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成功塑造了“雷军长”这一革命军人的光辉形象，在战争动员会上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怒发冲冠和听到独生子“小北京”牺牲时那种悲痛万分的情景无不令人记忆犹新，“雷军长”的生活原型就是济南军区原某野战师师长张志信。
　　
　　为了祖国 爱子张立血染战场
　　
　　张志信，1927年出生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初村镇东北村。1945年8月，他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立过多次战功并参加抗美援朝，从一名战士成长为师长。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张志信率领全师执行作战任务。当天下午3时，他正在作战图前研究敌情，机要参谋朱林突然收到一封加急加密电报：张师长的儿子张立，在西侧丛林267高地侦察中英勇牺牲。
　　参谋们紧急商量后，严肃地说：“张师长年过半百，纵深战斗已全面展开，不能没有师长指挥，万一情绪波动，后果不堪设想。我宣布一条纪律，谁向张师长泄漏这条消息，军法论处！”
　　可是，知情的参谋中有好几位是张立的球友，篮球场上他们为部队争得了不少荣誉，相互之间也结成了兄弟般的情谊，有的就躲在一旁偷偷地哭。身经百战的张师长很快觉察到气氛不对头，他预感到前线发生了大事，可大家都瞒着他。他见逼问没有结果，就在指挥所里吼了起来：“我是一师之长，万余条性命掌握在我手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要告诉我，快告诉我！”
　　李政委见瞒不住了，才如实地说出张立牺牲的噩耗。一向镇定的张师长，身子陡然晃动起来，足足过了3分钟，张师长才从莫大的痛苦中回过神来。张师长极力控制着情绪，缓缓地说：“有战争就会有牺牲，想想1953年7月21日，在朝鲜战场上，四连一天就牺牲了4个排长，五连最后只剩下一个连长。那么多人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都牺牲在战场上，张立死得其所。”
　　
　　拒绝采访 真英雄成热点人物
　　
　　经过23天的作战，部队胜利回国。那时，部队尚驻扎在广西边境，战后的工作十分繁忙。百忙中，张师长来到烈士陵园，向献身祖国的勇士们告别。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张师长说：“全师48位烈士的家庭，除了我家你们免去外，其余烈士家庭，无论住得多么偏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一家一户做工作。要知道，每位做父母的突然失去儿子的心情是多么难过呀，儿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啊！”一席话，让张立所在的主攻团的李志昌团长心里更为难过。
　　李团长说：“张立一直在侦察排第一线，牺牲前已立了战功，火线上又入了党。他负重伤时，在深山丛林中出不来，无法实施有效抢救，只能做应急处理。一个小时后，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对身边的战友说，他牺牲后，请转告爸爸，儿子没有给他丢脸，劝爸爸不要悲伤，一定要照顾好妈妈！……说完他就牺牲了！”
　　4月3日，赴前线慰问的中央慰问团团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慰问该师时，他紧紧握着张师长的手说：“你的仗打得好，党的本色保持得好，祖国和人民感谢你！”几天后，张师长和儿子的事迹在整个部队传开了。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军队和地方的作家要求采访张师长，可他一再回避。
　　于是以这支英雄部队为蓝本而创作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便让张师长和张立分别以“雷军长”和“小北京”的身份出现了。张立牺牲前说的那几句话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上去。
　　
　　三个愿望 母亲心中的伤痛
　　
　　1979年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一，一直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张师长突然回到了部队所在地新乡。张师长的警卫员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张师长的爱人成翠双平静的心立刻吊了起来。警卫员说：“我们就要去前线打仗了，张立也要去，你不去看看他吗？”成翠双匆忙地踏上了去新乡的班车，她想赶在儿子出征前，再见上儿子一面。营房里，母子俩谁也没有说出与“打仗”有关的字眼。无声地坐了许久，张立突然说：“妈，我就是想吃饺子，想吃烧鸡，想要块手表，能得到这3样东西，我就满足了。”此前，成翠双曾给张立买过一块手表，哪知让张师长发现了，硬逼着儿子交出来，说那么多从农村来的战士都没有手表，你虽然是师长的儿子，但也不能搞特殊。
　　1979年4月28日，锣鼓、爆竹声响彻营房内外。成翠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老头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想想儿子临走前的3个愿望，成翠双决定在凯旋的日子里满足他。于是，她破天荒地包了饺子，买了烧鸡，将那块早就属于儿子的手表擦亮，用手绢包好，准备给儿子一个惊喜。
　　傍晚时分，张师长回来了，他步履沉重。身后还跟着军政委陈得禄、师政委李兆贵和儿子所在团的李团长。这些人进门时都低着头，喊着老嫂子、大姐时，声音都凄凄惶惶的。
　　幻想化为阴影，猜疑变成现实。成翠双昏了过去，醒来后，她想起儿子那3个小小的愿望。成翠双说：“我不后悔让儿子上了战场，可我最难过的是儿子生前最后的3个愿望，如今已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了。”
　　
　　老骥伏枥 洒向人间都是爱
　　
　　1984年6月，张师长服从组织安排，退到了二线。组织上为了让张师长在一个好的生活环境里安度晚年，特意在武汉为他准备了一幢别墅。可是，大半辈子带兵的老师长却无法静下心来享受平静的生活，在武汉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借着到部队看望幼儿园孩子们的机会，在老地方住下来不走了。
　　眼见老战友为党奉献了一生，晚年又遇丧子之痛，退休后还呆在条件艰苦的山沟部队营房中，宋政委感到不安，劝说：“若武汉生活不适应，换一个城市，你提什么样的条件都不过分。”
　　张师长说：“老战友，你知道我是童工出身，受尽资本家的打骂和剥削。我目不识丁，是党送我上大学读书，把我培养成一名为党带兵的人。我从不在乎生活条件好不好，只有和战士们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心里才踏实。”
　　
　　（马 兰摘自《生活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