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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工作是否一致”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判断。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澄清这一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为目标，从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方式入手，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在这一改造过程中，恩格斯不仅延续了马克思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还进一步指明了“工业生产和科学实验”是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正确方式，从而彻底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争论，为人类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图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缺乏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改造旧唯物主义工作的细致考察，更没有从真正的实践活动方式来审视恩格斯的工作，最终得出的“马恩对立”的结论，也只能是“意识的空想”和“哲学上的怪论”。
关键词： 恩格斯;马克思;旧唯物主义;彻底超越;实践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8.06.0005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这两大流派的兴起，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加困难，甚至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判断。无论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吕贝尔和诺曼·莱文为代表的“马克思学”者，都致力于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进行区分，以此来划清马克思哲学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受此影响，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不一致”出发，来说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学术趋势[1]25，甚至有学者把“马克思哲学是不是唯物主义哲学”这一问题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三个问题”[2]之一。这就表明，我们要想推进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解，就必须对“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工作是否一致”这一问题予以澄清。要想真正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追问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评价是否一致;二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三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澄清，以此来说明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工作的一致性，从而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推进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
一、 恩格斯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评价是否一致
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3]266，这就导致了庸俗唯物主义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日益流行。基于这一现象，恩格斯意识到有必要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予以清算。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总结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史，指明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但是，对于恩格斯所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学界产生了很大分歧。其中，吴仁平教授就对恩格斯的这一评价给予了批评，认为“这一评价是与马克思把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理解为直观性相背离的，而这一背離使实践唯物主义被遮蔽了”[1]25。而俞吾金教授则无视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这一批判工作，更是得出了“恩格斯始终停留于旧唯物主义的怀抱”[4]25这一结论。这样，无论是吴仁平还是俞吾金教授，在他们看来，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评价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二人在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而指责恩格斯的改造工作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因此，要想澄清学界这一分歧，我们就有必要追问恩格斯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评价是否一致。而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 ”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诸多文本中，最为直接表明对旧唯物主义批判的著作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499显然，这句话表明了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是从直观的形式展开的，而不是从客观的事物出发的。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九条中直接把旧唯物主义称为“直观的唯物主义”[5]502。这些表明，在马克思那里，“直观性”被认为是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而这与恩格斯以“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来指认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两个问题，一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何以是“直观的”，是否与恩格斯所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有必然的关联呢？二是晚年的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指认是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推进还是一种背离。对于“在马克思语境中，旧唯物主义何以是直观的”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从《提纲》中找答案，还需要对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予以考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提纲》中关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是直观性”的提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说明。在他看来，费尔巴哈仅是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感性世界”。费尔巴哈所设立的人，并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5]527-528。正是由于“费尔巴哈仅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世界”，这就造成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在自然观上只能是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二是在历史观上只能是一种唯心史观。而马克思正是从旧唯物主义的这两方面的局限性出发，展开了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进一步说明。
在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上，马克思认识到，正是由于费尔巴哈哲学是从自然和人类出发去考察世界，才使得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位并把黑格尔神秘的绝对精神予以摒弃。但是，费尔巴哈所强调的自然只是与人相分离的纯粹的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只是通过“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而不是从现实的和历史角度去理解。因此，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指出，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5]529如果不能把实践活动作为感性世界的基础，那么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只能是一种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受“纯粹直观”的影响，费尔巴哈的历史观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感性的对象”已经超越了以往纯粹的唯物主义。因为纯粹的唯物主义即18世纪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们，仅把人作为机器来看待，完全受机械规律的支配。而与纯粹的唯物主义不同，费尔巴哈从人的“纯粹感觉”出发去理解世界。但是，费尔巴哈的这种理解仅是“停留在抽象的人”，并没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因此，费尔巴哈只是从“纯粹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人，不能在感性的实践活动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只会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 [5]530。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这就造成了“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5]530。所以，马克思认识到，费尔巴哈“仅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世界，必然导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5]530。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虽然以“直观性”来指认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但是这一直观性是通过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展现的。而这与恩格斯在晚年评价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一致的，即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并不存在“与马克思把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理解为直观性相背离”一说。晚年的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指认，不仅没有背离马克思的评价，而且大大推进了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認识。由于当时庸俗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日益流行，恩格斯意识到在早期著作中还“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3]266。于是，恩格斯结合当时自然科学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对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进行了总结，指明了各个时期的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局限性。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281。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正是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这样，恩格斯不仅把马克思关于对旧唯物主义的评价在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中予以考察，使其理论更加丰富，而且还指出了自然科学这一实践活动是造成“直观唯物主义”的原因。所以，晚年的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指认是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一种推进而不是一种背离。
因此，从以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对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虽然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评价旧唯物主义，但都强调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要想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必须从具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但是，由于学界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不同表述的影响，这就引发了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 ”的讨论。
二、 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
基于对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一致看法，马克思与恩格斯展开了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工作。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必须从具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但是，由于学界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不同表述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改造工作也给予了不同的态度。吴仁平教授认为“马克思是从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才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从而创建了新唯物主义;而恩格斯是从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关系上来建立现代唯物主义的。”[1]28这就说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是不一致的。而俞吾金教授则完全否认了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工作，将恩格斯的工作指认为“始终停留于旧唯物主义的怀抱”[4]281。面对学界的这种争论，我们就有必要对“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这一问题予以澄清。
要想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总体评价下，对这二人的路径选择进行考察。我们知道，从上文对马克思关于旧唯物主义的评价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虽然以“直观性”来指认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但是这一直观性是通过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展现的。如何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超越，马克思对自己的路径选择似乎表达得非常清楚，即以感性的实践活动来改造旧唯物主义。而恩格斯侧重强调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在文本中也曾明确表述过“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6]28，这就似乎表明了恩格斯是以辩证法作为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具体路径。基于以上似是而非的结论，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改造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进行考察，并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追问：一是马克思是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具体路径？二是恩格斯是否以“辩证法”作为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具体路径，从而背离了马克思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这一路径选择。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了自己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在他看来，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把“对象、现实、感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只不过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与旧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将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但是它却“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5]499。因此，马克思选择了从感性的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以此来超越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对于马克思来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501而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未能从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的实践中去理解全部的社会生活。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改造旧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感性的人”，都不过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要想真正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必须从“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方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即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这样，马克思就站在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对工业生产过程的考察，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因此，从对马克思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考察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唯物”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转变，并不是从与“精神”相对立的“物质”去理解唯物主义，而是强调对“物本身”的理解和把握的方式。但是，对于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和把握事物这一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给予清晰的回答，而这就为恩格斯进一步推进这一工作埋下了伏笔。
不过，当我们展开对恩格斯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考察时，确实遇到了困难。因为恩格斯在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时，确实明确表述过“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6]28，并且将他与马克思的工作指认为是对辩证法的拯救。“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6]13但是，我们能否以此表明恩格斯是以“辩证法”来超越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呢？显然，这里需要我们对恩格斯以何种方式来论证辩证法予以考察，以此来澄清恩格斯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具体路径。 恩格斯延续着马克思所强调的对“物本身”的理解和把握的方式这一思路，并试图找到正确理解和把握事物的具体方式。恩格斯意识到，“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281。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正是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所以，对于恩格斯来说，要想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就必须以“科学实验和工业”这两种具体实践活动方式作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3]279。于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了“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6]415，我们可以“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3]300这就彻底终结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即“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6]412。这样，恩格斯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实践活动，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得以确立，从而超越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正是以 “工业和科学实验”的方式来论证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的。而这一论证方式，不仅表明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相同的，而且也证明了恩格斯找到了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正确方法，即工业和科学实验。
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旧唯物主义的一致性看法，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为目标，从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方式入手，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旧唯物主義的改造。这样，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不仅是相同的，而且还是互补的。正是由于恩格斯将这一改造旧唯物主义的工作继续推进，才揭示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正确方式，从而彻底终结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为人类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图景。所以，对于恩格斯这一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的承认，是确保能否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关键。如果像一些学者那样，只承认马克思的改造工作，而否认恩格斯的改造工作，必然无法实现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超越。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要想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依靠“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才能彻底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
三、 恩格斯与马克思何以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
对于旧唯物主义的改造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一致性看法出发，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为目标，从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方式入手，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呢？学界对此莫衷一是，有学者从“唯物与唯心的争论”出发，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作为依据，来说明马克思已然超越了这一争论[7]。而对于恩格斯的工作则给予否定，认为“在他那里，唯物主义本身没有超越，而只是达到了彻底化而已”[8]。对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一是马克思是否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二是恩格斯是否延续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而停留于“旧唯物主义的怀抱”？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试图转变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争论，不能再以独断论的方式去断言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而是要从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入手，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因此，对“思想有没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一问题的解答，以及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等一切哲学的怪论，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予以解决。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直接表明以“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活动方式来终止哲学上的一切怪论，但是，马克思已然关注到了这一重要的实践活动方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工业这一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并且指明了工业与科学实验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虽然人在工业实践中是以异化形式呈现出来的，但是这种工业实践依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不过，马克思意识到要想使人从异化形式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把科学实验与工业实践相结合，以此来为人的解放提供必要的准备。“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5]192-193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和自然科学是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最为重要的实践活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针对一些人把“工业和自然科学”排除在历史之外进行了批评，指出如果将历史与工业和自然科学分开，就会导致“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5]350-351而对“工业和实验”的重视，并不仅仅局限于早期文本，在马克思的成熟文本《资本论》中也有所体现。马克思还专门拿他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了比较[9]。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和科学实验才是历史真正的诞生地，才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形式。而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指明了关于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通过工业和科学实验予以回答。“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对于哲学上所谓的“‘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的问题”，可以“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5]528-529显然，从以上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然关注到了“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实践活动，并且试图从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入手，来彻底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争论。但是，由于恩格斯是以“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作为与旧唯物主义的重要区分。这就造成了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马学者，将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工作指认为是“物质本体论”、“自然本体论”，以此来表明恩格斯并未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究其原因，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马学者，未能把恩格斯所强调的“工业和科学实验”理解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方式，从而造成了对恩格斯的误解。在卢卡奇看来，虽然恩格斯以科学实验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作为中介来考察自然界是否有辩证运动规律的，但是，所谓的“工业和实验”并不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排除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一切起妨碍作用的不合理因素”。而工业也“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10]这与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作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内容是相背离的。这样，卢卡奇就把恩格斯所指出一条彻底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出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对立起来，也为日后“马恩对立论”找到了依据。 其實，恩格斯始终延续着马克思所强调的对“物本身”的理解和把握的方式这一思路，并试图以“工业和实验”作为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正确方式，从而终止哲学上的一切怪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对所谓的“自然本体论”进行了批评，并进一步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3]279。在恩格斯看来，“实验和工业”可以将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予以终结。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恩格斯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人工合成茜素、发现海王星——来驳斥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怪论。对于如何说明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这一问题，恩格斯意识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5]526因此，恩格斯在论证“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时，力图排除一切玄想和臆测，通过“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证明自然界是否有辩证法存在这一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实践活动，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得以确立。他指出，要想验证辩证法规律，就必须以自然界本身作为试金石。而自然科学这一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正在向我们逐步揭示自然界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至此，恩格斯通过“工业和科学实验”不仅彻底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争论，而且还证明了“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使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内涵更加丰富。
所以，以上文本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试图以“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活动方式来终止哲学上的一切怪论，从而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而这一超越本身，也充分说明了他们已然转变了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方式，把“工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标准和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6]146。因此，要想对“马恩对立论”者们进行反驳，就必须对“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工作是否一致”这一问题予以澄清。从马克思与恩格斯改造旧唯物主义的工作可以看出，他们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为目标，从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入手，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为了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他们始终把“工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作为终止一切哲学怪论的有力武器，从而彻底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争论，为人类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图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缺乏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改造旧唯物主义工作的细致考察，更没有从真正的实践活动方式来审视恩格斯的工作，最终得出的“马恩对立”的结论，也只能是“意识的空想”和“哲学上的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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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Path： Engels’ and Marx’s Surpassing of Old Materialism
FANG Rui
（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Engels’ and Marx’s surpassing of old materialism are the sam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judgment of basic nature of Marxism philosophy. Therefore， this question needs to be clarified under contemporary academic context. Marx and Engels aim at breaking down the main defects of old materialism. Start with the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ings. They finally complete the remould of old materialism through specific practic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moulding， Engels not only sticks to the path of Marx surpassing the old materialism， but also further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 are the right way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world. Thereby he completely surpasses the philosophical argument about the arche of the world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This establishes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for human. Because western Marxists lack of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n Marx and Engels remoulding the old materialism， moreover， they never examine Engels’s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hentic practical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of opposition of Marx and Engels is just “mental fantasy” or “philosophical absurd”.
Key words： Engels; Marx; Old materialism; Completely surpass; Practice
关键词： 恩格斯;马克思;旧唯物主义;彻底超越;实践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8.06.0005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这两大流派的兴起，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加困难，甚至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判断。无论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吕贝尔和诺曼·莱文为代表的“马克思学”者，都致力于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进行区分，以此来划清马克思哲学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受此影响，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不一致”出发，来说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学术趋势[1]25，甚至有学者把“马克思哲学是不是唯物主义哲学”这一问题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三个问题”[2]之一。这就表明，我们要想推进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解，就必须对“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工作是否一致”这一问题予以澄清。要想真正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追问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评价是否一致;二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三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澄清，以此来说明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工作的一致性，从而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推进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
一、 恩格斯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评价是否一致
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3]266，这就导致了庸俗唯物主义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日益流行。基于这一现象，恩格斯意识到有必要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予以清算。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总结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史，指明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但是，对于恩格斯所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学界产生了很大分歧。其中，吴仁平教授就对恩格斯的这一评价给予了批评，认为“这一评价是与马克思把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理解为直观性相背离的，而这一背離使实践唯物主义被遮蔽了”[1]25。而俞吾金教授则无视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这一批判工作，更是得出了“恩格斯始终停留于旧唯物主义的怀抱”[4]25这一结论。这样，无论是吴仁平还是俞吾金教授，在他们看来，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评价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二人在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而指责恩格斯的改造工作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因此，要想澄清学界这一分歧，我们就有必要追问恩格斯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评价是否一致。而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 ”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诸多文本中，最为直接表明对旧唯物主义批判的著作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499显然，这句话表明了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是从直观的形式展开的，而不是从客观的事物出发的。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提纲》的第九条中直接把旧唯物主义称为“直观的唯物主义”[5]502。这些表明，在马克思那里，“直观性”被认为是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而这与恩格斯以“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来指认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两个问题，一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何以是“直观的”，是否与恩格斯所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有必然的关联呢？二是晚年的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指认是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推进还是一种背离。对于“在马克思语境中，旧唯物主义何以是直观的”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从《提纲》中找答案，还需要对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予以考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提纲》中关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是直观性”的提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说明。在他看来，费尔巴哈仅是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感性世界”。费尔巴哈所设立的人，并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5]527-528。正是由于“费尔巴哈仅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世界”，这就造成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在自然观上只能是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二是在历史观上只能是一种唯心史观。而马克思正是从旧唯物主义的这两方面的局限性出发，展开了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进一步说明。
在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上，马克思认识到，正是由于费尔巴哈哲学是从自然和人类出发去考察世界，才使得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位并把黑格尔神秘的绝对精神予以摒弃。但是，费尔巴哈所强调的自然只是与人相分离的纯粹的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只是通过“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而不是从现实的和历史角度去理解。因此，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指出，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5]529如果不能把实践活动作为感性世界的基础，那么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只能是一种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受“纯粹直观”的影响，费尔巴哈的历史观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感性的对象”已经超越了以往纯粹的唯物主义。因为纯粹的唯物主义即18世纪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们，仅把人作为机器来看待，完全受机械规律的支配。而与纯粹的唯物主义不同，费尔巴哈从人的“纯粹感觉”出发去理解世界。但是，费尔巴哈的这种理解仅是“停留在抽象的人”，并没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因此，费尔巴哈只是从“纯粹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人，不能在感性的实践活动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只会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 [5]530。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这就造成了“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5]530。所以，马克思认识到，费尔巴哈“仅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去理解世界，必然导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5]530。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虽然以“直观性”来指认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但是这一直观性是通过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展现的。而这与恩格斯在晚年评价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一致的，即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并不存在“与马克思把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理解为直观性相背离”一说。晚年的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指认，不仅没有背离马克思的评价，而且大大推进了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認识。由于当时庸俗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日益流行，恩格斯意识到在早期著作中还“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3]266。于是，恩格斯结合当时自然科学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对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进行了总结，指明了各个时期的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局限性。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281。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正是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这样，恩格斯不仅把马克思关于对旧唯物主义的评价在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中予以考察，使其理论更加丰富，而且还指出了自然科学这一实践活动是造成“直观唯物主义”的原因。所以，晚年的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指认是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一种推进而不是一种背离。
因此，从以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对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虽然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评价旧唯物主义，但都强调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要想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必须从具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但是，由于学界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不同表述的影响，这就引发了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 ”的讨论。
二、 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
基于对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一致看法，马克思与恩格斯展开了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工作。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必须从具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但是，由于学界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不同表述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改造工作也给予了不同的态度。吴仁平教授认为“马克思是从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才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从而创建了新唯物主义;而恩格斯是从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关系上来建立现代唯物主义的。”[1]28这就说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是不一致的。而俞吾金教授则完全否认了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工作，将恩格斯的工作指认为“始终停留于旧唯物主义的怀抱”[4]281。面对学界的这种争论，我们就有必要对“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否相同”这一问题予以澄清。
要想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总体评价下，对这二人的路径选择进行考察。我们知道，从上文对马克思关于旧唯物主义的评价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虽然以“直观性”来指认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但是这一直观性是通过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展现的。如何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超越，马克思对自己的路径选择似乎表达得非常清楚，即以感性的实践活动来改造旧唯物主义。而恩格斯侧重强调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在文本中也曾明确表述过“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6]28，这就似乎表明了恩格斯是以辩证法作为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具体路径。基于以上似是而非的结论，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改造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进行考察，并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追问：一是马克思是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具体路径？二是恩格斯是否以“辩证法”作为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具体路径，从而背离了马克思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这一路径选择。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了自己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在他看来，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把“对象、现实、感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只不过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与旧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将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但是它却“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5]499。因此，马克思选择了从感性的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以此来超越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对于马克思来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501而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未能从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的实践中去理解全部的社会生活。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改造旧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感性的人”，都不过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要想真正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必须从“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方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即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这样，马克思就站在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对工业生产过程的考察，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因此，从对马克思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考察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唯物”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转变，并不是从与“精神”相对立的“物质”去理解唯物主义，而是强调对“物本身”的理解和把握的方式。但是，对于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和把握事物这一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给予清晰的回答，而这就为恩格斯进一步推进这一工作埋下了伏笔。
不过，当我们展开对恩格斯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考察时，确实遇到了困难。因为恩格斯在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时，确实明确表述过“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6]28，并且将他与马克思的工作指认为是对辩证法的拯救。“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6]13但是，我们能否以此表明恩格斯是以“辩证法”来超越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呢？显然，这里需要我们对恩格斯以何种方式来论证辩证法予以考察，以此来澄清恩格斯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具体路径。 恩格斯延续着马克思所强调的对“物本身”的理解和把握的方式这一思路，并试图找到正确理解和把握事物的具体方式。恩格斯意识到，“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281。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正是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所以，对于恩格斯来说，要想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就必须以“科学实验和工业”这两种具体实践活动方式作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3]279。于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了“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6]415，我们可以“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3]300这就彻底终结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即“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6]412。这样，恩格斯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实践活动，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得以确立，从而超越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恩格斯正是以 “工业和科学实验”的方式来论证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的。而这一论证方式，不仅表明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是相同的，而且也证明了恩格斯找到了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正确方法，即工业和科学实验。
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旧唯物主义的一致性看法，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为目标，从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方式入手，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旧唯物主義的改造。这样，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选择不仅是相同的，而且还是互补的。正是由于恩格斯将这一改造旧唯物主义的工作继续推进，才揭示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正确方式，从而彻底终结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为人类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图景。所以，对于恩格斯这一超越旧唯物主义的路径的承认，是确保能否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关键。如果像一些学者那样，只承认马克思的改造工作，而否认恩格斯的改造工作，必然无法实现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超越。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要想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依靠“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才能彻底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
三、 恩格斯与马克思何以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
对于旧唯物主义的改造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旧唯物主义评价的一致性看法出发，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为目标，从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方式入手，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呢？学界对此莫衷一是，有学者从“唯物与唯心的争论”出发，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作为依据，来说明马克思已然超越了这一争论[7]。而对于恩格斯的工作则给予否定，认为“在他那里，唯物主义本身没有超越，而只是达到了彻底化而已”[8]。对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一是马克思是否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二是恩格斯是否延续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而停留于“旧唯物主义的怀抱”？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试图转变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争论，不能再以独断论的方式去断言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而是要从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入手，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因此，对“思想有没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一问题的解答，以及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等一切哲学的怪论，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予以解决。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直接表明以“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活动方式来终止哲学上的一切怪论，但是，马克思已然关注到了这一重要的实践活动方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工业这一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并且指明了工业与科学实验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虽然人在工业实践中是以异化形式呈现出来的，但是这种工业实践依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不过，马克思意识到要想使人从异化形式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把科学实验与工业实践相结合，以此来为人的解放提供必要的准备。“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5]192-193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和自然科学是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最为重要的实践活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针对一些人把“工业和自然科学”排除在历史之外进行了批评，指出如果将历史与工业和自然科学分开，就会导致“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5]350-351而对“工业和实验”的重视，并不仅仅局限于早期文本，在马克思的成熟文本《资本论》中也有所体现。马克思还专门拿他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了比较[9]。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和科学实验才是历史真正的诞生地，才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形式。而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指明了关于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通过工业和科学实验予以回答。“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对于哲学上所谓的“‘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的问题”，可以“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5]528-529显然，从以上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然关注到了“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实践活动，并且试图从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入手，来彻底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争论。但是，由于恩格斯是以“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作为与旧唯物主义的重要区分。这就造成了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马学者，将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改造工作指认为是“物质本体论”、“自然本体论”，以此来表明恩格斯并未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究其原因，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马学者，未能把恩格斯所强调的“工业和科学实验”理解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方式，从而造成了对恩格斯的误解。在卢卡奇看来，虽然恩格斯以科学实验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作为中介来考察自然界是否有辩证运动规律的，但是，所谓的“工业和实验”并不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排除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一切起妨碍作用的不合理因素”。而工业也“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10]这与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作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内容是相背离的。这样，卢卡奇就把恩格斯所指出一条彻底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出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对立起来，也为日后“马恩对立论”找到了依据。 其實，恩格斯始终延续着马克思所强调的对“物本身”的理解和把握的方式这一思路，并试图以“工业和实验”作为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正确方式，从而终止哲学上的一切怪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对所谓的“自然本体论”进行了批评，并进一步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3]279。在恩格斯看来，“实验和工业”可以将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予以终结。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恩格斯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人工合成茜素、发现海王星——来驳斥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怪论。对于如何说明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这一问题，恩格斯意识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5]526因此，恩格斯在论证“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时，力图排除一切玄想和臆测，通过“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证明自然界是否有辩证法存在这一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实践活动，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得以确立。他指出，要想验证辩证法规律，就必须以自然界本身作为试金石。而自然科学这一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正在向我们逐步揭示自然界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至此，恩格斯通过“工业和科学实验”不仅彻底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争论，而且还证明了“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本性，使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内涵更加丰富。
所以，以上文本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试图以“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活动方式来终止哲学上的一切怪论，从而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而这一超越本身，也充分说明了他们已然转变了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方式，把“工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标准和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6]146。因此，要想对“马恩对立论”者们进行反驳，就必须对“恩格斯与马克思对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工作是否一致”这一问题予以澄清。从马克思与恩格斯改造旧唯物主义的工作可以看出，他们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为目标，从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入手，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为了实现对旧唯物主义的彻底超越，他们始终把“工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作为终止一切哲学怪论的有力武器，从而彻底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争论，为人类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图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缺乏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改造旧唯物主义工作的细致考察，更没有从真正的实践活动方式来审视恩格斯的工作，最终得出的“马恩对立”的结论，也只能是“意识的空想”和“哲学上的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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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Path： Engels’ and Marx’s Surpassing of Old Materialism
FANG Rui
（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Engels’ and Marx’s surpassing of old materialism are the sam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judgment of basic nature of Marxism philosophy. Therefore， this question needs to be clarified under contemporary academic context. Marx and Engels aim at breaking down the main defects of old materialism. Start with the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ings. They finally complete the remould of old materialism through specific practic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moulding， Engels not only sticks to the path of Marx surpassing the old materialism， but also further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 are the right way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world. Thereby he completely surpasses the philosophical argument about the arche of the world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This establishes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for human. Because western Marxists lack of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n Marx and Engels remoulding the old materialism， moreover， they never examine Engels’s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hentic practical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of opposition of Marx and Engels is just “mental fantasy” or “philosophical absurd”.
Key words： Engels; Marx; Old materialism; Completely surpass;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