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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梁漱溟与冯友兰先生自1985年末最后一次会面以后，曾有多篇文字记述议论此事。今年又有《梁漱溟与冯友兰最后一次会面》(《名人传记》，第3期)和《冯友兰与梁漱溟》(《文汇读书周报》，903号)两篇文字发表。这些文字又往往为文摘类报刊摘录转载，于是成为更多人的话题。1989年笔者参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时，日本一学者也问及此事。看来关注此次会见的还不仅是中国人。
人们多注意最后一次会见，其实"最后"是由"最初"衍续而来。因此笔者愿在谈最后一次会见之前，从最初相识入手，就个人所知，略尽一点补遗的责任。
早年一段旧缘
二人初次相识是由于什么机缘？相见于何时何地？当年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名义，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的一则布告，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文科学长告白：
本科哲学门三年级印度哲学功课，现请梁漱溟先生代授，定于本星期三日来校上课，此白。
"文科学长"即今日之文学院院长。此课原由先父请许季上先生代授，至此先父方接手，故"代授"应为"讲授"。
由此可知，先父为哲学系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而冯先生正是应修此课的三年级学生，这便是二人首次相识的机缘。相见的时间自然是先父到北大第一次登上讲台之日的那个星期三，即1917年12月5日；地点为北大某课室。关于初至北大，先父曾回忆说："我初至北大时实只24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日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时相聚于课堂者。"(《纪念蔡元培先生》，1942年)由于年齿相若，师生之间关系更近了。如现存当年先父与北大三位同学合影一张，为此先父曾写下这样的话："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与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是总觉得彼此相对是一乐事。"
只是1918年夏，冯先生即毕业离开北大，与先父相聚于课堂似不足一年，但这终究是关系到二人日后交往的一段旧缘。
民国元年(1912)先父十九岁，任《民国报》记者。当时该报妇女问题栏有三位女编辑，其中一位名任纬坤，她正是冯夫人任载坤的二姐。如此说来，先父与冯夫人的二姐为同事，又早于与冯先生相识了。由任纬坤女士，又可说到她的夫君孙炳文烈士(1927年被蒋介石以"清党"为借口杀害)，本是该报总编辑，长于先父十岁，故称之为孙大哥，正是他为先父拟"漱溟"二字为笔名，此后遂为先父所沿用，而原名"焕鼎"反为人所不知了。
收存六十余年的一封书信
先父存有早年师友书信一批，其中有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几位老前辈的若干封。为传诸后世，先父特意亲去琉璃厂加以装裱，不料因此反于日后招来灾难。1966年8月"文革"中抄家时，祖辈留下的几箱字画为红卫兵焚毁，这些信也同归于尽了。而未曾装裱过的一批，却不曾引起注意，反倒逃过了这一劫，其中即有早年冯先生寄先父书信一封。
冯先生1919年底赴美游学，此信是1922年寄自美国的。先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于1921年问世，冯先生在信中说，当得知此书出版时，"心中惊喜，渴欲一读。遍访始于山东何君思源处得一本"(何君即国民党最后一任北平市长--笔者)，可是不料"读未竟，即又为友人取去"。后来还是收到先父托人为冯先生带去的一册，"方得读尽"的。
冯先生此信甚长，约三千余言；全信可以说是一书评。在信中，冯先生直率地提出了对此书"不能赞同之点"。这是此信的主要部分。随后写道："友兰以为先生之有真知灼见者在佛孔二家之学，若只为谈二家之学之书，则真推倒一切，惟因此而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范围太广，问题太大太复杂，抽象之论未足令人即信服。"并解释说："对于先生所说有未能领会之处，先生或一笑置之，然现在所见实如此，不敢不直言。"最后又进言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关于西洋科学之书总以多看为宜。以望于先生者厚，又辱见爱，故敢随意乱谈。无论有当与否，知先生必不见罪也。"
此信先父收存六十余年之久，可算二人交谊久远的一个纪念吧。
"文革"中的一次晤谈
先父日记中有关于与冯先生交往的事，虽有记载，如"晤潘光旦、任继愈、冯芝生。"(1950年9月19日)如"冯芝生夫妇及沈有鼎等来谈。"(1951年2月21日)但多语焉不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笔者住家于北大校园内，先父惦念小孙，常来北大，因而与冯先生偶然相遇于校园中似不只一次。但值得一记的还是"文革"中的那一次。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年12月31日，先父"写发冯芝生一信"(《日记》)。信中说："回忆五十多年前，我们同在北大哲学系，当时熟友有谷锡五(源瑞)、黄仲良(文弼)；今锡五故去多年，仲良恐怕亦难健在(大约五六年前看到一面，衰老不堪矣)。难得吾二人还同在北京，更难得的是过去好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国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为始料所不及者，却竟在吾人亲历目睹中完成其转变。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岂可不一谈耶?如承同意，乞回一信，约定日期、时间、地点(颐和园如何)相会。如或一时不得其便，固不妨俟之他日耳。"其渴望晤谈之情，字里行间不难见出。
关于这次晤谈，先父事后所记只一句话："九时半去冯芝生处，谈到午饭后二时。"(1972年1月9日日记)虽甚简略，但仍可见出二位老人谈兴都颇高，不然怎会饭后似仍欲罢不能，又谈了许久呢。冯先生关于此次晤谈的回忆颇多，可补先父简略之不足。"......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梁漱溟给我来了一封信，说这是件大事，要找我谈谈。我请他到家里来。他来了，对我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了，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向往的。这说明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领导中国人民，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整个中华民族都相信这点，真是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无限的崇敬与热爱。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轲所说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先父对"国势""大大舒展开朗"，感到欢欣鼓舞是不难理解的。先父尝说，无论三十年代他从事乡村工作，或是四十年代奔走国共团结抗日，"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三十多年国内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因为"没有统一，即没有建设与进步：没有建设与进步，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可三四十年代他的种种努力，结果都成泡影。如今中国终于恢复了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这自是国家统一，国势日强的结果。面对这种形势，怎能令人不高兴呢！
对冯先生"积极"批孔极不以为然
1973年末，"批林批孔"开始。随着运动的进行，在如何对待批孔的问题上，二人的分歧无可避免的愈加深刻了。先父明确表示"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能同意"(这自然也包括对冯先生的批孔意见)；坚持"只批林，不批孔"，"即不能随从批孔"，搞顺风转舵。而冯先生，原本也是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可运动开始后，即"积极"参与批孔，发表批孔、批尊孔的讲话与论文。对冯先生如此作为，先父先是出乎所料，后是极不以为然。日记、书信中虽三言两语，也足以表明他的态度了。政协学习会上，"宣读冯芝生论文两篇。可叹！"(1973年12月5日日记)又如："赴民族宫座谈会，冯友兰，×××及一北大女生发言，一塌糊涂。"(1974年11月22日日记)1974年初，上海友人田君来信问："芝老有批孔文章......可曾寓目?"先父的答复是："他的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不值一看。"态度之严峻，可见一斑。
"批林批孔"过去约两年之后，一日先父检出冯先生那封早年来信，重读过后似不胜感慨，于是在信末页空白处，写下这样几句话：
此芝生往昔从美国寄我的一信。芝生年齿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1973年春，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1976年9月9日(印)
(原信手书见上。据日记："1973年春"应为1972年春--笔者)
由以上的话来看，批孔运动前的那次晤谈，在先父是记忧犹新；当时交谈时是何等契合，分手时是何等欢畅。可运动中的变化却大出所料，因而有"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的感叹。这感叹有多少痛惜！多少失望！
再谈二人最后一次会面
这次会见的前后经过，宗璞女士《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一文中有记载，详实可信，故现在只记其梗概如后。
为祝贺冯先生九十寿辰，北大哲学系拟于1985年12月5日召开庆祝会。冯先生则订于庆祝会前一日举办家宴，招待亲朋好友；先父也在被邀之列。
同年11月21日。宗璞女士代表冯先生，电话邀请先父出席家宴，当即为先父拒绝。同日先父即写寄冯先生一信，说明拒绝赴宴的原因是"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这是电话中不曾言明的。同时表示，"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
11月27日。冯先生寄赠《三松堂自序》。三日后收到，先父即开始阅读。
12月6日。冯先生复先父11月21日函，指出先父"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表示"《三松堂自序》一书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
12月13日。先父复冯先生6日信："芝生老同学：......《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面谈"。信末表示愿往北大会面。冯先生见信后，向宗璞女士说："还是我去看他"。
12月24日。冯先生在宗璞女士陪同下至木樨地与先父会晤，此即二位老人最后一次会面。
对上述经过，笔者只就两点细节作一点补充。
一是先父接到邀请赴宴电话时，笔者恰在一旁。只听他一再重复说："不去"、"我不去"，且面带恼怒之色。最后再次厉声说出"我不去"三字，随即重重地挂上话筒，似未容对方将话再说下去。
先父态度之如此不容商量，似不多见。江青在"文革"中常以伟大领袖的"代表"的姿态出现；在"批林批孔"运动是如此，在唐山大地震后也是如此。而在"批林批孔"中，冯先生曾积极"参与"；在地震中，江青又曾"慰问"冯先生于抗震棚中，如此之类报刊报道，人们头脑中均留有印象。"四人帮"垮台以后，随即有《评梁效某顾问》一类文字见报，文中多将江青"梁效"及其"顾问"联系起来批判，似更加证实冯先生有"谄媚江青之事"，因而先父当时拒绝赴宴，态度十分坚决。
见到冯先生对自己错误作了检讨，先父态度明显改变，这是应说明的另一点。
电话后约一周，冯先生《三松堂自序》寄到。笔者拆封后，便送到先父手中，他随即读了起来。那时先父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不时因腰痛须卧床休息。可阅读此书开始之后，用了三四天，终于将全书读完，卧床休息次数也少于往日了。用今日人们的常用词语来说，他是相当投入的了。冯先生在此书中，承认"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想说的。"如果能这样，"就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了。如此认真自我剖析，显然使先父对冯先生由极不以为然，变为可以谅解；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握面谈"；以及最后一次会面时，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又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先父一向重视交友与交友之道。他尝说：朋友之间应"以同情为根本，以了解为前提"，当指出朋友的毛病短处时，"顶要紧的是须有一种原谅的意思"，"不是只给他一个刺激就算完了"。他又尝说："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朝话》)这类憾事，就笔者所知，先父与朋友之间未曾出现过，而最后一次会面的实现表明，两位老人之间似曾一度将发生"朋友不终"的"憾事"，而终归得以避免。
令人困惑的是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后会见之后，先父仍未改变对冯先生的看法。首先，如果然如此，最后会见如何得以实现?再者，如以为此种意见仍可以成立，似不外有两种可能：一是先父碍于情面，会见时表示谅解，实际上仍心存芥蒂。先父一向以"表里如一"要求自己；批林批孔中的作为足以证明，故似不致出此。第二种可能是当时确已谅解，过后将谅解一事完全忘却。这似也不可能发生。因为由不谅解转为谅解，必伴有厌恶转为友好的情感变化，这强化了对前后两种思想认识转变的记忆，与对事物的记忆之无情感色彩者明显不同。对此，日常经验和心理学研究的答案均是肯定的。
在此处不得不提及《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应该承认此书实具有独特的贡献与影响，同时又无可讳言它确存在一些失误与缺陷。现在只举出与此困惑有关的一点。
《梁漱溟问答录》先在《人物》杂志连载，当首次刊出时(1986年)，作者于"前言"中说，他是"为保存历史资料，采用一问一答形式撰写这篇长文"的。后来此书出版时(1988年)，作者于"后记"中又有同样的说明。而读者多未注意，便"顾名思义"，根据"问答录"三字，误以为是一部一问一答的实录，其实书中"答"字之后的文字，并非必定是先父口述的记录。这样，如果内容与事实有出入，就有两种可能：由于口误，或由于笔误，此书中有关二人一次会面的记述，同样存在此问题，值得注意。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是由于口误，或由于笔误，此书所记述的先父于批林批孔开始不久，曾致函批评冯先生，并要求给予答复，以及随后二人的一次会见，都是不曾有过的，其与事实有出入，显而易见。因此，如果以与事实有出入之这一记述为依据，而有所议论评说，其结果不也将同样不免有违于事实吗?。
人们多注意最后一次会见，其实"最后"是由"最初"衍续而来。因此笔者愿在谈最后一次会见之前，从最初相识入手，就个人所知，略尽一点补遗的责任。
早年一段旧缘
二人初次相识是由于什么机缘？相见于何时何地？当年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名义，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的一则布告，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文科学长告白：
本科哲学门三年级印度哲学功课，现请梁漱溟先生代授，定于本星期三日来校上课，此白。
"文科学长"即今日之文学院院长。此课原由先父请许季上先生代授，至此先父方接手，故"代授"应为"讲授"。
由此可知，先父为哲学系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而冯先生正是应修此课的三年级学生，这便是二人首次相识的机缘。相见的时间自然是先父到北大第一次登上讲台之日的那个星期三，即1917年12月5日；地点为北大某课室。关于初至北大，先父曾回忆说："我初至北大时实只24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日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时相聚于课堂者。"(《纪念蔡元培先生》，1942年)由于年齿相若，师生之间关系更近了。如现存当年先父与北大三位同学合影一张，为此先父曾写下这样的话："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与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是总觉得彼此相对是一乐事。"
只是1918年夏，冯先生即毕业离开北大，与先父相聚于课堂似不足一年，但这终究是关系到二人日后交往的一段旧缘。
民国元年(1912)先父十九岁，任《民国报》记者。当时该报妇女问题栏有三位女编辑，其中一位名任纬坤，她正是冯夫人任载坤的二姐。如此说来，先父与冯夫人的二姐为同事，又早于与冯先生相识了。由任纬坤女士，又可说到她的夫君孙炳文烈士(1927年被蒋介石以"清党"为借口杀害)，本是该报总编辑，长于先父十岁，故称之为孙大哥，正是他为先父拟"漱溟"二字为笔名，此后遂为先父所沿用，而原名"焕鼎"反为人所不知了。
收存六十余年的一封书信
先父存有早年师友书信一批，其中有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几位老前辈的若干封。为传诸后世，先父特意亲去琉璃厂加以装裱，不料因此反于日后招来灾难。1966年8月"文革"中抄家时，祖辈留下的几箱字画为红卫兵焚毁，这些信也同归于尽了。而未曾装裱过的一批，却不曾引起注意，反倒逃过了这一劫，其中即有早年冯先生寄先父书信一封。
冯先生1919年底赴美游学，此信是1922年寄自美国的。先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于1921年问世，冯先生在信中说，当得知此书出版时，"心中惊喜，渴欲一读。遍访始于山东何君思源处得一本"(何君即国民党最后一任北平市长--笔者)，可是不料"读未竟，即又为友人取去"。后来还是收到先父托人为冯先生带去的一册，"方得读尽"的。
冯先生此信甚长，约三千余言；全信可以说是一书评。在信中，冯先生直率地提出了对此书"不能赞同之点"。这是此信的主要部分。随后写道："友兰以为先生之有真知灼见者在佛孔二家之学，若只为谈二家之学之书，则真推倒一切，惟因此而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范围太广，问题太大太复杂，抽象之论未足令人即信服。"并解释说："对于先生所说有未能领会之处，先生或一笑置之，然现在所见实如此，不敢不直言。"最后又进言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关于西洋科学之书总以多看为宜。以望于先生者厚，又辱见爱，故敢随意乱谈。无论有当与否，知先生必不见罪也。"
此信先父收存六十余年之久，可算二人交谊久远的一个纪念吧。
"文革"中的一次晤谈
先父日记中有关于与冯先生交往的事，虽有记载，如"晤潘光旦、任继愈、冯芝生。"(1950年9月19日)如"冯芝生夫妇及沈有鼎等来谈。"(1951年2月21日)但多语焉不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笔者住家于北大校园内，先父惦念小孙，常来北大，因而与冯先生偶然相遇于校园中似不只一次。但值得一记的还是"文革"中的那一次。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年12月31日，先父"写发冯芝生一信"(《日记》)。信中说："回忆五十多年前，我们同在北大哲学系，当时熟友有谷锡五(源瑞)、黄仲良(文弼)；今锡五故去多年，仲良恐怕亦难健在(大约五六年前看到一面，衰老不堪矣)。难得吾二人还同在北京，更难得的是过去好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国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为始料所不及者，却竟在吾人亲历目睹中完成其转变。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岂可不一谈耶?如承同意，乞回一信，约定日期、时间、地点(颐和园如何)相会。如或一时不得其便，固不妨俟之他日耳。"其渴望晤谈之情，字里行间不难见出。
关于这次晤谈，先父事后所记只一句话："九时半去冯芝生处，谈到午饭后二时。"(1972年1月9日日记)虽甚简略，但仍可见出二位老人谈兴都颇高，不然怎会饭后似仍欲罢不能，又谈了许久呢。冯先生关于此次晤谈的回忆颇多，可补先父简略之不足。"......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梁漱溟给我来了一封信，说这是件大事，要找我谈谈。我请他到家里来。他来了，对我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了，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向往的。这说明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领导中国人民，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整个中华民族都相信这点，真是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无限的崇敬与热爱。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轲所说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先父对"国势""大大舒展开朗"，感到欢欣鼓舞是不难理解的。先父尝说，无论三十年代他从事乡村工作，或是四十年代奔走国共团结抗日，"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三十多年国内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因为"没有统一，即没有建设与进步：没有建设与进步，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可三四十年代他的种种努力，结果都成泡影。如今中国终于恢复了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这自是国家统一，国势日强的结果。面对这种形势，怎能令人不高兴呢！
对冯先生"积极"批孔极不以为然
1973年末，"批林批孔"开始。随着运动的进行，在如何对待批孔的问题上，二人的分歧无可避免的愈加深刻了。先父明确表示"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能同意"(这自然也包括对冯先生的批孔意见)；坚持"只批林，不批孔"，"即不能随从批孔"，搞顺风转舵。而冯先生，原本也是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可运动开始后，即"积极"参与批孔，发表批孔、批尊孔的讲话与论文。对冯先生如此作为，先父先是出乎所料，后是极不以为然。日记、书信中虽三言两语，也足以表明他的态度了。政协学习会上，"宣读冯芝生论文两篇。可叹！"(1973年12月5日日记)又如："赴民族宫座谈会，冯友兰，×××及一北大女生发言，一塌糊涂。"(1974年11月22日日记)1974年初，上海友人田君来信问："芝老有批孔文章......可曾寓目?"先父的答复是："他的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不值一看。"态度之严峻，可见一斑。
"批林批孔"过去约两年之后，一日先父检出冯先生那封早年来信，重读过后似不胜感慨，于是在信末页空白处，写下这样几句话：
此芝生往昔从美国寄我的一信。芝生年齿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1973年春，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1976年9月9日(印)
(原信手书见上。据日记："1973年春"应为1972年春--笔者)
由以上的话来看，批孔运动前的那次晤谈，在先父是记忧犹新；当时交谈时是何等契合，分手时是何等欢畅。可运动中的变化却大出所料，因而有"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的感叹。这感叹有多少痛惜！多少失望！
再谈二人最后一次会面
这次会见的前后经过，宗璞女士《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一文中有记载，详实可信，故现在只记其梗概如后。
为祝贺冯先生九十寿辰，北大哲学系拟于1985年12月5日召开庆祝会。冯先生则订于庆祝会前一日举办家宴，招待亲朋好友；先父也在被邀之列。
同年11月21日。宗璞女士代表冯先生，电话邀请先父出席家宴，当即为先父拒绝。同日先父即写寄冯先生一信，说明拒绝赴宴的原因是"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这是电话中不曾言明的。同时表示，"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
11月27日。冯先生寄赠《三松堂自序》。三日后收到，先父即开始阅读。
12月6日。冯先生复先父11月21日函，指出先父"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表示"《三松堂自序》一书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
12月13日。先父复冯先生6日信："芝生老同学：......《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面谈"。信末表示愿往北大会面。冯先生见信后，向宗璞女士说："还是我去看他"。
12月24日。冯先生在宗璞女士陪同下至木樨地与先父会晤，此即二位老人最后一次会面。
对上述经过，笔者只就两点细节作一点补充。
一是先父接到邀请赴宴电话时，笔者恰在一旁。只听他一再重复说："不去"、"我不去"，且面带恼怒之色。最后再次厉声说出"我不去"三字，随即重重地挂上话筒，似未容对方将话再说下去。
先父态度之如此不容商量，似不多见。江青在"文革"中常以伟大领袖的"代表"的姿态出现；在"批林批孔"运动是如此，在唐山大地震后也是如此。而在"批林批孔"中，冯先生曾积极"参与"；在地震中，江青又曾"慰问"冯先生于抗震棚中，如此之类报刊报道，人们头脑中均留有印象。"四人帮"垮台以后，随即有《评梁效某顾问》一类文字见报，文中多将江青"梁效"及其"顾问"联系起来批判，似更加证实冯先生有"谄媚江青之事"，因而先父当时拒绝赴宴，态度十分坚决。
见到冯先生对自己错误作了检讨，先父态度明显改变，这是应说明的另一点。
电话后约一周，冯先生《三松堂自序》寄到。笔者拆封后，便送到先父手中，他随即读了起来。那时先父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不时因腰痛须卧床休息。可阅读此书开始之后，用了三四天，终于将全书读完，卧床休息次数也少于往日了。用今日人们的常用词语来说，他是相当投入的了。冯先生在此书中，承认"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想说的。"如果能这样，"就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了。如此认真自我剖析，显然使先父对冯先生由极不以为然，变为可以谅解；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握面谈"；以及最后一次会面时，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又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先父一向重视交友与交友之道。他尝说：朋友之间应"以同情为根本，以了解为前提"，当指出朋友的毛病短处时，"顶要紧的是须有一种原谅的意思"，"不是只给他一个刺激就算完了"。他又尝说："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朝话》)这类憾事，就笔者所知，先父与朋友之间未曾出现过，而最后一次会面的实现表明，两位老人之间似曾一度将发生"朋友不终"的"憾事"，而终归得以避免。
令人困惑的是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后会见之后，先父仍未改变对冯先生的看法。首先，如果然如此，最后会见如何得以实现?再者，如以为此种意见仍可以成立，似不外有两种可能：一是先父碍于情面，会见时表示谅解，实际上仍心存芥蒂。先父一向以"表里如一"要求自己；批林批孔中的作为足以证明，故似不致出此。第二种可能是当时确已谅解，过后将谅解一事完全忘却。这似也不可能发生。因为由不谅解转为谅解，必伴有厌恶转为友好的情感变化，这强化了对前后两种思想认识转变的记忆，与对事物的记忆之无情感色彩者明显不同。对此，日常经验和心理学研究的答案均是肯定的。
在此处不得不提及《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应该承认此书实具有独特的贡献与影响，同时又无可讳言它确存在一些失误与缺陷。现在只举出与此困惑有关的一点。
《梁漱溟问答录》先在《人物》杂志连载，当首次刊出时(1986年)，作者于"前言"中说，他是"为保存历史资料，采用一问一答形式撰写这篇长文"的。后来此书出版时(1988年)，作者于"后记"中又有同样的说明。而读者多未注意，便"顾名思义"，根据"问答录"三字，误以为是一部一问一答的实录，其实书中"答"字之后的文字，并非必定是先父口述的记录。这样，如果内容与事实有出入，就有两种可能：由于口误，或由于笔误，此书中有关二人一次会面的记述，同样存在此问题，值得注意。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是由于口误，或由于笔误，此书所记述的先父于批林批孔开始不久，曾致函批评冯先生，并要求给予答复，以及随后二人的一次会见，都是不曾有过的，其与事实有出入，显而易见。因此，如果以与事实有出入之这一记述为依据，而有所议论评说，其结果不也将同样不免有违于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