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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7年成都暴雨成灾，发生近百年一遇的洪水。此次水灾给成都市区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水灾发生后政府采取了措施进行赈济，民间也采取各种方式救济，起到一定作用。1947年成都水灾作为城市水灾典型案例，对于城市水灾的防治以及政府、民间的救助都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成都；1947年；水灾；社会救助
中图分类号：P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33-02
水灾，又称“水患”，是因为久雨暴雨、山洪暴发或河水泛滥等使人民生命财产、农作物等遭受破坏或损失的灾害。《管子·度地篇》曾云“五害之首，水为大”，说明水灾曾给人类历史留下惨痛的记忆。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一旦发生水灾给人民造成的损失也更加惨痛。近年来，北京、武汉等城市频频发生由暴雨引发的城市水灾，现实呼唤对城市水灾有更多研究。近年来关于灾荒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关于地区灾荒史特别是城市水灾史的研究却仍然较少。四川地区关于城市水灾史的代表著作有《成都水旱灾害志》和郭涛先生的《城市水灾史》，总体来说研究较为薄弱。陈渭忠先生的《成都平原1947年洪水纪略》论述了当时成都平原的水灾概况，但并未涉及灾后救济。本文以1947年成都水灾为例，阐述这次水灾的雨情水情和受灾情况以及政府和民间的救济，以期能较全面的反映这次水灾的面貌，并从中汲取教训对现代城市水灾的预防和救济提供参考。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有岷江支流府河和南河流经。府河源于郫县，经洞子口进入成都市区绕城北城东而流；南河又称锦江，上游为清水河，进入城区后绕城西城南而流，两河在合江亭汇流向东。自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后成都素有水旱从人的说法，然而历史上成都却还是受到水灾的威胁。三国时期诸葛亮于城西北修筑九里堤即为抵御水灾。近代以来，成都亦多次洪水泛滥。其中1947年水灾实为当时近百年所罕见，其最大单日降雨量为337毫米，在成都自1928年有实测记录以来排位第一，最大三日降雨量排位第五，最大七日降雨量排在第三，虽在降雨面上略小于1981年，降雨量实为成都暴雨首位，此次水灾给成都造成巨大损失，是成都城市水灾的典型案例。
一、 水灾情况
（一）雨情、水情
1947年6月30日起成都降雨，7月4日，暴雨成灾。3日18时至4日17时，23小时内降雨量达339毫米，为数十年来最大暴雨。7月底8月初、8月中旬暴雨又至，不少街道三度成灾，加重灾情。
府河为成都重要排洪通道，其断面仅能容纳500立方米/秒的流量，而当年7月4日府河最大流量达到1045立方米/秒，超出容量甚多，所以漫溢。相比于往年最大流量也多出许多，重现期为百年一遇。7月4日21点望江楼水文站测得水位涨至489.46m，出现洪峰。7月7日，百花潭等处水位上涨一丈六尺左右，河水上岸溢入街道，冲毁房屋。
（二）受灾范围
河道水位上涨后，淹没或冲毁沿岸建筑，城区低洼处排水不及也难逃水灾。灾区四十余处，尤以四门附近因为靠近河道受灾最重。水灾中仅《新新新闻》提到的受灾街道就达到80多条。如青羊正街、春熙路南段、总府街、南纱帽街、东马棚街、东城根街、西康街、盐道街、东桂街、干槐树街、布后街、祠堂街、庆云南街、蜡字宫南街、贵州会馆、三槐树街、羊市街、青龙街、城边街、泡桐树街、羊皮坝、宝云痷、水井街、河坝街、大安街、柳荫街等等。8月暴雨又至，全市三分之二街道受灾，不少街道还未恢复就再次被淹。金河陡涨，附近商店全部关门。
（三）损失情况
此次水灾造成多人丧命，大量沿河居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据省府7月17日勘报，成都市27000户受灾，共82000人，伤亡近300人。《大公报》7月9日报道冲毁房屋802间，仅望江楼一处就打捞浮尸百具。《申报》7月20日统计灾民人数逾十万，逾3万户，千余人死亡。四川大学三十余名学生暑假返乡由望江楼出发乘船行至岷江下20余里处遭遇洪水船覆没学生全部遇难。不少沿河房屋只剩下墙壁，家具物什均被冲走。《新新新闻》7月8日报道“灾民有的睡在城墙脚下，有的困在别人房侧，有的搭竹棚以遮烈日，有的暴露在草坪无避雨之物，更有三天以来粒米未见，只是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大安街到新南门一带居住着一千户左右的贫民，完全被水淹没，房子冲去一半，百户以上被洗劫一空。老南门到宝云庵也均为赤贫，以草棚为家。刚遭火灾还未重建完全就又遭水灾。居民大多逃往康莊坟地，又被洪水包围，幸得渡船引渡。8月中旬，西玉龙街、戚家巷等低洼街道再次被淹，居民再次受灾。
水灾对成都的交通也造成巨大损害。由于水势太大，许多桥梁被冲毁。如十二桥、晋康桥、宝云桥、水桥、安顺桥、新东门大桥、南河口疏散桥、瘟神庙疏散桥、外西十二桥、复兴桥、万福桥等60余座桥梁。《新新新闻》7月8日报道“猛追湾附近冲走三座疏散桥，桥头的住户、商民共冲走十余家。两个桥头的缺口，好像腿杆上挖去了一大块肉。据说桥头上20余人，也随着房子的崩塌而卷入洪水的漩涡”。成都通往其它地区的公路在水灾中也多被淹没，交通中断，市内多条公路也被淹没。许多道路被洪水冲刷后仅剩石块碎粒，凹凸不平，当时有人将此戏称为“水落石出”。
水灾还导致全市停水停电停市。启明电灯公司因受暴雨影响4日就停止供电。自来水公司也被淹，导致全市没有自来水供应。各街商铺也大多闭户停业。1947年5月，成都物价飞涨，发生“抢米风潮”，政府以武力镇压。风波未解，大雨又至，对于成都人民的生活无疑雪上加霜。水灾后成都物价更是上涨，本来就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受水灾影响交通阻塞，货源断绝，物价急涨。8月下旬，每斗米突破百万法币大关。
二、救助情况
水灾过后，公私损失达600亿以上，十万灾民流离失所，坐等赈济，情形甚惨。政府和民间都采取了措施进行救济。
（一） 政府救济 据《新新新闻》7月6日报道“市府鉴于贫民遭受水灾，啼饥号寒，极为凄惨，亟应救济，以资安抚，特于昨（5日）前十时邀集市急赈会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商讨赈济。李（铁夫）市长主席，决定将省府助赈济费提一亿元作为急赈。”但当时北门桥头的一间茶馆在水灾中的损失已达1亿元以上，所以这1亿元的赈济实在杯水车薪。
在舆论压力下，市政府成立临时急赈委员会。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灾民要求发放实物，故以实物形式赈济。
省府电请中央急赈，中央拨款十亿赈济，政院拨军粮救济。省府派社会处长黄处长前往灾区勘灾放款。8月5日社会处长勘灾归来，省府制灾情表，电请中央再拨百亿救济。
水灾后省主席邓锡侯、省委参议长向传义、党部主委黄季陆一起前往探查灾情，慰问灾民。并向中央汇报灾情，请求中央拨款救济，电请邻省协济，并发动全市公司机关团体、工商行号、巨室富户踊跃捐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上海川康联谊会纷纷致电慰问。甘肃省主席捐款千万助赈。
对于洪灾的遗留问题，如道路冲毁问题，成都市参议会一届五次大会提出提案希望政府翻修，市政府回复称经费有限，人民难以负担，等经费充足或民力胜任再彻底解决。
（二） 民间救助
水灾发生后，社会各界都予以了关注。《申报》、《大公报》等都有关于四川水灾的社论。如《申报》8月22日发表《关怀四川水灾》社论，指出四川对于国家、民族极大贡献，是抗战的根据地，所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为全国第一，“中国没有四川，抗战不可能持续八年之久。抗战八年中，没有四川人民的忠诚合作，后方不可能有那样的稳定。抗战胜利届满两年，中央不应忘了四川，上海工商业界不应忘了四川，曾寄居四川的南北人士不应忘了四川”，呼吁各界救济。
水灾后政府也鼓励各界捐助。省主席邓锡侯捐款500万，各地团体、机关也积极募捐。9月上旬，四川省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发表电函称“灾情辽阔，为欲普济之灾民，又没有雄厚之财力，唯一办法只有集腋成裘，发起广泛100元捐助运动，分别函达各县市政府和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并会同地方慈善事业团体，邀请热心社会公益人士，努力分头劝募，斟酌灾情之轻重减免田赋，用惠黎灾。”
在社会各界的捐赈中，表现最为热烈的是成都新闻界。成都新闻界人士平时工作较为艰苦，受米荒影响早已悬釜待炊，但在水灾中首先捐出同仁一日薪资，并代募赈金数千万。7月9日，成都新闻界组织“扩大联合募捐赈灾大会”，发动全市捐出一日所得赈灾。而且还向各地同业请求援助，举行游艺募捐。他们在水灾中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让人动容。
一些慈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施粥等形式的救助，一些传教士也在霍乱中向人们施以西药。尤其感人的是，太平中街有位化缘为生的道人廖永义，因不忍见灾民挨饿，将一年化缘积攒的三斗白米全部捐出，由其他热心人士出柴和锅灶，煮成稀饭发放给灾民。此举实为人钦佩，体现出人们在灾荒中的善意和良知。
随人社会各界踊跃捐助，但是由于吏治腐败使灾民实际受惠甚少。萧顺清回忆道“后来好多地方听到成都遭了水淹，捐钱来救济。保长、甲长挨家挨户做了灾情登记，还叫我们画了押。谁知救济款都被他们侵吞了，落到我们手里的，一人只有二两灰面，一酒杯儿米……国民党的官和保长都是一伙的，头天交给市长的呈子，第二天就落到保长手里，保长马上传我和傅大嫂，吓唬我们说‘哪个再聚众生事，先关七天七夜，然后再定罪’……”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已经相当腐化，即使有社会人士热心捐助，灾民仍然处于悲惨境地。
对于被洪水冲毁的桥梁、道路、堤岸等都急需修复，而当时政府无力主持，就由省内外的慈善团体发起募捐，筹集部分资金，成立了府南河导修工程处，由著名水利专家熊达成任处长，组织修复成都至江口水毁工程。在当年枯水期修复40余处工程，在次年的水灾中发挥了作用。
三、 评价与启示
（一） 评价
1937年国民政府颁布赈灾办法，包括平价、工赈、急赈等内容，确定了报灾、勘灾、查赈、放赈的程序。1942年3月，四川省政府成立社会处管理救灾事物，赈济专款由财政厅管理。1945年颁布首部《社会救济法》。但这些法规在实践中由于时局动荡和吏治腐败往往大打折扣。
1947年成都水灾是当时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损失达数百亿。而国民党政府正忙于战争，加之1947年两广、江苏都发生特大水灾，政府疲于应对，拨款数目也较少。而且救灾措施多集中于当前灾情缓解，没有帮助灾民进行长期灾后重建的计划，事实上当时也没有稳定的社会条件来进行长期重建。对于灾民来说灾重赈微。再由于政府救灾体制运转不灵，贪污腐化严重，救灾效果十分有限。部分灾民甚至拒绝领取赈金。当时一位成都报馆排字工人写下三首《城墙上看水有感》刊载在报上，其中一首写道：
粮水两成荒，小民遭大殃。
如此伤心事，政府才不慌。
这首诗反映出人民对政府救济的失望。8月，灾民尚未从水灾中恢复，川省政府宣布田赋和税收增加，民众更加苦不堪言。政府的救灾不力、不恤民情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瓦解。
在政府救助成效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力量的救助对于灾情缓解起到重要作用，帮助灾民度过艰难时期，促进了灾后恢复。社会团体、个人、机构的踊跃捐助体现了当时救灾主体的多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特别是成都新闻界在这次水灾中的大力宣传和捐助体现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传颂。但是捐款后款项的使用情况缺乏监管，致使中飽私囊现象发生，这也值得我们现在的民间救助机构思考。
（二） 启示
成都是一座“因水而兴、因水而荣”的城市，1947年水灾是一次比较典型的城市水灾案例。反思这次水灾，对于现代城市水灾的预防和救助都有重要启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类应对城市水灾的能力增强了，一方面水灾作为社会发展的逆动力量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也变大。如2012年北京暴雨形成的水灾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近年来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水灾，对于水灾的防治提出了新的考验。
在救灾方面，从1947年成都水灾可以看出，及时有效的救灾行为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安定和谐的的社会环境。同时完善报灾、勘灾等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并制定完善的长期重建计划。而民间救助方面，也需要完善民间救助体制，加强监管透明度，同时要加强对民间慈善事业的宣传，提高大众慈善意识。
总之，成都1947年城市水灾及其救灾经验得失，给我们现代城市水灾的防治与救灾提供了参考，给予我们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4.
[2]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总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428.
[3]成都水旱灾害志编写组.《成都水旱灾害志》[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31.
[4]转引自冯广宏.《天府之国水旱从人》[M].成都：巴蜀书社，2010：41.
[5]郭涛.《四川城市水灾史》[M].成都：巴蜀书社，1989：148.
关键词：成都；1947年；水灾；社会救助
中图分类号：P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33-02
水灾，又称“水患”，是因为久雨暴雨、山洪暴发或河水泛滥等使人民生命财产、农作物等遭受破坏或损失的灾害。《管子·度地篇》曾云“五害之首，水为大”，说明水灾曾给人类历史留下惨痛的记忆。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一旦发生水灾给人民造成的损失也更加惨痛。近年来，北京、武汉等城市频频发生由暴雨引发的城市水灾，现实呼唤对城市水灾有更多研究。近年来关于灾荒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关于地区灾荒史特别是城市水灾史的研究却仍然较少。四川地区关于城市水灾史的代表著作有《成都水旱灾害志》和郭涛先生的《城市水灾史》，总体来说研究较为薄弱。陈渭忠先生的《成都平原1947年洪水纪略》论述了当时成都平原的水灾概况，但并未涉及灾后救济。本文以1947年成都水灾为例，阐述这次水灾的雨情水情和受灾情况以及政府和民间的救济，以期能较全面的反映这次水灾的面貌，并从中汲取教训对现代城市水灾的预防和救济提供参考。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有岷江支流府河和南河流经。府河源于郫县，经洞子口进入成都市区绕城北城东而流；南河又称锦江，上游为清水河，进入城区后绕城西城南而流，两河在合江亭汇流向东。自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后成都素有水旱从人的说法，然而历史上成都却还是受到水灾的威胁。三国时期诸葛亮于城西北修筑九里堤即为抵御水灾。近代以来，成都亦多次洪水泛滥。其中1947年水灾实为当时近百年所罕见，其最大单日降雨量为337毫米，在成都自1928年有实测记录以来排位第一，最大三日降雨量排位第五，最大七日降雨量排在第三，虽在降雨面上略小于1981年，降雨量实为成都暴雨首位，此次水灾给成都造成巨大损失，是成都城市水灾的典型案例。
一、 水灾情况
（一）雨情、水情
1947年6月30日起成都降雨，7月4日，暴雨成灾。3日18时至4日17时，23小时内降雨量达339毫米，为数十年来最大暴雨。7月底8月初、8月中旬暴雨又至，不少街道三度成灾，加重灾情。
府河为成都重要排洪通道，其断面仅能容纳500立方米/秒的流量，而当年7月4日府河最大流量达到1045立方米/秒，超出容量甚多，所以漫溢。相比于往年最大流量也多出许多，重现期为百年一遇。7月4日21点望江楼水文站测得水位涨至489.46m，出现洪峰。7月7日，百花潭等处水位上涨一丈六尺左右，河水上岸溢入街道，冲毁房屋。
（二）受灾范围
河道水位上涨后，淹没或冲毁沿岸建筑，城区低洼处排水不及也难逃水灾。灾区四十余处，尤以四门附近因为靠近河道受灾最重。水灾中仅《新新新闻》提到的受灾街道就达到80多条。如青羊正街、春熙路南段、总府街、南纱帽街、东马棚街、东城根街、西康街、盐道街、东桂街、干槐树街、布后街、祠堂街、庆云南街、蜡字宫南街、贵州会馆、三槐树街、羊市街、青龙街、城边街、泡桐树街、羊皮坝、宝云痷、水井街、河坝街、大安街、柳荫街等等。8月暴雨又至，全市三分之二街道受灾，不少街道还未恢复就再次被淹。金河陡涨，附近商店全部关门。
（三）损失情况
此次水灾造成多人丧命，大量沿河居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据省府7月17日勘报，成都市27000户受灾，共82000人，伤亡近300人。《大公报》7月9日报道冲毁房屋802间，仅望江楼一处就打捞浮尸百具。《申报》7月20日统计灾民人数逾十万，逾3万户，千余人死亡。四川大学三十余名学生暑假返乡由望江楼出发乘船行至岷江下20余里处遭遇洪水船覆没学生全部遇难。不少沿河房屋只剩下墙壁，家具物什均被冲走。《新新新闻》7月8日报道“灾民有的睡在城墙脚下，有的困在别人房侧，有的搭竹棚以遮烈日，有的暴露在草坪无避雨之物，更有三天以来粒米未见，只是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大安街到新南门一带居住着一千户左右的贫民，完全被水淹没，房子冲去一半，百户以上被洗劫一空。老南门到宝云庵也均为赤贫，以草棚为家。刚遭火灾还未重建完全就又遭水灾。居民大多逃往康莊坟地，又被洪水包围，幸得渡船引渡。8月中旬，西玉龙街、戚家巷等低洼街道再次被淹，居民再次受灾。
水灾对成都的交通也造成巨大损害。由于水势太大，许多桥梁被冲毁。如十二桥、晋康桥、宝云桥、水桥、安顺桥、新东门大桥、南河口疏散桥、瘟神庙疏散桥、外西十二桥、复兴桥、万福桥等60余座桥梁。《新新新闻》7月8日报道“猛追湾附近冲走三座疏散桥，桥头的住户、商民共冲走十余家。两个桥头的缺口，好像腿杆上挖去了一大块肉。据说桥头上20余人，也随着房子的崩塌而卷入洪水的漩涡”。成都通往其它地区的公路在水灾中也多被淹没，交通中断，市内多条公路也被淹没。许多道路被洪水冲刷后仅剩石块碎粒，凹凸不平，当时有人将此戏称为“水落石出”。
水灾还导致全市停水停电停市。启明电灯公司因受暴雨影响4日就停止供电。自来水公司也被淹，导致全市没有自来水供应。各街商铺也大多闭户停业。1947年5月，成都物价飞涨，发生“抢米风潮”，政府以武力镇压。风波未解，大雨又至，对于成都人民的生活无疑雪上加霜。水灾后成都物价更是上涨，本来就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受水灾影响交通阻塞，货源断绝，物价急涨。8月下旬，每斗米突破百万法币大关。
二、救助情况
水灾过后，公私损失达600亿以上，十万灾民流离失所，坐等赈济，情形甚惨。政府和民间都采取了措施进行救济。
（一） 政府救济 据《新新新闻》7月6日报道“市府鉴于贫民遭受水灾，啼饥号寒，极为凄惨，亟应救济，以资安抚，特于昨（5日）前十时邀集市急赈会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商讨赈济。李（铁夫）市长主席，决定将省府助赈济费提一亿元作为急赈。”但当时北门桥头的一间茶馆在水灾中的损失已达1亿元以上，所以这1亿元的赈济实在杯水车薪。
在舆论压力下，市政府成立临时急赈委员会。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灾民要求发放实物，故以实物形式赈济。
省府电请中央急赈，中央拨款十亿赈济，政院拨军粮救济。省府派社会处长黄处长前往灾区勘灾放款。8月5日社会处长勘灾归来，省府制灾情表，电请中央再拨百亿救济。
水灾后省主席邓锡侯、省委参议长向传义、党部主委黄季陆一起前往探查灾情，慰问灾民。并向中央汇报灾情，请求中央拨款救济，电请邻省协济，并发动全市公司机关团体、工商行号、巨室富户踊跃捐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上海川康联谊会纷纷致电慰问。甘肃省主席捐款千万助赈。
对于洪灾的遗留问题，如道路冲毁问题，成都市参议会一届五次大会提出提案希望政府翻修，市政府回复称经费有限，人民难以负担，等经费充足或民力胜任再彻底解决。
（二） 民间救助
水灾发生后，社会各界都予以了关注。《申报》、《大公报》等都有关于四川水灾的社论。如《申报》8月22日发表《关怀四川水灾》社论，指出四川对于国家、民族极大贡献，是抗战的根据地，所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为全国第一，“中国没有四川，抗战不可能持续八年之久。抗战八年中，没有四川人民的忠诚合作，后方不可能有那样的稳定。抗战胜利届满两年，中央不应忘了四川，上海工商业界不应忘了四川，曾寄居四川的南北人士不应忘了四川”，呼吁各界救济。
水灾后政府也鼓励各界捐助。省主席邓锡侯捐款500万，各地团体、机关也积极募捐。9月上旬，四川省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发表电函称“灾情辽阔，为欲普济之灾民，又没有雄厚之财力，唯一办法只有集腋成裘，发起广泛100元捐助运动，分别函达各县市政府和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并会同地方慈善事业团体，邀请热心社会公益人士，努力分头劝募，斟酌灾情之轻重减免田赋，用惠黎灾。”
在社会各界的捐赈中，表现最为热烈的是成都新闻界。成都新闻界人士平时工作较为艰苦，受米荒影响早已悬釜待炊，但在水灾中首先捐出同仁一日薪资，并代募赈金数千万。7月9日，成都新闻界组织“扩大联合募捐赈灾大会”，发动全市捐出一日所得赈灾。而且还向各地同业请求援助，举行游艺募捐。他们在水灾中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让人动容。
一些慈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施粥等形式的救助，一些传教士也在霍乱中向人们施以西药。尤其感人的是，太平中街有位化缘为生的道人廖永义，因不忍见灾民挨饿，将一年化缘积攒的三斗白米全部捐出，由其他热心人士出柴和锅灶，煮成稀饭发放给灾民。此举实为人钦佩，体现出人们在灾荒中的善意和良知。
随人社会各界踊跃捐助，但是由于吏治腐败使灾民实际受惠甚少。萧顺清回忆道“后来好多地方听到成都遭了水淹，捐钱来救济。保长、甲长挨家挨户做了灾情登记，还叫我们画了押。谁知救济款都被他们侵吞了，落到我们手里的，一人只有二两灰面，一酒杯儿米……国民党的官和保长都是一伙的，头天交给市长的呈子，第二天就落到保长手里，保长马上传我和傅大嫂，吓唬我们说‘哪个再聚众生事，先关七天七夜，然后再定罪’……”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已经相当腐化，即使有社会人士热心捐助，灾民仍然处于悲惨境地。
对于被洪水冲毁的桥梁、道路、堤岸等都急需修复，而当时政府无力主持，就由省内外的慈善团体发起募捐，筹集部分资金，成立了府南河导修工程处，由著名水利专家熊达成任处长，组织修复成都至江口水毁工程。在当年枯水期修复40余处工程，在次年的水灾中发挥了作用。
三、 评价与启示
（一） 评价
1937年国民政府颁布赈灾办法，包括平价、工赈、急赈等内容，确定了报灾、勘灾、查赈、放赈的程序。1942年3月，四川省政府成立社会处管理救灾事物，赈济专款由财政厅管理。1945年颁布首部《社会救济法》。但这些法规在实践中由于时局动荡和吏治腐败往往大打折扣。
1947年成都水灾是当时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损失达数百亿。而国民党政府正忙于战争，加之1947年两广、江苏都发生特大水灾，政府疲于应对，拨款数目也较少。而且救灾措施多集中于当前灾情缓解，没有帮助灾民进行长期灾后重建的计划，事实上当时也没有稳定的社会条件来进行长期重建。对于灾民来说灾重赈微。再由于政府救灾体制运转不灵，贪污腐化严重，救灾效果十分有限。部分灾民甚至拒绝领取赈金。当时一位成都报馆排字工人写下三首《城墙上看水有感》刊载在报上，其中一首写道：
粮水两成荒，小民遭大殃。
如此伤心事，政府才不慌。
这首诗反映出人民对政府救济的失望。8月，灾民尚未从水灾中恢复，川省政府宣布田赋和税收增加，民众更加苦不堪言。政府的救灾不力、不恤民情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瓦解。
在政府救助成效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力量的救助对于灾情缓解起到重要作用，帮助灾民度过艰难时期，促进了灾后恢复。社会团体、个人、机构的踊跃捐助体现了当时救灾主体的多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特别是成都新闻界在这次水灾中的大力宣传和捐助体现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传颂。但是捐款后款项的使用情况缺乏监管，致使中飽私囊现象发生，这也值得我们现在的民间救助机构思考。
（二） 启示
成都是一座“因水而兴、因水而荣”的城市，1947年水灾是一次比较典型的城市水灾案例。反思这次水灾，对于现代城市水灾的预防和救助都有重要启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类应对城市水灾的能力增强了，一方面水灾作为社会发展的逆动力量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也变大。如2012年北京暴雨形成的水灾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近年来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水灾，对于水灾的防治提出了新的考验。
在救灾方面，从1947年成都水灾可以看出，及时有效的救灾行为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安定和谐的的社会环境。同时完善报灾、勘灾等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并制定完善的长期重建计划。而民间救助方面，也需要完善民间救助体制，加强监管透明度，同时要加强对民间慈善事业的宣传，提高大众慈善意识。
总之，成都1947年城市水灾及其救灾经验得失，给我们现代城市水灾的防治与救灾提供了参考，给予我们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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