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遍全国，为钢铁工业新基地选址

　　 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巩固和建设新中国上来。从1950年至1952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为 “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又为“一五”计划的实施做了充分的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53年6月我从苏联回到国内，这时东北工业部已经撤销。王鹤寿调到中央任重工业部部长，东北工业部的各个处大多数到了重工业部，成为重工业部的司、局。我回来后，时任重工业部钢铁局局长的刘彬给李富春写报告，要求调饶斌和我去做副局长。由于上级已决定饶斌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就决定调我到钢铁局。
　　 我到钢铁局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苏联援助项目，抓 “一五”钢铁工厂新建、扩建项目，尤其是新项目选址工作。于是我和刘彬一起，按项目计划，由北向南一个一个实地踏勘，做前期准备。
　　 我們先到太原钢铁厂，太钢是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由德国人设计建设的钢铁厂，规模虽小，品种齐全，实际是阎锡山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割据搞起来的配套钢厂。太钢有一条街，房子很漂亮，都是别墅，这是阎锡山专门为工程师们建造的，叫“工程师街”，他对太钢建设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从太钢我们又赶到包头，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华北局领导一起商量建设包钢事宜，决定调刚从苏联回来的杨维做包钢建设筹备处主任。之后我们到达龙烟铁矿和宣化炼铁厂，决定恢复宣化炼铁厂。日本人占领时在宣化建设了几座小高炉，这时早已停产，当时主要是开采烟筒山的富铁矿，运到石景山炼铁，再运回日本。我们深入到矿井实地考察，见了龙烟铁矿掘进队队长马万水（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经过深入讨论，我们决定委托龙烟铁矿矿长贾亚夫筹备恢复宣化炼铁厂。
　　 接着我们来到鞍山和本溪，在“156 项”中，鞍钢占三项（即三大工程）。因鞍钢直属重工业部领导，不属于钢铁局管，我们在那儿没有多待，即去了本溪。本钢有两个厂区， 一个是老厂区， 是20世纪初建设的两座小高炉，污染比较严重;另一个是新厂区，是日本占领时由德国人设计建设的。那时日本经济已非常困难了，建设几百立方米的高炉连个铁皮都没有，外围打上铁箍，炉内砌上耐火砖。日本人投降时把一炉铁水冻结在炉子里。我们到本溪的目的，是要从本钢抽调一批人帮助建设北满钢厂。然后我们就到了齐齐哈尔，又在哈尔滨与黑龙江省委一起，研究北满钢厂的建设问题。
　　 到北满后，刘彬因身体原因先回北京了。我继续和钢铁局基本建设处处长李非平一起到云南考察昆钢，到重庆考察重钢，到湖北考察大冶钢厂。又到武汉为武钢选厂址，为配备武钢的领导班子做调查。然后从那里顺长江而下到马鞍山。马鞍山钢铁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有十几座70立方米的小高炉，由于战争的原因已破烂不堪。我们决定组织和调动全国8—9个炼铁厂，一个厂包马钢一座小高炉， 帮助其迅速恢复生产。后来马钢的同志感慨地说，他们把全国的炼铁技术和经验都集中到一起了。
　　 最后我们到了上海，上海当时有个钢铁公司，山东南下干部王道和在那里做经理。他是个好同志，但缺少经验，经与地方商量我们调太钢厂长到上海支援他。在上海，我们重点研究了如何利用上海已有的工业基础，培养干部，发展自己，支援别人， 因为当时东部沿海环境所限，“一五” 期间，“156项”建设中上海没有新建任务。就这样，1953年下半年， 我们马不停蹄地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和日本占领时期遗留下来的这几家钢铁厂看了一遍。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为新的建设项目做准备;另一方面是配备班子，组织恢复生产。
　　 1954年一开春，苏联设计专家、技术人员陆续来华，在156个项目中，钢铁方面除了鞍钢三大工程和本钢的恢复之外，主要是包钢、武钢、热河大庙铁矿、女儿河铁合金厂和吉林铁合金厂的设计工作。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武钢和包钢的厂址选择与项目设计上。
　　 武钢厂址的选择争论较多，最后还是李先念拍的板。为了建设武钢，我们先后选了几个厂址。第一个点，选在大冶铁矿附近，地方虽开阔，但专家组组长格里高丽扬（列宁格勒设计院的专家）不赞成;第二个点，选在武昌原纸厂厂址，他也不赞成;第三个点，选在武昌长江南岸的徐家棚、油坊岭、白纸坊一带，也都被他否定了。后来我们沿着湘江流域，到长沙，这里湘江水质好，悬浮物为零，有吸引力。苏联专家组又专门去做了考察，但他们认为湘江的水质虽好，可水量少，最低水位时只能行驶500吨级的船，在这里建厂大量运输靠水运，对钢铁厂也不利，于是又放弃了长沙。同格里高丽扬踏勘来、踏勘去，他认为武钢厂址非武汉青山这块地方不可。可是青山这块地方已确定为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还是“二汽”筹备委员会主任，“二汽”又是湖北省的一个大项目。“二汽”苏联专家组组长是机械部的总顾问，听说格里高丽扬看中这个地方，他态度鲜明，寸步不让。为争这块宝地，两位专家对峙起来。机械部、冶金部都不好说话， 最后由参加“156 项工程”谈判的苏联贸易部第一副部长卡维尔决定，他是苏联的留美学生，少壮派，我们在苏联谈判时就认识，来华后我陪他转了半个中国。他出面拍板把青山厂址给了钢铁厂。但双方仍在争议，最后 “官司” 打到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听了汇报，他高瞻远瞩，考虑到钢铁工业的特殊要求， 决定把青山让给钢铁厂。为此， “二汽”的筹建工作被拖了下来。李先念的思想境界和处事方法给我留下的印象永生难忘。
　　 包钢可供选择的厂址有四个地方：一是乱水泉，那里有地下水，但不够一个大钢铁厂用;二是昆都仑河东，那里地质条件不理想;三是乌梁素海地区，但因它是黄河河套灌溉区，也被否决了;四是包钢现在的厂址，即昆都仑区。这里不但符合建钢厂的条件，而且河西宋家壕居民很少，搬迁容易。昆都仑山口有条河，厂址设在河西岸，因为地势较高，专门搞了个比河床高40米的水源地把水引上来，鉴于黄河水含沙量高，又为此建造了一个沉淀池，这样就解决了包钢供水问题。 　　 当时，包头市人口少，面积也小，站在十字路口一览无余，人们笑言：一个警察就指挥了全市的交通。包钢厂区建在郊区，比包头市大几倍。包头市的市长刘耀宗（我北大时的同学，后来调到国家经委工作）听说钢厂设在包头，高兴得不得了，自告奋勇担任包钢筹建委员会驻包头办事处主任。
　　 最为可贵的是包钢的矿山白云鄂博。白云鄂博矿是解放后发现的。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大将李靖率领大军追击突厥于塞外的铁山，铁山即今日之白云鄂博。解放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荒凉石山，是狼群出没的地方。建国初，地质队到这儿做调查，夜间队员们在工地都人手一个大木棒子，用来打狼。建设包钢时，这批人员都留在了这里，成为内蒙古地质局的骨干。1953年我同刘彬到包头选厂址时，还在山上照了张相，背景都是荒山秃岭。
　　 为大庙铁矿和锦州女儿河铁合金厂的建设，我专门去了一趟。日本占领时已开采大庙铁矿，在承德附近的双头山建设了选矿厂。我们确定利用这个基础，恢复大庙铁矿和双头山选矿厂。当时大庙铁矿是全国唯一的含钒、钛磁铁矿。时为热河省委书记的王国权将要调离，由李东冶代理书记，他们两位对开矿和建厂都很支持，还特别调黄金局局长来筹建大庙铁矿和女儿河铁合金厂。
　　 接着我们在吉林选定了吉林炭素厂（电极厂）和吉林铁合金厂的厂址，后来这两个厂成为全国最大的铁合金厂和炭素厂，大量生产硅铁、锰铁、钨铁、钼铁和炭素产品。
　　 1954年上半年，为选择钢铁、有色项目的厂址和察看已有的一些钢铁、有色企业，我陪同苏联贸易部第一副部长卡维尔先后到包头、兰州、武汉、西安、洛阳、太原、合肥、南京、上海等地，走了一圈，看了一遍。围绕重工业部主管的项目，我们集中抓了厂址和建设前的准备工作。

二、实施“156项工程”中的重工业项目

　　 “156项工程” 中有几十项是重工业项目，为此，重工业部专门成立了基本建设局，承担重工业项目的甲方工作。同时，成立建筑局，承担基本建设施工的乙方工作。我调任基本建设局局长，这个局的工作面比钢铁局宽，要把“156 项工程”中所有的重工业项目全部管起来。
　　 “156项工程”中，重工業部主管的基建项目有四大块：一钢铁、二有色、三化工、四建材。也就是说，当时的重工业部，还包括有色、化工和建材工业，像太原化工厂、吉林化工厂、甘肃白银厂、株洲硬质合金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炭素厂和抚顺铝厂等重点建设项目都要管。人手不多，工作相当紧张，个个都是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平时待在部机关的时间很少。基建项目，甲方的事情相当多，从勘察设计、设备配套（国内可配套部分）、订货，到生产准备，都是基本建设局的任务。
　　 生产准备处是基本建设局中任务比较重的一个处。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大的困难是人才奇缺。从日伪和国民党那里接收来的是个烂摊子，熟悉设备操作的人少之又少，只能靠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和举办训练班来培养。后来我们还摸索出一个办法，项目建成后从施工队伍中留下少数熟悉设备安装的人，或组织若干人从设备安装开始跟班学习。有些新设备在苏联也是刚研制出来，生产准备必须先熟悉设备的设计资料，学习新技术。施工队伍在施工的过程中，一部分一部分地完工，生产准备人员就一部分一部分地接收，接收后就开始试运转，试运转中有什么问题，是生产操作的问题，还是施工遗留的问题，都必须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对于新建工程，试运转是重要环节。“一五”期间，由于生产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好，施工质量比较高，一般说来总是一次试车成功，很少有返工。总之，生产准备过程也是为企业培养技术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过程。
　　 生产准备的另一个很重要内容就是确定原材料来源，签订原料、电力供应合同。虽说施工期间已经有电力供应了，但是开工生产还需要同电力部门签订合同。燃料也是一样，煤炭由哪里供给？是用原煤、洗煤，还是用块煤、粉煤？ 而且原料、燃料的保管也是一个大问题。
　　 基本建设局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设备订货。苏联提供的成套设备比较全，连耐火砖、石棉都拉来了。除了他们的供给之外，也有国内配套，自己制造的一些。不论国外或国内配套的设备，都要订货。基本建设局的设备处，专门负责检查、监督设备订货。做这些工作的许多人只有基础知识，连设备的样子都没有见过，需要从头学起。基本建设局有个勘察处，负责工程项目勘察工作，后来成立了勘察公司。此外，还有个设计处，负责配合苏联设计方案的落实，设计资料的收集，设计图纸的翻译，设计与施工的衔接、与设备订货的衔接。
　　 基本建设局有四位副局长。王铁云是负责钢铁方面的副局长，他原来是钢铁局的计划处长。宋尔廉是负责有色金属的副局长。吴光治是负责化工和建材的副局长。这三个副局长分管四摊子工作。另外一个常务副局长韩清泉负责综合方面的工作。局里的处不是按专业分的，而是按负责的内容来分的，除了勘察处、设计处、设备处和生产准备处之外，还有综合处，每个处里面都有四个专业的负责人。
　　 1955年这一年，我除了继续在各地踏勘厂址外，还用了很多时间写建设项目设计和厂址选择方案的说明。当时，每个项目厂址、设计都要向中央报告。批准后就是这个工厂的“出生证”。我在东北工业部写过辽宁大石桥镁矿厂设计项目报告，中央有关部门认为报告阐释得简要明晰，一目了然。1954年我参与过包钢、武钢的设计报告工作。到基建局这个任务又落到我头上，义不容辞。能够参与新中国这么多大工厂的申请“出生证”工作，回想起来仍兴奋不已。这一年的365天，我忙里忙外，都是围绕着“156项工程”转。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我们轮流列席会议。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八大报告把经济建设提到第一位上来，大家都感到经济建设的条件越来越好。
　　 八大之后重工业部一分为三，分别成立了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建材工业部。王鹤寿留在冶金部担任部长，吕东、夏耘、刘彬、高扬文等担任副部长;彭涛担任化工部部长，原重工业部化工局局长张珍任副部长;原重工业部副部长赖际发担任建材部部长，原建材局局长陈云涛担任副部长。我担任冶金部的办公厅主任，基本建设局局长由邱纯甫接任。

三、“一五”计划的成功经验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我们这些人在编制和实施计划中都是在干中学、学中干，边学边干，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一五”计划是学习苏联、结合我国实际编制的计划，在全国人民积极支持和艰苦奋战下，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是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声炮响，给我们这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饱经忧患的国家带来了希望，为新中国的富强打下了初始基础。回顾六十多年前这段往事，我仍激动不已，为有幸能够参加中华民族经济复兴大业并尽微薄之力，倍感荣幸。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走过的每一步，更不应忘记新中国是在怎样的“家底”下迈出了这艰难的第一步。现在有的人，对当时的计划经济多有微词。这也难怪，这些人对五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是淡忘就是不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迈出了那样的第一步应历史地、客观地予以分析研究。我认为，对“一五”计划有五条不能忘：
　　 第一，选择计划经济是历史的必然，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振兴经济客观的要求。我们是在战后恢复经济的基础上谋求发展的。这在好多国家中都有类似的情况。日本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时候，按照他们的国情，采用的是重化方针。我们在三年恢复的基础上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极为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行重工业优先方针。计划的重点除了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外，重中之重 就是发展重工业。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正是“一五”计划，抓准了这个重点，又经过多个“五年”，才打下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龙头的经济基础。没有燃料工业发展，不能给国民经济提供动力;没有原材料工业发展， 不能使国民经济摆脱无米之炊的状况;没有机械工业发展，不能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提供技术装备。所以，有计划地实施产业政策、建设方针，在我国当时的实际下是十分正确的。
　　 第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这是公有制的长处。尤其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举国上下艰苦奋斗、勒紧裤带，怎能迅速脱贫，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战争中被證明是以弱胜强的有力武器，在经济建设中，尤其“一五”期间也证明了它的威力。
　　 第三，新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制裁、封锁中诞生的，只有苏联伸出了援助之手。“一边倒”学苏联，形势使然。至于“学习”成绩， 作为学生，不能怪老师，“照抄照搬”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因为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就否定过去，否定这段历史，这是不对的。
　　 第四，制定计划很重要的一条原则是留有余地，即要给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留下除了他们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之外，还可以超过计划的余地。同时，制定计划一定要有可靠的自然资源做保证，要重视现有的工业基础。旧厂改造，老基地扩建，既省钱又节省时间，见效还比较快。
　　 第五，要十分重视综合利用，这一点我们认识得晚了一些。包钢白云鄂博开始只知有铁，不久后发现了稀土。1953年宋应到莫斯科时就跟我讲了一些稀土的情况，因当时我们分析手段差，还弄不清楚。后来 专门组织力量做了研究，才逐步开始开发利用。建设攀钢，如何从渣里回收钒钛，这件事应感谢钢研院院长陆达和炼铁专家周传典，是他们早在60年代带领的一批科技人员，花了很大力气，先在承德铁厂小高炉利用大庙铁矿选矿厂做钒渣提钒的试验，后又在西昌建小高炉，利用攀枝花矿渣回收钒钛，为攀钢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再如，甘肃金川镍矿含有铂、铱、钯、钌、锇等铂族元素。白银矿明朝就已开采，据说当时有矿工5000名。因白银矿是铅锌矿炼银，炼出银后渣子丢弃。渣子富含铅锌，若经处理，是可变“废”为宝的。50年代我们还在这儿发现了大量的铜矿。严格讲，综合利用的概念“一五”时已提出，但限于当时手段落后，未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