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我“不容易”

　　采访前一天，王景春跟几个影视圈朋友聚会，演员颜丙燕也在。王景春跟颜丙燕说起，2003年时，两人一块儿拍过戏。颜丙燕一时想不起来，问他，那部片子男一号是谁？
　　王景春答，我呀。颜丙燕这才想起，片中，自己似乎演了王景春前女友，戏分不多。她话锋一转，恍然大悟般跟王景春说，呀，你2003年就演主角了。
　　“老说我没演主角，老说配角这事儿”，这是《智族GQ》年度人物拍摄现场，此刻，王景春坐在化妆间的沙发上，标志性的小眼笑眯眯看着前方，手中捧着保温杯，一副好脾气模样。但回忆起这一幕，他还是有些激动。
　　今年年初，因电影《地久天长》中的刘耀军一角，王景春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从怕林回来，媒体蜂拥而至，他最多一天要接受13轮采访。之后连篇累牍的报道中的他，关键词是配角、相貌平平、大器晚成。
　　刚拿奖时，他还没有学会如何与媒体相处。一次，一档视频节目采访他。他和咏梅各自捧着小银熊，乖巧地坐在沙发上。记者问他们，两位作为国际电影节的影帝影后，能给年轻的演员或同行传授一些经验吗？
　　咏梅先说，好好演戏，好好做人。他就跟着重复一遍，好好演戏，好好做人，以我们为榜样，就这么简单。他当玩笑话说，大家也当玩笑话听，众人笑作一团。他笑得眼角全是褶子，得意地想，我还真有几分娱乐精神。没想到，视频传上网，很快有人说他刚拿奖就开始飘了，开始倚老卖老了。
　　还有一次，一位女记者采访他。他有些疲惫，表现得警惕、带刺儿，直言对方“非要给我设定一个条条框框带着我往沟里走”，听说给人造成了“精神工伤”。现在，他想起这事儿，惦记着对方，特别想遇到她，请她吃个饭，跟她好好聊聊天。
　　多数时候，大家对他满怀善意。那是一种对踏实、本分演员的天然好感。故事往往被讲述得十分励志。脉络总是一个相貌平平、默默无闻的演员，如何坚持、专注、熬过低谷。名利场上的成功姗姗来迟，旁人也跟着激动。
　　朋友们知道他“不容易”。演员曹卫宇在一次采访中说起一件事。2005年的一个夜晚，王景春拿出一张见组的个人照片问他：“老曹你说，你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头，还会有所作为吗？”导演周伟则记得，王景春有段时间剃了头，心情不好，去西藏四处转。
　　只言片语加深了他“不容易”的印象。众人确信，他就是這样带着对外貌的不自信和身为配角的困惑一点点儿熬出头的。但那段日子究竟是怎么“熬”的，他自己从没说过，只轻描淡写地提起，他来了北京，有过一年没戏拍的日子。没了。
　　“我从来没跟人提过北漂10年的事”，王景春承认，他是有意为之，不愿说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很难说这究竟是不是事后故作轻松。反正据他说，以往他看别的明星的采访，但凡看到心酸往事，总要提醒自己，以后打死都不要说这些。
　　“配角啊、长得丑啊、逆袭啊、没饭吃啊，千万别来这个。我从来没有把它当事儿，你说人都一帆风顺吗？肯定有起落、波折的时候，但是你把这些事拿出来说，也挺没劲的呀。”

演戏，就是“长功”

　　王景春喜欢说“业务”，胜过说“演技”。说“形象”，频次多于说“颜值”。
　　刚进上海戏剧学院那会儿，老师天天提醒他们琢磨业务，老跟他们说：“你现在不踏踏实实学习，将来业务不过硬，到哪儿都被别人淘汰。”
　　业务不好，“就肯定要退回去了。”他不想被退回去。过去在新疆，戏剧学院就是遥远的天堂。不过是和朋友参加婚宴，喝得美美的，陪人去市歌舞团找人，碰上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朗辰，后者正在挑演员、排小品。王景春被人推上去表演，然后，就被朗辰那句话命运般地点中。朗辰跟他说，你可以去试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
　　刚来上海时，他常有错位感。坐在学校草坪上，突然意识到，哟，这不是上戏嘛，我怎么在这儿呢，我这会儿应该在乌鲁木齐大街上。
　　到了大二，他偶尔还是会梦见艺考。内容总离不开表演、等着放榜或者考不上。“你说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压力多大？我都已经进来了。”
　　压力、落差当然有。可其实也很快理顺。因为他“业务”好，业务适用范围广。班里，男同学们个个形象出挑。他呢，“我也有我的自信，工农兵学商，我哪个都可以演。”当“班长”这项业务，他也做得不错。他岁数大，同学都信眼他。况且他又有工作经验，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以前，他还在新疆百货大厦的童鞋柜台上班时，就已经是业务主管了。事实上，站了半年柜台，他就不站了，因为“男孩子肯定要去搞业务”。
　　他像个老实又上进的职员，争取着自己在业务上的良好表现。业务的量变有时会带来质变。演员都向往“灵魂出窍”的感觉——从自己身上出来，进到角色里面去。年轻时，这种感觉在他身上驻留的时间很短，是一段一段的。现在，他的灵魂总能很快跑到人物身上去，驻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地久天长》的美术指导吕东曾赞叹他的进步。两人合作过《我11》，“拍《我11》的时候，景春的完成度就比较好，这次就更加是爆发式的了。那种小的节奏，还有内在的那种感觉以及把握的深刻程度，都比《我11》的时候增加了一大截。”吕东在一次采访中说。
　　王景春对自己的进步有自知。两部戏隔了10年《我11》里，他演王伯驹，一个满腹才华却不得施展的爸爸。他那会儿也演得好，演出了中年男人不得志、略显窝囊又清高、有所坚持的样子。但故事讲的总归是1975年的事，他只演那一年的王伯驹就够了。到了《地久天长》，他演刘耀军，从20多岁一直演到60多岁，时间跨度长，遭遇的情境也不同，他要掌控的东西成倍增长，庞大体量里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到。 　　他先是模模糊糊抓到人物的精气神，那是团状的、朦朦胧胧的。再对准每个细节调整焦距。刘耀军总穿工眼，只在逢年过节才穿别的衣服。他总驼着点儿背，因为常年在初床上低头干活的缘故。不同年龄段，他声音的状态也不同，20多岁时，劲儿往上提，年纪大了，发声位置就变了。他手上永远有股机油味，指甲缝是黑的。早些年，他抓一把肥皂粉洗手，粗糙地往手上抹，后来换了洗洁精，因为洗洁精去油能力强，可机油味还在，散也散不掉……一点儿一点儿，人物实了。
　　王景春“长功”了：他的用词，功力见长的意思。“就跟干活一样，熟能生巧。你天天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你肯定会长功的，对吧？”

人生得玩儿

　　王景春喜欢喝酒。生活里总是有酒。
　　十八九岁就开始喝，跟朋友一起喝。酒是催化剂，是纽带，喝一点儿，就该把酒言欢了。
　　《地久天长》里，刘耀军和王丽云失去了儿子后四处飘荡，后来去了福建连江。王景春带了一箱内蒙古的“草原白”去。草原白65度，12块钱一瓶，俗称“闷倒驴”。在片场，他的箱子里随时有一瓶备着。因为刘耀军会思乡，一思乡就要喝北方的酒。
　　后来去了柏林电影节，走红毯前，王景春还在喝。先是两轮啤的，再是香槟，接着是葡萄酒。直到制片人冲进房间，经纪人问他怎么还没化妆，担心他耽误走约毯。
　　2004年，王景春来北京。没戏拍的那一年，他天天“玩儿”，也离不开酒。他在老式塔楼找的200多平的房子很快成为集体宿舍。杨超、喻恩泰都来长住过。一帮朋友，天天一块儿拉片、做飯、喝酒，随便上哪儿溜达去。有时一晚上喝好几种酒，可劲儿刷夜。
　　“人生得玩儿，”他满意地对自己的结论加以肯定，“对，得开开心心的。”

　　一些事情可以说明他的处事态度。有了钱，他先买的是车而不是房，因为买车等于买匹马，腿就变长了，去哪儿都方便。他不能天天在屋里待着，要“像匹野马一样到处跑”。
　　他全盘接纳这一行的不稳定。过去，他在上海赚了不少钱，“一年不拍也不算个啥”。
　　万一第二年还是没戏呢？“我没想过，我这人就是倍儿自信，没事，肯定马上（有戏拍），对吧？”
　　倒也不是完全被动地等待。比如他最近就在研究新事物——制作精良的超级大网剧以及AI、VR技术。“手机表演应该怎么样，手机就这么大，镜头布置是什么样的，你的表演是什么样的，要根据不同变化去思索这件事。将来你还要去跟虚拟的人表演，要跟他交流，对他付出感情”，所以他要去掌握、去学习、去精进业务。
　　他身上有一种朴素的乐观精神。有时他会把这归功于自己的生长环境。在相对艰苦的地方待惯了，出来闯，能吃苦、乐观，“啥部不是大事。”
　　说起来，刘耀军这样的角色，正当壮年遭遇丧子。他没有一死了之，但也仅仅是活着。生活失去了色彩，饱满的灰色铺满他的人生。
　　可王景春不这么看。“你看他年轻的时候，他跟哥几个一块玩儿的时候也挺高兴的嘛，他跳舞也挺逗的。”刘耀军遭受了重击，“这个事情是时代造成的，也没办法。到老了以后，一笑泯恩仇的事儿，啥事都没有，孩子再回来也挺高兴的。其实是特别典型的中国这一代人，不能说悲剧，难道说这一代人都是悲剧的吗？”
　　他也不喜欢谈论中年危机。总有朋友对着自己退后的发际线发愁，问他是否有危机。他就一本正经地摸摸脑袋：“有啊。我每次看到我这浓密的头发呀，特别有中年危机。”他收回玩笑话，正色道“其实有，每个人都会有。但我老这样觉得，人在哪个年龄段，说哪个年龄段的话，吃哪个年龄段的饭。比如，现在就不能喝可乐了，对吧？”但是呢，“酒还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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