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是，同一条湘江，在古代和近代却养出了不同的湖南人。清朝中叶以前，湖南人在国史上罕有表现。但到了近代，湖南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出了14位总督和13位巡抚。特别是到了共和国开国，湖南人的表现更加突出，十大元帅中湖南人占了3位。
　　同一方水土为何会有如此转变？这与湘江流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势有关。
　　秦汉时期，首都位于关中，外贸港口以北部湾为主，湘江流域正处在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联线上，交通地位十分重要。
　　历史上，北方人口一次次的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东汉有不少地方官在南方，特别是在湘江流域推行教化，传播儒家文化理念。如任桂阳郡（治所在今郴州市）太守的卫飒，由于当地风俗与蛮夷相近，他到任后便兴办学校，并改变当地不合儒家理念的婚俗。
　　尽管当时湘江流域的文化发展水平有限，但势头很可喜。可惜在魏晋后，由于外贸港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一势头急转直下，湘江流域渐渐沦为人们眼中的文化边疆。直到明代开通滇、黔以后，云南、贵州往来中原都要取道湖南，由此湖南的地位大为上升。到清朝中叶以后，湖南人才辈出，所以当太平天国席卷长江中下游，清廷四面楚歌时，湖南才能力挽狂澜。
　　历史上，湘江对湖南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楚学离中原而独行”。这句话出自著名湘籍文人熊希龄，所谓“中原”并不是指地理位置上的中原，而是指清代学术主流，意思是湖南的学问自成风格。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到：“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
　　当一种学术思潮风行天下，而湖南却未受影响，这是为什么？
　　这与湘江的水系结构有关。在湘江和长江之间隔着一个洞庭湖，说起洞庭湖，人们总会想起“烟波浩淼”这样美好的词藻。可是，在传统的水运条件下，它严重阻碍了交通。尤其是明代的湖南士子，由于要到湖北武昌去应试，洞庭湖的存在让他们极度苦恼。
　　所以清初两湖分省时，“分闱”（湖南单独举行乡试）成为湖南士子的重要诉求。从地方官吁请分闱的一份奏折，可以看出湖南士子的苦恼。奏折写道：“洞庭之水，自夏初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每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
　　几番上奏之后，雍正皇帝决定让湖南、湖北分闱。从此，湖南士子不必远涉就能应试，但这也强化了湘江流域的封闭，形成“楚学离中原而独行”的局面。
　　此外，湘江流域的封闭对湖南人的思维也有极大的影响。
　　史学者蔡尚思说：“戊戌运动，维新派的谭嗣同、樊锥等，和守旧派的王先谦、叶德辉等，都是湖南人；辛亥起义，湖南首先响应，而头一个为满清殉节的将官黄忠浩也是湖南人；洪宪称帝，最拥护帝制的筹安会领袖杨度和最反对帝制的讨袁军领袖蔡锷，也同是湖南人。”
　　为何这两个极端的思想能荟萃于湖南？
　　这同样是环境的封闭造成的。环境封闭，信息较为滞后，必然有不少陈旧的观念。而当一个人接触到外界，如果他理性对待，就会有所改变。以湖南人的性格，如果具备这样的态度，就会走在最前列。近代那些开风气之先的湖南人，大都受到这样一种心理驱动。
　　而湖南人要受到新的文化刺激，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走出去，即“出湖”。著名湘籍史学家陈旭麓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童年，常听长辈说某某‘出湖’了，那是说他有了出息。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叫‘出湖’，过了许多年，才知道‘湖’是指洞庭，‘出湖’就是出洞庭湖。”他的话也反映了那时从湖南走出去是很难的。
　　如今，“出湖”早已不是问题。令人忧虑的反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地域文化该如何传承。我相信，山水有灵，湖南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传统，仍将一如既往地对湖南儿女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