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因为自己的书稿才认识岑桑的。大约四年前我一时起兴，写了本探讨秦征南越的小书。稿子辗转递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室，几个月后编辑小谢拿着稿子和一封信来找我。说书可以出，我们的主编岑桑写了几条意见。她还补充道，他可是我们八十七岁的老领导。看着苍劲曲折的笔迹，足写满了三分之二张纸。我心生感动，这是我头一次接到这么仔细认真的主编意见，而且出自一位伏枥老骥般的前辈之手。虽然素未谋面，此前也没有读过他的书，但却使我心生好奇。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人？他提的一条意见说，我既然探讨秦征南越，那秦始皇为什么要征南越，总是要说一说原因吧。他的意见十分合理，可我却忽略了。这提醒十分及时。岑桑对岭南地域文化的偏爱和熟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又从图书馆借来了他的广布人间的成名作《当你还是一朵花》、“当代岭南文化名家”的《岑桑卷》、《岑桑散文选》，还有他手订的《岑桑自选集》。这些书和他近七十年的编辑和笔墨生涯写的三百万字相比，仅仅是不多的一部分，读过之后有些感想，写在下面。
一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整整一代人是很特别的。他们身上的青春激情至老而不衰，品格单纯如同白纸，一望而知。站在今天的认知，未尝不可以说这一代人显得初心“幼稚”。但也正是这“幼稚”帮助他们度过了建国后多场的政治风雨，也使得他们在政治风雨平息之后经济大潮汹涌价值观浑浊的时代一尘不染。不是说要不忘初心吗？“不忘”意味着要提醒，意味着要耳提面命。这一代人根本不需要耳提，不需要面命，他们本身就是那个“初心”。无论已是怎样的十指嶙峋，无论多少道皱纹上了眉梢，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心里装的就是国家，他们手里做的就是工作。我觉得，没有比赤子情怀一词形容刻画这一代人精神内核的本色来得更加准确的了。这一代人如今的岁数，大致相当于我这个50后的父辈年纪。他们生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到30年代前后，年少多难，风华正茂的学生时期又适逢抗战救国。“五四”的激情和进步思潮透过文学、舆论宣传进入他们成长时期的精神世界，而匹夫有责的抗战救国进一步塑造了他们共赴国难的民族意识。“五四”新思潮的价值观和“抗战”的淬炼共同塑造了这一代人的人生观和品格。追根溯源，这一代人的激情、纯粹和始终如一的坚持都可以在“五四”和“抗战”这两大历史事件里找到其“原型”。这一代人最吸引我的，不是他们的激情，甚至也不是他们的才华和功业，而是他们的单纯和因单纯而在政治风浪面前的坦然，还有在浑浊之世的无染。如果需要向某一个世代的前辈致敬，我愿意选择向这一个世代的前辈致敬，他们对我来说高山仰止。
毫无疑问，岑桑就是这一代人里极其出色的一位。他的文学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那时因为日军先在大鹏湾登陆，而后广州沦陷。他从香港辗转流离到其时设在后方韶关的名校志锐中学
读书，不过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他填了一首歌的歌词，取名《更夫曲》。歌词如下：
更夫啊 請告我那
时序迁流的预兆吧
啊 岁月将会交织
什么欢乐的信息
何时何日得高唱
那庄严嘹亮的乐章
更夫啊 请告我那
时序迁流的预兆吧
他自己将这首短诗称为“稚作”，而他当时的同班同学周湘玟相隔七十多年之后还说，“我最喜欢《更夫曲》。”应该说，歌词的句子不算修辞成熟，尤其语言与作者想传递的生活经验之间还有一定程度距离。随着时间的流逝，与那个时代的生活经验拉开了距离的读者，难以拨开语言的尘封领悟作者想表达的生活经验，获得共鸣，但是与作者一同走过的同辈人对此却毫无困难，单是歌词开篇的祈问就足以将他们带回那难忘的岁月。我今天读《更夫曲》，更多地将它看成是已经远去的历史借助清浅的语言而回归的帆船。尽管这样，我还是被它所蕴藏的东西所震动。当年叫做大后方的韶关岁月，无论对于岑桑还是对于他的同学，很多人都是故乡沦陷，家人音讯渺茫，生死未卜;而学校生活清苦，饥饿，营养不良，面有菜色，更别说政治的昏暗，应该是生活的常态;国家、民族的存亡更在前途未定的奋斗之中。在这种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极其恶劣的情形下，岑桑第一声文学的啼唤，没有半句怨忿之词，没有半句一己的私吟。“时序迁流”短短四字，将所有环境给予的悲苦、不幸、流离一笔带过。如果我们不是回到历史的现场，所谓悲苦，所谓不幸，所谓流离，甚至不会附着在歌词句子的修辞之中。在有苦无乐，只有忍耐，只有牺牲的年代和环境，岑桑和他年稚的同学祈问和等待只是“那庄严嘹亮的乐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激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单纯？而我们知道，“那庄严嘹亮的乐章”还要几乎十年之后才在天安门城楼奏响。无论怎样问更夫，都是问不出来的。其实，是否问得出来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盼望，紧要的是有追求“预兆”的热情。
《更夫曲》像一条清澈的小溪从那一代人的心泉里流淌出来，也浇灌着他们的精神田园。而我的疑问依然是，他们在国仇家难如此恶劣的情形下，为什么只问“岁月将会交织 什么欢乐的信息”？那当然是一个苦多乐少或简直有苦无乐的年代。要解释洋溢在那一代人身上的纯朴、激昂、向上奋斗的激情，仅从那时的现实社会情形或者“多难兴邦”的古代理由来理解，是不能完满的。在岑桑清浅的《更夫曲》里，我看见了五四新思潮的烙印。没错，岑桑那一代人不是召唤并推动五四的一代人，他们是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吸取了“五四”的精华而成长的一代人。五四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潮，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和社会运动，短短数年在现代史上，一扫暮气横秋的老大中国气象，代之以青春少年的气象。“民主”、“自由”“科学”“光明”“进步”，这些新词汇所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风貌，哺育和塑造了这之后长大并叩问人生的整整一代人。他们的人生的底色就是由上述的词汇凝练而成的。岑桑《更夫曲》透露出来的清纯、昂扬格调就是五四的时代精神在抗战岁月的回响。如果我们喜欢《更夫曲》的昂扬、纯净和清澈，那也是五四新文学、新思潮的价值追求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塑造起来的昂扬、纯净和清澈。如果我们觉得《更夫曲》清浅、幼稚，缺乏劫后重生的深刻，那也是上述新词汇容纳的内涵本身就缺乏应有的历史深度而显现的清浅、幼稚。无论我们怎么看，也无论我们怎样感受那一代人的文字，有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他们属于五四精神的产儿，血液里流淌着五四的血脉。他们的人生与价值，和五四精神气脉贯通，息息相连。 二
写了这么多，并不是想说《更夫曲》的文学成就有多么高，而是想说它完整地表露了一个人以及那个时代的本色，不但情怀、生活感受，就算是修辞，也是如此。而这本色并不随这段岁月的结束而消失。有意思的是它构成了岑桑此后文学生涯和写作不变的基调。这是十分难得的。就像熟知那样，建国之后我们经历了三段十分不同的岁月。以十年文革为分界的中段，前有17年，后有改革开放至今40年。三段不平凡的岁月，酸甜苦辣，贫贱富贵，人间沧桑，应有尽有。这三段截然不同的岁月，足以将人塑造得昨是而今非，足以将人改造得面目全非。但在这沧桑巨变里只有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和内心追求始终不变，这就是岑桑所属的那一代人。
上个世纪50年代对于刚好而立之年那一代人来说，是一个简单质朴的火红岁月。一天的早晨，一年四季的春天，一生的童年，顺理成章构成岑桑《当你还是一朵花》抒怀寄望的对象。这就是胡风长诗《时间开始了》的那个“开始”的意象。“开始”就是那时社会和时代的象征，几乎所有的事物都翻开了新的一页。艰难、污浊和阴险不是没有，而是被放下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所有的“开始”里，看见了纯净。意象的纯净、感受的纯净和思想的纯净，统统都通过句子的纯净显露出来。作者看到一群早起上学的孩子会联想：“只有你们出现的时候，早晨的美才会臻于极致。也只有你们尽情欢笑的时候，春天才算真的到来了。我看你们真像露水晶晶的花儿，开在伟大祖国万里葱茏的常青树上。”我认为就是这纯净，打动了当年阅读岑桑同名散文集而比他略晚一辈的读者。1949年出生的陈俊年在他的岑桑印象记《你还是一朵花》中提到自己的成长一件事：“读初中的时候，虽然很穷，但我还是凑够零钱，特意买来一本心爱的笔记簿，把整整一册《当你还是一朵花》抄了下来。”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怪不得这本现在看来平淡无奇的散文集当年能6次再版，印数高达52万册。文革之后，读者再也读不到这么温馨和动人的故事，理由很简单，社会和人心不再纯净。不过，不再纯净不是没有纯净，而是纯净潜入到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内心深处，而它的外表裹着洞见，略显沧桑。就像人长大了，不是统统都丧失了天真，而是当初的天真也一起成长了，不再像稚子那样表露出来，而是潜入内心，化为内在。
文革之后岑桑再次拿起笔。他还是写一天的早晨。这时候早晨在他的笔下就有点格外不同了。岑桑在《黎明再光临》中写道：“黎明最伟大的功绩不在于他赋予人间以良辰美景，而在于他让人们看得见脚下坎坷和漫漫征程。”该文写于1981年，它与写于50年代的《当你还是一朵花》一样，饱含深情，激情澎湃，但是由于与国家的坎坷一路走来，经历风雨，他的深情更加成熟，更加具有思辨的厚度。黎明在一天中所具有的“开始”的意义有所减弱，而黎明对于前进中的生活价值却突显出来。他还是写四季中的春天，1995年他写了《又是春天》和《春天的对话》两文。这时候，岑桑固然看到春天“冰化雪消，草木萌发，燕雀啁啾”的一面，但是他又看到了春天的另一面。用他的话来说，他也要说说关于春天的“大实话”。岑桑写道：“这个向为诗人们情有独钟的季节，除了花花草草，还有与之俱生的芒刺蒺藜;除了蜜蜂蝴蝶，還有与之并存的虫豸蛇蝎。立春之后，在远方逡巡的寒流还会伺机而至。料峭春寒，路边仍难免有冻死之骨。”
世界本来是丰富的。就世象的事实而言，任何时候的春天虫豸蛇蝎都与之并存，任何时候的春天都会有寒流间至。散文家的笔锋倾向错综的世象，显然是经历艰难之后世事洞明的结果。不过，并不是所有诗人在经历艰难之后都能将洞明的社会人心的实相说出来。巴金将文革后秉笔所写随笔取名《真话集》，含义至浅而深远。诗人要有真挚之心，有一如既往“实说”的情怀，才能将伴随着社会一起成长的“真话”借笔端抒写出来。与二、三十年前的散文相比，岑桑笔下的世象是变化了，变得更错综更复杂。同是黎明，同是春天，它更加接近自然万象本身所具有的面貌，自然万象所隐喻的含义更加深广。不过变里依然有不变。不变的就是诗人纯净之心。岑桑文革前的散文，它的纯净之心和纯净的意象是重合一体的。文革之后的散文，其纯净之心上升为“大观之眼”而不出现在文辞的表面。唯有文辞意象的错综才能显出世象的本来面目，而唯有具备纯净之心的诗人才能感悟和洞识世象的本来面目。我以为，这是岑桑作为诗人和散文家跨越半个世纪的写作最可宝贵的地方。
三
岑桑有一类散文写得格外的好，我很喜欢读。这就是他写自己的散文。这里的所谓写自己的散文不是一般意义上自我所见所感所思的散文，而是指经历坎坷伤痛之后反观自我的散文。诗人随着年增齿长，所见越多，所经历越曲折，笔下的世象越加丰富多彩，这或是题中应有之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诗人也所在多有。但经历坎坷伤痛而又能够审视自身，则非有强大的自我不可。岑桑就是这样的具备强大自我的诗人。坎坷伤痛当然留下伤痕，而易生怨愤，但若是沉浸于怨愤，自悲自伤，一如古代士子“怀才不遇”，文辞固然容易感人，但为文的境界终于是略逊一筹。好的散文当然不能脱离自身的际遇和经历，但又要能超乎其上，仅仅是自悲自伤则不能传递深广的感悟。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就能升华和深化生活经验，从而使坎坷伤痛传递出比仅仅自悲自伤远为深刻的意味。岑桑写自己文革经历的一系列散文就是这样的范例。
岑桑追忆文革里令人啼笑皆非的心酸记忆，写下《强记补锅》一文。今日读来似乎难以理解;而放在当日，打入贱民行列的人能出此奇招，应该也不多见。被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笔墨生涯当然是没有希望的了，一家老少的生计自然忧虑在心头。这时候住宅附近青砖墙下的小摊“强记补锅”，让岑桑发现它的另类价值。他动起了偷师学艺，日后补锅谋生的念头。文章生动地追忆了这个心酸的过程，他怎样暗中观察，怎样在家里模仿操作。这个故事今日写出来自然带有诉说文革荒唐和命运不平的意味，但若仅仅如此，似乎还欠火候。出彩的是，模仿强记补锅，操作有成，自信心油然而生，岑桑笔锋一转写道：“好，让我就选定这营生吧！想到自己将来可以自食其力，凭着这门手艺养活一家老少，并且得以远离恐惧与屈辱，抑郁已极的心境竟忽然变得平静起来，觉得命运哪怕再悲惨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散文的境界要靠作者的人生品味来体现。在这里显然是岑桑强大的心内使他超出了自我悲叹，或者说这和停留在悲叹命运不公不一样，岑桑在荒唐的年代荒唐的命运中显露了平常心，发现了小人物生涯的价值。人间百艺，写作亦无非其一。能在屈辱不平之际自强自尊，不自悲自悼，一心自食其力，期望远离恐惧与屈辱，这其实就是佛说的平常心。不是提倡知识分子放下“臭架子”吗？与所有由上使下的“思想改造”不同，患难之中的自爱自强才是真正的放下。故事固然令人啼笑皆非，但非作者的人生境界超乎其上而无以致之。如果略为推开去说，岑桑学补锅的故事也可以归入岭南人逆境之中求生求存的倔强精神，谓之岭南风骨，丝毫不过。 文革焚书的火光相信不少人都见过。抄家焚書的一幕，我至今闭目即涌上心头。但是自焚自毁书，流传下来的故事不多。之前我听说过最为不可思议的，是社科院文学所的老先生范宁，将自己保存的罕世珍品全本明版绣像《金瓶梅词话》半夜丢到北京护城河里的故事。可惜范先生之后也没有留下此事的任何文字。或者哀莫大于心死，不说也罢。但作为晚辈，后人总想按迹寻踪，看看文明史也不多见的“破四旧”，在亲历者心里留下什么。恰好岑桑的《午夜焚书》记录了他文革中焚书的心路历程。凡是自焚自毁的书，其实都在存毁两可之间。被抄家者看见的，当然抄没;而自己焚毁的，至少是暂时避过了抄家的风头。避过了风头而悄悄自毁，当然是因为当时社会气氛传递到内心而生出来的莫名的恐惧感。岑桑将这一幕写得十分生动。“我的两箱放置在阁楼暗处的线装善本书，居然逃过了他们的金睛火眼。我为之高兴了不到三秒钟，便立即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所镇住了。我深信勇士们会再来（后来事实果真如此），那两箱书将会加重我的罪名，使我受更多的皮肉之苦。”读书人视书为精神的家园一如农夫视土地为命根子。看着火焰吞噬父辈留下的书籍，看着心血化为灰烬，作者“先是泪流满脸，嘤嘤而泣，终于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如此珍贵的书籍夜深人静之时舍得焚毁，当然是书籍的贵重敌不过生活的恐惧。焚掉是为了免除恐惧，而一旦“罪证”清除干净，是不是就一身轻松了呢？岑桑以动人的笔墨写出了自己从恐惧到犯罪感的心理变化过程。书烧掉了，“我如释重负。可是当我看见那两个制作精致的木箱已变得空荡荡，沉重的犯罪感便立即像铅块一般曳坠在心头。我后悔、内疚，责怪自己为什么慌张得不去选择另一种本来并非不存在的办法，而偏偏要出此下策。”我相信没有人会责备作者当年的一时软弱。希腊的古代哲人将人比作芦苇，而风暴一至，不弯则折。作为读者倒要赞赏岑桑秉笔的勇气，能将这种透视时代社会的个人隐秘的经验和盘托出。没有强大而纯净的内心世界是不容易做到的。
类似的散文还有《抗拒从严》，忆述文革中痛打儿子的经历。当年做的事也许不明不白，而事后不能忘怀，浮上心头，正所谓痛定思痛。这篇散文就是岑桑痛定思痛之作，他的自我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岑桑将之归结为“自己积淀于内心深处的奴性的一次恶性发作”。这不是简单的自责，而是在反省中折射出社会与人性。这是好散文必不可少的。岑桑那时的处境，刚好就是“抗拒从严”的对象，环境对于他的压力可想而知。必须学会驯服，至少是表面的驯服，方能生存。环境的这种压力复制入其处世方式之中，引起他对儿子如何做人的要求。儿子年幼，不能理解父亲的“苦心”，故而顽抗，于是招致痛笞。人性的软弱折射了社会的扭曲。这篇好散文提供了一个环境的横暴如何扭曲人格并将扭曲的后果强加给一下代的社会心理学案例。写到这里，我想起鲁迅《杂感》里的话，“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惨痛之事落在他人那里，我们尚可以做个观察者，要是亲身经历，其痛楚可知。鲁迅是批评国民性，岑桑是自挖痛根;鲁迅是勇于指出，岑桑是沉痛反思，坦荡表达。“五四”所一脉相承的向着“光明”，向着“进步”的纯粹精神和勇气，在岑桑后来散文写作中就是这样发扬光大。
一篇短文不能穷尽岑桑跨越半个世纪的写作。半个多世纪，社会变迁，人间沧桑，岑桑在不同时期的写作，其题材、笔法和视点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文学的成就来说，读者可能更喜欢他八十年代以来的写作。他的感受、思想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加开阔，知识亦更加丰富，因此散文也更多姿多彩。但他在各个时期具体的变化固然值得评论者大做文章，然而更吸引我的，是他的写作贯穿始终的激情，写之不尽的家国情怀，一以贯之的赤子真挚。无论施之什么文体，诗也好，散文小说也好;无论什么哪个时期，十七年以前也好，文革结束之后也好，岑桑文学始终如一的本色，我以为是更可宝贵的。在观察作家写作史的时候，过去一个世纪里，不缺乏的是变化，看到太多的是随波逐流。于是在阅读岑桑文字的时候，字里行间的纯净，赤子般的坦荡，既让我感动，也让我想得更多。我愿意引用一段他理解文学的话结束此文。他说：“文学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它作用于人类的心性，使之世世代代不断潜移默化于美、于善、于爱、于仁、于义、于高洁和良知的氛围之中，从而清扫心性之中的阴霾和污垢，逐渐淡化未必不是与生俱来的劣性，使人类的精神境界慢慢变得清新、明朗，阳光普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一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整整一代人是很特别的。他们身上的青春激情至老而不衰，品格单纯如同白纸，一望而知。站在今天的认知，未尝不可以说这一代人显得初心“幼稚”。但也正是这“幼稚”帮助他们度过了建国后多场的政治风雨，也使得他们在政治风雨平息之后经济大潮汹涌价值观浑浊的时代一尘不染。不是说要不忘初心吗？“不忘”意味着要提醒，意味着要耳提面命。这一代人根本不需要耳提，不需要面命，他们本身就是那个“初心”。无论已是怎样的十指嶙峋，无论多少道皱纹上了眉梢，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心里装的就是国家，他们手里做的就是工作。我觉得，没有比赤子情怀一词形容刻画这一代人精神内核的本色来得更加准确的了。这一代人如今的岁数，大致相当于我这个50后的父辈年纪。他们生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到30年代前后，年少多难，风华正茂的学生时期又适逢抗战救国。“五四”的激情和进步思潮透过文学、舆论宣传进入他们成长时期的精神世界，而匹夫有责的抗战救国进一步塑造了他们共赴国难的民族意识。“五四”新思潮的价值观和“抗战”的淬炼共同塑造了这一代人的人生观和品格。追根溯源，这一代人的激情、纯粹和始终如一的坚持都可以在“五四”和“抗战”这两大历史事件里找到其“原型”。这一代人最吸引我的，不是他们的激情，甚至也不是他们的才华和功业，而是他们的单纯和因单纯而在政治风浪面前的坦然，还有在浑浊之世的无染。如果需要向某一个世代的前辈致敬，我愿意选择向这一个世代的前辈致敬，他们对我来说高山仰止。
毫无疑问，岑桑就是这一代人里极其出色的一位。他的文学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那时因为日军先在大鹏湾登陆，而后广州沦陷。他从香港辗转流离到其时设在后方韶关的名校志锐中学
读书，不过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他填了一首歌的歌词，取名《更夫曲》。歌词如下：
更夫啊 請告我那
时序迁流的预兆吧
啊 岁月将会交织
什么欢乐的信息
何时何日得高唱
那庄严嘹亮的乐章
更夫啊 请告我那
时序迁流的预兆吧
他自己将这首短诗称为“稚作”，而他当时的同班同学周湘玟相隔七十多年之后还说，“我最喜欢《更夫曲》。”应该说，歌词的句子不算修辞成熟，尤其语言与作者想传递的生活经验之间还有一定程度距离。随着时间的流逝，与那个时代的生活经验拉开了距离的读者，难以拨开语言的尘封领悟作者想表达的生活经验，获得共鸣，但是与作者一同走过的同辈人对此却毫无困难，单是歌词开篇的祈问就足以将他们带回那难忘的岁月。我今天读《更夫曲》，更多地将它看成是已经远去的历史借助清浅的语言而回归的帆船。尽管这样，我还是被它所蕴藏的东西所震动。当年叫做大后方的韶关岁月，无论对于岑桑还是对于他的同学，很多人都是故乡沦陷，家人音讯渺茫，生死未卜;而学校生活清苦，饥饿，营养不良，面有菜色，更别说政治的昏暗，应该是生活的常态;国家、民族的存亡更在前途未定的奋斗之中。在这种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极其恶劣的情形下，岑桑第一声文学的啼唤，没有半句怨忿之词，没有半句一己的私吟。“时序迁流”短短四字，将所有环境给予的悲苦、不幸、流离一笔带过。如果我们不是回到历史的现场，所谓悲苦，所谓不幸，所谓流离，甚至不会附着在歌词句子的修辞之中。在有苦无乐，只有忍耐，只有牺牲的年代和环境，岑桑和他年稚的同学祈问和等待只是“那庄严嘹亮的乐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激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单纯？而我们知道，“那庄严嘹亮的乐章”还要几乎十年之后才在天安门城楼奏响。无论怎样问更夫，都是问不出来的。其实，是否问得出来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盼望，紧要的是有追求“预兆”的热情。
《更夫曲》像一条清澈的小溪从那一代人的心泉里流淌出来，也浇灌着他们的精神田园。而我的疑问依然是，他们在国仇家难如此恶劣的情形下，为什么只问“岁月将会交织 什么欢乐的信息”？那当然是一个苦多乐少或简直有苦无乐的年代。要解释洋溢在那一代人身上的纯朴、激昂、向上奋斗的激情，仅从那时的现实社会情形或者“多难兴邦”的古代理由来理解，是不能完满的。在岑桑清浅的《更夫曲》里，我看见了五四新思潮的烙印。没错，岑桑那一代人不是召唤并推动五四的一代人，他们是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吸取了“五四”的精华而成长的一代人。五四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潮，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和社会运动，短短数年在现代史上，一扫暮气横秋的老大中国气象，代之以青春少年的气象。“民主”、“自由”“科学”“光明”“进步”，这些新词汇所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风貌，哺育和塑造了这之后长大并叩问人生的整整一代人。他们的人生的底色就是由上述的词汇凝练而成的。岑桑《更夫曲》透露出来的清纯、昂扬格调就是五四的时代精神在抗战岁月的回响。如果我们喜欢《更夫曲》的昂扬、纯净和清澈，那也是五四新文学、新思潮的价值追求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塑造起来的昂扬、纯净和清澈。如果我们觉得《更夫曲》清浅、幼稚，缺乏劫后重生的深刻，那也是上述新词汇容纳的内涵本身就缺乏应有的历史深度而显现的清浅、幼稚。无论我们怎么看，也无论我们怎样感受那一代人的文字，有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他们属于五四精神的产儿，血液里流淌着五四的血脉。他们的人生与价值，和五四精神气脉贯通，息息相连。 二
写了这么多，并不是想说《更夫曲》的文学成就有多么高，而是想说它完整地表露了一个人以及那个时代的本色，不但情怀、生活感受，就算是修辞，也是如此。而这本色并不随这段岁月的结束而消失。有意思的是它构成了岑桑此后文学生涯和写作不变的基调。这是十分难得的。就像熟知那样，建国之后我们经历了三段十分不同的岁月。以十年文革为分界的中段，前有17年，后有改革开放至今40年。三段不平凡的岁月，酸甜苦辣，贫贱富贵，人间沧桑，应有尽有。这三段截然不同的岁月，足以将人塑造得昨是而今非，足以将人改造得面目全非。但在这沧桑巨变里只有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和内心追求始终不变，这就是岑桑所属的那一代人。
上个世纪50年代对于刚好而立之年那一代人来说，是一个简单质朴的火红岁月。一天的早晨，一年四季的春天，一生的童年，顺理成章构成岑桑《当你还是一朵花》抒怀寄望的对象。这就是胡风长诗《时间开始了》的那个“开始”的意象。“开始”就是那时社会和时代的象征，几乎所有的事物都翻开了新的一页。艰难、污浊和阴险不是没有，而是被放下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所有的“开始”里，看见了纯净。意象的纯净、感受的纯净和思想的纯净，统统都通过句子的纯净显露出来。作者看到一群早起上学的孩子会联想：“只有你们出现的时候，早晨的美才会臻于极致。也只有你们尽情欢笑的时候，春天才算真的到来了。我看你们真像露水晶晶的花儿，开在伟大祖国万里葱茏的常青树上。”我认为就是这纯净，打动了当年阅读岑桑同名散文集而比他略晚一辈的读者。1949年出生的陈俊年在他的岑桑印象记《你还是一朵花》中提到自己的成长一件事：“读初中的时候，虽然很穷，但我还是凑够零钱，特意买来一本心爱的笔记簿，把整整一册《当你还是一朵花》抄了下来。”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怪不得这本现在看来平淡无奇的散文集当年能6次再版，印数高达52万册。文革之后，读者再也读不到这么温馨和动人的故事，理由很简单，社会和人心不再纯净。不过，不再纯净不是没有纯净，而是纯净潜入到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内心深处，而它的外表裹着洞见，略显沧桑。就像人长大了，不是统统都丧失了天真，而是当初的天真也一起成长了，不再像稚子那样表露出来，而是潜入内心，化为内在。
文革之后岑桑再次拿起笔。他还是写一天的早晨。这时候早晨在他的笔下就有点格外不同了。岑桑在《黎明再光临》中写道：“黎明最伟大的功绩不在于他赋予人间以良辰美景，而在于他让人们看得见脚下坎坷和漫漫征程。”该文写于1981年，它与写于50年代的《当你还是一朵花》一样，饱含深情，激情澎湃，但是由于与国家的坎坷一路走来，经历风雨，他的深情更加成熟，更加具有思辨的厚度。黎明在一天中所具有的“开始”的意义有所减弱，而黎明对于前进中的生活价值却突显出来。他还是写四季中的春天，1995年他写了《又是春天》和《春天的对话》两文。这时候，岑桑固然看到春天“冰化雪消，草木萌发，燕雀啁啾”的一面，但是他又看到了春天的另一面。用他的话来说，他也要说说关于春天的“大实话”。岑桑写道：“这个向为诗人们情有独钟的季节，除了花花草草，还有与之俱生的芒刺蒺藜;除了蜜蜂蝴蝶，還有与之并存的虫豸蛇蝎。立春之后，在远方逡巡的寒流还会伺机而至。料峭春寒，路边仍难免有冻死之骨。”
世界本来是丰富的。就世象的事实而言，任何时候的春天虫豸蛇蝎都与之并存，任何时候的春天都会有寒流间至。散文家的笔锋倾向错综的世象，显然是经历艰难之后世事洞明的结果。不过，并不是所有诗人在经历艰难之后都能将洞明的社会人心的实相说出来。巴金将文革后秉笔所写随笔取名《真话集》，含义至浅而深远。诗人要有真挚之心，有一如既往“实说”的情怀，才能将伴随着社会一起成长的“真话”借笔端抒写出来。与二、三十年前的散文相比，岑桑笔下的世象是变化了，变得更错综更复杂。同是黎明，同是春天，它更加接近自然万象本身所具有的面貌，自然万象所隐喻的含义更加深广。不过变里依然有不变。不变的就是诗人纯净之心。岑桑文革前的散文，它的纯净之心和纯净的意象是重合一体的。文革之后的散文，其纯净之心上升为“大观之眼”而不出现在文辞的表面。唯有文辞意象的错综才能显出世象的本来面目，而唯有具备纯净之心的诗人才能感悟和洞识世象的本来面目。我以为，这是岑桑作为诗人和散文家跨越半个世纪的写作最可宝贵的地方。
三
岑桑有一类散文写得格外的好，我很喜欢读。这就是他写自己的散文。这里的所谓写自己的散文不是一般意义上自我所见所感所思的散文，而是指经历坎坷伤痛之后反观自我的散文。诗人随着年增齿长，所见越多，所经历越曲折，笔下的世象越加丰富多彩，这或是题中应有之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诗人也所在多有。但经历坎坷伤痛而又能够审视自身，则非有强大的自我不可。岑桑就是这样的具备强大自我的诗人。坎坷伤痛当然留下伤痕，而易生怨愤，但若是沉浸于怨愤，自悲自伤，一如古代士子“怀才不遇”，文辞固然容易感人，但为文的境界终于是略逊一筹。好的散文当然不能脱离自身的际遇和经历，但又要能超乎其上，仅仅是自悲自伤则不能传递深广的感悟。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就能升华和深化生活经验，从而使坎坷伤痛传递出比仅仅自悲自伤远为深刻的意味。岑桑写自己文革经历的一系列散文就是这样的范例。
岑桑追忆文革里令人啼笑皆非的心酸记忆，写下《强记补锅》一文。今日读来似乎难以理解;而放在当日，打入贱民行列的人能出此奇招，应该也不多见。被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笔墨生涯当然是没有希望的了，一家老少的生计自然忧虑在心头。这时候住宅附近青砖墙下的小摊“强记补锅”，让岑桑发现它的另类价值。他动起了偷师学艺，日后补锅谋生的念头。文章生动地追忆了这个心酸的过程，他怎样暗中观察，怎样在家里模仿操作。这个故事今日写出来自然带有诉说文革荒唐和命运不平的意味，但若仅仅如此，似乎还欠火候。出彩的是，模仿强记补锅，操作有成，自信心油然而生，岑桑笔锋一转写道：“好，让我就选定这营生吧！想到自己将来可以自食其力，凭着这门手艺养活一家老少，并且得以远离恐惧与屈辱，抑郁已极的心境竟忽然变得平静起来，觉得命运哪怕再悲惨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散文的境界要靠作者的人生品味来体现。在这里显然是岑桑强大的心内使他超出了自我悲叹，或者说这和停留在悲叹命运不公不一样，岑桑在荒唐的年代荒唐的命运中显露了平常心，发现了小人物生涯的价值。人间百艺，写作亦无非其一。能在屈辱不平之际自强自尊，不自悲自悼，一心自食其力，期望远离恐惧与屈辱，这其实就是佛说的平常心。不是提倡知识分子放下“臭架子”吗？与所有由上使下的“思想改造”不同，患难之中的自爱自强才是真正的放下。故事固然令人啼笑皆非，但非作者的人生境界超乎其上而无以致之。如果略为推开去说，岑桑学补锅的故事也可以归入岭南人逆境之中求生求存的倔强精神，谓之岭南风骨，丝毫不过。 文革焚书的火光相信不少人都见过。抄家焚書的一幕，我至今闭目即涌上心头。但是自焚自毁书，流传下来的故事不多。之前我听说过最为不可思议的，是社科院文学所的老先生范宁，将自己保存的罕世珍品全本明版绣像《金瓶梅词话》半夜丢到北京护城河里的故事。可惜范先生之后也没有留下此事的任何文字。或者哀莫大于心死，不说也罢。但作为晚辈，后人总想按迹寻踪，看看文明史也不多见的“破四旧”，在亲历者心里留下什么。恰好岑桑的《午夜焚书》记录了他文革中焚书的心路历程。凡是自焚自毁的书，其实都在存毁两可之间。被抄家者看见的，当然抄没;而自己焚毁的，至少是暂时避过了抄家的风头。避过了风头而悄悄自毁，当然是因为当时社会气氛传递到内心而生出来的莫名的恐惧感。岑桑将这一幕写得十分生动。“我的两箱放置在阁楼暗处的线装善本书，居然逃过了他们的金睛火眼。我为之高兴了不到三秒钟，便立即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所镇住了。我深信勇士们会再来（后来事实果真如此），那两箱书将会加重我的罪名，使我受更多的皮肉之苦。”读书人视书为精神的家园一如农夫视土地为命根子。看着火焰吞噬父辈留下的书籍，看着心血化为灰烬，作者“先是泪流满脸，嘤嘤而泣，终于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如此珍贵的书籍夜深人静之时舍得焚毁，当然是书籍的贵重敌不过生活的恐惧。焚掉是为了免除恐惧，而一旦“罪证”清除干净，是不是就一身轻松了呢？岑桑以动人的笔墨写出了自己从恐惧到犯罪感的心理变化过程。书烧掉了，“我如释重负。可是当我看见那两个制作精致的木箱已变得空荡荡，沉重的犯罪感便立即像铅块一般曳坠在心头。我后悔、内疚，责怪自己为什么慌张得不去选择另一种本来并非不存在的办法，而偏偏要出此下策。”我相信没有人会责备作者当年的一时软弱。希腊的古代哲人将人比作芦苇，而风暴一至，不弯则折。作为读者倒要赞赏岑桑秉笔的勇气，能将这种透视时代社会的个人隐秘的经验和盘托出。没有强大而纯净的内心世界是不容易做到的。
类似的散文还有《抗拒从严》，忆述文革中痛打儿子的经历。当年做的事也许不明不白，而事后不能忘怀，浮上心头，正所谓痛定思痛。这篇散文就是岑桑痛定思痛之作，他的自我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岑桑将之归结为“自己积淀于内心深处的奴性的一次恶性发作”。这不是简单的自责，而是在反省中折射出社会与人性。这是好散文必不可少的。岑桑那时的处境，刚好就是“抗拒从严”的对象，环境对于他的压力可想而知。必须学会驯服，至少是表面的驯服，方能生存。环境的这种压力复制入其处世方式之中，引起他对儿子如何做人的要求。儿子年幼，不能理解父亲的“苦心”，故而顽抗，于是招致痛笞。人性的软弱折射了社会的扭曲。这篇好散文提供了一个环境的横暴如何扭曲人格并将扭曲的后果强加给一下代的社会心理学案例。写到这里，我想起鲁迅《杂感》里的话，“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惨痛之事落在他人那里，我们尚可以做个观察者，要是亲身经历，其痛楚可知。鲁迅是批评国民性，岑桑是自挖痛根;鲁迅是勇于指出，岑桑是沉痛反思，坦荡表达。“五四”所一脉相承的向着“光明”，向着“进步”的纯粹精神和勇气，在岑桑后来散文写作中就是这样发扬光大。
一篇短文不能穷尽岑桑跨越半个世纪的写作。半个多世纪，社会变迁，人间沧桑，岑桑在不同时期的写作，其题材、笔法和视点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文学的成就来说，读者可能更喜欢他八十年代以来的写作。他的感受、思想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加开阔，知识亦更加丰富，因此散文也更多姿多彩。但他在各个时期具体的变化固然值得评论者大做文章，然而更吸引我的，是他的写作贯穿始终的激情，写之不尽的家国情怀，一以贯之的赤子真挚。无论施之什么文体，诗也好，散文小说也好;无论什么哪个时期，十七年以前也好，文革结束之后也好，岑桑文学始终如一的本色，我以为是更可宝贵的。在观察作家写作史的时候，过去一个世纪里，不缺乏的是变化，看到太多的是随波逐流。于是在阅读岑桑文字的时候，字里行间的纯净，赤子般的坦荡，既让我感动，也让我想得更多。我愿意引用一段他理解文学的话结束此文。他说：“文学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它作用于人类的心性，使之世世代代不断潜移默化于美、于善、于爱、于仁、于义、于高洁和良知的氛围之中，从而清扫心性之中的阴霾和污垢，逐渐淡化未必不是与生俱来的劣性，使人类的精神境界慢慢变得清新、明朗，阳光普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