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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经历了一次“井喷”，这个时期是中国作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取得成绩较为可观的阶段。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井喷式的发展迹象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拉开帷幕，并直接影响和成就了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空前繁荣”。所以，70年代末的文学是80年代文学发展的发端，应该作为同一文学现象进行研究。
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各个流派百家争鸣，先后或者同时涌现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写实文学”等流派。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直接起缘于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对沉闷的创作现状进行了分析，表达了创作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倡导下，11月份的《人民文学》便发表了刘心武的这篇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揭露出“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而这种揭露在之前的创作中，一直被视为畏途。
以此为先导，之后便陆续有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出现。《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
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王宗汉《高洁的青松》、吴强的《灵魂的搏斗》、陆文夫的《献身》、孔捷生的《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以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伤痕文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时代价值。它冲破了“极左”文艺思想的种种清规戒律，冲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创作禁区，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创作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其中表现出呼唤人性、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等人道主义色彩，都是可圈可点的。
但是，“伤痕文学”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得太远。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刘心武《班主任》的主人公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作家们关注现实的责任感和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使得他们会抑制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开始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难免归于肤浅。
“伤痕文学”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中。作家虽然表现出了难得的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也流于形式。比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然而造化弄人，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小说的悲剧色彩在此情节中达到了高潮，但过分的偶然性因素无疑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而结尾的“喜剧化”更让作品的深度受到严重的削弱：“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这种明显的人为雕刻的痕迹严重淡化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伤痕文学”的最大价值所在，是起到了文革“假、大、空”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文学”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未来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靡一时的“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关注点侧重反映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所爆发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面临的困境和艰难以及这种困境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人物形象的塑造。
“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1979年，蒋子龙发表了其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揭示了新时期经济改革中的种种矛盾，剖析了不同人物的复杂的灵魂，塑造了一位敢于向不正之风挑战、勇于承担革命重任、具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的形象。作品较早地把注意力由揭露“四人帮”造成的创伤转向社会现实，表达了当时人民渴望变革的迫切要求，因而获得了普遍赞誉。这是“改革文学”的第一阶段。
1981年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标志着“改革文学”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农村题材作品最活跃的时代，因为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的改革现状吸引了大量作者的目光。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关注改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带来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苏叔阳的《故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新星》及中篇小说矫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秋天的愤怒》、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
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各个流派百家争鸣，先后或者同时涌现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写实文学”等流派。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直接起缘于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对沉闷的创作现状进行了分析，表达了创作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强烈愿望。在这样的倡导下，11月份的《人民文学》便发表了刘心武的这篇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揭露出“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而这种揭露在之前的创作中，一直被视为畏途。
以此为先导，之后便陆续有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出现。《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
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王宗汉《高洁的青松》、吴强的《灵魂的搏斗》、陆文夫的《献身》、孔捷生的《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以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伤痕文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时代价值。它冲破了“极左”文艺思想的种种清规戒律，冲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创作禁区，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创作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其中表现出呼唤人性、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等人道主义色彩，都是可圈可点的。
但是，“伤痕文学”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得太远。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刘心武《班主任》的主人公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作家们关注现实的责任感和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使得他们会抑制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开始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难免归于肤浅。
“伤痕文学”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中。作家虽然表现出了难得的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也流于形式。比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然而造化弄人，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小说的悲剧色彩在此情节中达到了高潮，但过分的偶然性因素无疑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而结尾的“喜剧化”更让作品的深度受到严重的削弱：“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这种明显的人为雕刻的痕迹严重淡化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伤痕文学”的最大价值所在，是起到了文革“假、大、空”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文学”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未来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靡一时的“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关注点侧重反映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所爆发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面临的困境和艰难以及这种困境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人物形象的塑造。
“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1979年，蒋子龙发表了其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揭示了新时期经济改革中的种种矛盾，剖析了不同人物的复杂的灵魂，塑造了一位敢于向不正之风挑战、勇于承担革命重任、具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的形象。作品较早地把注意力由揭露“四人帮”造成的创伤转向社会现实，表达了当时人民渴望变革的迫切要求，因而获得了普遍赞誉。这是“改革文学”的第一阶段。
1981年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标志着“改革文学”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农村题材作品最活跃的时代，因为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的改革现状吸引了大量作者的目光。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关注改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带来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苏叔阳的《故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新星》及中篇小说矫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秋天的愤怒》、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