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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尔萨斯人口论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后即在中国社会激起阵阵涟漪。五四时期，在探索中国社会改造的征途中，围绕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如何看待中国人口问题，人们展开了一场讨论。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者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前提、解决人口问题的路径等进行了批判分析，廓清了人们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及人口问题的错误认识，揭示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不在人满为患，而在于剥削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构成了近代先进中国人探索社会改造、国家富强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资源对后来的中国人口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批判
中图分类号：c9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3-949x(2007)-04-0013-04
近代中国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相互交织，使马尔萨斯人口论传人中国后即在中国社会激起阵阵涟漪，人满为患成一时热门议题。五四时期，围绕马尔萨斯人口论，人们就如何看待中国人口问题及解决途径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拟通过剖析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探究先进中国人探索中国社会改造道路的艰难历程。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产生于十八世纪末的一种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率增加，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人口增长具有恒常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以上的趋势，“贫穷，是这法则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是最可能的结果”。消除贫困的唯一办法在于控制人口。在无情的人口法则面前，任何企求改变贫困的社会革命都不过是空想而已。为了解决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失衡，他开出了积极抑制与道德抑制两个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子。所谓积极抑制是指通过各种客观的途径进行人口的自然减员，包括产生于罪恶、苦难、战争等各种方式。道德抑制，是指通过主观努力，在道德上限制生殖本能，亦即在没有足够生活资料和养家能力时，不应该结婚生育。其后，新马尔萨斯主义在二个抑制之外又提出了避孕节育的生理抑制。
马尔萨斯人口论问世后，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伴随西学东渐，马尔萨斯人口论传人中国。1880年政治经济学教材《富国策》就介绍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维新运动期问，陈炽重译《富国策》，登载于当时颇有影响的《时务报》上。马尔萨斯人口论很快在中国社会荡起阵阵波澜。1904年《东方杂志》一卷六号转载了《警钟报》《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一文，该文开篇即说：“盖中国之治乱与人口之众寡相比例者也。中国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增加耳”。1918年，陈长蘅著《中国人口论》，依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中国人口问题作了分析，“中国今日民贫之一最大原因，厥为人民孳生太繁，地力有限，生育无限，以有限供无限，则殆。生计憔悴，岂偶然哉。今日明达之士，固云务科学、兴实业，开财源矣，然而人民生育苟不减低，则人口之增加，悟速于财富之增加，虽实业兴，财源辟，民人将贫困如故”，“故迟婚减育，实救穷最要之一术”。此书面世后，连出七版，轰动一时。1920年4月，《新青年》七卷四号刊出“人口问题”号，围绕马尔萨斯人口论展开了讨论。该期开篇文章即是顾孟余的《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文章开宗明义：“马尔塞斯学说的原理，是不能摇动的”。他还在该期的“书籍批评”栏中以书评的方式推荐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彭一湖在《论人口有增加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倾向》中指出，“我对于马尔塞斯所说人口有增加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倾向，是全然承认的”，“至于我对于人口问题的政策，从我承认马尔塞斯所说的结果，必然是主张新马尔塞斯主义”。1922年4月，美国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桑格夫人访华，在华期间，她大力宣传新马尔萨斯主义及其避孕节育，“产儿限制问题，很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当时，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连续两期刊出“生育节制问题”号，《妇女声》《时事新报》副刊(现代妇女)等有关妇女问题的报刊杂志都发表了许多“生育节制”方面的文章和译文。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流播的梗概看，许多人都倾向于接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入满之患的论调盛行一时。
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激起波澜是与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严重人口问题密切相关的。自清中叶以来，由于社会的持续稳定及食物来源的扩展，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期。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约1.4亿，乾隆十七年(1768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即达到4亿。人口的急剧增长及其带来的生计忧患，在这个以人口增殖为价值取向的国家中日渐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与焦虑，清人洪亮吉、汪士铎、薛福成等有识之士率先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思考。进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更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业已存在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与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相互交织，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侵略者大肆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以之作为发动战争的理论依据，竭力为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辩护，将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说成解决人口问题的需要，更激起了中国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探究。朱执信在<睡的人醒了>一文中就记述了当时人们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就如这次战争，人人都说，因为人口过盛，所以发生侵略政策，大势所趋，无可如何”。
马尔萨斯人口论从人口角度给出了观察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发明了贫的一种原因一即人口过剩，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社会经济学上有很大贡献”，但由此而将近代中国的人口问题都归于人口过剩，并将人口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抑制人口的观点，无疑掩盖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的实质，误导了人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五四时期，正当人们热议马尔萨斯人口论、高谈人满为患时，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李达等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其错误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列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略。
首先，马尔萨斯人口论关于人口几何级数率增长的理论前提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他们看来，人口变动不只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若按马尔萨斯几何级数率二十五年一倍，必然演绎出荒谬的结论。廖仲恺以孔子家族人口变动的史实对马尔萨斯人口规律进行了验证。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历代帝王无不对他推存备至，对他的后代也都给以保护，赐以爵位，按理说，人口增长的障碍是很少的了。如果按马尔萨斯人口几何级数率增长计算，那么当孔子死后2150年时，他的子孙当有859，559，193，106，709，670，198，710，528人，这是怎样的天文数字啊!实际情况是，他的子孙男子只有11000人，就算有同数的女子，也不过22000人，“然而与马罗达斯(即马尔萨斯)的数目，竞直差个天和地”。陈独秀明确指出，“生物底生殖力和繁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决不能拿理论上的生殖力用数 学式来武断推算的”。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口增加不过二十倍，再加上调查不精密，国土古今广狭不同，合并异族等原因，人口实际还没有二十倍，“可见马尔塞斯底人口增殖率，未免离事实太远了”。
那么，人口是如何变动的呢?李大钊根据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渐趋稳定的事实，强调指出，方今世界，各国人口不仅没有像马尔萨斯设想的那样增加，相反“愈有衰减之势，所谓减，非必年减一年，但使一年依旧，不稍增益，此其为减”，这种人口增长的平衡态势是“社会自然之趋势使之然”，决不是什么“食物之吝”，“天意有厚薄，抑或马氏之说深中英人之心”。廖仲恺也认为，文明进步，“人口增加是有个很自然的限度的”，“断不会到可怕程度”。在他们看来，人口的变动有一个自然的趋势，用不着马尔萨斯的悲天悯人与生育控制。
其次，马尔萨斯人口论将生活资料算术级数率增长理论绝对化，忽视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马尔萨斯关于生活资料算术级数率增长的依据在于土地报酬递减，即在单位土地上，当投入一定的资金、劳力时，土地产出量随之递增，但当投入的资金、劳力超过一定限度时，土地出产量不是继续递增而是递减。马尔萨斯认为这是无可改变的土地规律。批判者们依据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认为土地报酬递减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并非永恒不变。李大钊即指出，“彼土地之力，受制于报酬递减之律，亦非绝对无抗者”，“一旦文明进运，堪以其势而胜之，一时著为定律者，安见其必存耶?”。廖仲恺具体分析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动用新的科技成果改良灌溉、肥料、种子，可以通过挖掘埋藏在地下的宝藏，通过调剂余缺，满足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增长的需要，“在文明进步的国家，断不会为这缘故弄到土地所出不够养人的”。陈独秀认为，“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除了宗教上、私有财产上、非生活品的工业上等障碍，又加上科学底发达和生产技术底进步，那时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现时代的人想象得到的，何以断定他只能照算术级数的比例增加呢?”在他们看来，只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任何障碍都是可以消除的，“盖人类之智慧无涯，斯宇宙之利源无尽，苟能溶出其能，不为他务所纷，吾人脑海之中，自有广漠无垠之新大陆可寻，足供来者生存之资，正不必惴惴于杞人忧天，惟努力自进而已矣”。他们对人类前途的乐观态度与马尔萨斯的悲观论调形成了鲜明对照，激发了人们创造美好未来的热情。人口问题上这种对科学的信念与对人的能动性褒扬的思维方式，对后来人们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产生了极大影响。
最后，新老马尔萨斯主义提出的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李大钊清醒地意识到，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人口问题，相反是极为反动的。“人口问题，固应当解决，而依武力以解决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已经表明，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人口问题，相反使人口问题更形加剧，特别是“面包问题日益危迫”，可见“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proundon氏战争乃饥馑之子之言，今乃适居其反，而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他进一步分析了马尔萨斯积极抑制的危害性，“一方面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一方暗示人类以战争之难免，乃以隐中人类卑弱之心理，潜滋其食惰之根性”，既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反易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使之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麻痹人民的理论工具，其反动性是十分明显的。结合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的见闻，他说，日本政要即常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依据鼓吹对外战争，“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对积极抑制的批判，揭穿了帝国主义借马尔萨斯人口论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在当时对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道德抑制以生活资料的占有为标准，将限制生育的重心置于下层贫民身上。对此种有背道义的解决方法，陈独秀依民主主义原则予以了愤怒谴责，认为假定人口过多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济，那也没有任何道理专门限制下层贫民，而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质问道：上流富裕阶级的生存权是那里来的?为什么主张贫民没有生存权?为什么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人没有吃饭生存的权利?“依马氏这种掩护资本家底偏见，不免要发生学者良心问题”，马尔萨斯人口论背后隐藏着的阶级倾向和偏见显露无遗。
至于新马尔萨斯主义提出的避孕节育的生理抑制方法，李达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的方法，不是根本解决人口问题之道，因为“贫穷与失业，正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如果不推翻这种制度而仅提倡“产儿限制”来减轻劳动者的贫困与痛苦，“平心而论，本不能说是彻底的方法”。
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错误同时，批判者们基于对资本制度的分析，提出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认为人口问题的根源不在入满之患，而在于罪恶的剥削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不足。李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是一种相对人口过剩，而不是马尔萨斯所谓的绝对人口过剩，“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依据百年以前的生产组织立论的。近年来，生产力发展的可惊，所谓食物增加率不及人口增加率的法则，已经根本不能成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仍然存在严重人口问题，是因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是由生产与分配的制度来决定，人口问题“正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失业、贫穷等人口问题既是资本制度的结果，也资本制度存在的一个条件。为了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客观上需要有一支可随时雇佣的“劳动预备军”，这才是人口问题是的症结所在。李达的分析，准确把握了资本制度下人口问题的实质，有力地驳斥了马尔萨斯将相对人口过剩视为绝对人口过剩的谬误。
资本主义人口问题是资本制度的产物，落后的中国，人口问题是不是人口太多的缘故呢?廖仲恺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中国的人口问题也不是人多土地养他们不起的缘故，“完全是他们社会的组织，坏了他们的生产力，抢了他们产业上即酬劳的缘故”。“社会组织”的破坏，使得人民的产业到处都不得安稳，干扰了生产的正常发展、商品的正常流通，即使“在人最少的地方，也是那样的”，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决不在人满为患，“却是受政治的害”。陈独秀对复杂的人口问题了作全而分析，认为人口问题既与分配制度相关，也与生产发展程度相连。“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分配不均，一阶级人的占据有余造成了一阶级人底不足。若拿有余补不足，岂不成了‘均无贫’的社会吗?”如果到了“均产社会时代”仍感觉生活资料不足，那也不能全归因于“人口过剩”，那时还有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即“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等问题，这些都是 造成生活资料不足的原因。
人口问题的根源在于剥削制度与生产力发展不足，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自然就是变革剥削制度，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一篇称颂十月革命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文章中，提出通过制度变革来彻底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限如能打破，人人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种种的悲情、贫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李达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创造新社会的运动”才是“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较之新旧马尔萨斯主义者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当是更有效力”。在强调制度变革的同时，针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现状，陈独秀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即要“发展生产事业”，“发展交通事业”，“发达科学”，“发达生产技术”，“增加劳力底数量”等，为制度变革后人口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尽管批判了避孕节育的不彻底性，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者列避孕节育的具体方法却持基本赞同态度，认为这是社会制度变革前改善劳动者困境的一个手段。李达在<<产儿制限>中译本绪言>中指出：“处在这旧社会未倒新社会未兴的过渡时代，无产阶级往往因生育过多，酿出许多精神的物质的苦痛”，如果向他们宣传“产儿制限”的实行办法，也可以部分减轻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我是主张产儿制限的”。但要看到这只是一临时的办法，根本还在于推翻剥削制度，不能顾此失彼，忘却根本的解决，应该在宣传“产儿制限”时去“唤起他们阶级的觉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所以不赞成产儿制限，是因为不肯用这种消极的姑息手段忘却根本的改革社会的目的”。陈独秀也认为，在生产没有充分发展、分配没有实现平均的前提下，“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生活困难也可使的”。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批判者们对节制生育的认识仅停留在减轻劳动者个人痛苦的浅表层面，对人口问题的理解集中在制度变革及生产发展上，而忽略了中国人口自身的因素，显示了对中国人口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从人口发展的历程看，近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与人口自身因素有着紧密关联，不单单是经济社会制度问题。自清中叶以来中国人口呈急剧增长，而同时期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整个社会依然处在缓慢发展之中。据罗尔纲先生计算，在中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下，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存需要三亩地。由于人口骤增，自嘉庆时期起，中国人均耕地就一直低于这一最低标准，这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言，中国”迅速增加的人口，已成为这个国家发展的沉重枷锁“。考察分析中国人口问题，既要看到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也应看到人口自身的因素，忽视人口因素是不利于中国人口问题根本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一度片面认为，政治上的问题解决后，人口问题就不存在了，忽视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从而导致后来人口急增，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从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中即已显露思想渊源。
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下，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构成了先进中国人探求中国社会改造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思想解放，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造思想，诸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老马尔萨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相继传人中国，究竟什么是中国社会改造的正确理论呢?人们在探索、实践中进行着认真的比较选择。鉴于近代中国人口问题与社会危机的相互交织，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一种社会改造思想引起了很多人的广泛瞩目，特别是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桑格夫人访华，更助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传播。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不是人满为患的缘故，中国社会改造能否走节制人口的道路，如何看待认识中国人口问题，这些都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并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者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深入剖析，深刻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对于中国人民正确认识马尔萨斯人口论及中国人口问题，探索新的社会改造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李 明
关键词：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批判
中图分类号：c9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3-949x(2007)-04-0013-04
近代中国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相互交织，使马尔萨斯人口论传人中国后即在中国社会激起阵阵涟漪，人满为患成一时热门议题。五四时期，围绕马尔萨斯人口论，人们就如何看待中国人口问题及解决途径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拟通过剖析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探究先进中国人探索中国社会改造道路的艰难历程。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产生于十八世纪末的一种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率增加，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人口增长具有恒常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以上的趋势，“贫穷，是这法则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是最可能的结果”。消除贫困的唯一办法在于控制人口。在无情的人口法则面前，任何企求改变贫困的社会革命都不过是空想而已。为了解决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失衡，他开出了积极抑制与道德抑制两个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子。所谓积极抑制是指通过各种客观的途径进行人口的自然减员，包括产生于罪恶、苦难、战争等各种方式。道德抑制，是指通过主观努力，在道德上限制生殖本能，亦即在没有足够生活资料和养家能力时，不应该结婚生育。其后，新马尔萨斯主义在二个抑制之外又提出了避孕节育的生理抑制。
马尔萨斯人口论问世后，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伴随西学东渐，马尔萨斯人口论传人中国。1880年政治经济学教材《富国策》就介绍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维新运动期问，陈炽重译《富国策》，登载于当时颇有影响的《时务报》上。马尔萨斯人口论很快在中国社会荡起阵阵波澜。1904年《东方杂志》一卷六号转载了《警钟报》《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一文，该文开篇即说：“盖中国之治乱与人口之众寡相比例者也。中国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增加耳”。1918年，陈长蘅著《中国人口论》，依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中国人口问题作了分析，“中国今日民贫之一最大原因，厥为人民孳生太繁，地力有限，生育无限，以有限供无限，则殆。生计憔悴，岂偶然哉。今日明达之士，固云务科学、兴实业，开财源矣，然而人民生育苟不减低，则人口之增加，悟速于财富之增加，虽实业兴，财源辟，民人将贫困如故”，“故迟婚减育，实救穷最要之一术”。此书面世后，连出七版，轰动一时。1920年4月，《新青年》七卷四号刊出“人口问题”号，围绕马尔萨斯人口论展开了讨论。该期开篇文章即是顾孟余的《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文章开宗明义：“马尔塞斯学说的原理，是不能摇动的”。他还在该期的“书籍批评”栏中以书评的方式推荐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彭一湖在《论人口有增加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倾向》中指出，“我对于马尔塞斯所说人口有增加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倾向，是全然承认的”，“至于我对于人口问题的政策，从我承认马尔塞斯所说的结果，必然是主张新马尔塞斯主义”。1922年4月，美国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桑格夫人访华，在华期间，她大力宣传新马尔萨斯主义及其避孕节育，“产儿限制问题，很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当时，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连续两期刊出“生育节制问题”号，《妇女声》《时事新报》副刊(现代妇女)等有关妇女问题的报刊杂志都发表了许多“生育节制”方面的文章和译文。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流播的梗概看，许多人都倾向于接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入满之患的论调盛行一时。
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激起波澜是与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严重人口问题密切相关的。自清中叶以来，由于社会的持续稳定及食物来源的扩展，中国人口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期。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约1.4亿，乾隆十七年(1768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即达到4亿。人口的急剧增长及其带来的生计忧患，在这个以人口增殖为价值取向的国家中日渐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与焦虑，清人洪亮吉、汪士铎、薛福成等有识之士率先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思考。进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更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业已存在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与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相互交织，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侵略者大肆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以之作为发动战争的理论依据，竭力为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辩护，将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说成解决人口问题的需要，更激起了中国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探究。朱执信在<睡的人醒了>一文中就记述了当时人们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就如这次战争，人人都说，因为人口过盛，所以发生侵略政策，大势所趋，无可如何”。
马尔萨斯人口论从人口角度给出了观察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发明了贫的一种原因一即人口过剩，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社会经济学上有很大贡献”，但由此而将近代中国的人口问题都归于人口过剩，并将人口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抑制人口的观点，无疑掩盖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的实质，误导了人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五四时期，正当人们热议马尔萨斯人口论、高谈人满为患时，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李达等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其错误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列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略。
首先，马尔萨斯人口论关于人口几何级数率增长的理论前提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他们看来，人口变动不只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若按马尔萨斯几何级数率二十五年一倍，必然演绎出荒谬的结论。廖仲恺以孔子家族人口变动的史实对马尔萨斯人口规律进行了验证。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历代帝王无不对他推存备至，对他的后代也都给以保护，赐以爵位，按理说，人口增长的障碍是很少的了。如果按马尔萨斯人口几何级数率增长计算，那么当孔子死后2150年时，他的子孙当有859，559，193，106，709，670，198，710，528人，这是怎样的天文数字啊!实际情况是，他的子孙男子只有11000人，就算有同数的女子，也不过22000人，“然而与马罗达斯(即马尔萨斯)的数目，竞直差个天和地”。陈独秀明确指出，“生物底生殖力和繁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决不能拿理论上的生殖力用数 学式来武断推算的”。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口增加不过二十倍，再加上调查不精密，国土古今广狭不同，合并异族等原因，人口实际还没有二十倍，“可见马尔塞斯底人口增殖率，未免离事实太远了”。
那么，人口是如何变动的呢?李大钊根据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渐趋稳定的事实，强调指出，方今世界，各国人口不仅没有像马尔萨斯设想的那样增加，相反“愈有衰减之势，所谓减，非必年减一年，但使一年依旧，不稍增益，此其为减”，这种人口增长的平衡态势是“社会自然之趋势使之然”，决不是什么“食物之吝”，“天意有厚薄，抑或马氏之说深中英人之心”。廖仲恺也认为，文明进步，“人口增加是有个很自然的限度的”，“断不会到可怕程度”。在他们看来，人口的变动有一个自然的趋势，用不着马尔萨斯的悲天悯人与生育控制。
其次，马尔萨斯人口论将生活资料算术级数率增长理论绝对化，忽视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马尔萨斯关于生活资料算术级数率增长的依据在于土地报酬递减，即在单位土地上，当投入一定的资金、劳力时，土地产出量随之递增，但当投入的资金、劳力超过一定限度时，土地出产量不是继续递增而是递减。马尔萨斯认为这是无可改变的土地规律。批判者们依据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认为土地报酬递减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并非永恒不变。李大钊即指出，“彼土地之力，受制于报酬递减之律，亦非绝对无抗者”，“一旦文明进运，堪以其势而胜之，一时著为定律者，安见其必存耶?”。廖仲恺具体分析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动用新的科技成果改良灌溉、肥料、种子，可以通过挖掘埋藏在地下的宝藏，通过调剂余缺，满足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增长的需要，“在文明进步的国家，断不会为这缘故弄到土地所出不够养人的”。陈独秀认为，“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除了宗教上、私有财产上、非生活品的工业上等障碍，又加上科学底发达和生产技术底进步，那时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现时代的人想象得到的，何以断定他只能照算术级数的比例增加呢?”在他们看来，只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任何障碍都是可以消除的，“盖人类之智慧无涯，斯宇宙之利源无尽，苟能溶出其能，不为他务所纷，吾人脑海之中，自有广漠无垠之新大陆可寻，足供来者生存之资，正不必惴惴于杞人忧天，惟努力自进而已矣”。他们对人类前途的乐观态度与马尔萨斯的悲观论调形成了鲜明对照，激发了人们创造美好未来的热情。人口问题上这种对科学的信念与对人的能动性褒扬的思维方式，对后来人们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产生了极大影响。
最后，新老马尔萨斯主义提出的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李大钊清醒地意识到，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人口问题，相反是极为反动的。“人口问题，固应当解决，而依武力以解决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已经表明，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人口问题，相反使人口问题更形加剧，特别是“面包问题日益危迫”，可见“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proundon氏战争乃饥馑之子之言，今乃适居其反，而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他进一步分析了马尔萨斯积极抑制的危害性，“一方面忘却人类反抗自然之本能，一方暗示人类以战争之难免，乃以隐中人类卑弱之心理，潜滋其食惰之根性”，既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反易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使之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麻痹人民的理论工具，其反动性是十分明显的。结合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的见闻，他说，日本政要即常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依据鼓吹对外战争，“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对积极抑制的批判，揭穿了帝国主义借马尔萨斯人口论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在当时对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道德抑制以生活资料的占有为标准，将限制生育的重心置于下层贫民身上。对此种有背道义的解决方法，陈独秀依民主主义原则予以了愤怒谴责，认为假定人口过多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济，那也没有任何道理专门限制下层贫民，而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质问道：上流富裕阶级的生存权是那里来的?为什么主张贫民没有生存权?为什么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人没有吃饭生存的权利?“依马氏这种掩护资本家底偏见，不免要发生学者良心问题”，马尔萨斯人口论背后隐藏着的阶级倾向和偏见显露无遗。
至于新马尔萨斯主义提出的避孕节育的生理抑制方法，李达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的方法，不是根本解决人口问题之道，因为“贫穷与失业，正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如果不推翻这种制度而仅提倡“产儿限制”来减轻劳动者的贫困与痛苦，“平心而论，本不能说是彻底的方法”。
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错误同时，批判者们基于对资本制度的分析，提出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认为人口问题的根源不在入满之患，而在于罪恶的剥削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不足。李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是一种相对人口过剩，而不是马尔萨斯所谓的绝对人口过剩，“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依据百年以前的生产组织立论的。近年来，生产力发展的可惊，所谓食物增加率不及人口增加率的法则，已经根本不能成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仍然存在严重人口问题，是因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是由生产与分配的制度来决定，人口问题“正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失业、贫穷等人口问题既是资本制度的结果，也资本制度存在的一个条件。为了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客观上需要有一支可随时雇佣的“劳动预备军”，这才是人口问题是的症结所在。李达的分析，准确把握了资本制度下人口问题的实质，有力地驳斥了马尔萨斯将相对人口过剩视为绝对人口过剩的谬误。
资本主义人口问题是资本制度的产物，落后的中国，人口问题是不是人口太多的缘故呢?廖仲恺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中国的人口问题也不是人多土地养他们不起的缘故，“完全是他们社会的组织，坏了他们的生产力，抢了他们产业上即酬劳的缘故”。“社会组织”的破坏，使得人民的产业到处都不得安稳，干扰了生产的正常发展、商品的正常流通，即使“在人最少的地方，也是那样的”，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决不在人满为患，“却是受政治的害”。陈独秀对复杂的人口问题了作全而分析，认为人口问题既与分配制度相关，也与生产发展程度相连。“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分配不均，一阶级人的占据有余造成了一阶级人底不足。若拿有余补不足，岂不成了‘均无贫’的社会吗?”如果到了“均产社会时代”仍感觉生活资料不足，那也不能全归因于“人口过剩”，那时还有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即“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等问题，这些都是 造成生活资料不足的原因。
人口问题的根源在于剥削制度与生产力发展不足，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自然就是变革剥削制度，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一篇称颂十月革命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文章中，提出通过制度变革来彻底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限如能打破，人人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种种的悲情、贫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李达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创造新社会的运动”才是“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较之新旧马尔萨斯主义者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当是更有效力”。在强调制度变革的同时，针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现状，陈独秀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即要“发展生产事业”，“发展交通事业”，“发达科学”，“发达生产技术”，“增加劳力底数量”等，为制度变革后人口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尽管批判了避孕节育的不彻底性，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者列避孕节育的具体方法却持基本赞同态度，认为这是社会制度变革前改善劳动者困境的一个手段。李达在<<产儿制限>中译本绪言>中指出：“处在这旧社会未倒新社会未兴的过渡时代，无产阶级往往因生育过多，酿出许多精神的物质的苦痛”，如果向他们宣传“产儿制限”的实行办法，也可以部分减轻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我是主张产儿制限的”。但要看到这只是一临时的办法，根本还在于推翻剥削制度，不能顾此失彼，忘却根本的解决，应该在宣传“产儿制限”时去“唤起他们阶级的觉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所以不赞成产儿制限，是因为不肯用这种消极的姑息手段忘却根本的改革社会的目的”。陈独秀也认为，在生产没有充分发展、分配没有实现平均的前提下，“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生活困难也可使的”。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批判者们对节制生育的认识仅停留在减轻劳动者个人痛苦的浅表层面，对人口问题的理解集中在制度变革及生产发展上，而忽略了中国人口自身的因素，显示了对中国人口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从人口发展的历程看，近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与人口自身因素有着紧密关联，不单单是经济社会制度问题。自清中叶以来中国人口呈急剧增长，而同时期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整个社会依然处在缓慢发展之中。据罗尔纲先生计算，在中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下，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存需要三亩地。由于人口骤增，自嘉庆时期起，中国人均耕地就一直低于这一最低标准，这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言，中国”迅速增加的人口，已成为这个国家发展的沉重枷锁“。考察分析中国人口问题，既要看到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也应看到人口自身的因素，忽视人口因素是不利于中国人口问题根本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一度片面认为，政治上的问题解决后，人口问题就不存在了，忽视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从而导致后来人口急增，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从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中即已显露思想渊源。
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下，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构成了先进中国人探求中国社会改造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思想解放，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造思想，诸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老马尔萨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相继传人中国，究竟什么是中国社会改造的正确理论呢?人们在探索、实践中进行着认真的比较选择。鉴于近代中国人口问题与社会危机的相互交织，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一种社会改造思想引起了很多人的广泛瞩目，特别是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桑格夫人访华，更助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传播。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不是人满为患的缘故，中国社会改造能否走节制人口的道路，如何看待认识中国人口问题，这些都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并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者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深入剖析，深刻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对于中国人民正确认识马尔萨斯人口论及中国人口问题，探索新的社会改造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李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