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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条在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上急速前进的道路。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支撑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历史的脚步走到了今天，面对经济转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成为了新的任务，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2013年将把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年初各地两会陆续召开，新型城镇化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之所以是“新型”，是因为它不同于城市化，更不是片面的“房地产化”。新型城镇化应该是城市、城镇、农村统筹一体化的发展，应该是更加以人为本的发展。
统筹兼顾，促进新型城镇化既需要以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和非农就业为推力，也需要以大力发展城镇服务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为拉力，推力和拉力形成合力，这对于城镇化来说，无异于实现“双轮驱动”。
人的城镇化
据统计，目前我国城镇化率统计是以常住人口计算，按照这样的算法是已经突破了50％，但如果按照有城镇户籍的人数，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在城镇打工的2.6亿的农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购房的还不足1％；大约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而与此同时，十年间我国自然村数量由360万个减少到270万个，每天有80-100个自然村落消失，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开始大声疾呼保护村庄。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城镇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张，如果将城镇化理解为“多造房子，多修马路，多建摩天大楼”的“房地产化”，那么必将导致个别地方片面追求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搞房地产投资和扩城、造城运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指出，城镇化必须处理好“粮食安全、保护耕地、农民市民化”等问题。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代表城镇化，农村日趋消失更不是城镇化。要实现真正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首先要大力改善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让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
许多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过贫民窟、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巴西便是一例。1960年至1989年，巴西的城市化率从46.1％上升到73.1％，可以说，这段时期是巴西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然而，相伴而生的是这30年间巴西贫民窟大量产生，社会贫富差距濒临极限。随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巴西开始关注低收入人群，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服务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政府以各种帮扶计划援助低收入人群，经济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山东省社科院省情研究中心主任秦庆武认为，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随着工业化进程自然而然出现的，但在现实中，进城的农民收入水平低，面对城市高企的物价与房价，加上子女受教育、父母养老、医疗保障欠缺等困难，他们无法承担一个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这也是造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而老人、妇女、儿童留守现象的直接原因。
户籍制度，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一道壁垒，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推进城镇化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提出要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放开地级市户籍，清理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与户口性质挂钩。户籍制度改革，旨在打破长久以来存在的城乡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不均等，然而，这项改革已经探索了十余年，仍举步维艰。
之所以遭遇这样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挂钩，倘若实行城乡统一，对地方财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要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解决好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的问题，逐步实现在子女入学、公共卫生、住房购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引导人口向城镇集聚。
农村产业化
城市和农村是一架天平的两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城市臃肿不堪，带来诸多“城市病”，农村却空了，这架天平严重失衡，原因何在？人口的流动是与产业发展相伴而生的。农民之所以进城，原因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要转移。
“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的特点。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是绝没有可能走这条道路的，不能想像上亿农民拥入城市来发展工业，中国要工业化只能走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探讨中国城乡发展道路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这条“迥然不同”的道路是什么？在费孝通看来，应该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大力兴办乡镇工业，以乡镇工业巩固、促进和辅助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在山西省证监局局长孙才仁看来，产业不应该再向大城市集中，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在大城市产业“集中成本高，空间少，代价大，还造成污染，造成交通运输堵塞。放到农村或者向中小城市集中，不仅空间大，还可以建新兴产业、发展新兴工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他认为，未来的城镇化需要一个大的转折，换一种思路来搞城镇化，战场、舞台在农村，在中小城市，在广袤的田野上，而不在城市。
传统城镇化多是农民异地转移，进城务工经商。新型城镇化既要鼓励和支持异地转移就业，更着眼于积极发展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注重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推进。
就目前情况来看，处于新型城镇化战略主体地位的中小城镇产业发展还较为薄弱。中小城市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益较低，吸纳劳动力有限的问题，而民营企业也在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信贷趋紧等多重压力下活力下降，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总得说来，中小城镇的发展整体而言目前仍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这使得中小城镇的农民非就近转移，而选择长途奔波地跨省、跨区域流动。
要实现农村、中小城市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应当依靠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秦庆武认为，城市作为区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交通中心等具备强大的辐射功能，对周边地区有很强的辐射带动能力，应当借助大的城市圈、城市带，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打造城市群；同时也应当因地制宜，形成集中化的产业。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600多个城市、2000多个县城，这部分中小城市如果产业集中了，将可以直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而对于发展较为分散的小城镇来说，当务之急便是聚集发展，建立中心镇。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很好地诠释了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愿景，产业带动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抓手。
“农民工进城打工，每年赚几万块钱回家过年”，这种过于简单粗放的城市化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当个“城里人”不是换个户口簿就能解决的问题，新型城镇化，一方面需要从根源上保障进城农民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为农村、中小城市插上产业的翅膀，使农民完成身份的转换。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之所以是“新型”，是因为它不同于城市化，更不是片面的“房地产化”。新型城镇化应该是城市、城镇、农村统筹一体化的发展，应该是更加以人为本的发展。
统筹兼顾，促进新型城镇化既需要以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和非农就业为推力，也需要以大力发展城镇服务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为拉力，推力和拉力形成合力，这对于城镇化来说，无异于实现“双轮驱动”。
人的城镇化
据统计，目前我国城镇化率统计是以常住人口计算，按照这样的算法是已经突破了50％，但如果按照有城镇户籍的人数，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在城镇打工的2.6亿的农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购房的还不足1％；大约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而与此同时，十年间我国自然村数量由360万个减少到270万个，每天有80-100个自然村落消失，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开始大声疾呼保护村庄。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城镇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张，如果将城镇化理解为“多造房子，多修马路，多建摩天大楼”的“房地产化”，那么必将导致个别地方片面追求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搞房地产投资和扩城、造城运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指出，城镇化必须处理好“粮食安全、保护耕地、农民市民化”等问题。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代表城镇化，农村日趋消失更不是城镇化。要实现真正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首先要大力改善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让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
许多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过贫民窟、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巴西便是一例。1960年至1989年，巴西的城市化率从46.1％上升到73.1％，可以说，这段时期是巴西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然而，相伴而生的是这30年间巴西贫民窟大量产生，社会贫富差距濒临极限。随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巴西开始关注低收入人群，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服务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政府以各种帮扶计划援助低收入人群，经济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山东省社科院省情研究中心主任秦庆武认为，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随着工业化进程自然而然出现的，但在现实中，进城的农民收入水平低，面对城市高企的物价与房价，加上子女受教育、父母养老、医疗保障欠缺等困难，他们无法承担一个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这也是造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而老人、妇女、儿童留守现象的直接原因。
户籍制度，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一道壁垒，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推进城镇化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提出要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放开地级市户籍，清理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与户口性质挂钩。户籍制度改革，旨在打破长久以来存在的城乡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不均等，然而，这项改革已经探索了十余年，仍举步维艰。
之所以遭遇这样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挂钩，倘若实行城乡统一，对地方财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要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解决好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的问题，逐步实现在子女入学、公共卫生、住房购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引导人口向城镇集聚。
农村产业化
城市和农村是一架天平的两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城市臃肿不堪，带来诸多“城市病”，农村却空了，这架天平严重失衡，原因何在？人口的流动是与产业发展相伴而生的。农民之所以进城，原因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要转移。
“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的特点。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是绝没有可能走这条道路的，不能想像上亿农民拥入城市来发展工业，中国要工业化只能走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探讨中国城乡发展道路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这条“迥然不同”的道路是什么？在费孝通看来，应该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大力兴办乡镇工业，以乡镇工业巩固、促进和辅助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在山西省证监局局长孙才仁看来，产业不应该再向大城市集中，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在大城市产业“集中成本高，空间少，代价大，还造成污染，造成交通运输堵塞。放到农村或者向中小城市集中，不仅空间大，还可以建新兴产业、发展新兴工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他认为，未来的城镇化需要一个大的转折，换一种思路来搞城镇化，战场、舞台在农村，在中小城市，在广袤的田野上，而不在城市。
传统城镇化多是农民异地转移，进城务工经商。新型城镇化既要鼓励和支持异地转移就业，更着眼于积极发展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注重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推进。
就目前情况来看，处于新型城镇化战略主体地位的中小城镇产业发展还较为薄弱。中小城市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益较低，吸纳劳动力有限的问题，而民营企业也在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信贷趋紧等多重压力下活力下降，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总得说来，中小城镇的发展整体而言目前仍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这使得中小城镇的农民非就近转移，而选择长途奔波地跨省、跨区域流动。
要实现农村、中小城市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应当依靠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秦庆武认为，城市作为区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交通中心等具备强大的辐射功能，对周边地区有很强的辐射带动能力，应当借助大的城市圈、城市带，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打造城市群；同时也应当因地制宜，形成集中化的产业。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600多个城市、2000多个县城，这部分中小城市如果产业集中了，将可以直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而对于发展较为分散的小城镇来说，当务之急便是聚集发展，建立中心镇。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很好地诠释了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愿景，产业带动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抓手。
“农民工进城打工，每年赚几万块钱回家过年”，这种过于简单粗放的城市化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当个“城里人”不是换个户口簿就能解决的问题，新型城镇化，一方面需要从根源上保障进城农民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为农村、中小城市插上产业的翅膀，使农民完成身份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