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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话语能力是新时期文化强国战略和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命题，不但关乎国家经济利益，而且是彰显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国家话语能力提升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统一，在新的时代，它又迎合了解构西方话语的客观诉求。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把握住坚定信心、明确方向、注重细节三个导向，通过加强文化自信、回应世界诉求、把握渠道细节等对国家话语能力进行高效建构。
关键词：文化强国；话语能力；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81-06
文化强国是国家文化实力的展现，如今，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换已经成为文化自信的最高呼声，文化强国也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既要“形于中”也要“发于外”，也就是既要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也要传播好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由此可见，提高国家话语能力对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关系到文化强国战略的成败。
一、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对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意义
“国家话语能力，是各种国家话语主体建构和理解国家话语、扮演国家话语角色的能力。”②从话语的沟通功能来看，国家话语能力要素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输出信息的能力，包括建构话语、表达话语的能力；二是接受信息的能力，包括理解、辨别、反馈信息的能力。以此来看，国家话语能力既包括国内政策、法规、舆情导向的调控能力，也包括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价值阐释、国家立场表达的能力，同时还包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体现出来的应变智慧等。在文化强国的视域下，它具有更深层次的表征。
1.话语能力是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实力即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前我们所说的文化应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是中华民族长期锤炼的文化品格，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如今，各国之间的对抗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比拼，还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对决。在和平年代，文化实力更是各国强国战略的重点，它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话语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内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调控能力，对外体现着一个国家的交往能力。对内而言，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国家如何阐释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如何解释好国家的政策理念，如何恰当地应对突发性事件，如何有效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些都需要国家话语主体完善话语表达。对外而言，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文化精髓是经过历史检验而形成的人类遗产。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华文化是神秘而晦涩的。在国际交往中，我们需要将中华文化价值清晰地表达出来，进而获得世界的理解、尊重甚至推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文化交锋中获得话语主动权。所以，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国家话语能力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系构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事实上，长期以来，很多文化强国一直都把话语实力作为文化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例如，“二战”后，美国一直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渗透其文化价值理念，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如今美国大片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美国文化强国的战略“红利”，也是其国家话语能力成功提升的一个反映。国家文化实力的抗争主要就体现在国家话语能力上，如果话语处于“无语”或者“失语”状态，那么再好的文化也不会有吸引力和战斗力。话语已成为和平年代全球软实力竞争的主要手段，就像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在我们试图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要取得长期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具备传播民主的能力。我们必须向世界传达自由社会的好处。但如果不具备沟通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上述努力都是徒劳的。”③
2.话语能力是关乎国家经济利益的软实力
话语能力关乎民族未来，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能为国家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话语是传播思想的重要载体，是构筑文化霸权的工具，相比于军事冷兵器的直接对决，话语是一种更高级的“殖民”手段。在任何一个时代，国强则话语强，国弱则话语弱。盛唐时期，中国是闻名世界的经济强国，中国话语自然也是世界的强势声音，近代的英国、当代的美国，也是同样的例子。以此来看，国家经济基础对话语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话语自然就有力度，同样，国家的话语能力足够强大，也能直接为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它能以话语为工具带来经济利益上的倾斜。例如，当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时常打着维护公共道德、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幌子，制造一些“节能减排标准”限制其他国家进行资源开发和氧化气体的排放，这对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然不利；对于早已抢占资源先机完成工业转型的发达国家来说，却带来了实在的经济收益。他们通过制造国际舆论给发展中国家施压，迫使其购买他们多余的“排放指标”进而凭空获取经济上的收益。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通过成功实施话语战略获取了高额的经济收益。
当话语主体处于“平等”对话位置时，谁的话语构建能力突出，谁的经济收益就明显。例如，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以可爱、珍贵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象征。然而，美国《功夫熊猫》系列动画电影却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直接票房收益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是美国国家话语实力的体现，他们巧妙地借用中国文化符号，增加了其话语的亲和力和宣传力，在商业市场上，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当然，在取得丰厚经济回报的同时，《功夫熊猫》还宣扬了“美国梦”的价值追求以及美国人所崇尚的“自由”“创新”“幽默”等本土文化。
如今，世界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很严峻的现实。各个国家在资源争夺上的话语交锋愈演愈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的话语占据了上风，谁就能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直接受益，因为它带来的是经济的回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商品走出国门有时会受到“刁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话语能力还需要提高和完善。 3.话语能力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显性标志
国家话语的践行主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群体，一类是媒体，主要指官媒，一类是普通民众。国家话语的践行主体主要还是指政府群体，他们的话语质量决定了国家的国际形象。国家话语能力是执政党自身素质的主要体现，也是其执政能力的综合反映。
首先，话语能力反映着执政党带领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话语能力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反映，落后的国家即使话语交往能力强大，也不会获得太多的实际话语权。所以，想要提升话语能力，就必须先发展本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这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也是话语能力的物质基础。就像在体育比赛中，一个不能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即使阐释出再多的理论，也不会引起别人在意。所以，对于话语主体来说，想要拥有话语权，硬实力是基础。
其次，话语能力是执政党政治成熟的体现。中国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的一元指导思想。如何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公众宣扬政治理念，向世界传播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对执政党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其理论认识程度的客观反映。话语能力体现在执政党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通过对文化价值的辩证选择和理解，以客观、生动、多样的良性修辞来构建文化价值的真理模型的能力，这体现了执政党对政治理论的阐释能力。
最后，话语能力体现了执政党处理文化和政治关系的能力。虽然文化和政治都是社会公共财富，都为维持社会秩序服务，但是政治的客体具有等级划分，统筹着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关系，文化则表现出普遍性。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对文化的认识和利用，康德说：“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④成熟的政治能很好地重塑文化，包括制度、法律、道德观念等，也就是执政党推崇的“意识形态”。执政能力的成熟在于执政者能尊重传统文化，完善意识形态的正当逻辑。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增强了主流价值的政治信仰，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对抗非主流思潮方面，也是一种有力的话语回击。
二、文化强国视域下国家话语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
话语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塑造时代精神的文化力量。在文化强国视域下审视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要从内在动力、外在目标和衍生诉求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中国当代文化强国的话语实践，既是中华文化塑造时代价值的自我觉醒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努力承担相应文化责任的双重驱动效果，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强有力回应。
1.内生动力：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⑤。以哲学的视角来看，文化自觉和国家话语属于同一结构之中，它们之间存在哲学上的能动关系。
一方面，文化自觉决定了国家话语的性质。文化是由人的能动作用而有方向发展的精神选择，它不能脱离人的作用而“野蛮”生长。文化自觉是人对文化的反省和认知过程，它是内在的行为，而话语是由文化作为底蕴的外化行为，文化自觉决定了文化发展的趋势。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先进时，国家话语自然就充满了活力，并富有时代气息；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滞后时，国家话语也会失语。晚清时期，中华文化拒绝汲取西方先进文化的新鲜“血液”，自觉意志受到动摇，自觉过程受阻，导致国家话语式微，这从深层次来看也是文化自觉出现了问题。
另一方面，文化自觉决定了话语的发展方向。诚然，话语是文化的载体，国家话语更是主流文化的外化工具，它受到文化属性的制约，话语的发展方向会顺应文化的发展趋势。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引以为自豪的文明遗产，然而在“文革”时期它却被视为糟粕，那是因为我们文化选择的方向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理性地对待西方文化，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精神，使文化自觉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话语文化内涵。
所以，文化自觉是文化的清醒和价值选择，决定了文化的根本性质，同样，它也推动了国家话语的走向和话语能力的提升。
2.外在导向：文化强国
国家话语能力是文化强国战略的一部分。中华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在不同民族与地域的融合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和吸引力，同时也不乏独特个性和神秘特征。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如今中国要实现文化强国战略，在国家话语实践上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纠正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认识。目前，中国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使我们更加坚信价值追求的正确性，对于诋毁主流意识的负面思潮，我们要冷静对待，据理力驳。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交锋中，没有占据优势，晚清的落后文化在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交锋中被击得一败涂地。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要在历史的打磨中经历蜕变，不断发展，一时的失利会让一个民族更清醒地思考自身文化的成长。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评判某种文化的走向，但是发展中国还得靠我们自己的文化，只不过这种文化需要不断开拓新的成长空间。
文化强国是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真理逻辑。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立国、强国的理念。中华文化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更新，如今中华文化又在追求现代化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和完善，这也赋予了国家话语新的活力和内容。现在的中国文化自信程度大大提高，在话语实践上，我们要重视自身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性，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守住我们的文化优势，努力实现文化强国。
3.衍生诉求：解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
“文化霸权”的理论是意大利前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首先提出来的，是指“国家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理论，加强并运用文化理论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过程”⑥。当今时代，西方国家在政治霸权意志的驱动下，不断加强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渗透和影响，企图通过建立文化霸权话语来助力自己在政治上的话语垄断。为了维护文化安全，增强我国的国家话语权，必须提升我们的话语能力，并以此来解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逐渐意识到文化将成为新的“殖民”工具，因为它的渗透力更强、更持久，不仅能在内在思想上影响人类，而且具有隐蔽性和正当性。为抑制某个地区出现异己的声音，美国不断加强自己的文化霸权话语建设，特别是近些年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使美国文化霸权话语的正当性面临着挑战。这更刺激了美国文化霸权话语建设的积极性，把“自由、民主”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美国梦”新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动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耗费巨资加大宣传力度。例如：“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VOA），每周对华的普通话广播为84小时，藏语广播为28小时，粤语广播为14小时”⑦。从当前中国的“留学热”以及满大街的“洋品牌”广告（诸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国文化话语的宣传力度和影响。为此，我们必须相应地提高中国国家话语的能力，用自己的优势文化和话语来证明“中国事业”的正当性，用“中国梦”对抗“美国梦”，解构并且打破西方文化话语藩篱。
三、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实践考量
在时代背景和多种逻辑诉求之下，在文化强国战略的布局引领下，国家话语能力建构始终要把握住基础性、方向性、细节性三个导向，即以加强文化自信提升内聚力为基础，以面向世界回应诉求为方向，以注重细节强化实践为关键。
1.加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内聚力
厚重的文化底蕴是国家话语能力提升的根基，在国家话语能力建构时，要加强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磨炼和考验中，铸就了中庸务实、厚德载物、自信自强等光辉品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并且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创新和传承，并没有脱离中华文化的“根”，没有丢掉中华文化的“魂”，它使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时代生机。以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是国家话语能力提升的精神支点。中华文化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虽然在近代的中西文化交锋中受到短暂的冲击和挤压，但这也为中华文化的突破和成长提供了新的契机，如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赋予了中华文化新的特质，给中华民族指明了新的精神追求方向。重焕生机的中华文化正在蓬勃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厚重文化底蕴上茁壮成长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在国家话语能力建构时，我们要坚守文化自信的基础，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清它的历史脉络，讲清它的时代价值，讲清它的实践优势，让世界了解、弄懂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为促进世界文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回应世界诉求，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破解力
在世界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崛起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在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和人民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充满好奇或渴望，如“中国靠什么崛起，怎么崛起”，这是呼唤的声音；也有的充满质疑或误解，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这是否定的声音。面对如此复杂的声音，中国必须向世界传播好自己的声音，让世界了解一个完整、真实、立体的中国。我们不仅要敢于发声，而且要善于发声，积极回应这些诉求，有针对性地对国家话语能力进行高效建构，以破解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挤压。
一方面，要迎合呼唤，以分享的态度建构国家话语能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同志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⑧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陈出新、锐意进取，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60余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模式”通过国际间的横向对比同样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所以，无论是纵向的巨大飞跃，还是横向的综合比较，“中国模式”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同，不但给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且也为整个世界提供了借鉴模式和转变的契机。世界渴望了解“中国模式”，希望能用“中国方案”来解决自身问题。这是世界对中国话语能力提升的呼唤，他们希望中国能坦诚地讲清楚、讲透彻“中国模式”。中华文化历来主张“开放、共享”，“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⑨。中国将继续坚持合作共赢，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积极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向世界讲明白、讲透彻“中国模式”。
另一方面，要破解质疑，以真诚的态度建构国家话语能力。人类历史已经由各个国家孤立的发展过渡到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阶段，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因此，世界各国都想通过树立自己的话语权威来影响其他国家，这也是现代西方国家话语建构一直围绕西方“中心论”的原因。面对此种形势，我们要把握两点，第一，要辩证地聆听西方国家的声音，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⑩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来的，是经过革命和实践反复检验和矫正的正确道路，也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而选择和创造的，它们同样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诉求，它们会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优越性。这是我们在面对质疑时要坚定的信念，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
另外，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和平基础之上的崛起，中国不会推行强权政治，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更不会靠欺压其他国家来满足本国利益。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之路，在开放战略的引领下推行“正和博弈”，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商发展良策，积极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公正合理的发展，这是中国向世界的庄重承诺。在建构国家话语能力时，我们要适时发声，善于发声，积极解构负面话语，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完整的中国形象。 3.注重细节把握，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实践力
在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具体实践上，要以国家为主导，注重吻合时代特征，以话语影响的有效性、长久性为目标，多维度进行把握。
首先，以政府和官媒为重要渠道，在话语能力建构时，要注重使用国际修辞，以国外能理解和接受的修辞来表达中国理念。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表述。2014年，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在讨论知识的重要性时指出：“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B112015年，他在津巴布韦《先驱报》上发表题为《让中津友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的署名文章，借用津巴布韦谚语“一根柴火煮不熟萨杂”表达中巴要友好相处，共同扶持。2016年，他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说：“埃及谚语说：‘比时间永恒的是金字塔。’在我看来，最永恒的是埃及人民崇尚变革、追求自由的伟大精神。”B12作为国家话语的重要践行主体——国家元首，习近平同志所表达的话语既拉近了与外国听众的距离，用外国人民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表达了中国亲切、友好的价值理念，自然赢得一致好评。同时，这对国家话语的创新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官媒特别是以面向海外人群为主的媒体，在进行话语建构时，也要注重以国际修辞阐释中国故事，避免民族主义的过分张扬，用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效宣扬中国优长。
其次，以国家为主导发展文化产业，扶植文化产品输出。好的文化产品能成为国家话语的重要载体，是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一种重要模式，富有中国神韵和特质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会对国家话语能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近些年《舌尖上的中国》《故宫》《长征》等纪录片的推出，不但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也掀起多股“中国风”。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多年以来，中国不少优秀文化作品、商业产品等在走出国门后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翻译工程没有国际化。所以，推动翻译工程国际化，也是国家话语能力建构应该关注的重点。
再次，加大对外人才交流，推动“信使”工程发展。对于中国和外国的情况，如果由亲身体验过的人来讲，其真实性和可信性会大大提高，话语效果也会更加显著。这就需要国家大力推动人才交流，特别是留学生的交流。另外，如何使外国人理解并接受中国的文化精粹，如何使中国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这也需要“中国通”做好阐释和宣传工作。中国学生走出去，外国学生走进来，互相体验，用亲身感受来说话，远比空洞的说教更有说服力。留学生将中国的发展变化、优秀文化传递给各国人民，同时，中国“海归”人员也可以向国人“现身说法”，客观、真实地传递国外的信息，这些“信使”的话语力量是巨大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打造“中国品牌”，丰富、完善“信使”的话语素材。“中国品牌”既可以是物质品牌，也可以是精神品牌，还可以是商业品牌或公益形象。品牌意识能唤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觉醒，可以通过政府、民间组织、公众等共同发挥作用，让“中国品牌”成为可以信赖和信仰的潮流元素，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这会对提升国家话语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重视网络渠道，加强对国民的教育，培养公众的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素养。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网络作为信息媒介已经使数字产品传播越来越国际化，Facebook、微信、YouTube等媒介手段，使个体的话语能够在瞬间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这需要公众增强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意识，使民众充分认识到个体话语也是国家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说的不说，不会说的不乱说，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积极阐释中国文化精髓，积极展现中国优长，为国家形象和话语能力提升贡献力量。
总之，文化强国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也是我们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的体现，以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地位的硬支撑，就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话语能力，用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心声，弘扬中国优长。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7页。
②陈汝东：《论国家话语能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③王淳：《安全诉求与认同危机：论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重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
④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3页。
⑤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4页。
⑥张骥、刘中民：《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5页。
⑦朱威烈：《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⑧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B11B12《习近平引用的外国名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月26日。
责任编辑：采 薇
关键词：文化强国；话语能力；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81-06
文化强国是国家文化实力的展现，如今，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换已经成为文化自信的最高呼声，文化强国也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既要“形于中”也要“发于外”，也就是既要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也要传播好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由此可见，提高国家话语能力对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关系到文化强国战略的成败。
一、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对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意义
“国家话语能力，是各种国家话语主体建构和理解国家话语、扮演国家话语角色的能力。”②从话语的沟通功能来看，国家话语能力要素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输出信息的能力，包括建构话语、表达话语的能力；二是接受信息的能力，包括理解、辨别、反馈信息的能力。以此来看，国家话语能力既包括国内政策、法规、舆情导向的调控能力，也包括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价值阐释、国家立场表达的能力，同时还包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体现出来的应变智慧等。在文化强国的视域下，它具有更深层次的表征。
1.话语能力是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实力即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前我们所说的文化应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是中华民族长期锤炼的文化品格，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如今，各国之间的对抗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比拼，还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对决。在和平年代，文化实力更是各国强国战略的重点，它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话语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内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调控能力，对外体现着一个国家的交往能力。对内而言，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国家如何阐释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如何解释好国家的政策理念，如何恰当地应对突发性事件，如何有效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些都需要国家话语主体完善话语表达。对外而言，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文化精髓是经过历史检验而形成的人类遗产。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华文化是神秘而晦涩的。在国际交往中，我们需要将中华文化价值清晰地表达出来，进而获得世界的理解、尊重甚至推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文化交锋中获得话语主动权。所以，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国家话语能力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系构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事实上，长期以来，很多文化强国一直都把话语实力作为文化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例如，“二战”后，美国一直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渗透其文化价值理念，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如今美国大片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美国文化强国的战略“红利”，也是其国家话语能力成功提升的一个反映。国家文化实力的抗争主要就体现在国家话语能力上，如果话语处于“无语”或者“失语”状态，那么再好的文化也不会有吸引力和战斗力。话语已成为和平年代全球软实力竞争的主要手段，就像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在我们试图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要取得长期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具备传播民主的能力。我们必须向世界传达自由社会的好处。但如果不具备沟通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上述努力都是徒劳的。”③
2.话语能力是关乎国家经济利益的软实力
话语能力关乎民族未来，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能为国家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话语是传播思想的重要载体，是构筑文化霸权的工具，相比于军事冷兵器的直接对决，话语是一种更高级的“殖民”手段。在任何一个时代，国强则话语强，国弱则话语弱。盛唐时期，中国是闻名世界的经济强国，中国话语自然也是世界的强势声音，近代的英国、当代的美国，也是同样的例子。以此来看，国家经济基础对话语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话语自然就有力度，同样，国家的话语能力足够强大，也能直接为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它能以话语为工具带来经济利益上的倾斜。例如，当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时常打着维护公共道德、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幌子，制造一些“节能减排标准”限制其他国家进行资源开发和氧化气体的排放，这对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然不利；对于早已抢占资源先机完成工业转型的发达国家来说，却带来了实在的经济收益。他们通过制造国际舆论给发展中国家施压，迫使其购买他们多余的“排放指标”进而凭空获取经济上的收益。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通过成功实施话语战略获取了高额的经济收益。
当话语主体处于“平等”对话位置时，谁的话语构建能力突出，谁的经济收益就明显。例如，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以可爱、珍贵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象征。然而，美国《功夫熊猫》系列动画电影却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直接票房收益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是美国国家话语实力的体现，他们巧妙地借用中国文化符号，增加了其话语的亲和力和宣传力，在商业市场上，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当然，在取得丰厚经济回报的同时，《功夫熊猫》还宣扬了“美国梦”的价值追求以及美国人所崇尚的“自由”“创新”“幽默”等本土文化。
如今，世界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很严峻的现实。各个国家在资源争夺上的话语交锋愈演愈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的话语占据了上风，谁就能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直接受益，因为它带来的是经济的回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商品走出国门有时会受到“刁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话语能力还需要提高和完善。 3.话语能力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显性标志
国家话语的践行主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群体，一类是媒体，主要指官媒，一类是普通民众。国家话语的践行主体主要还是指政府群体，他们的话语质量决定了国家的国际形象。国家话语能力是执政党自身素质的主要体现，也是其执政能力的综合反映。
首先，话语能力反映着执政党带领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话语能力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反映，落后的国家即使话语交往能力强大，也不会获得太多的实际话语权。所以，想要提升话语能力，就必须先发展本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这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也是话语能力的物质基础。就像在体育比赛中，一个不能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即使阐释出再多的理论，也不会引起别人在意。所以，对于话语主体来说，想要拥有话语权，硬实力是基础。
其次，话语能力是执政党政治成熟的体现。中国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的一元指导思想。如何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公众宣扬政治理念，向世界传播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对执政党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其理论认识程度的客观反映。话语能力体现在执政党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通过对文化价值的辩证选择和理解，以客观、生动、多样的良性修辞来构建文化价值的真理模型的能力，这体现了执政党对政治理论的阐释能力。
最后，话语能力体现了执政党处理文化和政治关系的能力。虽然文化和政治都是社会公共财富，都为维持社会秩序服务，但是政治的客体具有等级划分，统筹着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关系，文化则表现出普遍性。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对文化的认识和利用，康德说：“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④成熟的政治能很好地重塑文化，包括制度、法律、道德观念等，也就是执政党推崇的“意识形态”。执政能力的成熟在于执政者能尊重传统文化，完善意识形态的正当逻辑。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增强了主流价值的政治信仰，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对抗非主流思潮方面，也是一种有力的话语回击。
二、文化强国视域下国家话语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
话语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塑造时代精神的文化力量。在文化强国视域下审视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要从内在动力、外在目标和衍生诉求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中国当代文化强国的话语实践，既是中华文化塑造时代价值的自我觉醒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努力承担相应文化责任的双重驱动效果，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强有力回应。
1.内生动力：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⑤。以哲学的视角来看，文化自觉和国家话语属于同一结构之中，它们之间存在哲学上的能动关系。
一方面，文化自觉决定了国家话语的性质。文化是由人的能动作用而有方向发展的精神选择，它不能脱离人的作用而“野蛮”生长。文化自觉是人对文化的反省和认知过程，它是内在的行为，而话语是由文化作为底蕴的外化行为，文化自觉决定了文化发展的趋势。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先进时，国家话语自然就充满了活力，并富有时代气息；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滞后时，国家话语也会失语。晚清时期，中华文化拒绝汲取西方先进文化的新鲜“血液”，自觉意志受到动摇，自觉过程受阻，导致国家话语式微，这从深层次来看也是文化自觉出现了问题。
另一方面，文化自觉决定了话语的发展方向。诚然，话语是文化的载体，国家话语更是主流文化的外化工具，它受到文化属性的制约，话语的发展方向会顺应文化的发展趋势。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引以为自豪的文明遗产，然而在“文革”时期它却被视为糟粕，那是因为我们文化选择的方向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理性地对待西方文化，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精神，使文化自觉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话语文化内涵。
所以，文化自觉是文化的清醒和价值选择，决定了文化的根本性质，同样，它也推动了国家话语的走向和话语能力的提升。
2.外在导向：文化强国
国家话语能力是文化强国战略的一部分。中华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在不同民族与地域的融合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和吸引力，同时也不乏独特个性和神秘特征。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如今中国要实现文化强国战略，在国家话语实践上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纠正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认识。目前，中国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使我们更加坚信价值追求的正确性，对于诋毁主流意识的负面思潮，我们要冷静对待，据理力驳。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交锋中，没有占据优势，晚清的落后文化在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交锋中被击得一败涂地。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要在历史的打磨中经历蜕变，不断发展，一时的失利会让一个民族更清醒地思考自身文化的成长。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评判某种文化的走向，但是发展中国还得靠我们自己的文化，只不过这种文化需要不断开拓新的成长空间。
文化强国是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真理逻辑。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立国、强国的理念。中华文化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更新，如今中华文化又在追求现代化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和完善，这也赋予了国家话语新的活力和内容。现在的中国文化自信程度大大提高，在话语实践上，我们要重视自身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性，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守住我们的文化优势，努力实现文化强国。
3.衍生诉求：解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
“文化霸权”的理论是意大利前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首先提出来的，是指“国家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理论，加强并运用文化理论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过程”⑥。当今时代，西方国家在政治霸权意志的驱动下，不断加强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渗透和影响，企图通过建立文化霸权话语来助力自己在政治上的话语垄断。为了维护文化安全，增强我国的国家话语权，必须提升我们的话语能力，并以此来解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逐渐意识到文化将成为新的“殖民”工具，因为它的渗透力更强、更持久，不仅能在内在思想上影响人类，而且具有隐蔽性和正当性。为抑制某个地区出现异己的声音，美国不断加强自己的文化霸权话语建设，特别是近些年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使美国文化霸权话语的正当性面临着挑战。这更刺激了美国文化霸权话语建设的积极性，把“自由、民主”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美国梦”新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动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耗费巨资加大宣传力度。例如：“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VOA），每周对华的普通话广播为84小时，藏语广播为28小时，粤语广播为14小时”⑦。从当前中国的“留学热”以及满大街的“洋品牌”广告（诸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国文化话语的宣传力度和影响。为此，我们必须相应地提高中国国家话语的能力，用自己的优势文化和话语来证明“中国事业”的正当性，用“中国梦”对抗“美国梦”，解构并且打破西方文化话语藩篱。
三、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实践考量
在时代背景和多种逻辑诉求之下，在文化强国战略的布局引领下，国家话语能力建构始终要把握住基础性、方向性、细节性三个导向，即以加强文化自信提升内聚力为基础，以面向世界回应诉求为方向，以注重细节强化实践为关键。
1.加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内聚力
厚重的文化底蕴是国家话语能力提升的根基，在国家话语能力建构时，要加强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磨炼和考验中，铸就了中庸务实、厚德载物、自信自强等光辉品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并且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创新和传承，并没有脱离中华文化的“根”，没有丢掉中华文化的“魂”，它使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时代生机。以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是国家话语能力提升的精神支点。中华文化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虽然在近代的中西文化交锋中受到短暂的冲击和挤压，但这也为中华文化的突破和成长提供了新的契机，如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赋予了中华文化新的特质，给中华民族指明了新的精神追求方向。重焕生机的中华文化正在蓬勃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厚重文化底蕴上茁壮成长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在国家话语能力建构时，我们要坚守文化自信的基础，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清它的历史脉络，讲清它的时代价值，讲清它的实践优势，让世界了解、弄懂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为促进世界文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回应世界诉求，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破解力
在世界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崛起逐渐引起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在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和人民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充满好奇或渴望，如“中国靠什么崛起，怎么崛起”，这是呼唤的声音；也有的充满质疑或误解，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这是否定的声音。面对如此复杂的声音，中国必须向世界传播好自己的声音，让世界了解一个完整、真实、立体的中国。我们不仅要敢于发声，而且要善于发声，积极回应这些诉求，有针对性地对国家话语能力进行高效建构，以破解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挤压。
一方面，要迎合呼唤，以分享的态度建构国家话语能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同志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⑧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陈出新、锐意进取，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60余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模式”通过国际间的横向对比同样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所以，无论是纵向的巨大飞跃，还是横向的综合比较，“中国模式”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同，不但给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而且也为整个世界提供了借鉴模式和转变的契机。世界渴望了解“中国模式”，希望能用“中国方案”来解决自身问题。这是世界对中国话语能力提升的呼唤，他们希望中国能坦诚地讲清楚、讲透彻“中国模式”。中华文化历来主张“开放、共享”，“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⑨。中国将继续坚持合作共赢，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积极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向世界讲明白、讲透彻“中国模式”。
另一方面，要破解质疑，以真诚的态度建构国家话语能力。人类历史已经由各个国家孤立的发展过渡到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阶段，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因此，世界各国都想通过树立自己的话语权威来影响其他国家，这也是现代西方国家话语建构一直围绕西方“中心论”的原因。面对此种形势，我们要把握两点，第一，要辩证地聆听西方国家的声音，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⑩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来的，是经过革命和实践反复检验和矫正的正确道路，也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而选择和创造的，它们同样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诉求，它们会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优越性。这是我们在面对质疑时要坚定的信念，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
另外，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和平基础之上的崛起，中国不会推行强权政治，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更不会靠欺压其他国家来满足本国利益。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之路，在开放战略的引领下推行“正和博弈”，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商发展良策，积极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公正合理的发展，这是中国向世界的庄重承诺。在建构国家话语能力时，我们要适时发声，善于发声，积极解构负面话语，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完整的中国形象。 3.注重细节把握，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实践力
在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具体实践上，要以国家为主导，注重吻合时代特征，以话语影响的有效性、长久性为目标，多维度进行把握。
首先，以政府和官媒为重要渠道，在话语能力建构时，要注重使用国际修辞，以国外能理解和接受的修辞来表达中国理念。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表述。2014年，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在讨论知识的重要性时指出：“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B112015年，他在津巴布韦《先驱报》上发表题为《让中津友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的署名文章，借用津巴布韦谚语“一根柴火煮不熟萨杂”表达中巴要友好相处，共同扶持。2016年，他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说：“埃及谚语说：‘比时间永恒的是金字塔。’在我看来，最永恒的是埃及人民崇尚变革、追求自由的伟大精神。”B12作为国家话语的重要践行主体——国家元首，习近平同志所表达的话语既拉近了与外国听众的距离，用外国人民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表达了中国亲切、友好的价值理念，自然赢得一致好评。同时，这对国家话语的创新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官媒特别是以面向海外人群为主的媒体，在进行话语建构时，也要注重以国际修辞阐释中国故事，避免民族主义的过分张扬，用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效宣扬中国优长。
其次，以国家为主导发展文化产业，扶植文化产品输出。好的文化产品能成为国家话语的重要载体，是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一种重要模式，富有中国神韵和特质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会对国家话语能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近些年《舌尖上的中国》《故宫》《长征》等纪录片的推出，不但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也掀起多股“中国风”。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多年以来，中国不少优秀文化作品、商业产品等在走出国门后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翻译工程没有国际化。所以，推动翻译工程国际化，也是国家话语能力建构应该关注的重点。
再次，加大对外人才交流，推动“信使”工程发展。对于中国和外国的情况，如果由亲身体验过的人来讲，其真实性和可信性会大大提高，话语效果也会更加显著。这就需要国家大力推动人才交流，特别是留学生的交流。另外，如何使外国人理解并接受中国的文化精粹，如何使中国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这也需要“中国通”做好阐释和宣传工作。中国学生走出去，外国学生走进来，互相体验，用亲身感受来说话，远比空洞的说教更有说服力。留学生将中国的发展变化、优秀文化传递给各国人民，同时，中国“海归”人员也可以向国人“现身说法”，客观、真实地传递国外的信息，这些“信使”的话语力量是巨大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打造“中国品牌”，丰富、完善“信使”的话语素材。“中国品牌”既可以是物质品牌，也可以是精神品牌，还可以是商业品牌或公益形象。品牌意识能唤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觉醒，可以通过政府、民间组织、公众等共同发挥作用，让“中国品牌”成为可以信赖和信仰的潮流元素，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这会对提升国家话语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重视网络渠道，加强对国民的教育，培养公众的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素养。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网络作为信息媒介已经使数字产品传播越来越国际化，Facebook、微信、YouTube等媒介手段，使个体的话语能够在瞬间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这需要公众增强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意识，使民众充分认识到个体话语也是国家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说的不说，不会说的不乱说，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积极阐释中国文化精髓，积极展现中国优长，为国家形象和话语能力提升贡献力量。
总之，文化强国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目标，也是我们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的体现，以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地位的硬支撑，就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话语能力，用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心声，弘扬中国优长。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7页。
②陈汝东：《论国家话语能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③王淳：《安全诉求与认同危机：论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重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
④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3页。
⑤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4页。
⑥张骥、刘中民：《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5页。
⑦朱威烈：《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⑧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B11B12《习近平引用的外国名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月26日。
责任编辑：采 薇