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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并非创刊于南京
陈子善的文章《韩北屏：(诗志)》(载2009年8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厘清了一些事实真相，比如，纠正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范泉所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有关《诗志》创刊时间的记载错误，避免今后以讹传讹下去，实属功德无量。不过，陈先生文章最后也有一处硬伤：
纪弦在回忆录中强调1936年10月戴望舒等主编的上海《新诗》月刊创刊是“中国新诗史上自五四以来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提出《新诗》、《诗志》和《小雅》(1936年6月创刊于南京，吴奔星等主编)“三大诗刊”一起成为“三十年代诗坛”代表的观点。
其实，《小雅》并非创刊于南京，而是当年的北平。
起初以为陈先生文中“《小雅》创刊于南京”为误植，后来发现，陈先生此文还以《<诗志>种种》为题发表于2009年7月号台北《联合文学》上，同样有“《小雅》创刊于南京”字样。联想到陈先生发表在《联合文学》上的文末有“《诗志》作者中，笔者与锡金、吴奔星有过不少交往，拜访过金克木，又与徐迟、南星、陈时和编者纪弦通过信，现在又收藏了完整的《诗志》，其中两期还是另一位编者韩北屏的签名本，雪泥鸿爪，不能不倍增沧桑之感也”之言，不难推断，陈先生的讹误估计是和他“有过不少交往”的吴奔星后来长期在南京任教和生活有关。
当然，讹误应该也和创刊于抗战前夕北平的《小雅》杂志，在历经70余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愈来愈稀缺有关。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闻一多在大后方编辑《现代诗钞》时，就遍寻不得《小雅》以及《诗志》诗刊的踪迹，将其列入“待访录”(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P346)。就连当年曾每期都给《小雅》写稿并荐稿的纪弦，在60年后创作回忆录时仍不免感叹：“《小雅》诗刊已经找不到了。但我记得，当年吴奔星和李章伯的作品，也都是在水准以上，不输给那些同时代人的。”(见《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P111)
虽然眼下《小雅》一刊难求，但不少辞书辞典都收有《小雅》的辞条。如《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337页“小雅诗社”如此介绍：
诗歌社团。1936年创立于北平。主办人吴奔星、李章伯等。该社创办《小雅》诗刊，共出6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诗作。“七七”事变后，吴奔星等人被迫离开北平，《小雅》停刊。该社活动也随之结束。
1992年书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收有“小雅”辞条：
小型诗歌刊物。1936年6月创刊于北平。吴奔星、李章伯主编。北平小雅诗社出版。双月刊。主要发表新诗创作，以促进新诗的繁荣和发展。第4期起设“短论”栏目，刊载探讨诗歌创作的理论文章。1937年3月停刊。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
《北京传统文化便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对《／J、雅》也有过介绍：
《小雅》1936年6月1日创刊于北平。由吴奔星、李章伯主编，北平小雅诗社发行。为当时华北地区唯一的专门性诗歌双月刊。在编辑上努力做到对各流派的作品一视同仁，具有较强的进步性。注重发表篇幅短小的诗篇。主要作者有吴奔星、林庚、李白凤、陈残云、锡金、柳无忌、吴兴华、路易士等。戴望舒、李金发等一些诗坛名家也在此刊发表作品。胡适、吴宓等也曾支持过该刊。至次年6月出版5、6期合刊后被查封。
姜德明在《吴奔星与小雅》(见《岁月回响》，青岛出版社，2007，P82)一文中，这样写道：
1936年6月，他在北平与李章伯主编了诗歌双月刊《小雅》。那时新文学的出版中心已在上海，北方的诗坛比较沉寂，诗刊更少见，《小雅》却应时而生，团结了如施蛰存、柳无忌、罗念生、李金发、林庚、李长之、路易士(纪弦)、锡金、韩北屏、李白凤、吴兴华等南北作家。
曾在网络上拍得3册《小雅》诗刊的藏书家谢其章，在《终刊号丛话》(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专门介绍《小雅》的一节“从爬墙草的叶上跌下”中指出：
《小雅》社址为北平宣外烂熳胡同41号，那是一条聚集诗人的古巷，也是结束新诗的地方，1937年之后，这么样的新诗不再有了。
读之，让人感慨不已，不免让人想到吴奔星在《小雅》创刊后半个世纪所写的《烂熳胡同之恋》(见《永久的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里的文字——
最最遗憾的是，当我们于“七·七”事变后仓皇撤退时，连同《小雅》诗刊的合订本、诗友们的原稿、信件以及他们赠送的诗集、诗刊，还有我的诗集《暮霭》与《春焰》的手稿，都捆扎于两个木箱内，寄存在湖南会馆长班李子仲处，谆谆叮嘱他妥善保存。谁知世事沧桑，人心叵测，我于1949年9月回到北京，首先跑到烂熳胡同湖南会馆，李子仲还在。他说所有寄存的书物，北平沦陷时都被日本鬼子抢光、烧光了……
其实，在陈先生文申所引用的《纪弦回忆录》(2001，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第一部《二分明月下》第101页、105页，就有“而在北方，由吴奔星、李章伯合编的《小雅诗刊》，也是个双月刊，创刊于同年6月”及“而在北京，创刊于1936年6月，由吴奔星、李章伯合编的《小雅》诗双月刊，究竟停刊于何时，我已不记得了”的明确记载。
题写《诗志》刊名的诗人是常白
陈子善在《韩北屏：(诗志>》一文中还表示，《诗志》双月刊“行书刊名不知出自谁人手笔”。
“诗志”二字的书写者，就是陈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和纪弦(路易士)共组菜花诗社的常白。路易土在诗集《三十前集》(上海诗领土社，1945年4月)中的“三十自述”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诗志》和《菜花诗刊》的志名制字皆系出诸常白手笔，其书法挺拔而且优美。”
身为诗人的常白是镇江人，为《纪弦回忆录》中提到的“镇扬四贤”之一，另三名是韩北屏(扬州人)、沈洛(镇江人)和在河北出生、在扬州生长和求学、视扬州为故乡的纪弦本人。尽管常白的诗作入选过《战前中国新诗选》(绿洲出版社，194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新诗赏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现代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二十世纪中国新诗选》(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等，但是关于他的生平，几乎找不到什么文字记载。
不过，《纪弦回忆录》在谈到1935年“星火文艺社”成立的情况时，对“常白”有如下叙述：
我则联合扬州、镇江一带较优秀的文艺青年，组成“星火文艺社江苏分社”，借用《苏报》副刊地位，出《星火》周刊，除我之外，主要作者有诗人常白、沈洛、韩北屏及散文作家向京江等。韩北屏家住扬州，很早就和我相识了。 常白、沈洛、向京江等皆为镇江人。在这些人之中，尤以常白和我的友谊最为深厚。而他的诗，也是这些人之中写得最好的。我每次从扬州去上海，或是从上海回扬州，倘若有在镇江留宿一夜之必要，我总是乐于住在他家里，而不住旅馆的。在他家晚餐是一大享受：大饼、牛肉、花生米和高粱酒。镇江肴肉，天下第一。但他不可能用当地名产来招待我这个贵宾，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他姓完，行三，故又名完三。完三长于金石、书法，曾给我刻过图章，写过字，可惜都弄丢了。
从中可以得知，常白是镇江人，本姓完，回族，除了写诗，还工金石、书法。当年路易士请他书写《菜花》和《诗志》的刊名，自然顺理成章。不过，人们想知道的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学青年，是什么时候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的呢?
恰好，笔者最近得到一册1944年1月出版的《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出版)，其中收录有路易士的《记常白和沈洛》一文，对他和常白的交往及交情有所交代：
常白和沈洛二诗人，皆镇江籍，和我相识已有数年，我们的友谊始自何年何月，确实的日期记不起了，大约总在1935年光景。彼时，我住扬州。镇扬一江之隔，交通便利，以是我们时有谋面晤谈的机会。《诗志》(我主编的)和《新诗》(戴望舒主编的)两诗刊上，曾发表了有他们的作品不少。他们的作风各有其可爱处。他们二人的交谊亦甚深厚。常白有“访沈洛”一诗，写得很好。
事变后，沈洛曾来上海一次，宿于我家，盘桓数日，又回镇江去了，现在他在广州，前几天有信来。至于常白的消息，则至今依然杳不可知。我很怀念他。
下面的信，……是写给常白的无法投递的信。不知他能看到否?
致常白
每当我曳着两条沉重的腿，疲惫地回到我的栖所时，我首先凝视一下的，便是那悬在壁上的，几年前你为我书了的横幅。“虽有大难不废吟哦”八个字，还有你为我刻的印章，我也时常从书桌的抽屉拿出来仔细玩味的。
现在我手边没有你的作品在，但“白木窗”、“白板门”等这一类的字汇，却常留在我的记忆里。记得你在有一首题目好象是《别古屋》的诗中，曾用到它们。那朽坏了的白木窗，你称它是多年的老伴，而当你迁入新屋后，你又愁恐着将再无一白板门为你遮断路人的眼目了。你凄凉地表现了一种人苦闲，一种生命的坎坷，在你的诗里。
我对你的作品及你的为人的第一印象是有老杜风。这个印象，至今尤深。哦，常白，你是在何方?
路易士此文写作和发表时间虽然不详，但由于《文坛史料》一书在1943年5月编定，其所选文章来自1942年1月之后的上海《中华日报》的两个副刊，可以推断该文写于1942年1月到1943年5月之间。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常白是在这段时间内销声匿迹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笔者手头有1944年《文艺世纪》杂志第1期，其中登载了常白的诗作《偶率二章》二首，诗后标明的写作时间是“1944年7月，镇江”。这是笔者所掌握到的诗人常白最后的诗篇。
常白题写刊名的《诗志》杂志第三期封面，为诗人张天授赠陈梦家签名本
其一《毁灭》：
浴于二十世纪的腥风中，
善良者亦难安贫了!
(爱拿自己的生命当酒喝)
接不住心怀狂怨，
欲伸出巨长的膀臂，
引红日贴在胸前，
我愿即此毁灭!
其二《过客》：
漠然的人群如沙漠，
我是久苦跋涉的过客，
将伴晨星于海涯，
独以我的诗篇唱给天听。
《文艺世纪》1944年9月创刊于上海，1945年2月出版了第2期，即为终刊，由杨桦、南星、路易士编辑(其实以路易士为主。路在第2期的“编辑后记”中说，“下一期春季号该轮到远在北平的南星主编了”，但并没有成为事实)。撰稿者有周作人、张资平、唐槐秋、林微音(陈代)、萧雯、田尾、许衡、沈宝基等。一度“杳不可知”的常自在《文艺世纪》上现身发表诗作，想必是对路易士“哦，常白，你是在何方”的呼唤的回应。只可惜好景不长，抗战结束，沦陷时期在上海办杂志、写文章的多数人作鸟兽散，常白这个诗坛的匆匆过客，再次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不知所终。倒是今日的现代诗歌研究者，对常白的归宿好奇不已，忍不住要学着路易士喊上一嗓子：“哦，常白，你究竟魂归何处?”
韩北屏产量不亚于纪弦吗
陈先生在《韩北屏：(诗志)》一文中还说道：
与纪弦早已名满海峡两岸诗坛不同，韩北屏现在已很少被提及，差不多要被人遗忘了。……但合编《菜花诗刊》和《诗志》是他早期新诗创作的高峰期。《诗志》三期，他每期都有新作，产量之多不亚于路易士。
因为看到陈先生文章前的一个多月，笔者正好通读过《诗志》一遍，并没有留下韩北屏在《诗志》上“产量之多不亚于路易士”的印象，于是把《诗志》拿了出来，做了一番清点，发现韩北屏虽然每期都有诗作在《诗志》上发表，但在产量上绝对不能和路易士相比。请看以下在《诗志》上发表诗作(不合译诗)较多的诗人和篇目数的统计：
路易士：第1期5首，第2期5首，第3期3首，合计13首。
吴奔星：第1期2首，第2期4首，第3期2首，合计8首。
韩北屏：第1期3首，第2期2首，第3期2首，合计7首。
沈洛：第2期4首，第3期3首，合计7首。
鸥外鸥：第1期2首，第2期2首，第3期2首，合计6首。
常白：第1期2首，第2期2首，第3期2首，合计6首。
李白凤：第2期3首，第3期2首，合计5首。
番草：第3期5首，合计5首。
侯汝华：第1期1首，第2期2首，第3期1首，合计4首。
李章伯：第1期1首，第2期1首，第3期2首，合计4首。
可以看出，在诗作的产量上，路易土无可争议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值得注意的是，在《诗志》发表诗作最多的除了纪弦所称的“镇扬四贤”外，还有共发表诗作8首的吴奔星，仅次于路易士，占第二位。
吴奔星在《诗志》上产量高居第二，无疑和他当时刚刚在北平创办《小雅》诗刊、创作激情高涨有关。当然，吴奔星和路易士诗观相近、性格投契也是原因之一。1936年7月，路易士到北平接母亲和妹妹南返，虽然只有两三天的停留，“但和诗人吴奔星、李章伯初次见面，谈诗谈文学，他们陪我玩，还请我喝酒，算是此行最愉快的一件事情”(见《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P99)。如果以诗坛团结的高度来论，那么，纪弦在《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第12章“中国新诗的收获季”中也有明确表述：
象征南北诗坛友好合作，在编辑方针上做明确表示的，应以《新诗》、《诗志》、《小雅》这三大诗刊为代表。……大多数《新诗》的作者，同时也就是《菜花诗刊》和《诗志》的作者；而给《诗志》写稿的，同时也经常给《小雅》写稿。所谓“三十年代诗坛”，我想，即以此三大诗刊为代表亦无不可。
陈子善的文章《韩北屏：(诗志)》(载2009年8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厘清了一些事实真相，比如，纠正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范泉所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有关《诗志》创刊时间的记载错误，避免今后以讹传讹下去，实属功德无量。不过，陈先生文章最后也有一处硬伤：
纪弦在回忆录中强调1936年10月戴望舒等主编的上海《新诗》月刊创刊是“中国新诗史上自五四以来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提出《新诗》、《诗志》和《小雅》(1936年6月创刊于南京，吴奔星等主编)“三大诗刊”一起成为“三十年代诗坛”代表的观点。
其实，《小雅》并非创刊于南京，而是当年的北平。
起初以为陈先生文中“《小雅》创刊于南京”为误植，后来发现，陈先生此文还以《<诗志>种种》为题发表于2009年7月号台北《联合文学》上，同样有“《小雅》创刊于南京”字样。联想到陈先生发表在《联合文学》上的文末有“《诗志》作者中，笔者与锡金、吴奔星有过不少交往，拜访过金克木，又与徐迟、南星、陈时和编者纪弦通过信，现在又收藏了完整的《诗志》，其中两期还是另一位编者韩北屏的签名本，雪泥鸿爪，不能不倍增沧桑之感也”之言，不难推断，陈先生的讹误估计是和他“有过不少交往”的吴奔星后来长期在南京任教和生活有关。
当然，讹误应该也和创刊于抗战前夕北平的《小雅》杂志，在历经70余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愈来愈稀缺有关。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闻一多在大后方编辑《现代诗钞》时，就遍寻不得《小雅》以及《诗志》诗刊的踪迹，将其列入“待访录”(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P346)。就连当年曾每期都给《小雅》写稿并荐稿的纪弦，在60年后创作回忆录时仍不免感叹：“《小雅》诗刊已经找不到了。但我记得，当年吴奔星和李章伯的作品，也都是在水准以上，不输给那些同时代人的。”(见《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P111)
虽然眼下《小雅》一刊难求，但不少辞书辞典都收有《小雅》的辞条。如《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337页“小雅诗社”如此介绍：
诗歌社团。1936年创立于北平。主办人吴奔星、李章伯等。该社创办《小雅》诗刊，共出6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诗作。“七七”事变后，吴奔星等人被迫离开北平，《小雅》停刊。该社活动也随之结束。
1992年书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收有“小雅”辞条：
小型诗歌刊物。1936年6月创刊于北平。吴奔星、李章伯主编。北平小雅诗社出版。双月刊。主要发表新诗创作，以促进新诗的繁荣和发展。第4期起设“短论”栏目，刊载探讨诗歌创作的理论文章。1937年3月停刊。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
《北京传统文化便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对《／J、雅》也有过介绍：
《小雅》1936年6月1日创刊于北平。由吴奔星、李章伯主编，北平小雅诗社发行。为当时华北地区唯一的专门性诗歌双月刊。在编辑上努力做到对各流派的作品一视同仁，具有较强的进步性。注重发表篇幅短小的诗篇。主要作者有吴奔星、林庚、李白凤、陈残云、锡金、柳无忌、吴兴华、路易士等。戴望舒、李金发等一些诗坛名家也在此刊发表作品。胡适、吴宓等也曾支持过该刊。至次年6月出版5、6期合刊后被查封。
姜德明在《吴奔星与小雅》(见《岁月回响》，青岛出版社，2007，P82)一文中，这样写道：
1936年6月，他在北平与李章伯主编了诗歌双月刊《小雅》。那时新文学的出版中心已在上海，北方的诗坛比较沉寂，诗刊更少见，《小雅》却应时而生，团结了如施蛰存、柳无忌、罗念生、李金发、林庚、李长之、路易士(纪弦)、锡金、韩北屏、李白凤、吴兴华等南北作家。
曾在网络上拍得3册《小雅》诗刊的藏书家谢其章，在《终刊号丛话》(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专门介绍《小雅》的一节“从爬墙草的叶上跌下”中指出：
《小雅》社址为北平宣外烂熳胡同41号，那是一条聚集诗人的古巷，也是结束新诗的地方，1937年之后，这么样的新诗不再有了。
读之，让人感慨不已，不免让人想到吴奔星在《小雅》创刊后半个世纪所写的《烂熳胡同之恋》(见《永久的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里的文字——
最最遗憾的是，当我们于“七·七”事变后仓皇撤退时，连同《小雅》诗刊的合订本、诗友们的原稿、信件以及他们赠送的诗集、诗刊，还有我的诗集《暮霭》与《春焰》的手稿，都捆扎于两个木箱内，寄存在湖南会馆长班李子仲处，谆谆叮嘱他妥善保存。谁知世事沧桑，人心叵测，我于1949年9月回到北京，首先跑到烂熳胡同湖南会馆，李子仲还在。他说所有寄存的书物，北平沦陷时都被日本鬼子抢光、烧光了……
其实，在陈先生文申所引用的《纪弦回忆录》(2001，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第一部《二分明月下》第101页、105页，就有“而在北方，由吴奔星、李章伯合编的《小雅诗刊》，也是个双月刊，创刊于同年6月”及“而在北京，创刊于1936年6月，由吴奔星、李章伯合编的《小雅》诗双月刊，究竟停刊于何时，我已不记得了”的明确记载。
题写《诗志》刊名的诗人是常白
陈子善在《韩北屏：(诗志>》一文中还表示，《诗志》双月刊“行书刊名不知出自谁人手笔”。
“诗志”二字的书写者，就是陈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和纪弦(路易士)共组菜花诗社的常白。路易土在诗集《三十前集》(上海诗领土社，1945年4月)中的“三十自述”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诗志》和《菜花诗刊》的志名制字皆系出诸常白手笔，其书法挺拔而且优美。”
身为诗人的常白是镇江人，为《纪弦回忆录》中提到的“镇扬四贤”之一，另三名是韩北屏(扬州人)、沈洛(镇江人)和在河北出生、在扬州生长和求学、视扬州为故乡的纪弦本人。尽管常白的诗作入选过《战前中国新诗选》(绿洲出版社，194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新诗赏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现代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二十世纪中国新诗选》(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等，但是关于他的生平，几乎找不到什么文字记载。
不过，《纪弦回忆录》在谈到1935年“星火文艺社”成立的情况时，对“常白”有如下叙述：
我则联合扬州、镇江一带较优秀的文艺青年，组成“星火文艺社江苏分社”，借用《苏报》副刊地位，出《星火》周刊，除我之外，主要作者有诗人常白、沈洛、韩北屏及散文作家向京江等。韩北屏家住扬州，很早就和我相识了。 常白、沈洛、向京江等皆为镇江人。在这些人之中，尤以常白和我的友谊最为深厚。而他的诗，也是这些人之中写得最好的。我每次从扬州去上海，或是从上海回扬州，倘若有在镇江留宿一夜之必要，我总是乐于住在他家里，而不住旅馆的。在他家晚餐是一大享受：大饼、牛肉、花生米和高粱酒。镇江肴肉，天下第一。但他不可能用当地名产来招待我这个贵宾，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他姓完，行三，故又名完三。完三长于金石、书法，曾给我刻过图章，写过字，可惜都弄丢了。
从中可以得知，常白是镇江人，本姓完，回族，除了写诗，还工金石、书法。当年路易士请他书写《菜花》和《诗志》的刊名，自然顺理成章。不过，人们想知道的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学青年，是什么时候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的呢?
恰好，笔者最近得到一册1944年1月出版的《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出版)，其中收录有路易士的《记常白和沈洛》一文，对他和常白的交往及交情有所交代：
常白和沈洛二诗人，皆镇江籍，和我相识已有数年，我们的友谊始自何年何月，确实的日期记不起了，大约总在1935年光景。彼时，我住扬州。镇扬一江之隔，交通便利，以是我们时有谋面晤谈的机会。《诗志》(我主编的)和《新诗》(戴望舒主编的)两诗刊上，曾发表了有他们的作品不少。他们的作风各有其可爱处。他们二人的交谊亦甚深厚。常白有“访沈洛”一诗，写得很好。
事变后，沈洛曾来上海一次，宿于我家，盘桓数日，又回镇江去了，现在他在广州，前几天有信来。至于常白的消息，则至今依然杳不可知。我很怀念他。
下面的信，……是写给常白的无法投递的信。不知他能看到否?
致常白
每当我曳着两条沉重的腿，疲惫地回到我的栖所时，我首先凝视一下的，便是那悬在壁上的，几年前你为我书了的横幅。“虽有大难不废吟哦”八个字，还有你为我刻的印章，我也时常从书桌的抽屉拿出来仔细玩味的。
现在我手边没有你的作品在，但“白木窗”、“白板门”等这一类的字汇，却常留在我的记忆里。记得你在有一首题目好象是《别古屋》的诗中，曾用到它们。那朽坏了的白木窗，你称它是多年的老伴，而当你迁入新屋后，你又愁恐着将再无一白板门为你遮断路人的眼目了。你凄凉地表现了一种人苦闲，一种生命的坎坷，在你的诗里。
我对你的作品及你的为人的第一印象是有老杜风。这个印象，至今尤深。哦，常白，你是在何方?
路易士此文写作和发表时间虽然不详，但由于《文坛史料》一书在1943年5月编定，其所选文章来自1942年1月之后的上海《中华日报》的两个副刊，可以推断该文写于1942年1月到1943年5月之间。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常白是在这段时间内销声匿迹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笔者手头有1944年《文艺世纪》杂志第1期，其中登载了常白的诗作《偶率二章》二首，诗后标明的写作时间是“1944年7月，镇江”。这是笔者所掌握到的诗人常白最后的诗篇。
常白题写刊名的《诗志》杂志第三期封面，为诗人张天授赠陈梦家签名本
其一《毁灭》：
浴于二十世纪的腥风中，
善良者亦难安贫了!
(爱拿自己的生命当酒喝)
接不住心怀狂怨，
欲伸出巨长的膀臂，
引红日贴在胸前，
我愿即此毁灭!
其二《过客》：
漠然的人群如沙漠，
我是久苦跋涉的过客，
将伴晨星于海涯，
独以我的诗篇唱给天听。
《文艺世纪》1944年9月创刊于上海，1945年2月出版了第2期，即为终刊，由杨桦、南星、路易士编辑(其实以路易士为主。路在第2期的“编辑后记”中说，“下一期春季号该轮到远在北平的南星主编了”，但并没有成为事实)。撰稿者有周作人、张资平、唐槐秋、林微音(陈代)、萧雯、田尾、许衡、沈宝基等。一度“杳不可知”的常自在《文艺世纪》上现身发表诗作，想必是对路易士“哦，常白，你是在何方”的呼唤的回应。只可惜好景不长，抗战结束，沦陷时期在上海办杂志、写文章的多数人作鸟兽散，常白这个诗坛的匆匆过客，再次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不知所终。倒是今日的现代诗歌研究者，对常白的归宿好奇不已，忍不住要学着路易士喊上一嗓子：“哦，常白，你究竟魂归何处?”
韩北屏产量不亚于纪弦吗
陈先生在《韩北屏：(诗志)》一文中还说道：
与纪弦早已名满海峡两岸诗坛不同，韩北屏现在已很少被提及，差不多要被人遗忘了。……但合编《菜花诗刊》和《诗志》是他早期新诗创作的高峰期。《诗志》三期，他每期都有新作，产量之多不亚于路易士。
因为看到陈先生文章前的一个多月，笔者正好通读过《诗志》一遍，并没有留下韩北屏在《诗志》上“产量之多不亚于路易士”的印象，于是把《诗志》拿了出来，做了一番清点，发现韩北屏虽然每期都有诗作在《诗志》上发表，但在产量上绝对不能和路易士相比。请看以下在《诗志》上发表诗作(不合译诗)较多的诗人和篇目数的统计：
路易士：第1期5首，第2期5首，第3期3首，合计13首。
吴奔星：第1期2首，第2期4首，第3期2首，合计8首。
韩北屏：第1期3首，第2期2首，第3期2首，合计7首。
沈洛：第2期4首，第3期3首，合计7首。
鸥外鸥：第1期2首，第2期2首，第3期2首，合计6首。
常白：第1期2首，第2期2首，第3期2首，合计6首。
李白凤：第2期3首，第3期2首，合计5首。
番草：第3期5首，合计5首。
侯汝华：第1期1首，第2期2首，第3期1首，合计4首。
李章伯：第1期1首，第2期1首，第3期2首，合计4首。
可以看出，在诗作的产量上，路易土无可争议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值得注意的是，在《诗志》发表诗作最多的除了纪弦所称的“镇扬四贤”外，还有共发表诗作8首的吴奔星，仅次于路易士，占第二位。
吴奔星在《诗志》上产量高居第二，无疑和他当时刚刚在北平创办《小雅》诗刊、创作激情高涨有关。当然，吴奔星和路易士诗观相近、性格投契也是原因之一。1936年7月，路易士到北平接母亲和妹妹南返，虽然只有两三天的停留，“但和诗人吴奔星、李章伯初次见面，谈诗谈文学，他们陪我玩，还请我喝酒，算是此行最愉快的一件事情”(见《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P99)。如果以诗坛团结的高度来论，那么，纪弦在《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第12章“中国新诗的收获季”中也有明确表述：
象征南北诗坛友好合作，在编辑方针上做明确表示的，应以《新诗》、《诗志》、《小雅》这三大诗刊为代表。……大多数《新诗》的作者，同时也就是《菜花诗刊》和《诗志》的作者；而给《诗志》写稿的，同时也经常给《小雅》写稿。所谓“三十年代诗坛”，我想，即以此三大诗刊为代表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