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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学识极为渊博精深。1933年他为《吴宓诗集》作的自序里，谈到平生著述计划说：“我今生只作三部书：（1）诗集。（2）长篇章回体小说《新旧因缘》或改名。（3）《人生要义》或名《道德哲学》，系由直接感觉体验综合而成之人生哲学。取东西古今圣贤之言，触发阐释其确义，而以日常实际公私事物为之例证。”自《吴宓诗集》于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世事蹉跎，以致后两种著述计划未能实现。我们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应是在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成就与影响最显著。先生于1917年留学美国，初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1921年回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讲欧洲文学史；1926年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继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继又在中文系讲外国文学。先生早年翻译过英国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和《钮康氏家传》。先生晚年为我们讲外国文学时编著的《外国文学讲义》，应是他研究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成果，亦是先生未出版的一部珍贵的学术著作。
努力使用新观点和新方法
我是1956年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的，有幸于1959—1960学年亲聆先生为我们讲授外国文学。先生儒雅斯文，腰身挺直，手扶拐杖，着灰布长袍，步履沉稳，一口清晰的北京语音，讲课时条分缕析，板书端正。凡此皆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印象。我们从先生获得系统而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并激起浓厚的学习兴趣。当时系上印发的《外国文学讲义》是先生随讲随编写的，分若干次发给我们。虽然人世沧桑几度，历史背景已经转换，但这部讲义的学术光辉未因尘封蠹损而消失。
先生为我们讲外国文学时，接受了同学们的意见，努力使用新观点和新方法。他说：“同学们的意见是我讲授英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总嫌事实材料太多，思想批判太少。是的。以前我因为所读的新书太少，未能用社会发展史、阶级观点，去说明文学史中一个一个历史事实、作者生活、作品内容是如何造成的……以后我学习有得，定要每件事都能加以批判。”然而先生在讲作家作品时仍很少批判。他向我们概略地介绍希腊文学之后，特别指出：“应注意：古代希腊罗马的诗，绝对不用韵，只是每行以一定数的长音短音有规划地排列而成，此种排列名曰‘律’（metre）。有律为诗，无律为文（或散文），一贯没有韵（所以，把西洋尤其希腊罗马的诗译为‘韵文’，实大谬误）。附言：西洋近世的诗（起源于中世），是以轻音重音排列而成律，除模仿古体诗体而外，一律有韵；中国旧的诗，必定有韵（韵为中国诗歌之第一主要特征），而以仄声（高音）与平声（低音）字之有规则的排列构成了律；以上可资比较。”他的讲述简洁精确，习于以数序分类，插入按语，进行中西文学比较；此是吴宓先生显著的风格。先生于1924年在东南大学讲欧洲文学史时，将美国新出版的Richardson&Owen合著之“Literature of the world”（《世界文学小史》）翻译了前数章，其中有波斯莪默·伽亚谟的《四句诗集》。先生给我们讲波斯文学文献说：“莪默·伽亚谟（一译鄂马·开耶谟）Omar khayyam（生年不详，1123年卒）是波斯的尼夏城人，兼为天文学家，生平作品抒情诗约1200首，总名《鲁拜集》Rubaiyat即《四行诗集》。……郭沫若先生的《鲁拜集》一册（1922年开明书店，又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译的莪默诗101首，又我所译的《七绝体》13首（见1924年五月《学衡杂志》二十九期‘世界文学史’东方各国文学章）都是由英文转译出来的。”先生特介绍了其早年的译作。古代东方文学、希腊文学和中世纪文学，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经先生的讲述，我们形成了文学史的概念。关于怎样认识欧洲启蒙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先生说：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译开明运动）是全欧洲范围内的学术、思想、文化、政治中之革新运动；起源于英国，极盛于法国，而流传到德国及其他各国。这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是资产阶级进步人士：他们为反对封建主义和教会专横的斗争，作出了思想的准备，而不是要起来推翻封建制度，自身采取革命行动。他们是以理性为准则，要求“回到自然”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他们是崇高的，乐观的个人主义者，又是无神族，无阶级区别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具有近于唯物论的世界观；但他们的“理性的王国”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他们相信：只要自然科学发达，农业工业技术进步，管理制度改善之后，人类全体都可得到幸福。
这对启蒙运动性质的认识，至今看来仍是全面而深刻的。
生动而细致的情形终身难忘
我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虽然能了解情节，感受形象的艺术魅力，甚至产生情感的共鸣，获得艺术的熏陶，但对其真正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却缺乏认识。吴宓先生为我们讲解后，我们遂忽然贯通。但丁的《神曲》是很难理解的，先生剖析了其艺术结构后说：“诗人所写的地狱、净界和天堂是虚无缥缈的处所，但好像极实在。我们追随着但丁，似乎可以一层一层地走下地狱，一步一步地攀登净界之塔，一程一程地经历各星球而飞上天堂。‘三联韵’又给予全诗一种运动的旋律，它与上述结构配搭在一起，更结合着内容，显示出一种人类精神由卑至高，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典型意义也是很难理解的，先生指出：“加西莫多是雨果笔下的最初形象之一，这个形象是体现着爱情和仁慈的才能思想。……雨果怀着同情描写了被中世纪文明所抛弃的悲惨世界。平民出身的人，要大大优于贵族社会的人。贵族上尉腓勒·兑·沙托贝或是弗连赫·兑·李斯的形象，是上流社会庸俗和自私的直接化身。他们‘精巧，但残忍而无人道’。流浪人和窃贼，无家可归的怪宫里的居民，能够做出英雄行为，为了维护爱斯梅拉尔生，他们勇敢地冲进圣母院。”我们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时易于将维特的烦恼理解为失恋所致，先生则使用新的观点指出：“维特的烦恼，主要并不是由爱情的悲痛而来，而是由于个性解放、人人平等的要求和封建等级制度、缺乏斗争性的市侩精神的矛盾，是当时已经觉醒的先进的资产阶级和腐朽的顽固的封建势力之间紧张的社会矛盾。”这样可以引导我们对世界古典名著的思想和艺术作较深入的认识。我记得，吴宓先生在课堂上讲述时的生动而细致的情形。例如讲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时，先生具体描述优盖公寓的情形，高老头等人用餐的坐向，阁楼的狭小和房间的灰暗的生动画面。有一次先生用德语为我们吟诵一首抒情诗，其中一句“雨点滴落在我的心中”，音韵优美，而万事俱备的情调尤为浓重，先生吟着竟流下了眼泪。
学贯中西的学者风范和神态
先生为我们讲外国文学，引用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常有深邃的见解和细致的分析，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揭示艺术奥秘，提供学术线索，使我们获益匪浅。当我回顾先生给我们讲课时，他那学贯中西的学者风范和神态，至今犹唤起我景仰的情怀。先生为我们1960届甲大班一百余位同学讲外国文学，这已过去五十余年了，令我最难忘的是1959年期终考试的情景。先生亲自临场监考，大教室内庄严肃穆。我素知先生写字用颜体楷书，我的考试卷子也以工整的颜体书写。卷子写好后，我背起旧帆布书包，急急忙忙地去交卷。教室很大，我从较后的座位向讲台快步走去，在我的前面一位胖胖的女同学正慢慢地也去交卷。我迅即超过她，很快将卷子放在讲桌上。这时吴宓先生穿着灰布长袍，手持拐杖，笔直地站在教室出口附近。他严肃地对我命令说：“你给我站住！”同学们甚为惊异，都看着我。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因对先生尊崇，遂在讲台旁边面向同学规矩地站住。在这位女同学慢慢地交了卷子，又慢慢走出教室之后，先生遂对我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我向先生鞠躬，茫然地离开教室。我始终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1978年冬天，何剑薰先生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任教，我同王鲁雨先生一道去拜访他。何先生与吴宓先生是重庆时的老友，我遂言及被吴先生罚站之事。何剑薰先生说：“你不该赶在女同学的前面去交卷，这对女性不尊重。吴先生是女性崇拜者，你得罪了他。”我这么多年的谜团终于解开了。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努力使用新观点和新方法
我是1956年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的，有幸于1959—1960学年亲聆先生为我们讲授外国文学。先生儒雅斯文，腰身挺直，手扶拐杖，着灰布长袍，步履沉稳，一口清晰的北京语音，讲课时条分缕析，板书端正。凡此皆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印象。我们从先生获得系统而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并激起浓厚的学习兴趣。当时系上印发的《外国文学讲义》是先生随讲随编写的，分若干次发给我们。虽然人世沧桑几度，历史背景已经转换，但这部讲义的学术光辉未因尘封蠹损而消失。
先生为我们讲外国文学时，接受了同学们的意见，努力使用新观点和新方法。他说：“同学们的意见是我讲授英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总嫌事实材料太多，思想批判太少。是的。以前我因为所读的新书太少，未能用社会发展史、阶级观点，去说明文学史中一个一个历史事实、作者生活、作品内容是如何造成的……以后我学习有得，定要每件事都能加以批判。”然而先生在讲作家作品时仍很少批判。他向我们概略地介绍希腊文学之后，特别指出：“应注意：古代希腊罗马的诗，绝对不用韵，只是每行以一定数的长音短音有规划地排列而成，此种排列名曰‘律’（metre）。有律为诗，无律为文（或散文），一贯没有韵（所以，把西洋尤其希腊罗马的诗译为‘韵文’，实大谬误）。附言：西洋近世的诗（起源于中世），是以轻音重音排列而成律，除模仿古体诗体而外，一律有韵；中国旧的诗，必定有韵（韵为中国诗歌之第一主要特征），而以仄声（高音）与平声（低音）字之有规则的排列构成了律；以上可资比较。”他的讲述简洁精确，习于以数序分类，插入按语，进行中西文学比较；此是吴宓先生显著的风格。先生于1924年在东南大学讲欧洲文学史时，将美国新出版的Richardson&Owen合著之“Literature of the world”（《世界文学小史》）翻译了前数章，其中有波斯莪默·伽亚谟的《四句诗集》。先生给我们讲波斯文学文献说：“莪默·伽亚谟（一译鄂马·开耶谟）Omar khayyam（生年不详，1123年卒）是波斯的尼夏城人，兼为天文学家，生平作品抒情诗约1200首，总名《鲁拜集》Rubaiyat即《四行诗集》。……郭沫若先生的《鲁拜集》一册（1922年开明书店，又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译的莪默诗101首，又我所译的《七绝体》13首（见1924年五月《学衡杂志》二十九期‘世界文学史’东方各国文学章）都是由英文转译出来的。”先生特介绍了其早年的译作。古代东方文学、希腊文学和中世纪文学，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经先生的讲述，我们形成了文学史的概念。关于怎样认识欧洲启蒙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先生说：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译开明运动）是全欧洲范围内的学术、思想、文化、政治中之革新运动；起源于英国，极盛于法国，而流传到德国及其他各国。这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是资产阶级进步人士：他们为反对封建主义和教会专横的斗争，作出了思想的准备，而不是要起来推翻封建制度，自身采取革命行动。他们是以理性为准则，要求“回到自然”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他们是崇高的，乐观的个人主义者，又是无神族，无阶级区别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具有近于唯物论的世界观；但他们的“理性的王国”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他们相信：只要自然科学发达，农业工业技术进步，管理制度改善之后，人类全体都可得到幸福。
这对启蒙运动性质的认识，至今看来仍是全面而深刻的。
生动而细致的情形终身难忘
我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虽然能了解情节，感受形象的艺术魅力，甚至产生情感的共鸣，获得艺术的熏陶，但对其真正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却缺乏认识。吴宓先生为我们讲解后，我们遂忽然贯通。但丁的《神曲》是很难理解的，先生剖析了其艺术结构后说：“诗人所写的地狱、净界和天堂是虚无缥缈的处所，但好像极实在。我们追随着但丁，似乎可以一层一层地走下地狱，一步一步地攀登净界之塔，一程一程地经历各星球而飞上天堂。‘三联韵’又给予全诗一种运动的旋律，它与上述结构配搭在一起，更结合着内容，显示出一种人类精神由卑至高，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典型意义也是很难理解的，先生指出：“加西莫多是雨果笔下的最初形象之一，这个形象是体现着爱情和仁慈的才能思想。……雨果怀着同情描写了被中世纪文明所抛弃的悲惨世界。平民出身的人，要大大优于贵族社会的人。贵族上尉腓勒·兑·沙托贝或是弗连赫·兑·李斯的形象，是上流社会庸俗和自私的直接化身。他们‘精巧，但残忍而无人道’。流浪人和窃贼，无家可归的怪宫里的居民，能够做出英雄行为，为了维护爱斯梅拉尔生，他们勇敢地冲进圣母院。”我们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时易于将维特的烦恼理解为失恋所致，先生则使用新的观点指出：“维特的烦恼，主要并不是由爱情的悲痛而来，而是由于个性解放、人人平等的要求和封建等级制度、缺乏斗争性的市侩精神的矛盾，是当时已经觉醒的先进的资产阶级和腐朽的顽固的封建势力之间紧张的社会矛盾。”这样可以引导我们对世界古典名著的思想和艺术作较深入的认识。我记得，吴宓先生在课堂上讲述时的生动而细致的情形。例如讲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时，先生具体描述优盖公寓的情形，高老头等人用餐的坐向，阁楼的狭小和房间的灰暗的生动画面。有一次先生用德语为我们吟诵一首抒情诗，其中一句“雨点滴落在我的心中”，音韵优美，而万事俱备的情调尤为浓重，先生吟着竟流下了眼泪。
学贯中西的学者风范和神态
先生为我们讲外国文学，引用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常有深邃的见解和细致的分析，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揭示艺术奥秘，提供学术线索，使我们获益匪浅。当我回顾先生给我们讲课时，他那学贯中西的学者风范和神态，至今犹唤起我景仰的情怀。先生为我们1960届甲大班一百余位同学讲外国文学，这已过去五十余年了，令我最难忘的是1959年期终考试的情景。先生亲自临场监考，大教室内庄严肃穆。我素知先生写字用颜体楷书，我的考试卷子也以工整的颜体书写。卷子写好后，我背起旧帆布书包，急急忙忙地去交卷。教室很大，我从较后的座位向讲台快步走去，在我的前面一位胖胖的女同学正慢慢地也去交卷。我迅即超过她，很快将卷子放在讲桌上。这时吴宓先生穿着灰布长袍，手持拐杖，笔直地站在教室出口附近。他严肃地对我命令说：“你给我站住！”同学们甚为惊异，都看着我。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因对先生尊崇，遂在讲台旁边面向同学规矩地站住。在这位女同学慢慢地交了卷子，又慢慢走出教室之后，先生遂对我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我向先生鞠躬，茫然地离开教室。我始终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1978年冬天，何剑薰先生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任教，我同王鲁雨先生一道去拜访他。何先生与吴宓先生是重庆时的老友，我遂言及被吴先生罚站之事。何剑薰先生说：“你不该赶在女同学的前面去交卷，这对女性不尊重。吴先生是女性崇拜者，你得罪了他。”我这么多年的谜团终于解开了。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