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眼睛，可以很容易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2021年一个仲夏的夜晚，来自世界各地的68000多人站在日本新国立竞技场内。11000多名运动员列队前行，微笑着向全世界的电视观众挥手致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站在奥运圣火下，分享着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主题：欢迎回来。
　　这是奥林匹克之梦的回归，将世界重新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终于在3月24日这一天将人们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国际奥委会宣布2020年奥运会将延期，举办时间不迟于2021年，但保留“东京2020奥运会”的名称。
　　在现代奥运会124年的历史中，从没有延期的先例。东京奥运会的延期影响巨大，无论东道主、组织方还是赞助商，各个领域都引发了“地震”。运动员是奥运会的主体，受到的影响也更直接、更显著。从现在到2021年，他们注定要走过一条崎岖的道路。

退还是留？

　　奥运延期令很多运动员在日历上划掉了原有赛程表，更有人打算提前终结职业生涯。4月4日，34岁的英国赛艇运动员汤姆·兰斯利放弃男子八人双桨项目的奥运卫冕机会，宣布退役。他的退出恐怕只是拉开了序幕，因为对那些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老将们来说，额外的一年等待是灾难性的。是去是留，这道选择题并不好做。
　　官宣奥运延期这一天，英国赛艇运动员波莉·斯万即将面临最为艰难的抉择，内心五味杂陈。再坚持一年还是退役当医生，她还没有决定走哪条路。事情原本没那么复杂，斯万花费了13年才拿到医学学位，疫情爆发前，她打算在东京完成奥运绝唱，今年8月正式跨入医疗界。
　　奥运盛事错过一次就可能错过一生。31岁的斯万对这种感觉再熟悉不过，她曾因伤错过了在英国举行的2012年奥运会。随后，她在国际大赛中表现突出，包括和两届奥运冠军海伦-格罗沃联手获得2013年世界赛艇锦标赛女子双人单桨冠军，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拿到一枚女子八人单桨银牌。但她更想奥运夺金，让运动生涯完美收官。
　　目前，斯万和父母住在爱丁堡。在家中花园尽头临时搭建的小棚里，堆放着她从当地大学借来的健身自行车和陆上划船机，还有在卡弗瑟姆训练基地关闭后分得的两个哑铃。但是，这些训练器材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像斯万这样仍在观望的奥运选手并非少数。加拿大女垒头号明星丹尼尔·洛克的手机最近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去年9月，她的关键一击帮助加拿大女垒获得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是她第二次参加奥运会。
　　12年前，21岁的劳瑞曾代表加拿大女垒征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最终在铜牌争夺战中3比5惜败于澳大利亚.没能登上奥运领奖台。劳瑞是大学垒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曾两次获得全国年度最佳球员，2009年率领华盛顿大学获得校史唯一的全国冠军。劳瑞本来已经退役，但在看到2020年垒球重新成为奥运项目后，于2017年复出。她希望拿到一枚奥运奖牌，向人们证明一件事：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可能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但并不是唯一的。
　　劳瑞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第一个是2020年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之一，第二是等待着奥运会上的最后一投。但现在，一切都被按下暂停键。当她即将年满33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电视播音员的职业也做得风生水起时，选择会变得复杂起来。
　　劳瑞很清楚，如果只能在家中看着加拿大女垒赢得奥运奖牌，自己肯定会崩溃的。她和这支球队并肩作战了这么久，如果球队因此没能登上领奖台，她更会感到内疚。但是，劳瑞不能太自私，必须考虑得更周全。丈夫德鲁为了支持她，已经承担起了大多数生活的重担。去年，他们雇佣了一名保姆照看孩子。如果再坚持一年，經济压力会更大。
　　同样拒绝再坚持一年的还有美国女子体操的领军人物拜尔斯。在得知奥运延期的消息时，拜尔斯不知该作何反应。她呆坐在那里，开始哭泣。
　　考虑到女子体操运动员的生存现状，奥运延期对她们的打击尤其沉重。大多数女子体操运动员都只有十来岁，在身体发育成熟之前只能参加一届奥运会，身高和体重开始增加后，完成空翻和转体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她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从事大强度训练，非常容易受伤，职业生涯通常都很短暂。48年来，只有一位奥运女子体操全能冠军的年龄超过19岁。因此，已经23岁的拜尔斯如果能在今夏参加奥运会，并成功卫冕，意义会非常重大。但现在，所有的美好期望都化成了泡影。
　　拜尔斯一直希望能在今年夏天结束职业生涯。她对美国体操协会和美国奥委会深恶痛绝，此前她长期被前美国体操队队医劳伦斯·纳萨尔性侵。她恼怒地问到：“我还要和美国体操协会再打一年交道？”拜尔斯还想从没完没了的伤病中解脱出来，由于两个大脚趾严重受伤，她最近去看了医生，得知一个坏消息：其中一根脚趾有五处断裂，永远无法痊愈。

　　自从训练馆关闭后，拜尔斯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她仔细打扫并整理了储藏间、卧室和厨房。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她经常带着斗牛犬出去逛街。尽管担心被病毒感染，但拜尔斯还是去看望了父母。她会自行做出明年是否参加奥运会的决定，不会考虑来自耐克和维萨等赞助商的压力，最重要的是倾听自己内心的想法。

心理创伤

　　奥运会不同于其他体育赛事。运动员终其一生都为之奋斗。奥运延期可能给未来带来很多变数，给运动员造成毁灭性的心理打击。 　　他们首先要面对如何在奥运热潮一夜消退的情况下保持头脑清醒。美国国家队体操运动员斯金内尔最近的跳马训练非常不顺。有一次，她所有的空翻、转体和着地动作都没有做到位。斯金内尔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泣，她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替补选手，最清楚自己为何状态低迷：还有一年的时间备战奥运，终点线看起来是如此遥远。
　　斯金内尔的想法颇具代表性，运动员们普遍对改变奥运时间表感到焦虑，因为备战节奏完全被打乱，新的训练计划必须重新落实，心态也要重新调整。运动员备战奥运不是一年计划，而是四年一个周期，某些项目更是制定了十年规划。他们不可能只是按下重置键，然后再训练一年，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英国队皮划艇运动员蕾比·西蒙对此感同身受。三周前，西蒙在西班牙塞维利亚接到了要求她回国的电话。从那之后，她的训练极不正常。由于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起初依旧保持了很高的训练强度。但在奥运选拔赛被取消后，她的训练量大幅下降，至今没有成型的规划，感觉像是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赛季。
　　31岁的美国游泳名将阿德里安曾获得5枚奥运金牌，今年夏天，他本来有望第四次参加奥运会。2016年秋天，阿德里安从里约归来，见到教练戴夫·德登，发现他已经为自己树立起四块硕大的白板，上面分别写着2017、2018、2019和2020的全年计划。2019年1月，他被诊断出患有睾丸癌，目前已经康复，但奥运延期让这些计划变得复杂，意味着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运动员从事的运动需要专业的环境和器械，如何训练成了难题。乔丹·巴勒斯曾在2012年奥运会上夺得男子74公斤自由式摔跤冠军，为了保持身形，只能在家里猛蹬自行车。尽管如此，他还是担心明年自己的腰围会粗上几圈。最近，巴勒斯经常看着他的手机屏保文字：“自制 专注 努力 信念=2020奥运冠军”。奥运延期，他想改变一下内容。英国体操运动员多米尼克-坎宁安也陷入到类似的苦恼中：“我总不能每天都在家里重复练习那些最基本的动作吧？”
　　这些还不是运动员最难过的关口。明年奥运会的选拔机制是怎样的？他们还能去东京吗？这些担忧很现实，也很合理。在宣布奥运延期之前，有76名美国运动员已经获得2020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3月末，美国奥委会与国内奥运选手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有运动员询问这些资格能否一直保留到2021年。尽管官员表示可能保留，但也只是“可能”而已。
　　事实上，无论奥运会明年何时重启，各代表队的阵容组成都会与今夏有很大不同。为了增加电视转播和吸引更多的电视观众，国际奥委会曾在1986年通过投票，决定将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以相隔一个偶数年的时段错开举办。由于6年的间隔时间过长，国际奥委会决定在1992年和1994年先后举办两届冬奥会，这也是现代奥运史上唯一两届冬奥会间隔少于4年。奥运历史学家比尔·马龙在推特上指出，在这两届冬奥会中，只有42%的运动员均获得了参赛资格。在典型的四年一届奥运周期内，运动员连续参加两届奥运的平均比例更是仅有27%。马龙估计，在奥运延期一年举行的情况下，大约有50%到60%的运动员仍有资格参赛，这也意味着接近半数的运动员奥运梦想破灭。
　　有些运动员出现了心理问题，延伸到赛场外。去年全美体操锦标赛，17岁的苏妮莎·李获得个人全能亚军。目前，她的身心健康受到奥运延期的影响。明尼苏达州圣保罗高中已经放假，常去的训练馆也关了门。李已经待了一周，这是她练习体操12年来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次。
　　拼命训练是李排遣生活压力的主要方式。她和父母以及五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父亲约翰不幸坐上了轮椅。去年，他在帮朋友砍树枝时从梯子上掉了下来，导致胸部以下瘫痪。李负责给父亲喂饭，还要把他从床上扶到轮椅上，晚上再搬回去。但有時候，父亲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李非常担心他会感染上病毒。
　　斯金内尔的父母已经感染上新冠病毒，正在亚利桑那州的家中隔离，那里距离斯金内尔的公寓只有一公里多。3月30日，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宣布“待在家里，保持健康，保持联系”，这项“居家禁令”将一直延续到4月30日。斯金内尔担心，由于经济衰退和不幸染病，父亲可能会丢掉工作。
　　斯金内尔近来诸事不顺。3月中旬，由于担心感染病毒，她最好的闺蜜准备的新娘聚会没有如愿举行。美国人在结婚前有为准新娘举办庆祝活动的传统习俗。除新郎外，只有女性才可以参加，大家一起吃喝做游戏，送给准新娘婚后用得上的礼物和人生经验。原来准备参加聚会的人只是远远停车，把礼物递过去，就匆匆挥手告别。斯金内尔原本是伴娘，她也没法参加聚会。斯金内尔只能在丈夫身上发泄压力，心理教练克莱-弗罗斯特正帮助她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训练上。
　　基于女子体操运动员集中出现的心理问题，美国体操协会已经给她们提供了帮助。运动员们可以给协会指定的运动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打电话咨询。但考虑到奥运延期带来的心理挑战没有任何治愈范本，这种努力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

钱包危机

　　对于更多的普通奥运选手而言，生计才是奥运延期引出的最揪心话题。去年9月，在纽约一家酒店的大堂里，美国击剑运动员莫妮卡·阿萨米特陷入恐慌中。当时，前台工作人员要求她预留150美元的押金。那是阿萨米特银行账户里最后可以动用的钱。她无奈之下只能给最好的朋友发了一条短信：“你能给我转点儿钱吗？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像许多小众项目的运动员一样，阿萨米特经常为实现奥运梦想所需的资金犯愁。她每年在击剑装备、国内外参赛旅行以及赛事注册费上的花销超过两万美元。尽管获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佩剑团体赛铜牌，但阿萨米特没有主赞助商，每月从美国奥委会领到300美元津贴，是唯一与击剑相关的收入。她只能做一些与比赛和训练不冲突的兼职，比如担任击剑比赛裁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为赞助商做宣传，甚至是模特。

　　去年秋天，阿薩米特用光了全部积蓄。无奈之下，她申请众筹，共收到3.1万美元的捐款。这应该可以解决她的奥运经费问题。由于奥运延期，阿萨米特必须再次筹款，把梦想延续一年。
　　萨曼莎·阿赫特伯格是里约奥运会美国现代五项队的替补选手。由于没有稳定收入，她很难集中精力训练。现代五项运动包括击剑、自由泳、射击、越野跑和马术，选手们要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必须争取到足够的积分，这些赛事大多是在欧洲和亚洲举行的。阿赫特伯格每年花在项目设备、国内和国际参赛上的钱达到3万美元。
　　由于美国奥委会几乎不提供财政援助，赞助商也只送装备，阿赫特伯格只能勉强度日，有时甚至要睡在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幸运的是她找到了解决办法。2017年，阿赫特伯格到美国陆军服役，加入“世界顶级运动员计划”。这个项目旨在培养军人选手达到国际水准，每月向阿赫特伯格支付3000美元，并报销所有差旅费。
　　去年7月，28岁的阿赫特伯格在秘鲁利马举行的泛美运动会上夺得一枚银牌，由此获得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她与军队的合同本应在12月底到期，但奥运会已经延期，她必须重新入伍，再服役两年。
　　像斯蒂芬妮·罗贝尔和玛格丽特·谢这样的帆船运动员，除了要驾驭船只、读懂风向和发现顺流，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筹款。
　　她们每年下水训练、参赛的时间大概在200天左右，各类花销超过10万美元，包括支付教练的薪水、国内国际航班和酒店住宿，以及帆艇的运输和维修费用。如果没有赞助商和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这笔高昂费用是罗贝尔和谢难以承受的。吉劳埃地产和其他赞助商负担了其中的40%，余下的60%来自游艇俱乐部和其他帆船运动组织的捐款。
　　帆船经常被视为有钱人的运动，但她们不属于这一阶层。谢从小在密歇根湖上学会了驾驶祖父的帆船，到高中和大学时开始参加比赛，20岁出头转入职业。为了实现航海梦，她曾经做过三份工作：大学帆船教练、活动策划人员和牙科医院的接待员。罗贝尔从小在威斯康辛州的湖滨小镇长大，5岁的时候，父母为她报名帆船课程，从此爱上了这项运动。和谢一样，罗贝尔的工作经历也非常丰富。
　　今年2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帆船锦标赛上，罗贝尔和谢获得季军，锁定了奥运参赛资格，但奥运延期意味着必须再筹措一年的资金。她们已经计划好接下来几个月的筹款活动。向陌生人要钱，毕竟不太体面，但她们明白，这是追逐奥运梦想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