又有一些复杂的表现。他所追求所陶冶的那种情感形式，已经突破了儒家的伦理政教，同时也不符合道家的飘逸高远的理想人格，而实际上是以屈骚的“深情”融合并改造了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浪漫不羁”特定的时代风尚、特殊的情爱方式，使得儒、道、屈三大美学传统在他那里交织出一种特别的情感心灵。
“清旷”沟通禅悟
袁枚还在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基础上，对禅与诗的相似相通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意见《随园诗话》不仅说明了禅悟与诗悟都讲究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超验之悟，而且已经触及禅与诗能够相互沟通的最主要原因，即二者的追求都以建设人类心理的情感本体为目的。
袁枚以“清旷”二字来概括这种充满了禅机妙悟的审美意境，如说：“芜湖令陈岸亭湛深禅理，诗故清旷。”其不同于儒、道、屈的地方在于清旷乃空幻之美，清旷的禅境与诗境都是一种悟境，进入清旷的心灵境界要靠禅的妙悟自得。清旷的禅境诗意所展现所留下的是淡而有味的神韵，而清旷的审美境界并不仅仅限于神韵一格。清旷的艺术境界和审美理想，又与儒家所追求的气势磅礴相通。袁枚授意弟子梅冲作《诗佛歌》以表明自家的一些诗学意旨，其中就强调了禅境不仅与儒的“气局见解”彼此沟通，而且与道的“天才清妙”相互衔接，就清旷以淡的韵味为审美特点而言，禅更接近于道。相对而言，道家更崇尚真，儒家更强调雅，而屈原式的“芬芳悱恻”之怀与禅的“清旷”之境，则分别补充了德的“气局见解”之雅，同时又提高了道的“天才清妙”之真。诗要成为真与雅的统一就需要建立在各家的审美理想之上。袁枚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和审美理想也正是由儒、道、屈、禅各家的美学精神协调统一的整体系统。整合各家的美学精神，在这里形成了既相互牵制又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关系，并形成一个网状结构系统的诗的理想境界。
[关键词]温柔敦厚 浪漫不羁 屈骚深情
《随园诗话》创作背景
清代乾隆年间，讲究训诂考据的学风盛行，一些迂儒曲士以钻研经学的方式写诗，认为先要精通考据之学然后才能写出好诗。对此袁枚根据自己的艺术理想和创作经验，提出了几点看法：一是考据与写诗毫无相同之处，不能混为一谈：二是必要的考据知识也应懂得，否则会因为太无知而闹笑话：三是以考据为主题的诗，只要作者确是有见识、有感触、有激情，写法得当，仍然可以写好。由此看出，袁枚并非一味反对考据之学，他是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体会出发，去权衡利弊决定取舍的。袁枚深深憎恶宋明理学对当时诗坛的消极影响，他批评那些只知一味迎合理学要求写出的篇章都只是押韵的语录而不是诗。袁枚之前先后有明七子、沈德潜等人，从儒家传统诗教的立场上竭力修补调整理学的诗文观念，试图延续迂腐顽固的道统：而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金圣叹、李渔等，则从自然人性论及个性自我的角度对伦常法规进行反向的消解，以求保持文艺领域的创造活力。
与这些人有所不同，袁枚论诗在内容上针对宋儒的伦理道德纲常直接提出异议，不仅宣扬男女之情、香奁之诗，而且从儒家经典中找来理论根据，并指出如果按照宋儒的苛刻要求，就连《易经》、《诗经》一些重要的思想观念，也应当视作不恰当和应予以否定的。他还大讲狎妓好色，以此作为冲出理学道德观念的突破口。在创作上，针对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特别推重“天才清妙”的艺术追求，“汪大绅道余诗似杨诚斋。余惊曰：诚斋，一代作手，谈何容易!其天才清妙，绝类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处。”
儒道互补传统的复归
“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原则性、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消解文饰、消解规则、消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儒家思想会带来干预或美化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和注重结构、规则的形式主义倾向，崇尚纷繁华丽的美：道家思想则带来渴望或美化自然的非功利主义倾向，尊重个体价值，强调自由蔑视法则向往清新淡泊的美。袁枚以“天才清妙”的道家美学标准去消解宋明理学所导致的异化现象，正说明了儒道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
袁枚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异化，给予了相当有力的反拨，他的出发点却很单纯。一方面他以道家的感性个体去消解宋明理学极端化的理性：另一方面又以儒家的理性精神去制约感性的本能欲求，以积极精神追求去超越感性个体。《随园诗话》选录狎妓诗、香奁诗，虽有不忍割舍一些细腻风光的佳句的因素，但还是坚持了情理并重的原则，并没有降低艺术标准。
袁枚以道家情怀去消解儒家的极端性发展所导致的异化，又以儒家的重新建构去防止道家无节制的解构所造成的虚无化，这正说明了“儒家与道家的互补，也使得古代的中国人在理性和感性的分裂上不致太深。”“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才使中国艺术很少陷入一种纯粹感性的欲望宣泄，也很少进入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误区。”这也就为深入理解《随园诗话》的一些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见解理清了头绪。针对宋明理学的极端性所导致的僵滞沉闷，袁枚突出了“天才清妙”：针对当时一些空虚无聊的文人表现出的狂妄庸俗，他又强调“气局见解”。“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流，然后气局见解，自然阔大”，而这个“气局见解”，其实就是宋代理学“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审美人生境界投射在袁枚诗论上的一片霞光。如果说宋代理学是在吸收了道、屈、禅之后，从“天地境界”的更高层次上向原始儒学的“吾与点也”复归，那么袁枚则是在转向了道家美学的“天才清妙”之后，从“气局见解”的更高层次上向宋代理学的“天地境界”复归。这也正说明，儒道美学的这两种境界在中国审美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构成了一种彼此消长相互批判又相互补充的互动形态。
屈骚传统性情的继承
不难看出袁枚在哲学思想上和诗歌创作上都是“感情至上”的。按照袁枚自己的说法：“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这个情当然含有道家由精神的超脱而得到的审美快乐，也含有儒家的伦理道德性的群体情感，而这“芬芳悱恻”之怀又分明是以屈原式的深情美麗作为深层意蕴的。从屈原的纵情伤感传统，到以情为核心的魏晋美学，再到袁枚的“芬芳悱恻”之怀，这里面是有着一定的承续关系的。李泽厚说：“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和创作的原动力量。”这当然只是就大的发展脉络而言，若具体分析袁枚之情不仅流露出重情的屈骚传统，同时又有一些复杂的表现。他所追求所陶冶的那种情感形式，已经突破了儒家的伦理政教，同时也不符合道家的飘逸高远的理想人格，而实际上是以屈骚的“深情”融合并改造了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浪漫不羁”特定的时代风尚、特殊的情爱方式，使得儒、道、屈三大美学传统在他那里交织出一种特别的情感心灵。
“清旷”沟通禅悟
袁枚还在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基础上，对禅与诗的相似相通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意见《随园诗话》不仅说明了禅悟与诗悟都讲究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超验之悟，而且已经触及禅与诗能够相互沟通的最主要原因，即二者的追求都以建设人类心理的情感本体为目的。
袁枚以“清旷”二字来概括这种充满了禅机妙悟的审美意境，如说：“芜湖令陈岸亭湛深禅理，诗故清旷。”其不同于儒、道、屈的地方在于清旷乃空幻之美，清旷的禅境与诗境都是一种悟境，进入清旷的心灵境界要靠禅的妙悟自得。清旷的禅境诗意所展现所留下的是淡而有味的神韵，而清旷的审美境界并不仅仅限于神韵一格。清旷的艺术境界和审美理想，又与儒家所追求的气势磅礴相通。袁枚授意弟子梅冲作《诗佛歌》以表明自家的一些诗学意旨，其中就强调了禅境不仅与儒的“气局见解”彼此沟通，而且与道的“天才清妙”相互衔接，就清旷以淡的韵味为审美特点而言，禅更接近于道。相对而言，道家更崇尚真，儒家更强调雅，而屈原式的“芬芳悱恻”之怀与禅的“清旷”之境，则分别补充了德的“气局见解”之雅，同时又提高了道的“天才清妙”之真。诗要成为真与雅的统一就需要建立在各家的审美理想之上。袁枚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和审美理想也正是由儒、道、屈、禅各家的美学精神协调统一的整体系统。整合各家的美学精神，在这里形成了既相互牵制又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关系，并形成一个网状结构系统的诗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