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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世说新语·伤逝》）一一题记
从中年开始，不断受到与亲密师友长辈骤然离世，阴阳两隔的感情打击，精神和感情上的反复煎熬折磨简直要把人推向难以承受的境地。而当听到我最最崇敬的学者刘泽华先生遽然离世，更是把这种摧残推向了极致！
本来，我和刘泽华先生既有学科上的区分，也有年龄上的差异。但是，刘先生却是我在南开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对我人格和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前辈之一，同时也是个人爱好志趣十分投缘的忘年交。
198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虽然身在中文系学习，但南开史学厚重底蕴和严谨学风，乃至诸位名师大家的风采从那时开始就一直成为影响我学业人格的重要要素。在我个人的学术积累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包括刘先生在内南开史学的营养。
80年代，刘泽华先生出任南开历史系主任，学术和公务繁忙，我几乎没有机会接近这位偶像级的前辈。8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刘泽华先生卸任南开历史系主任职务。但这个卸任不但没有使刘先生销声匿迹，相反，从此开始，刘先生不但在学术影响上，而且在人品人格上产生了更大的声望和影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和刘泽华先生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个人生活志趣上都产生了很多向他请教和交流的機会和话题。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到南开大学北村刘先生的寓所去拜访他的。印象中从90年代开始，我就经常是他府上的不速之客。恰好这是我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开始不断有学术成果问世的开始。每当有新作，必定要送给刘先生过目指正。这样刘先生对我也就慢慢熟悉起来。就连师母阎铁铮老师也清楚记得我，“小宁小宁”叫个不停。
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我陪同钱文忠兄去拜访刘泽华先生。这件事的起因是，从80年代末开始，我把对《世说新语》的研究扩大到魏晋风度和文化，并且在南开中文系首次开设了“《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选修课。当时，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在策划一套《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由季羡林、庞朴、汤一介担任主编。我将选修课讲义加以补充修订后，形成书稿，通过人民出版社方明先生投送给该丛书。没想到，丛书主编之一的庞朴先生亲自仔细审读了我的书稿，写出了长达三页的审读修改意见。并指派季羡林先生的弟子，丛书工作人员之一，后来名声大噪的钱文忠兄带着庞朴先生的亲笔审读意见，专程到南开找我商谈稿件修改问题。书稿商谈完后，钱文忠提出要见南开两位先生，一位是刘泽华先生，一位是孙昌武先生。他特别跟我提出要拜见刘泽华先生的理由是——“道德文章”！我当然心领神会。经电话请示刘先生后，与钱文忠兄一起到北村刘先生寓所。会面时大家都心照不宣，尽量说些轻松而或有所指的话题，所以那是一次轻松而有味道的会面。
我和刘先生第一次比较深入的学术和思想交流是他给我布置的一项学术任务。
90年代初，新蕾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中华历史名人》丛书，计划收100人，每人写一本小册子。有一天，作为该套丛书特约审稿人的刘泽华先生找到我，要我为该套丛书写一本，人选拟定为嵇康。刘先生是我经过那些特殊岁月洗礼后格外尊敬的前辈学者，也是忘年交友，我理当承命。
回来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向刘先生汇报请示：能否把嵇康换为阮籍？我陈述的理由是：
“竹林七贤”看似一体，实分三类：
其一为嵇康，冰心玉洁，在司马氏黑暗淫威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堪称中国文人的脊梁;
其二为山涛、向秀之类，为司马氏政权收买，为其卖命;
其三为即为阮籍。阮籍内心与嵇康相通，但为保全身家性命，不敢亮明政治观点，“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对于大多数中国文人来说，嵇康是偶像，是灯塔，但却未必是身体力行的效仿对象。一一原因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山涛、向秀入朝为官之路是一部分士人的目标，但事实情况是走这条路的人也还比较有限。一方面原因是“供大于求”，朝廷没有那么多乌纱帽;另一方面，据我本人对中国士人精神的体味，认为真正的良知文人在骨子里还是鄙视这条路的。
那么剩下来的，也就只有阮籍这条路了。——这才是更多的文人未必想走，但又不得不走的路。阮籍也就用自己的行为与嵇康，与山涛和向秀那另外两类人划开了界限：他没有像嵇康那样锋芒毕露，但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他没有完全像山涛、向秀那样卖身投靠，也保住了自己最后那点人格和良知的底线。
但是，这种选择的代价就是埋藏在内心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这痛苦，既是他对无奈的抗拒，也是他内心最后良知的证明！
这种选择固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也不是最差的选择。最重要的是，这是古代大多数有良知的士人在经历现实的磨难之后不得不作出的无奈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阮籍的人生道路，也许才是古代良知士人更有普遍意义的选择，因而也更有示范效应。
当我含着热泪把这些理由向刘泽华先生陈述完毕之后，刘先生也含着泪水同意了我的请求：把原定写嵇康的计划改为写《阮籍》。
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学术要以良知为底线。这一点是我从刘先生的“道德文章”中体味模仿而来的。
我向刘泽华先生第二次重要学术学习机会是我们共同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书的过程。
由于我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志人小说史》一书的合作成功，春风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常晶女士问我能否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具体化上做点文章。我联想到许多刊物上介绍过的“影响××的××本书”，“代表××的××本书”，心想如果能把这种思路具体化，通过一本书的分析介绍，达到认识中国文化某一侧面的目的，也许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能有所创新。于是便提出了这个选题，并得到了支持。1992年春季，我提出了最初的选目和设想，出版社方面肯定了选题，但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我个人的实力和能量，是无法达到那些要求的。于是，我找到刘泽华先生，由他出面邀请庞朴先生与他二人共同担任该书主编，又邀请了我的好友葛荃兄和我共任副主编。于是，我们便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工作。该书于1994年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本书》为书名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嗣后，由于社会反响较好，先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龙门书局再版印刷。 无论是对于庞朴和刘泽华先生本人，还是我和另一位副主编葛荃兄来说，这本书都不能算是有多么重大的学术分量。但是，正如庞朴先生生前对此书再版一事说到的那样，说明我们做了一件受到社会欢迎的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情。而我能有幸作为该书的具体执行编务，与庞朴先生和刘泽华先生这样的大家共同完成这项工作，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终身引以为荣。
我和刘泽华先生比较投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我们有比较接近相似的业余趣味爱好——收藏。从九十年代开始，刘先生就投入收藏活动中。他的收藏方向有两个方面，一是铜镜，一是地契。几乎每次去他那里，他都要拿出他的得意藏品向我展示“炫耀”。我记得刘先生向我展示过他收藏的清代从顺治到宣统各个时段的地契。如此完整的地契收藏真的令人企羡和敬佩。当然，他收藏的精品在铜镜。具体名称我说不上来，但他总是饶有兴味地向我介绍。据他讲，他的一面唐代铜镜，经过李学勤先生鉴定，不仅为真品，而且连国博也没有收藏。
因为经常光顾刘府，我注意到他家墙上几幅有点现代派风格的油画。一次闲聊我问起这几幅画的作者。刘先生故作神秘地跟我说，我先不告诉你。你是学过画的，我要考考你，以你的眼光说说对这几幅画的评价。我再次端详了这几幅作品，跟刘先生说，这几幅画虽然具有现代派风格，但能十分肯定，与那些胡乱涂抹的所谓现代派画家决然不同，作者是受过严格的素描和色彩的基本功训练的，功底非常扎实。不想这话镇住了刘先生。他赶忙跟我说，你不愧是学过画的！原来这几幅画的作者是他内弟，功成名就的著名画家阎振铎。这些交流逐渐使我们之间的了解逐渐加深，感情也更加融洽。
正是因为刘先生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我在不知不觉中也被拉入收藏大军中。1996年我从韩国任教一年回国，经济条件稍有好转，在齐鲁书社周晶兄的怂恿下，我终于进入线装古籍的收藏行列中。90年代是国内收藏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东西多，入门者也多。北京的潘家园人所共知，但毕竟离天津有距离。那时候既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去一趟北京当天往返都来不及。所以，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成为我和刘泽华先生最常光顾的地方。沈阳道的集市日是每周四。90年代后期有段时间，周四成为我和刘先生共同轻松快乐的一天。早上我们一起骑自行车从南开大学出发来到位于劝业场不远的沈阳道古物市场，我们一起逛，一起品评，一起讨论交流。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是一段无比幸福的宝贵时光。
因为收藏同好的缘故，刘先生还成为我线装书藏品中一批重要藏品来源的推动促成者。
那是在我的线装古籍收藏有一定规模之后的1998年冬季。一天，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冯承柏先生（前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家藏书（冯承柏先生父亲，南开大学张伯苓时代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哲学系主任，美学家冯文潜先生藏书）急于出手，让我帮忙去给估估价钱。来到冯家，才知道冯家的线装古籍都堆放在另外一处简易房中，因简易房要拆迁，这些书无处存放，所以要让书清屋。本来冯家找了古籍书店，冯家不了解行情，想找内行人摸摸市场行情。得知此意，我便尽我所知，把冯家这些线装书大致分为几类，并标出每类书大致的单册价格。但因我的估价与书店给价相去甚远，最后冯家决定说服我收下这批书。
从数量上看，冯家这批古籍大约有两个书架。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中的常用书，另外一半则是与古代文史相关的书籍。其中有不少令人眼热的精品。最珍贵的是万历四年（1576）南京国子监刻本欧阳修《五代史记》。另外还有，康熙年间霞举堂刊本《檀几丛书》，康熙三十二年（ 1693）刊本林云铭编《韩文起》，康熙庚辰（1700）璚靃阁林佶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嘉庆己卯（ 1819）扶荔山房原刻本朱彝尊编《静志居诗话》，康熙二十六年（ 1687）刊本《庾子山集》，等。
現在，这些书我还依然珍藏，但促成此事的刘泽华先生和冯承柏先生却均已仙逝。睹物思人，不免伤感万千！
2000年，我从校内搬家到位于白堤路龙兴里的南开大学校外家属楼。虽然离学校距离不远，但毕竟不如校内方便了。加上其他一些缘故，我和刘先生每周四去沈阳道淘宝的保留节目也就中止了。我在龙兴里家属楼虽然是三居室，但房间依然局促。我的大部分线装书，尤其是从冯家接手的那批书还都封存在纸箱里。直到2003年，我在校外王顶堤买了一栋跃层楼房，终于有条件把一间专用书房打成通天书柜，全部线装古籍得以重见天日。为此我专门给刘先生打电话报喜，请他来参观新居和藏书。他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并拒绝我打车去接他过来的建议，自己从南开大学骑车到距离学校3公里的新居。刘先生仔细端详欣赏了我当时的全部藏品，尤其是从冯家接手的那些珍品。我也一一向刘先生做了介绍解说。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大约2010年前后，我发现孔夫子旧书网这个渠道，便在电话中向刘先生推荐。他告诉我网络操作不便，而且收藏节奏也在放缓。这个时候，已经能感觉到刘先生精气神有些不济。大约又过了一两年，我去南开大学西南村刘先生的新居去看望他。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了。看我来了，他依然非常高兴，还是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的新人手“好东西”向我展示。我则向他汇报从沈阳道转战网络孔夫子旧书网的收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进行这样的藏友交流了。2014年我搬到杨柳青寓所后，藏书条件有了新的改善。本想专程开车再次接他过来再次分享收藏之乐。但那时他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这样的行动了。这给我留下难以弥补的终生遗憾。
后来，因为刘先生夫妇经常去美国探亲，所以经常电话联系不上。偶尔能联系上，因为刘先生后几年听力不好，往往是阎老师接电话，有些事情干脆就我和阎老师交流沟通后，由阎老师替我向刘先生转述了。
大约是2016年冬季，我给刘先生家打电话，是阎老师接的电话，告诉我说刘先生住院了，但还在抢救性治疗中，不好探望，让我等消息。后来听说情况好转，出院了。我心里释然，怎么也想不到再次听到的竟然是刘先生遽然仙逝的噩耗！
敬爱的刘先生，亲爱的“老头儿”（学生晚辈和亲人对他的爱称），该说能说的我大致说完了，有些不能说的不但我俩心有灵犀，我想您的亲友学生也都能心领神会。我最后想跟您说的是：您留给后人的思想营养和人格力量已经足够多了，恐怕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全继承消化完成的。但请您相信，我本人和更多的人都会坚定认为：您在这个世界留下的东西必将被历史证明——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学人中思想和人格曾经达到过的制高点！所以，您可以放心在天国放松休息，把玩您的藏品。有朝一日，我也到了那一天，我会带上学术新作和得意藏品，去向您汇报，继续与您共同把玩，分享乐趣……
从中年开始，不断受到与亲密师友长辈骤然离世，阴阳两隔的感情打击，精神和感情上的反复煎熬折磨简直要把人推向难以承受的境地。而当听到我最最崇敬的学者刘泽华先生遽然离世，更是把这种摧残推向了极致！
本来，我和刘泽华先生既有学科上的区分，也有年龄上的差异。但是，刘先生却是我在南开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对我人格和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前辈之一，同时也是个人爱好志趣十分投缘的忘年交。
198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虽然身在中文系学习，但南开史学厚重底蕴和严谨学风，乃至诸位名师大家的风采从那时开始就一直成为影响我学业人格的重要要素。在我个人的学术积累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包括刘先生在内南开史学的营养。
80年代，刘泽华先生出任南开历史系主任，学术和公务繁忙，我几乎没有机会接近这位偶像级的前辈。8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刘泽华先生卸任南开历史系主任职务。但这个卸任不但没有使刘先生销声匿迹，相反，从此开始，刘先生不但在学术影响上，而且在人品人格上产生了更大的声望和影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和刘泽华先生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个人生活志趣上都产生了很多向他请教和交流的機会和话题。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到南开大学北村刘先生的寓所去拜访他的。印象中从90年代开始，我就经常是他府上的不速之客。恰好这是我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开始不断有学术成果问世的开始。每当有新作，必定要送给刘先生过目指正。这样刘先生对我也就慢慢熟悉起来。就连师母阎铁铮老师也清楚记得我，“小宁小宁”叫个不停。
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我陪同钱文忠兄去拜访刘泽华先生。这件事的起因是，从80年代末开始，我把对《世说新语》的研究扩大到魏晋风度和文化，并且在南开中文系首次开设了“《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选修课。当时，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在策划一套《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由季羡林、庞朴、汤一介担任主编。我将选修课讲义加以补充修订后，形成书稿，通过人民出版社方明先生投送给该丛书。没想到，丛书主编之一的庞朴先生亲自仔细审读了我的书稿，写出了长达三页的审读修改意见。并指派季羡林先生的弟子，丛书工作人员之一，后来名声大噪的钱文忠兄带着庞朴先生的亲笔审读意见，专程到南开找我商谈稿件修改问题。书稿商谈完后，钱文忠提出要见南开两位先生，一位是刘泽华先生，一位是孙昌武先生。他特别跟我提出要拜见刘泽华先生的理由是——“道德文章”！我当然心领神会。经电话请示刘先生后，与钱文忠兄一起到北村刘先生寓所。会面时大家都心照不宣，尽量说些轻松而或有所指的话题，所以那是一次轻松而有味道的会面。
我和刘先生第一次比较深入的学术和思想交流是他给我布置的一项学术任务。
90年代初，新蕾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中华历史名人》丛书，计划收100人，每人写一本小册子。有一天，作为该套丛书特约审稿人的刘泽华先生找到我，要我为该套丛书写一本，人选拟定为嵇康。刘先生是我经过那些特殊岁月洗礼后格外尊敬的前辈学者，也是忘年交友，我理当承命。
回来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向刘先生汇报请示：能否把嵇康换为阮籍？我陈述的理由是：
“竹林七贤”看似一体，实分三类：
其一为嵇康，冰心玉洁，在司马氏黑暗淫威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堪称中国文人的脊梁;
其二为山涛、向秀之类，为司马氏政权收买，为其卖命;
其三为即为阮籍。阮籍内心与嵇康相通，但为保全身家性命，不敢亮明政治观点，“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对于大多数中国文人来说，嵇康是偶像，是灯塔，但却未必是身体力行的效仿对象。一一原因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山涛、向秀入朝为官之路是一部分士人的目标，但事实情况是走这条路的人也还比较有限。一方面原因是“供大于求”，朝廷没有那么多乌纱帽;另一方面，据我本人对中国士人精神的体味，认为真正的良知文人在骨子里还是鄙视这条路的。
那么剩下来的，也就只有阮籍这条路了。——这才是更多的文人未必想走，但又不得不走的路。阮籍也就用自己的行为与嵇康，与山涛和向秀那另外两类人划开了界限：他没有像嵇康那样锋芒毕露，但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他没有完全像山涛、向秀那样卖身投靠，也保住了自己最后那点人格和良知的底线。
但是，这种选择的代价就是埋藏在内心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这痛苦，既是他对无奈的抗拒，也是他内心最后良知的证明！
这种选择固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也不是最差的选择。最重要的是，这是古代大多数有良知的士人在经历现实的磨难之后不得不作出的无奈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阮籍的人生道路，也许才是古代良知士人更有普遍意义的选择，因而也更有示范效应。
当我含着热泪把这些理由向刘泽华先生陈述完毕之后，刘先生也含着泪水同意了我的请求：把原定写嵇康的计划改为写《阮籍》。
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学术要以良知为底线。这一点是我从刘先生的“道德文章”中体味模仿而来的。
我向刘泽华先生第二次重要学术学习机会是我们共同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书的过程。
由于我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志人小说史》一书的合作成功，春风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常晶女士问我能否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具体化上做点文章。我联想到许多刊物上介绍过的“影响××的××本书”，“代表××的××本书”，心想如果能把这种思路具体化，通过一本书的分析介绍，达到认识中国文化某一侧面的目的，也许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能有所创新。于是便提出了这个选题，并得到了支持。1992年春季，我提出了最初的选目和设想，出版社方面肯定了选题，但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我个人的实力和能量，是无法达到那些要求的。于是，我找到刘泽华先生，由他出面邀请庞朴先生与他二人共同担任该书主编，又邀请了我的好友葛荃兄和我共任副主编。于是，我们便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工作。该书于1994年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本书》为书名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嗣后，由于社会反响较好，先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龙门书局再版印刷。 无论是对于庞朴和刘泽华先生本人，还是我和另一位副主编葛荃兄来说，这本书都不能算是有多么重大的学术分量。但是，正如庞朴先生生前对此书再版一事说到的那样，说明我们做了一件受到社会欢迎的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情。而我能有幸作为该书的具体执行编务，与庞朴先生和刘泽华先生这样的大家共同完成这项工作，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终身引以为荣。
我和刘泽华先生比较投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我们有比较接近相似的业余趣味爱好——收藏。从九十年代开始，刘先生就投入收藏活动中。他的收藏方向有两个方面，一是铜镜，一是地契。几乎每次去他那里，他都要拿出他的得意藏品向我展示“炫耀”。我记得刘先生向我展示过他收藏的清代从顺治到宣统各个时段的地契。如此完整的地契收藏真的令人企羡和敬佩。当然，他收藏的精品在铜镜。具体名称我说不上来，但他总是饶有兴味地向我介绍。据他讲，他的一面唐代铜镜，经过李学勤先生鉴定，不仅为真品，而且连国博也没有收藏。
因为经常光顾刘府，我注意到他家墙上几幅有点现代派风格的油画。一次闲聊我问起这几幅画的作者。刘先生故作神秘地跟我说，我先不告诉你。你是学过画的，我要考考你，以你的眼光说说对这几幅画的评价。我再次端详了这几幅作品，跟刘先生说，这几幅画虽然具有现代派风格，但能十分肯定，与那些胡乱涂抹的所谓现代派画家决然不同，作者是受过严格的素描和色彩的基本功训练的，功底非常扎实。不想这话镇住了刘先生。他赶忙跟我说，你不愧是学过画的！原来这几幅画的作者是他内弟，功成名就的著名画家阎振铎。这些交流逐渐使我们之间的了解逐渐加深，感情也更加融洽。
正是因为刘先生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我在不知不觉中也被拉入收藏大军中。1996年我从韩国任教一年回国，经济条件稍有好转，在齐鲁书社周晶兄的怂恿下，我终于进入线装古籍的收藏行列中。90年代是国内收藏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东西多，入门者也多。北京的潘家园人所共知，但毕竟离天津有距离。那时候既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去一趟北京当天往返都来不及。所以，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成为我和刘泽华先生最常光顾的地方。沈阳道的集市日是每周四。90年代后期有段时间，周四成为我和刘先生共同轻松快乐的一天。早上我们一起骑自行车从南开大学出发来到位于劝业场不远的沈阳道古物市场，我们一起逛，一起品评，一起讨论交流。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是一段无比幸福的宝贵时光。
因为收藏同好的缘故，刘先生还成为我线装书藏品中一批重要藏品来源的推动促成者。
那是在我的线装古籍收藏有一定规模之后的1998年冬季。一天，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冯承柏先生（前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家藏书（冯承柏先生父亲，南开大学张伯苓时代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哲学系主任，美学家冯文潜先生藏书）急于出手，让我帮忙去给估估价钱。来到冯家，才知道冯家的线装古籍都堆放在另外一处简易房中，因简易房要拆迁，这些书无处存放，所以要让书清屋。本来冯家找了古籍书店，冯家不了解行情，想找内行人摸摸市场行情。得知此意，我便尽我所知，把冯家这些线装书大致分为几类，并标出每类书大致的单册价格。但因我的估价与书店给价相去甚远，最后冯家决定说服我收下这批书。
从数量上看，冯家这批古籍大约有两个书架。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中的常用书，另外一半则是与古代文史相关的书籍。其中有不少令人眼热的精品。最珍贵的是万历四年（1576）南京国子监刻本欧阳修《五代史记》。另外还有，康熙年间霞举堂刊本《檀几丛书》，康熙三十二年（ 1693）刊本林云铭编《韩文起》，康熙庚辰（1700）璚靃阁林佶写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嘉庆己卯（ 1819）扶荔山房原刻本朱彝尊编《静志居诗话》，康熙二十六年（ 1687）刊本《庾子山集》，等。
現在，这些书我还依然珍藏，但促成此事的刘泽华先生和冯承柏先生却均已仙逝。睹物思人，不免伤感万千！
2000年，我从校内搬家到位于白堤路龙兴里的南开大学校外家属楼。虽然离学校距离不远，但毕竟不如校内方便了。加上其他一些缘故，我和刘先生每周四去沈阳道淘宝的保留节目也就中止了。我在龙兴里家属楼虽然是三居室，但房间依然局促。我的大部分线装书，尤其是从冯家接手的那批书还都封存在纸箱里。直到2003年，我在校外王顶堤买了一栋跃层楼房，终于有条件把一间专用书房打成通天书柜，全部线装古籍得以重见天日。为此我专门给刘先生打电话报喜，请他来参观新居和藏书。他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并拒绝我打车去接他过来的建议，自己从南开大学骑车到距离学校3公里的新居。刘先生仔细端详欣赏了我当时的全部藏品，尤其是从冯家接手的那些珍品。我也一一向刘先生做了介绍解说。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大约2010年前后，我发现孔夫子旧书网这个渠道，便在电话中向刘先生推荐。他告诉我网络操作不便，而且收藏节奏也在放缓。这个时候，已经能感觉到刘先生精气神有些不济。大约又过了一两年，我去南开大学西南村刘先生的新居去看望他。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了。看我来了，他依然非常高兴，还是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的新人手“好东西”向我展示。我则向他汇报从沈阳道转战网络孔夫子旧书网的收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进行这样的藏友交流了。2014年我搬到杨柳青寓所后，藏书条件有了新的改善。本想专程开车再次接他过来再次分享收藏之乐。但那时他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这样的行动了。这给我留下难以弥补的终生遗憾。
后来，因为刘先生夫妇经常去美国探亲，所以经常电话联系不上。偶尔能联系上，因为刘先生后几年听力不好，往往是阎老师接电话，有些事情干脆就我和阎老师交流沟通后，由阎老师替我向刘先生转述了。
大约是2016年冬季，我给刘先生家打电话，是阎老师接的电话，告诉我说刘先生住院了，但还在抢救性治疗中，不好探望，让我等消息。后来听说情况好转，出院了。我心里释然，怎么也想不到再次听到的竟然是刘先生遽然仙逝的噩耗！
敬爱的刘先生，亲爱的“老头儿”（学生晚辈和亲人对他的爱称），该说能说的我大致说完了，有些不能说的不但我俩心有灵犀，我想您的亲友学生也都能心领神会。我最后想跟您说的是：您留给后人的思想营养和人格力量已经足够多了，恐怕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全继承消化完成的。但请您相信，我本人和更多的人都会坚定认为：您在这个世界留下的东西必将被历史证明——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学人中思想和人格曾经达到过的制高点！所以，您可以放心在天国放松休息，把玩您的藏品。有朝一日，我也到了那一天，我会带上学术新作和得意藏品，去向您汇报，继续与您共同把玩，分享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