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关系格局更深层次地进入到了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快速崛起的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新变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推力，有西方学者甚至把中国设想为“第三次权力转移”的终点站。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未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都注定将更为频繁，更为深入，也更为复杂。
在信息全球化持续深入的大背景下，未来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环境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等“高阶政治”的影响力将有相对的下降，而文化、媒体、教育等“低阶政治”的影响力将快速上升。这一现实要求中国在纷繁复杂的、新的国际环境中要把“软实力”建设提上更高的战略议程，尤其要注重加强“话语权政治”的建设，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更好地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更好地赢取心灵认同，以更好地服务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推进。
更复杂的国际环境考验中国
正如中国的外交家所指出，2012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十二五”规划和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一年，中国的多边外交将上演更多的重头戏。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态势：一些周边传统战略张力并无实质性缓和，甚至有偶发性事件更加紧绷的趋势；一些虽然在地缘上与中国相距甚远，但却是实实在在检验中国影响力的国际热点也在不断发展和被创制。这一切都是对中国外交实力、勇气与智慧的考验和挑战，全世界都在听中国如何说，看中国怎么做。
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历来是中国外部环境的重要变量。近来，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步伐不断推进。今年初美国出台新的军事战略，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把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而中国则被置于“假想敌”的地位。同时，美国不断强化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调整优化美军在亚太的基地群建设和兵力部署，频繁接触拉拢与中国传统友好的周边国家等等，这一系列实际动作对中国形成了现实压力。有战略家预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腾出手来的美国将更加“近逼”中国，这将是中国新安全环境的重要特点。
从国际热点上看，去年以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骚乱和战争为代表的西亚北非乱局尽管有表象的缓和与平静，但仍有扩溢和蔓延的趋势。尤其是叙利亚国内问题在西方势力的干涉下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伊朗核问题上，由于博弈双方的敌意认知，今年矛盾尖锐化并爆发冲突的风险大大提升。此外，全球经济复苏、应对非传统安全、国际体系改革等等重大议题都将是今年国际政治中的重点。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处于矛盾漩涡之中，而不可能以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事外。这一系列问题的处理都将对中国国际影响力产生直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在周边环境上，南海问题仍将是中国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之一。以菲律宾、越南为主的与中国有海洋领土争议的国家与渴望介入南海问题的外部势力相呼应，并不断推进实质性合作，对中国构成牵制和威慑。此外，围绕钓鱼岛等问题，中日关系依然会在冷淡期中艰难向前；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渔民跨界捕捞等民事问题仍有可能导致较大规模的舆论和民意对峙；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在今年的走向或更加明朗，东北亚局势也可能由此而产生新的变化。
同时，今年又是全球大选年，中国也要召开“十八大”，中国还将面对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核安全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活动。
“话语权”的力量将更加凸显应当看到，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发展变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来说，极端紧迫的军事压力和安全冲突仍然会维持在较低的概率水平。从以往的经验和未 来的趋势看，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倾向于国际合法性和国际话语权等“心灵要素”的争夺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话语体系，没有高质量的话语内容，没有高超巧妙的话语策略，那么她在国际场合则只能处于被表达、被塑造的境地，这将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政治体的战略能力。
另一方面，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传统的“秘密外交”和“神圣外交”正在逐渐褪色，外交工作的主体和客体都在向除外交官之外的更广泛的群体和角色扩散，这使得公共外交成为了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丰富政府间交往的色彩，缓解政府间在一些僵局和敏感事件中的张力越来越成为现代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使命。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媒体外交”的命题，即现代媒体可以在特定的领域向其他国家的民众释放信息、影响舆论、塑造行为，以达到在其他国家的民众中间建立信任、获得支持或者增强联系的目的，进而间接影响他国政府的决策和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其话语实力的正比增强，话语实力问题是一项战略工程，需要精心规划和专门投入。如果一个国家的话语实力不济，不能与其硬实力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则会最终影响其整体实力的发展和跃升。
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迥然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在世界新旧权力变更与转移的进程中，关于中国的话题一直是国际舆论场的“紧俏货”。无论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还是国际上的重大事件，西方总是要把中国带到解读的视角中去。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大量存在着西方势力通过话语强势地位有意塑造中国形象，在全球范围制造和设定对中国的心理认知，通过舆论手段服务本国政治目的的现象。
中国要善用“舆论杠杆”
对中国来说，提高国际话语权已经不是一个新命题。今年以来，在国际舆论场的博弈中，中国的表现可圈可点。在美国重返亚洲，中俄否决由西方发起的谴责叙利亚议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等重大问题上都有较好的表现。中国媒体的声音更加洪亮，也更加精细，维护和拓展国家安全利益的意识和自觉也更加明晰。尤其是以微博为代表的“超媒体”的突起，更是极大地增强和优化了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应当如何更好地运用“舆论杠杆”服务整体战略呢？
首先，中国的媒体要善于审时度势，把握住大的战略环境，形成一个较为明晰的话语战略，而不止于“就事论事”式或“因应跟进”式的纯技术层面。就未来一个时期而言，中国所要面临的话语权争夺和舆论交锋将主要集中在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上。而且，在几乎所有涉及到中国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一些大国和一些周边国家会有更多的联合和互动的趋势。一方面，周边国家会把利用我与大国的矛盾或者拥大国自重作为攫取战略利益的策略；另一方面，一些大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也会利用周边国家来牵制中国精力，进行“代理人干扰”和“离岸制衡”。把握住了这个总体态势，我们的媒体就会在宏观层面做到心中有数：有些议题是别人预设渴望炒作为国际焦点的，有些议题是大国和周边国家相互利用、彼此呼应的，等等。这样，我们的媒体就会对什么议题应当冷却淡化、避免膨化，什么议题必须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设计什么议题能够引导于我有利的舆论场等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其次，我们还要努力建立一个更为科学高效的话语体系。从话语主体的角度来说，在保持和加强官方话语力度和音量的同时，要特别利用好非官方话语源。杨振宁先生曾指出：“要想争夺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做这个工作单靠政府的正式发言是不够的。”我们要更多地通过一些智库、非政府组织、民间大使来表达观点，传递思想，形成与官方话语的互动配合的局面。在话语内容上，要精选传播主题，打造精致的信息产品。做到既有宏大叙述，又有微观镜像；既要切中受众的胃口，又不单纯迎合受众，而是努力和敢于调整受众的胃口，传递我们想要表达的声音。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说，我们尤其要重视对微博等“超媒体”工具的运用。当前，微博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具动员能力和影响力的媒介，一些境外的机构、政治人物、文艺界人士纷纷在我们的门户网站开设微博抢占舆论阵地，吸引人气，拓展影响。同时，在信息扩溢效应下，我们微博上的热点也会在境外产生较大影响。如何更加科学地利用好这些“超媒体”工具服务国家战略大局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智慧和精力。
（作者来自解放军某研究中心）
在信息全球化持续深入的大背景下，未来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环境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等“高阶政治”的影响力将有相对的下降，而文化、媒体、教育等“低阶政治”的影响力将快速上升。这一现实要求中国在纷繁复杂的、新的国际环境中要把“软实力”建设提上更高的战略议程，尤其要注重加强“话语权政治”的建设，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更好地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更好地赢取心灵认同，以更好地服务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推进。
更复杂的国际环境考验中国
正如中国的外交家所指出，2012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十二五”规划和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一年，中国的多边外交将上演更多的重头戏。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态势：一些周边传统战略张力并无实质性缓和，甚至有偶发性事件更加紧绷的趋势；一些虽然在地缘上与中国相距甚远，但却是实实在在检验中国影响力的国际热点也在不断发展和被创制。这一切都是对中国外交实力、勇气与智慧的考验和挑战，全世界都在听中国如何说，看中国怎么做。
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历来是中国外部环境的重要变量。近来，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步伐不断推进。今年初美国出台新的军事战略，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把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而中国则被置于“假想敌”的地位。同时，美国不断强化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调整优化美军在亚太的基地群建设和兵力部署，频繁接触拉拢与中国传统友好的周边国家等等，这一系列实际动作对中国形成了现实压力。有战略家预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腾出手来的美国将更加“近逼”中国，这将是中国新安全环境的重要特点。
从国际热点上看，去年以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骚乱和战争为代表的西亚北非乱局尽管有表象的缓和与平静，但仍有扩溢和蔓延的趋势。尤其是叙利亚国内问题在西方势力的干涉下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伊朗核问题上，由于博弈双方的敌意认知，今年矛盾尖锐化并爆发冲突的风险大大提升。此外，全球经济复苏、应对非传统安全、国际体系改革等等重大议题都将是今年国际政治中的重点。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处于矛盾漩涡之中，而不可能以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事外。这一系列问题的处理都将对中国国际影响力产生直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在周边环境上，南海问题仍将是中国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之一。以菲律宾、越南为主的与中国有海洋领土争议的国家与渴望介入南海问题的外部势力相呼应，并不断推进实质性合作，对中国构成牵制和威慑。此外，围绕钓鱼岛等问题，中日关系依然会在冷淡期中艰难向前；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渔民跨界捕捞等民事问题仍有可能导致较大规模的舆论和民意对峙；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在今年的走向或更加明朗，东北亚局势也可能由此而产生新的变化。
同时，今年又是全球大选年，中国也要召开“十八大”，中国还将面对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核安全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活动。
“话语权”的力量将更加凸显应当看到，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发展变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来说，极端紧迫的军事压力和安全冲突仍然会维持在较低的概率水平。从以往的经验和未 来的趋势看，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倾向于国际合法性和国际话语权等“心灵要素”的争夺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话语体系，没有高质量的话语内容，没有高超巧妙的话语策略，那么她在国际场合则只能处于被表达、被塑造的境地，这将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政治体的战略能力。
另一方面，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传统的“秘密外交”和“神圣外交”正在逐渐褪色，外交工作的主体和客体都在向除外交官之外的更广泛的群体和角色扩散，这使得公共外交成为了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丰富政府间交往的色彩，缓解政府间在一些僵局和敏感事件中的张力越来越成为现代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使命。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媒体外交”的命题，即现代媒体可以在特定的领域向其他国家的民众释放信息、影响舆论、塑造行为，以达到在其他国家的民众中间建立信任、获得支持或者增强联系的目的，进而间接影响他国政府的决策和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其话语实力的正比增强，话语实力问题是一项战略工程，需要精心规划和专门投入。如果一个国家的话语实力不济，不能与其硬实力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则会最终影响其整体实力的发展和跃升。
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迥然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在世界新旧权力变更与转移的进程中，关于中国的话题一直是国际舆论场的“紧俏货”。无论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还是国际上的重大事件，西方总是要把中国带到解读的视角中去。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大量存在着西方势力通过话语强势地位有意塑造中国形象，在全球范围制造和设定对中国的心理认知，通过舆论手段服务本国政治目的的现象。
中国要善用“舆论杠杆”
对中国来说，提高国际话语权已经不是一个新命题。今年以来，在国际舆论场的博弈中，中国的表现可圈可点。在美国重返亚洲，中俄否决由西方发起的谴责叙利亚议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等重大问题上都有较好的表现。中国媒体的声音更加洪亮，也更加精细，维护和拓展国家安全利益的意识和自觉也更加明晰。尤其是以微博为代表的“超媒体”的突起，更是极大地增强和优化了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应当如何更好地运用“舆论杠杆”服务整体战略呢？
首先，中国的媒体要善于审时度势，把握住大的战略环境，形成一个较为明晰的话语战略，而不止于“就事论事”式或“因应跟进”式的纯技术层面。就未来一个时期而言，中国所要面临的话语权争夺和舆论交锋将主要集中在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上。而且，在几乎所有涉及到中国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一些大国和一些周边国家会有更多的联合和互动的趋势。一方面，周边国家会把利用我与大国的矛盾或者拥大国自重作为攫取战略利益的策略；另一方面，一些大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也会利用周边国家来牵制中国精力，进行“代理人干扰”和“离岸制衡”。把握住了这个总体态势，我们的媒体就会在宏观层面做到心中有数：有些议题是别人预设渴望炒作为国际焦点的，有些议题是大国和周边国家相互利用、彼此呼应的，等等。这样，我们的媒体就会对什么议题应当冷却淡化、避免膨化，什么议题必须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设计什么议题能够引导于我有利的舆论场等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其次，我们还要努力建立一个更为科学高效的话语体系。从话语主体的角度来说，在保持和加强官方话语力度和音量的同时，要特别利用好非官方话语源。杨振宁先生曾指出：“要想争夺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做这个工作单靠政府的正式发言是不够的。”我们要更多地通过一些智库、非政府组织、民间大使来表达观点，传递思想，形成与官方话语的互动配合的局面。在话语内容上，要精选传播主题，打造精致的信息产品。做到既有宏大叙述，又有微观镜像；既要切中受众的胃口，又不单纯迎合受众，而是努力和敢于调整受众的胃口，传递我们想要表达的声音。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说，我们尤其要重视对微博等“超媒体”工具的运用。当前，微博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具动员能力和影响力的媒介，一些境外的机构、政治人物、文艺界人士纷纷在我们的门户网站开设微博抢占舆论阵地，吸引人气，拓展影响。同时，在信息扩溢效应下，我们微博上的热点也会在境外产生较大影响。如何更加科学地利用好这些“超媒体”工具服务国家战略大局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智慧和精力。
（作者来自解放军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