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晚清年间以参与戊戌变法而享誉史册。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在近代史上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作为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晚年对医学科学的信赖、对医生的理解，至今令人敬佩。
　　1926年，梁启超因尿血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诊断后，误以为他的右肾生瘤，于是便对他施行了右肾切除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十分通情达理，并无苛责。他写信向子女们劝解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好在做了之后身子并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对于当时报刊上对“协和”的攻击，梁启超惟恐因此损害“协和”的名声，影响其他人对医学和其他科学的信任。他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医院辩解，肯定协和医院的医疗是有效的，他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从前每次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尔一见。从前红得可怕，现在偶发的时候，颜色也很淡。我自己细细地试验，大概走路稍多，或睡眠不足，便一定带血，只要静养，便与常人无异。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要为我忧念。”
　　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医院。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肾’，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手术后，梁启超看病还是去协和医院。1928年11月27日，积劳成疾的梁启超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启超去世。他留给家人的嘱咐是：“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我国著名医史学家、80岁的程之范老先生指出：“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态度，主要是考虑到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再者，以梁启超的名望、地位，协和医院不可能故意给他误诊。但梁启超先生对协和医院的这种宽容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