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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鬼金”这个名字跟“轧钢厂”或“吊车司机”这些词放在一起，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光是这名字，就透着几分让人不解的诡异之气。中国有姓鬼的？听说从前有过，现在似乎没有人愿意以鬼为姓了。鬼金当然也不姓鬼，他的本名叫刘政波，跟两千年前的鬼谷先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渊源关系。据他本人说，他取名鬼金倒是跟两个早年倾慕的作家有关：一个是鬼子，一个是斯蒂芬·金。他从二人名字里各取一字，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古怪的笔名。当初在刊物上乍然见到“鬼金”二字，总觉得他应该归类到那种一脸阴郁、言语不多的诗人中去。
认识鬼金是在青创会上。甫一见面，便要跟我聊小说。他读过的外国小说似乎比我还要多，有些书名与人名我都不曾听过。他对那种名气不大却能够入得心来的作家的喜爱程度恐怕有过于托尔斯泰或狄更斯，正如他对北京某条老巷的喜爱程度有过于长安街。他通往文学的路径可能是狭窄的，却也是幽深的。后来我想，文学观的偏激恐怕跟一个人长时间囿于小地方有关。我也不例外。推己及人，也就弄明白自己跟他之间为何能谈得来。之后几年里，我们交往渐频，但我这个南方人还是听不惯他的地方口音。他跟任何人说话，都是操持一口地道的辽宁本溪话。不管对方听懂听不懂，他都照例这么讲，好像本溪话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取代普通话。嗓门也大，有时即便说斯文话也显得有几分粗豪。可是，他的粗豪里面又混合了东北人那种很有筋道的冷幽默，使他显得非但不乖张，还挺随和、厚朴。很难想象，他如果校正了自己的发音、细声细气地跟你谈论小说，会是怎样的索然无味。
鬼金通常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写作者，一个吊车司机，一个街拍者，一个涂鸦者。因此，在我看来，“鬼金”的个人世界是由这样一些事物构成的：一团色块、一些方块字、一连串省略号、一股从文字里分泌出来的黏液、一条身体化了的街道、一堆破碎的欲念、一团漆黑的情绪……鬼金之为鬼金，有他不一样的地方。这样的人，会莫名其妙地跟自己过不去：他没有战胜孤独，也没有被孤独打倒；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强大，但从不向生活示弱。
在我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鬼金应该是驾着恐龙般的吊车在工地上来回移动，铁臂舒展，不无威武之气，后来在现代文学馆的园子里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种吊车是悬在车间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平常是不能下来的。每个月他的工作日是二十二日或二十四日，每天工作八小时。有一回，他跟我谈到“四班三运转”这种上班模式时，我听了一脸茫然。他就以文字的形式作了补充解释：两个班是早七点四十接班，下午三点四十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三点四十分接班，半夜十一点四十分下班，这是两个班；之后休息一个白天，第二天半夜十一点四十分接班，至凌晨七点四十分下班，这又是两个班。每个月“四班三运转”，循例进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他这样解释之后，我还是不甚了然。于是他就很有耐心地给我画了一张草图。我问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他只吐出两字：少睡。可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坐在禁闭室一般的吊车里，如果没事可做，他就偷偷写点诗（他称之为“分个行”），偶或琢磨一些小说片段。至于看书，在工作时间是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以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头即睡，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会儿书或写点什么，算是以丰补欠吧。事实上，他完全有理由偷个懒，干点别的什么不必动脑子的活儿，但他就是喜欢跟文字打交道，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要”。这些年，他有没有可能换个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说，他这二十年多来，只有一回因为工厂效益不佳，跑出去做了几个月的记者，后来又因无法适应外面的工作环境灰溜溜地跑了回来。他长年待在钢铁与玻璃铸成的吊车里，就仿佛一只大鸟待在老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不甘就此堕落，却又无法远引高飞。因此，他的生活状态也跟身体一样，一直是悬在空中的。整整二十多年来，他从一个坐在吊车里的小屌丝，熬成了一个诸事顺其自然而不希图逆袭的老屌丝。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为文学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当吊车司机刘政波坐在吊车里，一个叫鬼金的写作者就会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以精神的形态存在着。记得有一回，有人在鲁院的文学讨论会上谈到“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这句话时，鬼金突然来了情绪，他说，他就是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那个人。他这样说时，做了一个从空中抓取什么的动作。看样子，他是真的很想飞起来。
鬼金大概不相信“灵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之勤奋，时常让我汗颜。有一年，他一口气写出了二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说，你这么疯狂地写作，不怕脑子写坏掉啊。没法子啊，鬼金说，我不写就得饿死。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好像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身后一直有一个被我们称为“不名之物”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会追上来，给他一顿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间里逃跑，骑着凳子逃跑，驾着吊车逃跑，拿着画笔逃跑，提着照相机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写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同时也是“脚中灵魂”项目发起人达利安·沃尔科夫的双脚，因为过度训练，导致脚骨错位、关节松弛，看起来像一双劳改犯的脚。如果一个高产作家的灵魂也有脚，那么，它的形状大概也是这样子吧。
鬼金没有把脑子写坏掉，但他把胃写坏掉了。他跟我一样，一直患有慢性胃病。有一回，他打开手机把自己的胃镜扫描图片指给我看，跟我一样，惨不忍睹。得胃病的人，通常会引发体质变化：一种是变瘦，如我；一种是变胖（确切地说，是虚胖），如鬼金。平日里，鬼金稍作运动，就冒虚汗。鬼金说，他一旦进入写作，内心就有一种东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气就拢不住了。大概是因为长期写作带来的焦虑，他经常犯胃病；反过来说，随着胃病的加重，一种说不清的焦虑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他缓解焦虑的法子有二：一是画画，一是摄影。
先说画画。在北京那阵子，我时常见他拎着一个照相机，到处游走，身影飘忽。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告诉我们，他近来无法待在屋子里写东西了，因此买了一盒丙烯颜料，准备作画。当晚，他就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几幅抽象的丙烯画。我看了，就跑过去看他原作，也聊了一些画家的作品。鬼金几乎没有什么美术功底，但他喜欢涂鸦，对绘画抱着一种无知之知。在我看来，他有点像那种不立文字的禅修者。鬼金跟我聊了一阵子，就撕了一页铜版纸画报，摊在地上，然后蹲在那里作起画来。短短几分钟内，一幅画就涂抹完毕。我问，就这么简单？鬼金说，就这么简单。他把刮刀递给我说，画吧，大胆地画吧，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可我面对那张画报，如同面对一具手术台上的病体，那只执刀的手一直不敢轻易落下。不要多想，他说，你别把自己当什么画家。相信自己的手，不要相信自己的脑子。脑子想得太多没用的。我在他转身抽烟的时间里，把每瓶颜料盒的颜料都一股脑儿泼洒到纸面，东抹一下，西涂一下。他吸完了烟，很认真地跟我说，刚画丙烯一般不要超过三种颜料，否则画面看上去会有点脏。随后，他让我在那幅画的一角添加了几笔。我问，看得出像什么？他眯着眼睛说，你说像什么它就是什么。我把刮刀扔到一边，相视大笑。那时候我忽然觉得，鬼金在画报上画丙烯画，跟我当年在旧报纸上写毛笔字一样，享受的大概也是一种涂鸦带来的快乐。 然后就说说鬼金的摄影。
我在鲁院期间，因为生活清闲，每天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而鬼金每天好像都要花点时间拍点什么，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种图像化的日记。我在日记里还有这样一段关于鬼金的文字：“他在房间里坐不住的时候，就想拎着相机往外面跑。下午也不例外。虽然感冒了，但还是跑出去拍照。他拍了一组树叶，叶叶皆带病色。”的确，鬼金发现自己的脑子里塞满了文字时，他就想借摄影来腾空。他喜欢“街拍”。没事的时候，就拎着个小型照相机出门，在街头晃来晃去——他好像只有在晃来晃去的状态中才能寻求内心的平衡。有时候，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带枪的西部牛仔，看到什么物事让他眼前一亮，就立即举起相机，按下快门，速度之快，殆同拔枪射击。好在他使用的是便携式小型相机，没有那种长枪大炮型相机所携带的攻击性。我曾问过他，你在街拍过程中对着陌生人拍照，作为被摄体他们不会反感？鬼金说，拍人的时候，冒犯感是常有的，不过，偷拍次数多了，出手就越来越快，一般人不会察觉的。又问，如果有人察觉？鬼金把袖子一卷说，我这块头，一般人是不敢跟我较这个劲的。随后，他又将袖子放下，作汗颜状说，其实我这身体是虚胖的。直到现在，我有空的时候仍然会浏览一下鬼金的微信，看看他拍的那些人物。某种意义上说，他拍摄的众生相，其实就是他自己。他有时就是那个穿着雨衣为来往车辆指路的老人（他戏称之为“雨中的耶稣”），那个扛着麻袋面露戚容的老妪，那个在傍晚时分对着自己拉长的影子拍照的行人，那个一手握着车把手、一手提着一张木梯骑着破旧自行车穿过工地的工人，那个高压线下表情凝重的人，那个发呆的人、精神失常的人、低头思考的人、弯腰呕吐的人、负手闲荡的人、打哈欠的人……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另一个自己。不同的自己。过去或将来的自己。除了人物，他还拍一些废墟、烟头、流浪狗、老厂房、旧画报、香蕉皮、枯叶、铁丝、同事后脑勺的一块伤疤、破碎的蛋壳、微光里的细小物事。他的镜头常常聚焦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带有私密性质的局部。荒木经惟谈论摄影时曾说过：他觉得自己就是一部私小说，只有私小说才是最接近摄影的。这句话，搁在鬼金身上，大概也不无恰切。他用小说家的眼睛拍照，用摄影家的眼睛发现故事。生活离他只有一厘米。这一厘米的相隔，正是他与生活打交道的一种方式。
鬼金就是鬼金。
他画丙烯画，就喜欢斑斓色彩；他玩街拍，就喜欢黑白二色。从这两种极端表现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他谈到创作时为何把自己称为“极端分子”。总感觉，作为吊车司机，他的形象是黑白的；而作为写作者，他的形象又是彩色的。难能可贵的是，鬼金能把两种极端统摄于一身，一点都没有违和之感，就像他的狷狂源于他的谦卑，他的敏感源于他的迟钝，他的愤怒源于他的隐忍，他的清晰源于他的混乱，他的狭隘源于他的敞开，他的坚守源于他的放弃，他的叛逆源于他的驯顺……
鬼金没有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那个写小说的鬼金驾驭着文字，超然于吊车司机刘政波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
（责任编辑：钱益清）
认识鬼金是在青创会上。甫一见面，便要跟我聊小说。他读过的外国小说似乎比我还要多，有些书名与人名我都不曾听过。他对那种名气不大却能够入得心来的作家的喜爱程度恐怕有过于托尔斯泰或狄更斯，正如他对北京某条老巷的喜爱程度有过于长安街。他通往文学的路径可能是狭窄的，却也是幽深的。后来我想，文学观的偏激恐怕跟一个人长时间囿于小地方有关。我也不例外。推己及人，也就弄明白自己跟他之间为何能谈得来。之后几年里，我们交往渐频，但我这个南方人还是听不惯他的地方口音。他跟任何人说话，都是操持一口地道的辽宁本溪话。不管对方听懂听不懂，他都照例这么讲，好像本溪话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取代普通话。嗓门也大，有时即便说斯文话也显得有几分粗豪。可是，他的粗豪里面又混合了东北人那种很有筋道的冷幽默，使他显得非但不乖张，还挺随和、厚朴。很难想象，他如果校正了自己的发音、细声细气地跟你谈论小说，会是怎样的索然无味。
鬼金通常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写作者，一个吊车司机，一个街拍者，一个涂鸦者。因此，在我看来，“鬼金”的个人世界是由这样一些事物构成的：一团色块、一些方块字、一连串省略号、一股从文字里分泌出来的黏液、一条身体化了的街道、一堆破碎的欲念、一团漆黑的情绪……鬼金之为鬼金，有他不一样的地方。这样的人，会莫名其妙地跟自己过不去：他没有战胜孤独，也没有被孤独打倒；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强大，但从不向生活示弱。
在我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鬼金应该是驾着恐龙般的吊车在工地上来回移动，铁臂舒展，不无威武之气，后来在现代文学馆的园子里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种吊车是悬在车间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平常是不能下来的。每个月他的工作日是二十二日或二十四日，每天工作八小时。有一回，他跟我谈到“四班三运转”这种上班模式时，我听了一脸茫然。他就以文字的形式作了补充解释：两个班是早七点四十接班，下午三点四十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三点四十分接班，半夜十一点四十分下班，这是两个班；之后休息一个白天，第二天半夜十一点四十分接班，至凌晨七点四十分下班，这又是两个班。每个月“四班三运转”，循例进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他这样解释之后，我还是不甚了然。于是他就很有耐心地给我画了一张草图。我问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他只吐出两字：少睡。可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坐在禁闭室一般的吊车里，如果没事可做，他就偷偷写点诗（他称之为“分个行”），偶或琢磨一些小说片段。至于看书，在工作时间是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以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头即睡，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会儿书或写点什么，算是以丰补欠吧。事实上，他完全有理由偷个懒，干点别的什么不必动脑子的活儿，但他就是喜欢跟文字打交道，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要”。这些年，他有没有可能换个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说，他这二十年多来，只有一回因为工厂效益不佳，跑出去做了几个月的记者，后来又因无法适应外面的工作环境灰溜溜地跑了回来。他长年待在钢铁与玻璃铸成的吊车里，就仿佛一只大鸟待在老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不甘就此堕落，却又无法远引高飞。因此，他的生活状态也跟身体一样，一直是悬在空中的。整整二十多年来，他从一个坐在吊车里的小屌丝，熬成了一个诸事顺其自然而不希图逆袭的老屌丝。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为文学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当吊车司机刘政波坐在吊车里，一个叫鬼金的写作者就会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以精神的形态存在着。记得有一回，有人在鲁院的文学讨论会上谈到“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这句话时，鬼金突然来了情绪，他说，他就是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那个人。他这样说时，做了一个从空中抓取什么的动作。看样子，他是真的很想飞起来。
鬼金大概不相信“灵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之勤奋，时常让我汗颜。有一年，他一口气写出了二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说，你这么疯狂地写作，不怕脑子写坏掉啊。没法子啊，鬼金说，我不写就得饿死。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好像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身后一直有一个被我们称为“不名之物”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会追上来，给他一顿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间里逃跑，骑着凳子逃跑，驾着吊车逃跑，拿着画笔逃跑，提着照相机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写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同时也是“脚中灵魂”项目发起人达利安·沃尔科夫的双脚，因为过度训练，导致脚骨错位、关节松弛，看起来像一双劳改犯的脚。如果一个高产作家的灵魂也有脚，那么，它的形状大概也是这样子吧。
鬼金没有把脑子写坏掉，但他把胃写坏掉了。他跟我一样，一直患有慢性胃病。有一回，他打开手机把自己的胃镜扫描图片指给我看，跟我一样，惨不忍睹。得胃病的人，通常会引发体质变化：一种是变瘦，如我；一种是变胖（确切地说，是虚胖），如鬼金。平日里，鬼金稍作运动，就冒虚汗。鬼金说，他一旦进入写作，内心就有一种东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气就拢不住了。大概是因为长期写作带来的焦虑，他经常犯胃病；反过来说，随着胃病的加重，一种说不清的焦虑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他缓解焦虑的法子有二：一是画画，一是摄影。
先说画画。在北京那阵子，我时常见他拎着一个照相机，到处游走，身影飘忽。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告诉我们，他近来无法待在屋子里写东西了，因此买了一盒丙烯颜料，准备作画。当晚，他就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几幅抽象的丙烯画。我看了，就跑过去看他原作，也聊了一些画家的作品。鬼金几乎没有什么美术功底，但他喜欢涂鸦，对绘画抱着一种无知之知。在我看来，他有点像那种不立文字的禅修者。鬼金跟我聊了一阵子，就撕了一页铜版纸画报，摊在地上，然后蹲在那里作起画来。短短几分钟内，一幅画就涂抹完毕。我问，就这么简单？鬼金说，就这么简单。他把刮刀递给我说，画吧，大胆地画吧，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可我面对那张画报，如同面对一具手术台上的病体，那只执刀的手一直不敢轻易落下。不要多想，他说，你别把自己当什么画家。相信自己的手，不要相信自己的脑子。脑子想得太多没用的。我在他转身抽烟的时间里，把每瓶颜料盒的颜料都一股脑儿泼洒到纸面，东抹一下，西涂一下。他吸完了烟，很认真地跟我说，刚画丙烯一般不要超过三种颜料，否则画面看上去会有点脏。随后，他让我在那幅画的一角添加了几笔。我问，看得出像什么？他眯着眼睛说，你说像什么它就是什么。我把刮刀扔到一边，相视大笑。那时候我忽然觉得，鬼金在画报上画丙烯画，跟我当年在旧报纸上写毛笔字一样，享受的大概也是一种涂鸦带来的快乐。 然后就说说鬼金的摄影。
我在鲁院期间，因为生活清闲，每天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而鬼金每天好像都要花点时间拍点什么，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种图像化的日记。我在日记里还有这样一段关于鬼金的文字：“他在房间里坐不住的时候，就想拎着相机往外面跑。下午也不例外。虽然感冒了，但还是跑出去拍照。他拍了一组树叶，叶叶皆带病色。”的确，鬼金发现自己的脑子里塞满了文字时，他就想借摄影来腾空。他喜欢“街拍”。没事的时候，就拎着个小型照相机出门，在街头晃来晃去——他好像只有在晃来晃去的状态中才能寻求内心的平衡。有时候，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带枪的西部牛仔，看到什么物事让他眼前一亮，就立即举起相机，按下快门，速度之快，殆同拔枪射击。好在他使用的是便携式小型相机，没有那种长枪大炮型相机所携带的攻击性。我曾问过他，你在街拍过程中对着陌生人拍照，作为被摄体他们不会反感？鬼金说，拍人的时候，冒犯感是常有的，不过，偷拍次数多了，出手就越来越快，一般人不会察觉的。又问，如果有人察觉？鬼金把袖子一卷说，我这块头，一般人是不敢跟我较这个劲的。随后，他又将袖子放下，作汗颜状说，其实我这身体是虚胖的。直到现在，我有空的时候仍然会浏览一下鬼金的微信，看看他拍的那些人物。某种意义上说，他拍摄的众生相，其实就是他自己。他有时就是那个穿着雨衣为来往车辆指路的老人（他戏称之为“雨中的耶稣”），那个扛着麻袋面露戚容的老妪，那个在傍晚时分对着自己拉长的影子拍照的行人，那个一手握着车把手、一手提着一张木梯骑着破旧自行车穿过工地的工人，那个高压线下表情凝重的人，那个发呆的人、精神失常的人、低头思考的人、弯腰呕吐的人、负手闲荡的人、打哈欠的人……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另一个自己。不同的自己。过去或将来的自己。除了人物，他还拍一些废墟、烟头、流浪狗、老厂房、旧画报、香蕉皮、枯叶、铁丝、同事后脑勺的一块伤疤、破碎的蛋壳、微光里的细小物事。他的镜头常常聚焦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带有私密性质的局部。荒木经惟谈论摄影时曾说过：他觉得自己就是一部私小说，只有私小说才是最接近摄影的。这句话，搁在鬼金身上，大概也不无恰切。他用小说家的眼睛拍照，用摄影家的眼睛发现故事。生活离他只有一厘米。这一厘米的相隔，正是他与生活打交道的一种方式。
鬼金就是鬼金。
他画丙烯画，就喜欢斑斓色彩；他玩街拍，就喜欢黑白二色。从这两种极端表现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他谈到创作时为何把自己称为“极端分子”。总感觉，作为吊车司机，他的形象是黑白的；而作为写作者，他的形象又是彩色的。难能可贵的是，鬼金能把两种极端统摄于一身，一点都没有违和之感，就像他的狷狂源于他的谦卑，他的敏感源于他的迟钝，他的愤怒源于他的隐忍，他的清晰源于他的混乱，他的狭隘源于他的敞开，他的坚守源于他的放弃，他的叛逆源于他的驯顺……
鬼金没有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那个写小说的鬼金驾驭着文字，超然于吊车司机刘政波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